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國GDP的高速發展

解讀中國GDP的高速發展

沈水根

（2005年7月20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GDP增長之快，舉世罕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國經濟創造了世界奇跡？這是一個頗為令人興趣的問題。

一、市場經濟具有高速發展經濟的天然屬性

馬克思在150多年前寫作《資本論》時，已經發現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具有著前所未有的生產力。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高速發展經濟的天然屬性。

這是由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資源配置方式、機制運行特點等因素決定的。

（1）市場經濟不同于為滿足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的生產目的僅僅是為了消費，即使皇族、地主拚命地剝削農民，他們占有的剩余產品，也無非都是用于消費(包括個人的生活消費和國家的國防消費、行政消費)，而這種消費水平本身就不高，反過來制約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所以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發展速度非常緩慢。而市場經濟則完全不同了。市場經濟是為交換(流通)而生產，即為“賣”而生產的經濟形式，通過“賣”來實現利潤最大化。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經濟的最終目的，這種生產目的受著人的永不知足的貪婪的支配，成了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根本動力，從而產生強烈的擴張生產能力的沖動。為此，市場經濟總是千方百計開發新的商品類型、品種、功能、式樣、質量……，不斷更新消費需求，鼓惑提前消費、超前消費，通過制造新的消費需求，把商品“賣”出去，實現利潤最大化。這是一個無限擴張、不斷提高生產與消費層次的過程。這樣，整個社會必然要不停地改進生產技術，不斷地促進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

（2）商品生產者為了“賣”得更多，賺更多的利潤，除了提高技術水平，降低成本，還得在經營管理上，通過不斷擴大再生產規模、做大做強，提升資源配置的優勢，爭奪低價原材料、資本、土地、勞動力和擴大銷售市場，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這個發展過程中，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起著最關鍵的作用。

資本，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第一要素。只有先有資本，購買了原材料、經營場地、機器設備和勞動力，才有后續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點，首先是通過暴力掠奪或不法營生獲取資本的原始積累。然后，才在此基礎上，再通過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不斷擴大再生產，從而造就經濟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就是首先抓住“資本”這個核心要素，并把書名定為《資本論》。因此，若要揭示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奧秘，就得從揭示“資本”高速擴張的奧秘入手。資本的擴張(集中)有二個途徑，一是資本積累，二是資本積聚。資本積聚又有二種形式，一是股份制，二是信用(包括商業信用、銀行信用、發行債券等籌資工具)。前者是直接籌資，后者是間接籌資。資本積累是企業的個體行為，雖然集中的資本數量不大，但它的積累率“復利”效應，對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卻不小。而資本積聚的籌資能力與籌資規模更是遠遠大于資本積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說，如果沒有股份公司，也許今天都不會有鐵路。尤其銀行信用的乘數效應，能夠創造出數倍的派生資本。因此，現代金融(包括資本市場、貨幣市場、信托、保險、基金等) 對經濟高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金融衍生品的品種多少、規模大小、調控能力、經營方式、治理水平等，都直接影響經濟的發展狀態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經濟發展的快慢，不僅取決于工業化程度和科技創新水平，而且越來越依賴金融運作的貢獻。現代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已經成了市場經濟的核心力量，尤其虛擬經濟引起的資產價格膨脹，呈現了資本規模無限擴張的趨勢，為經濟的高速發展、甚至不正常的過度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3）勞動力，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根本要素。市場經濟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而利益必須以財富為載體，因此，市場經濟也是高速創造社會財富的經濟形式。而財富的唯一來源是勞動，只有勞動才能創造財富。勞動則是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表現形式，因此，勞動力是市場經濟得以運行的根本要素，沒有勞動力，無論有多少資本、土地、原材料、設備……都無法變成財富。但是，市場經濟的勞動力要素具有一種特殊性，是其他經濟形態所沒有的。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力，除了雇農，一般農民多多少少還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可以維持自給、但不一定能自足的生存條件。雖然這是“吃多吃少”的問題，但還不至于餓死。而市場經濟則完全不同。市場經濟是把勞動者的生產資料統統剝奪干凈，使勞動者成為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自己(勞動力)才能生存的雇傭勞動者。所以資本主義經濟的起點，原始積累的過程就是用暴力驅趕農民，血腥地掠奪農民的土地。一方面積累了原始資本，另一方面把農民淪為上無片瓦、下無立足之地的雇傭勞動者。所以，如果說自然經濟下的勞動者還能“吃多吃少”，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是有沒有得吃的問題。列寧說，雇傭勞動制是靠饑餓的鏈條來維系的剝削制度。這是一種“霍布斯的選擇”現象，即“沒有選擇的選擇”。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在饑餓面前只能選擇受剝削。雇傭制度是用饑餓的威脅來鉗制無產者生存的經濟，是“公平交易”外衣下最殘酷、最沒人性的經濟！因此，市場經濟的運行，一方面勞動者所得到的只能是僅夠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勞動價值(工資)，另一方面還必須維系一支龐大的失業隊伍，作為勞動力的后備軍，使無產者始終處于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狀態，否則，如果勞動者不需要出賣自身的勞動力，市場經濟就會失去創造財富的唯一源泉。所以，貧困化規律導致貧富分兩極分化并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是保證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必要條件。

