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當時期以來，一些人散布“左”的僵化思想始終是干擾改革開放的主要錯誤思想傾向。黨中央一再強調要與時俱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視新矛盾，研究和解決新問題。按照這個精神，我以為，30年來干擾改革正確方向的主要錯誤思想傾向，有個變化的過程。
30年來干擾改革方向的主要錯誤思想傾向的變化過程
關于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問題，胡總書記先后在17大報告和紀念11屆3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12••18講話”）中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其中最重要的是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中的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的統一。改革以來的歷屆中央都始終堅持了這個正確方向。但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不可能一帆風順、一蹴而就，是在不斷解放思想并不斷排除“左”和右的干擾中動態堅持的。然而改革開放30年中干擾改革方向的主要錯誤思想傾向，卻有一個變化的過程。
我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是從糾正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僵化與錯誤理解開始的。當時由于這種思想影響根深蒂固，所以改革開放初期，“左”的僵化思想成為主要阻力。這種錯誤的認識，主要是過高估計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性質，照套馬克思關于經典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照搬經濟上只適用于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純粹公有制和產品計劃經濟體制。但是，中央在11屆3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指導下，先后通過12大確定從實際出發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3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容的基本路線，尤其是通過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和14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就全黨全社會總體上講，思想理論戰線上基本解決了上述誤解。
另一方面，社會上也有一部分人錯誤解讀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方針，在11屆3中全會后不久，就冒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針對此情況，小平同志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并在13大和14大報告中強調了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辯證統一關系。所以1992年14大以前，如果考慮到思想影響的滯后性，改革開放的前15年，雖然同時有“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干擾，但主要的方面是“左”的僵化影響；而那時的改革大體上是普遍受惠，因而全黨、全社會對改革的必要性卻有著廣泛的共識，雖然也存在認識上的差異，但并不是改革方向性的問題，因而不存在全社會的激烈爭論。
但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恰是盛行于我國改革開放時期，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向市場機制轉型，需要借鑒和學習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體制的經驗，我國許多青年學子和經濟學家正是在這個時候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大本營學習，因而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正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發生了蘇東劇變，西方反華、反社會主義勢力，趁著“全球化”和我國改革開放的勢頭，加緊向我國滲透，推銷新自由主義。而在我國思想理論界有著形而上學思想的廣泛影響，加上“輿論一律”的流毒，存在跟風的陋習，容易發生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所以在中央強調克服“左”的僵化思想、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的氛圍下，一些人片面解讀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乘機打著改革開放的旗幟，在90年代迅速泛濫起來。這個時候，正如小平同志批評的，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忽視思想教育的傾向，以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實踐中對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干擾。而市場機制任其發展必然產生兩極分化，隨著市場導向改革的深入，逐漸發生利益分化，導致階層、城鄉和地區差距迅速擴大，不同階層在改革中分別處于不同的地位，出現社會學家所說的官商學利益聯盟，強勢群體在利益驅動下極力煽動和推行自由化，權力腐敗也愈演愈烈。隨著改革的深入，在利益和思想越來越多元化的情況下，形成了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斷裂，社會矛盾凸顯。隨著社會矛盾的深化，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對兩個基本點關系認識的分歧越來越大。這時的爭論，在理念也就是意識形態上表現為不同改革觀的爭論，而背后主要是受利益關系的支配，因此難以調和。加上互聯網的興起，所以分歧發展為全社會的激烈爭論。到2004年由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對國有企業管理層借“改制”侵吞國有資產的批評掀起了“反思”浪潮，并且形成陣營分明的兩軍對壘，延續至今大體已達15年之久。
雖然對這場改革方向爭論中的是非，胡總書記作了權威的、詳細的、有說服力的闡釋，但由于十多年來思想理論上形成了一種新的僵化，散布“左”的錯誤思潮是貫串整個改革開放過程始終的主要干擾，仍有人只講堅持改革開放，不講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要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克服形而上學思想，切實總結經驗教訓，與時俱進地認識干擾改革方向的主要錯誤思想傾向的變化。
近十多年來干擾改革方向的主要錯誤思想傾向是自由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讓我們進一步以實踐標準研究近十多年來干擾改革方向的主要錯誤思想傾向是什么。
首先，3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尤其是近十多年的偉大成就，充分說明，改革開放初期的“左”傾僵化思想已不是主要干擾。還把它說成是主要錯誤思想傾向，既不合邏輯，更違背事實，也低估了我們黨的群眾基礎和領導地位。
其次，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現實依據，就是針對改革過程中產生的經濟社會發展失衡，其主要表現就是，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迅速擴大，出現新的“三座大山”，很大一部分工農群眾權益受到侵犯，變為弱勢群體，淪入社會底層，權力腐敗蔓延，社會矛盾激化，資源環境惡化。
