章子怡艷照與長平真相
司馬南
那個著名的長平，又出來嚇唬人了。
他擺出一幅智者的架式居高臨下地教育讀者，“如果我們認識到每個人都有很多身份認同的真相與幻覺，每一個真相與幻覺又各不相同，那就能理解人們對同一問題的不同反應了”——長平先生未免以偏概全了，閣下自己的身份是多變的多樣的，別人未必乃與君同。
對自己的身份，中國人大都沒有任何懷疑，自然也就不會產生出什么幻覺來，不但對中國人的身份不疑，亦復中國之心不變，中國之情不改，斯人、斯情、斯心，乃為生之意義，活之價值。
長平先生拿著電影《天啟四騎士》說事。他道，章子怡在影片中扮演的色囚角色被拍下成疊艷照并在洋人面前屈膝調情，中國大陸的人因此憤怒了，中國人認為章子怡喪盡尊嚴，辱我中華。長平先生自敘自評，認為“這是一個把民族主義情緒用到極端的例子”。
筆者不知道有這部電影的上映，中國觀眾迄今尚未見到這部片子，長平先生從哪里知道中國大陸的人因此憤怒了，并爆發出極端民族主義極端情緒呢？
我的一位朋友不無認真地說，長平先生或是在替這部電影做“營銷廣告”吧？這部片子目前只在臺灣地區上映，內地根本沒播，依照內地的電影審查標準，該片未必能播出。所謂“中國觀眾對章子怡在片中給老外下跪拍艷照的事不滿，斥責章子怡丟臉損害國家的尊嚴”，這種說法相當可疑。
筆者以為，朋友這樣的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低估了長平先生的志向與境界。長平們絕不是拿一點小錢，就肯給人家做廣告的一般意義上的商人。長平們好似《潛伏》中的李涯，胸有大目標，服從大戰略，研究大背景，慣于大動作，豈是操槍弄棍混吃混喝的小人物？
君不見自2008年老和尚鬧事起，長平先生義旗高舉在南方言論率先突破？君不見其受阻后，打悲情牌索性豁出去破罐破摔？君不見《南方周末》每每把評論版的核心位置、專門施與給長平，以此引導輿論？
這一次，長平揪住“章子怡下跪”的事，以批民族主義為借口，對愛國主義進行羞辱，不過是他頻繁發起的沖鋒行動之一。
長平說，批評章子怡在片子中給洋人下跪，是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使然，而對這種民族主義言論進行反批評的言論，也屬于極端的民族主義。長平的理由是，這些反批評者僅僅把章子怡的行為理解為演戲是不夠的。長平先生令人吃驚極端深刻的見解是，章子怡在生活中真的如此（指對洋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跪而叩之）也不應該遭到批評。
長平先生指責“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不在乎個體的和別國的尊嚴，而只在乎單方面的抽象的國家的尊嚴”。他的立論是：中國人應該在乎“個體的人的尊嚴和別國的尊嚴”，而“抽象的中國的國家尊嚴”恰恰是不值得在乎的
在筆者看來，即使真有大陸的網友通過某種途徑看到了這部電影，并對章子怡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膝、調情下跪提出批評意見，充其量不過是民間自發的影評而已，沒有必要上升到“極端民族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攻擊和嘲諷。
網民難道沒有對一部電影的好壞，包括演員表演的成功與否作出評論的權利嗎？一向標榜崇尚個人自由，強調個人權利的長平先生，為什么不肯給中國網民一點起碼的自由，比如評論一部電影的自由呢？
長平先生為證明民族主義情緒可惡，把顯然荒謬的觀點巧妙地嫁接到到中國人身上，他說中國民族主義者有這樣的訴求：國人不該對外國人下跪。
跪與不跪，實不可一概而論。
中國人自己今天沒特殊事情誰也不會下跪。
按照老輩子中國人的傳統，天、地、君、親、師，皆可以成為跪的對象。男兒膝下有黃金，隨便跪是不妥的。但是，沒有定論說中國人不可以跪外國人，這要看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因。僅舉一例，長平言論不攻自破：此間正在公映的陸川導演的電影《南京南京》就有中國人集體給德國納粹商人拉貝先生下跪的鏡頭，也有拉貝先生也給中國人下跪的鏡頭，對這樣的畫面，哪一個中國觀眾有民族主義情緒了？拉貝先生不畏日本人的殘暴，不顧德國國內的撤退指令，“自作多情”“多管閑事”,設立“國際安全區”，保護中國難民與受傷的中國軍人。他的行為感動了中國人民，他本人也被中國人民所感動，互相跪下，情義動天。不知長平先生可從其中發現什么樣的極端民族主義？
長平先生有機會經常去美國參加會議。他自己坦言道，在美國，他們“花了大量的時間來討論近年來此起彼伏的民族主義情緒問題”，他學著某些洋人的腔調聲言，“因為中國人如此焦慮，所以導致了全世界都為中國人的焦慮而焦慮”。這句話的更平白的解釋是，中國人抱團兒，內生凝聚力，外呈自信心，中共主導蒸蒸日上，頗令某些人不安。中國人一日不以西人的價值為價值，一日不以西人之心為心，西方的某些人就永遠不會放心。
長平問：“你是中國人嗎？為什么是？這個問題為什么重要？又為什么敏感？中國人應該怎樣和別國人相處？或者換過來說，別國人應該怎樣對待中國人？為什么他們動輒傷害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加入美國國籍是對祖國的背叛嗎？……”