可見，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創造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其基本原理是：市場經濟首先通過資本剝削機制，犧牲整整一個階級的利益，然后在此基礎上，再通過資本積累規律和資本集中規律，無限制地擴張資本規模，從而造就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資本剝削是其必要條件，資本擴張是其充分條件，二者的結合，想不高速度也難。如果資本剝削的剩余價值率為50％，在此基礎上的資本積累率為50％，雙重“復利”滾動，年復一年，原始資本就會變成一個天文數，那么，整個經濟怎么可能不高速發展？市場經濟的這種天然屬性，造就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不奇怪的。但是，市場經濟只是有速度，未必有效率，更談不上公平(沒有公平的機制)，對此必須有清醒認識。別以為速度就是效率！

二、計劃經濟的發展速度不如市場經濟很正常

過去流行一種說法：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應該體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高的生產力。如果把生產力理解為經濟的發展速度，那是莫大的誤會。生產力是個效率概念，而不是指發展速度。社會主義經濟比資本主義經濟有更高的生產力是指效率更高，而不是發展速度。如果僅就經濟發展速度而言，計劃經濟是不可能超過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主要體現在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公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意，是用公平和效率來取代速度，因此，計劃經濟的發展速度不如市場經濟，是很正常的。因為：

（1）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生產目的是為滿足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利潤最大化。社會主義經濟消滅了剝削制度，勞動力不是商品。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工資是按勞分配的報酬，另外再享受由剩余勞動價值轉化來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待遇。這些福利待遇或由公有制企業的初次分配在公益金的利潤留存中提供，或由國家財政通過稅收和上繳的利潤，在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中提供。在首先滿足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以及住房、子女上學、全家醫療、退休養老的正常需要之后，才把剩余的作為積累安排建設項目。在國家底子薄、人多粥少，又沒有經驗、難免發生某些失誤的條件下，雖然分配的結果并不能盡人如意，但畢竟能體現了公平的原則。這種“先生活、后生產”、“先消費、后積累”的分配關系，決定了用于經濟建設的積累資金相當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這樣搞經濟，能夠基本實現人民的安居樂業，但發展速度不可能很快。

(不同性質國家的社會福利，從理論上說，其性質是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不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剩余價值已經被資產者無償占有，社會福利是國家把資產者手里的剩余價值“再分配”給窮人的補貼。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是勞動者作為生產資料的主人，自己創造的剩余價值自己享用的一種形式。當社會主義蛻變成資本主義、公有制企業淪為官僚或權貴資本主義企業時，如果國家不愿意從資產者手里的剩余價值拿來分給窮人，不想為窮人謀利益，窮人也就失去了社會福利。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政府就是這么做的。)