自設的一大堆的問題，長平并沒有做正面回答。
但是從行文當中可以看到，長平對于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到傷害的事件，統統感到焦慮——大約是身份認同出現問題的緣故，他有著與中國人民不同的感受。他不滿意、不接受中國人民產生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在他看來，民族主義情緒是中國人自己憋出來的，與外來的壓力無關。
在這個世界上，一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難道還少嗎？薩科奇不顧中國人民的一再警告，偏偏接見那個披著袈裟分裂中國的政治和尚，某些人罔顧奧林匹克精神肆意損害、拼命阻撓北京舉辦奧運會，某國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參拜供奉二站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某國多年來將最新的武器提供臺灣組織海峽兩岸統一，新近鬧豬流感某些西方媒體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信口胡謅中國為傳染源……這一切在長平先生看來都屬自然正常，但在中國老百姓看來，這顯然是在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文中，長平先生自以為得意，挑出來一個反擊中國愛國主義的敏感設問：“加入美國國籍是對祖國的背叛嗎？”
筆者不知道現實生活當中有誰認為加入美國國籍是對祖國的背叛。改革開放30年之后的中國人，對于那些基于個人原因而加入他國國籍的同胞，普遍持理解和寬容的態度。即使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人對于那些加入外國國籍的炎黃子孫也一律視為親戚、朋友，統稱“外籍華人”“海外僑胞”。想想當年楊振寧、李政道這些“美籍華人”在中國國內所受到的隆重禮遇，任何不懷偏見的人，對中國人民的寬廣胸懷都會留下深刻印象，何來長平們所詛咒的偏狹的民族主義？
在此文中，長平先生故意將“文明”與“身份認同”混為一談，他借用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身份與暴力》這本書的觀點說道，“把世界簡單地分為東方和西方，這個文明和那個文明，然后賦予人們單一的身份認同，是一種罔顧事實的十分危險的做法”，“事實上一個人有多種身份認同，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性別的、經濟的等等，而且相互重疊，飄移變換……”。
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美國學者亨廷頓先生的《文明沖突論》中所說的那個“文明”，系指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恒河流域文明、阿拉伯文明等，根本不是一個簡單的“身份認同”問題。“文明概念”要比“身份認同”概念大得多。同一文明之下，亦有利益上相互沖突的不同國家。長平含糊其詞的論述，旨在論證今天的中國人不必愛國了，因為你“有身份認同上的焦慮”，“幻覺里迷失了方向”，所以變成了“情緒動物”，“從而失去了自由”。
此處需要提醒讀者朋友留心，也順便幫助長平們提煉一下：凡提到國家利益，凡強調愛國主義，凡論及國人尊嚴，凡抨擊西方強權，凡主張國際社會民主，凡揭穿西洋騙局（類華爾街騙局）……在長平們看來，那便是極端民族主義，那便是“情緒動物”。
我們是否也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反反詰長平先生呢？閣下如此處心積慮地，如此冥頑不化地詆毀愛國主義，并將愛國主義妖魔化為極端民族主義，這是不是一種“情緒動物”的表現呢？
長平先生引用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語錄，不小心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安東尼·吉登斯承認“民族主義在針對殖民主義的民族反抗與獨立運動中居功至偉”。中國的所謂民族主義，正是在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掠奪屠殺當中才自發的產生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完全是被動的民族主義，是“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的愛國主義，是被逼到亡國滅種地步，不得已奮起反抗的民族主義，此種民族主義，乃天經地義的和平主義生存主義。