（2）計劃經濟的資金來源，既不可能象資本主義那樣搞暴力原始積累，也不可能靠剝削或掠奪別的國家。在沒有外債、沒有內債，更沒有股票集資，甚至連商業信用也沒有，銀行信用只限于狹小范圍的條件下，建設資金只能靠企業自身的慢慢積累。這種缺乏大規模籌資渠道的計劃經濟，發展速度顯然無法與市場經濟相比。但是，工業化的發展又急需要大量的資金，因此，計劃經濟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通過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及農業稅等途徑，靠農業來提供資金積累。在此基礎上，盡可能地靠提高資金的使用效果，以“少化錢、多辦事”的方式，來實現資金的內生性擴大。所以，盡管計劃經濟時期存在“大鍋飯”、“平均主義”等弊病，但資金回報率其實并不低。解放初工業總產值還不如比利時的一個爛攤子，經過20多年奮發圖強的艱苦奮斗，終于使中國走進了世界工業大國的行列；1958年大躍進時提出的發展目標，到1976年基本全部實現；靠自力更生建造了長江大橋、爆炸了原子彈、氫彈……這些都是在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和國際反動勢力經濟封鎖的條件下取得的。權威機構根據官方統計數據的計算，證明改革開放后26年市場經濟的資本回報率，還不如計劃經濟時期的資金回報率！這個事實充分表明，計劃經濟的發展速度雖然不及市場經濟，但生產力、經濟效率并不比市場經濟低！

當然，從前蘇聯移植過來的計劃經濟，不僅理論上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而且在實踐中也弊端多多，對其進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非改不可。但是，改革是否因為計劃經濟發展速度較慢，而非要用市場經濟取而代之？要用速度來取代公平？這是應該三思而行的。事實上，市場經濟并非是完美的東西。市場經濟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貪婪，雖然刺激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這種高速度又必然導致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當經濟周期處于繁榮、高漲階段時，雖然顯得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優越。但在蕭條、衰退階段，它對經濟、對社會的破壞力卻是非常可怕的。只有速度，沒有公平的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問題，恐怕并不比計劃經濟少，甚至會更多、更麻煩。雖然無形之手對資源配置的反應比較靈敏、速度也較快，但它的風險性、安全性、穩定性、協調性、持續性等，恐怕遠遠不及計劃經濟。

上世紀60～70年代，中國經濟遭受了十年浩劫，與西方經濟相比較，尤其日本、西德的重新崛起，顯得尤為相形見絀。這個反差使中國對計劃經濟充滿厭惡，對市場經濟抱以美妙的幻覺。恰恰當時世界經濟處于結構性危機的“全球治理”之際，新自由主義取代了凱恩斯主義，正在以資本全球化的策略，千方百計為巨額過剩游資尋找出路，以轉嫁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并在亞洲“四小龍”身上作出了成功的示范。文革剛結束的中國，把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全球化策略視為“難得的大好機遇”，把國際游資當作挽救中國經濟的救命稻草。兩者一見鐘情，干柴遇到了烈火，“抓住機遇”，立即點燃了改革開放的大火，從此，中國掀起了產權私有化、資源配置市場化、投資與貿易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熱潮，開啟了夢寐以求的市場經濟，作為新興大國的崛起，步入了喪失公平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

三、改革開放后GDP高速增長的奧秘

戰后的西德、日本都曾出現過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南韓、新加坡、臺灣、泰國“四小龍”的騰飛，以及美國90年代的經濟高漲，也都引起世人的矚目，但唯獨中國經濟保持26年的高速發展，顯得更為舉世罕見。這不僅是因為市場經濟具有高速發展的天然屬性，而且，更是因為它具有“中國特色”的奧秘。表現在：

（1）不公平、不正當的資本原始積累。作為市場經濟起點的資本原始積累，在中國雖然極少有暴力掠奪的現象，但在政府主導經濟、權力介入經濟的制度下，在官本位、拉關系、人情文化的環境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資本原始積累，基本上都是靠不公平、不平等的機會來實現的，而且實現原始積累的手段都是不正當，甚至是違法的。除了極少數人靠做小買賣、小生意的誠實勞動，逐漸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先富起來”中的大多數是利用制度的缺陷、進行不法營生完成原始積累的。中國的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喪失公平原則，這決定了資本原始積累從一開始就必然帶有“原罪”，而且一直延續了下去，其手段也不可能光明正大，只能偷雞摸狗，永遠見不得陽光。比如，倒賣批文，做價格“雙軌制”的倒爺、偷稅漏稅、騙取銀行貸款、股票上市圈錢、批地搞房地產謀取暴利、企業重組并購玩“空手道”、吃里扒外引進“外資”……哪一樣沒有官方背景？哪一樣不是不法營生？如果不與權力沾邊、不攀附權力關系，豈能有這種機會？即使有了機會又敢公開亮相嗎？可見，這種機會不平等、手段不合法的“原始”積累，正是中國私營經濟得以高速發展的奧秘所在。

（2）犧牲民眾福利。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通過企業的社會責任和政府的各項福利政策，使人民都能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所以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是很快，GDP增長率也就1～4％的水平。但中國的市場經濟，既沒有企業社會責任，又少有政府的福利，所以GDP的平均增長率高達8～10％，有的年份更高。這種一味追求GDP的經濟發展，完全以犧牲民眾的福利為代價，正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最大奧秘。

民眾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是通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二個渠道來實現的。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不僅得到正常的工資收入，而且通過企業的社會責任可以獲得間接的利益。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十分廣泛，是指企業不光追求利潤，還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如遵守商業道德、確保誠信操守、生產安全、產品與服務質量合格、節約資源、保障股東、顧客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公平就業、準時支付薪酬、提供員工培訓和發展機會、照章納稅、慈善捐贈、贊助教育、文化和公益活動及保護環境生態等。因此，企業社會責任是民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重要形式。但是，中國的企業，無論國有企業，還是外資、私人企業，根本就不管什么企業社會責任，企業不講誠信、沒有商業道德、環境污染、損害股東顧客員工權益、制造假冒偽劣產品、欺壓員工、克扣工資、強迫加班等等，都是一種常態，屢見不鮮、見怪不怪。這表明，中國沒有真正的企業家，全是渾身銅臭的資本家！他們只知道自己撈，國企高管以激勵機制為自己提升高于員工工資幾十、幾百倍的年收入，直接參與利潤分配、瓜分剩余價值。另一方面又把職工工資卻壓到世界最低水平。因此，中國勞工除了獲得低得不能再低的低工資，啥也沒有了。這種低成本、高積累的企業發展，速度豈能不高？

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率，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快速攀升，綜合國力大為提高，但財政支出用于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福利的比例卻越來越少，國民的住房、教育、醫療、養老負擔越來越重，形成國富民窮的狀態。

26年以來，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全被資產者（包括官僚資本）無償占有。老百姓的工資水平不僅沒有跟隨GDP同步增長，與物價相比，反而在下降。民眾的實際生活并沒多少提高，即使有所提高，與GDP的發展速度也極不相稱，與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更不相稱。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均實際收入增長都高于人均GDP增長率，但中國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率卻遠遠低于GDP增長率，人均可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還逐年在下降。即使與印度相比較，從2001～2005年，中國人均GDP是印度人均GDP的一倍，但中國人均收入增長率為6～9&，而印度人均收入增長率則是11～15%，印度人均收入增長率反而倒過來幾乎是中國人均收入增長率的一倍。

1993年全國稅收總額僅為4255億元，2004年已達25718億元(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增長了6倍多。26年來，中國GDP年均增長9.5%，遠高于3.7%的全球平均增長速度。1998年以來，GDP連續7年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稅收增幅年均為19.3％，2004年，稅收增幅相當于GDP增幅的2.5倍。2000年國家財政總收入1.3萬億元，到2004年上升到2.6355萬億元，4年翻了一番；GDP總額高達13.6515萬億元，而老百姓工資在GDP中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國家財政收入雖然大幅度增加了，但用于教育的經費所占GDP的比例只有2～3％（在2004年的財政支出中只占1％），而聯合國則要求教育經費占GDP的6％，印度達到7％，美國則達7.7％，中國甚至連非洲的落后國家烏干達都不如。2004年養老基金的缺口竟達10萬億元，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還不到勞動力人口的15% （約1550萬人），大多數老百姓辛辛苦苦勞動一生，卻連退休養老都沒有保障。聯合國的調查顯示，在世界醫療衛生的排序中，中國位列全球倒數第4。小小的古巴，政府用于人民的醫療支出占GDP的10％，而中國只占3％左右，13億人口只有1.2386億人有醫療保險，參保人群只占1％，即使有醫保的人，也不是免費醫療，個人還得掏一部分錢。其實，每年只需1500～2000億元的投資，便可解決全民醫保，只占GDP的1.5％左右、財政收入的7％左右，但政府卻不肯拿出這筆錢來。而政府每年公務用車的費用卻舍得化掉2000億元、出國考察費用也在2000億元以上……。

這種殘酷壓榨、剝奪民眾福利的高積累，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最本質的原因！

（3）政府主導經濟。政府主導經濟，權力直接介入經濟，是中國市場經濟最具“中國特色”的表現，也是造就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