長平先生很有創意地引用吉登斯的說法：“民族主義讓世界產生了更多的暴力沖突，乃至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巨大災難”。好嘛，依照長平先生的邏輯，“甲午海戰”日本人打進來，我們不應該抵抗，管帶鄧世昌的犧牲是無謂的不必要的；“七七事變”后，日本人大舉進攻中國華北，共產黨、包括國民黨的抗日，也是錯誤的，因為你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導致了更多的暴力沖突”。中國人民應該束手就擒才對，中國人應該與皇軍合作，統統講日語，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文化建設至多也不過就是象張愛玲胡蘭成那樣，抑或李安那樣搞搞色戒藝術。這樣，世界就不會有“巨大災難了”。
長平先生擬文，并非一裸到底，否則《南方周末》不會重推其文章。在美國某個地方，善于學習的長平販賣來了一些他自己也未必深解其意的花詞兒，比如什么“身份認同的變動不居以及個體生命的認同權利”，這種花里胡哨的新詞連于丹都不屑一用，長平把它說成是“自己在美國的討論中所收獲的最大啟發”。
這兩句不把人忽悠死不肯罷休的話什么意思呢？
長平先生解釋道，民族主義的中國人“不承認別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強求所有的人統一思想”。這顯然是蓄意對中國人民的栽贓！中國人什么時候不承認別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呢？美國人說，我是美國人，中國人說過“不”字嗎？日本人說，我是日本人，中國人說過“不”字嗎？俄國人說，我是俄國人，中國人說過“不”字嗎？
中國人只是在列強打進來，強迫我們“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逼迫我們做他們的奴隸的時候，才奮起反抗，勇敢的喊出來“我是中國人”，才怒吼道“起來不愿意做奴隸的人們”。今天上午，筆者看到一個關于“九·一八”的記錄片，一位東北抗日聯軍的老戰士，在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刻，他跑上大街一路忘情地高喊“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強求所有人統一思想”的家伙有沒有？
當然有的，但與中國人無關。
長平先生記憶力好，一定不會忘記，當年有羅馬教皇的“普世牧主”，后來又有經過包裝的“普世價值”，“要么站在我們一邊，要么站在敵人一邊”（布什語），在這個世界上，誰在實行“單邊主義”、“霸權主義”？誰在動輒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誰在今天治這個、打那個，明天拉這個、扶那個，在全世界范圍之內恃強凌弱？
文章的最后，漫長的鋪墊完成了，長平先生終于講出了他的真心話：“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而不是重點操心別人的態度。假如你對釣魚島問題有看法，那么你的主要精力應該用來盡可能大聲而準確的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付出行動，而不是整天盯梢鄰居隨時準備揭發他們。”
長平先生未免太自以為是了，未免太拿自己當回事了。難道只允許你們公開地進行“削弱主體意識”的努力，進行連篇累牘地“反體制宣傳”，就不允許別人說個“不”字？對于我們來說，長平們就是“別人”。“別人的態度”恰恰是讓我們操心的。別人可以明火執仗地販賣洋人中“冷戰死硬派”的垃圾，我們也可以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這種觀點的表達，包括必須對這些無恥讕言進行必要的駁斥。這大約可以叫作，“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
在釣魚島的問題上，我們既要反復講解中國人的立場觀點，諸如“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也要反駁聲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日本右派的言論。這種反駁應該是包括歷史的、現實的、法理的，也包括邏輯上的全方位的反駁。那位日本鄰居，他們對釣魚島的每一個行動，我們必須“天天盯梢”，并隨時“揭發他們”，將他們的丑行公之于天下。
對那些站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對立面的漢奸們，人們更應當百倍地提高警惕，該出手時又出手，這里絲毫沒有什么“身份識別上的”麻煩。
選擇做漢奸的人，包括做文化漢奸者，應該有勇氣學習長平先生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而不是重點操心別人的態度。”（2009-5-1）
附長平文章：《身份認同的真相與幻覺》
【南方周末】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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