一是政府直接投資項目。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高于GDP增速的一倍以上，財政存款的增幅已經大大超過居民儲蓄存款的增幅，成為銀行存款中增長最快的資金來源。而財政支出除了必要的國防、行政開支，用于教育衛生等福利的比重反而在下降，剩下的巨額資金全部投資項目了！而且預算內的資金還不夠，另要舉債(包括發國債)搞投資，甚至把各種亂收費的錢也用于投資。不僅投資港口、碼頭、機場、公路等基礎設施，而且大搞樓堂館所、城市廣場、豪華辦公樓……。打著“城市化”、建造“國際性城市”等名義，大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擺闊氣、爭面子，不惜勞民傷財，以彰顯政績、升官發財。這種政府直接巨額投資，對提升GDP的增長速度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全球市場經濟中是絕無僅有的。

此外，地方政府為拉升GDP和增加財政收入，與房地產商相勾結，合謀抬高房價、人為制造房地產泡沫。違反憲法和國家有關政策、法律法規，強行低價征用土地，高價轉手給房地產商謀取暴利，侵害農民和城鎮居民的利益，也是形成GDP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是行政權力介入市場。雖然這對市場的運行產生許多負面后果，比如，名目繁多的行政審批、審核，權力決定準入門檻，使市場選擇機制失靈，導致經濟的行政壟斷。行政干預市場，資源配置受權力控制，導致市場的扭曲……。

但是，從造就GDP的高速增長來看，權力介入市場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權力介入市場使政府產生了一個特殊的功能——無限制籌措資金，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本來源。

這種情況，與計劃經濟時期恰好相反，那時候雖然政府主宰經濟的權力比現在還大，但籌資功能卻很差。既不能犧牲人民的福利，又不能借內債和外債，更不能掠奪別國財富，除了利用剪刀差“剝削”本國農民，最多是玩玩銀行的流動資金而已。

但在市場經濟中就完全不同了。政府直接主導經濟，利用權力支配市場機制，使沒錢變為有錢、錢少變為錢多、資本短缺變成資本過剩……，政府似乎變成了造幣機器，要多少錢能有多少錢，要多少資本就能提供多少資本。比如：

——發一個紅頭文件發下去，修改幾條外商優惠政策，引進外資規模便立即擴大，國際資本就爭先恐后地主動送錢進來了。

——央行只要降低0.27～0.5％的利率或存款準備金率，信貸規模就擴大了，銀行里的錢就嘩啦啦地流出來了。即使貸款爛帳了，財政上只要改一下預算，不良資產也就全沖銷了。

——財政如果缺錢化，只要增發國庫券，想發多少就發多少，年年借新還舊，永無止境；或者增設幾個稅種，稅源滾滾。財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企業如果資本短缺，只要與證監會拉上關系，就可發行股票了，如果批準上市更好，一下子可以圈到幾億、幾十億、上百上千億元的資本。

……這一切，全都取決于權力介入市場的程度！這在計劃經濟時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市場經濟中卻是家常便飯。政府可以無限籌資的功能，是權力利用市場機制，權力與市場結合的產物。這種功能使政府成了市場經濟的大莊家，想把經濟搞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從而造就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這種高速度，說好聽點是“資金推動”的結果，說得不好聽就是燒錢燒出來的！值得警惕的是，資本猶如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一旦跑出來就收不回去了。政府這樣無限籌資，也許到了某個時候，恰恰成了通貨膨脹、經濟泡沫破裂、經濟大衰退的禍根。所以，GDP的持續高速增長，究竟是福？是禍？現在還言之過早。

印度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印度政府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權力來支配市場，國會地不可能批準政府用發行巨額債券辦法來建造高速公路等設施，所以印度沒有中國那么多、那么好的高速公路。只有中國政府是不必擔心人大(國會)會與政府唱反調的，因為法律法規都是政府自己起草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謂人大“通過”，不過是敲個圖章走個形式而已。對此，張五常看得很透徹，他贊賞中國的現行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把GDP的高速增長完全歸功于“政府主導經濟”的制度，并以此貶低印度、反對中國搞民主政治改革。

政府無限籌資提供的資本，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沖動下，經過剩余價值率、資本積累率等“復利”的滾動，要不想創造經濟發展的世界奇跡也難。政府主導經濟已經成了創造高速度的法寶，有了它，趕超德國、英國、日本、美國的GDP，只是遲早的事情！

（4）腐敗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罕見，而中國政府的腐敗也同樣舉世無雙，而且恰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原因是：

中國政府是具有雙重身份的國家機器。作為社會管理者，政府擁有公共權力；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政府又擁有國有資產的占有、處置、使用、分配的權力。當公有制的國有企業蛻變成官僚資本或權貴資本主義企業時，政府本身也成了一個利益主體，它手中的公共權力，不可避免會向官僚(權貴)資本的利益傾斜。政府把承擔社會職能的公共權力推向市場，應由市場機制解決的資源配置反而被政府置于管制之下，從而導致公共權力的資本化。政府權力過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權力出現資本化。在市場經濟可以使一切東西，包括肉體、良心、人格、道德等都成為商品，并轉化資本的條件下，公共權力資本化后，也必然要追逐利潤的最大化，這就勢必導致權力的腐敗。因此，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從上到下的徹底腐敗，有其客觀的必然性，這是中國政府的權力結構的特點決定的，不以人的反腐意志為轉移。無論下多大的反腐決心、有多大的魄力，官場腐敗是不可能遏制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必然成為權力腐敗的常態。而政府主導經濟恰恰為權力腐敗提供了最好的溫床。這樣，中國政府面臨兩難的選擇：要想振興中華、大國崛起，就必須維持經濟高速增長，那么，政府主導經濟的法寶就不能丟；只要這個法寶不丟棄，權力腐敗就不可能消除，甚至連削弱腐敗都難，反而會越反越腐！如果真要反腐敗，就必須拔掉“政府主導經濟”的禍根，這樣，GDP就會跌下來。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個奇怪的現象：只要一反腐敗，一查案子，GDP馬上就下來，立即就會有人出來叫喊“發展是硬道理”、“不能影響經濟發展”來抵制反腐敗。這表明，腐敗與經濟發展之間已經結成生死同盟，這種內在的機制，使腐敗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GDP速度越高，意味著腐敗越嚴重！所以，那些為GDP作出“重大貢獻”的風云人物，往往可能是特大罪犯！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早已屢見不鮮。

有關資料顯示，僅就建筑業來說，項目投資總額中有45%左右是被各種渠道貪污私分的，真正的實際投入資本只有55%左右。用55%的實際投資款做100%的項目，實際投資的不足，迫使建筑商使用假冒偽劣的建筑材料，從而導致大量“豆腐渣工程”。這種事實不僅詮解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只有速度而沒有效率的本質原因，是因為資本回報率的分子減少近一半，分母卻不變，效率必然降低(即實際投入資本只有名義投入資本的55％，產出的利潤顯然要減少一半，而投入仍按名義投入資本的100計算，資本回報率必然要降低一半)。而且也詮釋了“政府主導經濟”之所以熱衷于搞項目投資，之所以不愿意把財政支出用于社會福利的真相，是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支出，撥款出去猶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政府得不到“回報，”官員也沒有個人好處，誰也不愿干這種“蠢事”。反之，投資項目不僅GDP上去了，政府與官員有政績可報功，而且與項目有關的個人都能中飽私囊，名利雙收，這種好事誰肯放棄？所以，中國的經濟，本質上是權貴經濟、腐敗經濟！

腐敗，在改革開放初期只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如今已經成了加速GDP增長的原動力。一旦鏟除腐敗，動力沒有了，GDP也立即下跌！為了維持GDP，腐敗越來越受到制度上“潛規則”的保護，“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越來越普遍化，反腐敗也只能成為官方的表面文章！臺上官員大唱“堅決”反腐的高調，臺下則是在反腐與GDP之間搞“平衡”，一方面宣稱反腐是“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安撫民心不要心急、慢慢來；另一方面根據權力斗爭的需要，偶爾殺幾個替死鬼以緩解民憤。這就是當局的反腐游戲！

（5）進出口貿易的失衡。中國外貿的持續增長，是GDP高速增長的一大支柱。

GDP的結構分為投資、外貿、內需三個部分。內需占GDP的比重不到20％，顯示國內消費不足，內需長期刺激不起來。原因是廣大民眾的平均實際收入，無論在GDP中的比重、還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都呈下降趨勢。因此，國內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中國GDP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和外貿來拉動，2004年固定資產投資(FAI) 占了GDP的51%，外貿占36%。世界銀行統計，目前全球平均消費率約為77%，固定資本形成率為23%。而2003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為55.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固定資本形成率卻是42.8%，遠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從1998年的3430億美元，2005年將上升到1萬億美元。其中民營企業的投資額直線上升，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將超過40％。但這些私人企業的投資資本，有許多是從國企腐敗分子人為制造國有資產流失轉化來的。此外，中國引進外資的規模也在迅速擴大，從80年代每年引進100億美元左右，上升到90年代以來每年400～500億美元，但其中約有1/3卻是假“外資”，是國內資金利用離岸金融中心，變身成為“外資”倒流國內，目的是為了享受外資的稅收、土地、貸款和工商管理等優惠待遇，其中包括了相當數量經過洗錢的腐敗資金。

中國GDP年均增長9.5%，遠遠高于3.7%的全球平均增長速度。而外貿年均增長16%，比世界貿易增長速度快兩倍。中國的經濟增長對外貿依存度高達70％，相同發展時期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等的外貿依存度為14%～20%。這意味中國經濟的發展幾乎全靠外國人消費才能支撐。中國迅速成為進出口貿易大國，實際上是在用廉價勞工替外國人打工，中國工人的工資是德國的1/37、美國的1/25、韓國的1/5。中國用巨額外匯進口設備、原材料，進行“貼牌”加工，成為“世界加工廠”。一方面消耗本來就短缺的國內資源，另一方面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而生產出來的產品卻只有1%的利潤。從1978年開始，西方國家從中國獲取了巨額利潤，中國成了西方國家的廉價商品的供給國。而產品出口的創匯經過銀行結匯后，轉成國家外匯儲備。然后又去購買低利率的美元債券，這等于把外匯低價借給國際資本使用，他們又將這些外匯以外商投資的名義，通過引進外資的渠道，重新回到中國，開始新一輪的對中國勞工的剝削、消耗中國的水電煤氣油等資源和污染中國的自然環境。這種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中國出口總額的80％。這種由進出口外貿拉動的GDP增長，外商投資企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中國政府至今仍然給予外商“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不惜犧牲環境保護，寧愿犧牲民族利益，依然維持賣國式的引進外資政策。

2004年廣東的春季交易會，襯衫以論公斤賣，平均價格是1美元1件，美國市場被中國產品可攤到平均每個美國人一年消費7件中國產的襯衣、12雙中國產的鞋（一個月穿一雙）。26年以來，GDP的高速增長，靠廉價產品外貿出口的“外需”增長，掩蓋了國內消費的內需長期不足。一旦西方國家采取設限、反傾銷措施，中國的企業就會大批倒閉、工人大量失業，經濟滑入衰退。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由國內消費來拉動“總需求”，而是靠投資、靠大量引進外資，靠外貿出口、靠外國人替中國人消費來拉動，并付出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的沉重代價，這樣的發展經濟究竟還能維持多久？一方面高儲蓄、低消費已經造成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另一方面由外需拉動的進出口失衡導致外貿順差越來越大，通過外匯結算引起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越來越多，再經過信用乘數的擴張，大量過剩資金又反過來給過熱的投資火上加油。這種失調的、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雖然速度很快，實際上卻是一種病態運行。猶如某些內分泌失調的病人，外表臉色紅潤、體形健壯，其實是生理失調，危在旦夕。

四、GDP的畸形發展導致社會變態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一部分，經濟發展只有和整個社會協調地發展，才是健康的。以犧牲社會環境片面發展經濟，即使速度很快，也是不可取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恰恰與整體社會發展相脫節，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度，既沒有效率、又沒有公平，這種畸形發展的經濟，成了一種病態經濟、垃圾經濟！

即使就經濟本身而言，它的高速發展，表面上看似“平穩、健康”，其實隱藏著產能過剩的潛伏危機。2004年的“庫存積壓”已經達到4萬億元，占了GDP的41%，而西方國家通常僅為1%，“總供給”大大超過“總需求”。一般制造業瀕臨破產或者已經倒閉的占60%。2005年上半年，GDP雖然仍以9％以上的速度增長，但企業的利潤卻大幅下降，經濟正陷于“悲慘式增長”。全國工業企業的利潤增幅同比回落22.5％，全國虧損企業的虧損額達1075億元，石化、電子、建材、電力企業的虧損額同比增長3.3倍、76.6%、66.1%、62.2%，合計新增虧損289億元，占全國新增虧損的72.4%。上半年106家中央企業的利潤同比增幅滑落，集團一級企業的虧損面為15.4%，二級子企業達37.3%。尤其是中國的支柱產業紡織業，內憂外患，歐美市場針對中國紡織品不斷出現凄風冷雨，如果人民幣升值，靠低勞動力成本、低價格在國際市場競爭的紡織產品除了升級外，已沒有退路。

從社會環境的角度看，片面追求GDP對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這種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造成社會高速破壞的惡果。表現在：

（1）“發展是硬道理”被扭曲，把“發展”片面理解為僅僅是經濟的發展，不顧環境保護，肆意掠奪自然資源，嚴重破壞生態平衡，造成高排放環境污染，給子孫后代留下了難以彌補的禍根，毀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從綠色GDP的統計來看，如果扣除環保成本，其實GDP增速并沒那么高，有的省份可能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2）只追求經濟的發展速度，罔顧社會的公平。資本剝削人為壓低勞工工資，政府又漠視社會福利的提高，形成“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產生兩極分化，拉大貧富差距，破壞社會和諧，制造社會分裂……。

（3）為了GDP而拼命擴張投資規模，形成“投資饑渴癥”，造成投資過度，導致投資與消費的嚴重失衡。為了“做大做強”千方百計籌集資本，大量滋生各種違法活動。偷稅漏稅，騙取銀行貸款制造不良資產（僅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爛帳就達1萬多億元，2004年中國工商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已達7057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19.1%），內外勾結制造國有資產流失，做假帳假資料到股市圈錢……，導致政府失信，公司治理混亂，房地產泡沫叢生，銀行爛帳數不勝數，金融、證券、上市公司丑聞不斷。

（4）市場經濟的不規范，造成了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而GDP的畸形發展，又反過來促使市場變得更加不規范，使市場一直伴隨各種腐敗行為和違規、違法活動在運行。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無所不有。貪污受賄的風行，不僅誘逼外商不得不“隨鄉入俗”學著腐敗，連沃爾瑪、朗訊這類大型跨國公司都曝出了行賄丑聞；而且腐敗形成的“華人經商模式”，觸角伸向世界各地，到處腐蝕國際商業道德、破壞誠信操守。想方設法鉆別國的法律空子、打“擦邊球”，幾乎是哪里有華人經商，哪里就有腐敗！

（5）畸形的GDP追求，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出現了目的與手段的顛倒。各行各業紛紛產業化、商業化。各類學校拼命擴大招生，推行教育產業化，但不是為了發展教育事業，也不是為了提高國民素質，而是為了亂收費，提升GDP，導致窮人讀不起書！各地到處建醫院、開診所，實行醫療衛生商業化、市場化，也并不是為了“救死扶傷、治病救人”，而是為了高價賣藥，提升GDP，結果讓窮人看不起病！全國所有城市大搞房地產，蓋高樓、造別墅，但不是為了居往，而是為了謀取暴利，提升GDP，導致窮人永遠買不起房！……各行各業追求GDP，使各行各行都變得貴族化、富人化，同時造就了窮人的貧困化，

（6）以GDP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營造了畸形崇拜GDP的風潮。制藥廠、醫院希望生病的人越多越好；殯儀館、火葬場希望死去的人越多越好；妓女希望嫖客越多越好；江湖醫生希望患性病的人越多越好；作家、出版社、導演希望人的靈魂越墮落越好，色情作品的銷路也就越好……。整個社會“一切向錢看”，畸形發展、道德喪失、價值觀錯位、民族心理變態、社會精神文明衰敗！

……

這種惡果的出現，根子在政府！政府把GDP增長率、招商引資規模作為考核政績的主要指標，勢必導致以GDP為中心的畸形發展。因此，如果是真心搞“三個代表”、“和諧社會”，那么必須摒棄這種荒謬的政績考核體系，至少要把環保指數、物價指教、就業率、社會福利出支增長率等指標，作為首要的政績考核指標。否則，“三個代表”、“和諧社會”不過是一種作秀的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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