那么這些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呢？一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往往歸咎于舊僵化體制或者什么“市場化不徹底”。眾所周知，所謂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和房產商追求超額利潤正是“新三座大山”的主要根源。上述問題正是受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內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的惡果。這種思潮反對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問“姓社姓資”，只講資權、不講甚至侵犯勞權，鼓吹市場萬能、私有制萬能，煽動私有化，只講效率不講公平，鼓吹利潤掛帥、GDP掛帥，把就業、社會保障說成是包袱，鼓吹“國退民進”、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反對國家調控等。上述惡果正是這些謬論對改革方向直接干擾所致。
實踐充分證明，近十多年對改革方向的主要干擾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清理形而上學的新僵化思想
十多年來造成上述惡果的自由化泛濫的根源又是什么呢？除了改革中的利益和階層分化與政治體制改革滯后（這些需要專門研究）外，就思想領域講，主要是形而上學、片面性，表現為右的形式的新僵化。
這里，我以近年幾位記者描述改革方向爭論的書共160萬字提供的資料進行研究。
自發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資本主義。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雖然要引進市場機制，但必須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但是，曾在資源配置由產品計劃向市場機制轉變過程中宣傳市場機制起了一定歷史作用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不能與時俱進，“吃老本”，產生了新的僵化思想，陷入了形而上學、片面性。由改革過去只適應發達社會主義的純而又純公有制和產品計劃經濟走向了另一極端，受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社會主義缺乏效率論的影響，排擠馬克思主義、貶低公有制，反對國家調控、推崇自由化，鼓吹新自由主義。他們中一些受自由化思想影響、身居官方研究機構顯赫地位的“名人”，和少數媒體人起了很壞的作用。他們片面解讀兩個基本點，以其壟斷的話語權，把對自由化的批評硬說成是反對改革。
例如一位“資深”記者所著聲稱是全面描述爭論的書《交鋒 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和《交鋒三十年 改革開放四次大爭論親歷記》，就只字不提自由化的干擾，一方面把批評自由化的言論打成反對改革開放，一方面拚命鼓吹自由化，①P281、②P145、195、247、253、259、260、338說：“問一問姓‘社’姓‘資’，實質上是否定改革”① P181，說“2004年以來，一些反對改革的力量逐漸聚集起來……否定改革開放” ②P247。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會長高尚全，竟然公開露骨地說批新自由主義是對改革的干擾③。
一些“名人”和媒體人還挑撥批評自由化的人士與中央領導的關系，把對自由化的批評說成是矛頭對準中央，甚至說成是“反動思潮”，把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說成是對批評自由化人士的“痛擊”，還屢屢在媒體上呼吁中央打擊對自由化的批評。例如說“萬言書”是把矛頭指向小平同志，說江澤民總書記的“五二九講話”和15大報告主要是、甚至只是對“萬言書”的痛擊。②P203、247、259、286、302美國之音就為此叫好，歡呼15大前后“改革派”發動了強大的、密集的宣傳攻勢。另外一位記者寫的《大碰撞 中國改革紀實》和《爭鋒 一個記者眼中的中國問題》，雖然提供的資料比較全面，但作者的評論仍然受自由化觀點的影響。例如說胡總書記的“六二五講話”強調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這被認為是對否定改革開放大方向和成就的回答”。⑤P279 ④ P262、269、270、273、276
《大碰撞》在說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吉對自由化思潮受到批評“憂心忡忡”后，講了他“通過特殊渠道”寫給中央領導的文章，說他在文章中“剖析”了“郎旋風”的性質：“一些20多年來一直反對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左’派，把科學發展觀歪曲成‘新發展觀’，紛紛著文‘批判舊發展觀’，實際上就是批判鄧小平發展觀。他們……實際上是‘反對改革派’。他們……以‘分配不公平’、‘貧富懸殊’為民請愿，最容易煽動‘草根群眾’不滿?？擅^對誰？是執政黨！……這是一股否定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反對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動思潮?！蔽恼略谝脛馀u自由化的言論后說：“這聲音與‘文化大革命’前，說什么農村60%和工廠60% 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手中’，何其相似乃爾！”眾所周知，后面所引的話乃是毛澤東的話。劉吉不但污蔑劉國光批評自由化的言論為“否定改革開放”的“反動思潮”，而且也把毛澤東同志的話說成是“反動思潮”。④P269、270
尤其是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劉吉為《與總書記談心》和《交鋒》作序，特別是前者取的書名，故意讓人誤認為真的是作者與總書記促膝談心的實錄，以為其觀點是得到黨中央認可的。原上海解放日報副總編周瑞金，故意宣揚其筆名“皇甫平”是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時“輔佐”鄧小平的意思。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方研究員吳敬璉則頂著“吳市場”的桂冠，每每在改革方向爭論激烈的時候頻頻在媒體亮相。他們常常按自己自由化的觀點以官方權威架勢解讀中央領導的話，并挑撥批評自由化的人士與中央領導的關系。尤其是高尚全、劉吉和周瑞金多次講他們對反自由化的批評是中央領導授意的④P185、267。吳敬璉還頻頻攻擊對自由化的批評是“煽動弱勢群體”；高尚全更攻擊對自由化的批評為“利用群眾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劉吉攻擊批評自由化的“非主流”經濟學家“自稱是代表弱勢群體的‘草根經濟學家’，不僅全面否定黨和政府領導的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而且把矛頭直接對準黨和政府?！?SUP>④P266、262、270他們以“名人效應”并以代傳“圣旨“的架式擴大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對批評自由化的人士施加政治壓力?！ ?/p>
因為我國的形而上學思想影響較深，容易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類似文化大革命中以“造反大方向正確”作虎皮打倒一切一樣，在所謂主流媒體散布的我國改革開放“貫穿一條反‘左’主線”①P424的輿論氛圍中，以改革開放“大方向”正確為掩護，一方面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批評自由化說成是反對改革開放的輿論鋪天蓋地，以“反對改革開放”的大棒打擊對自由化的批評，一方面放肆鼓吹自由化，相當時期竟然在社會輿論上對批評自由化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
例如許多媒體不敢報道批評自由化的言論。我國最早提出向市場經濟轉軌，與吳敬璉同時獲得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的劉國光的文章，就因為批評自由化多次被“主流媒體”和官方研究機構的刊物拒絕發表④P211、275，⑤P273。而吳敬璉卻廣受媒體吹捧，頻頻在各種會議宣傳他的觀點，甚至到香港鳳凰電視臺貶低他過去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玄耀他到美國鍍新自由主義之金的歷史。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作“萬言書”被認為是“非法宣傳品”，不能印刷出版，只得口傳、手抄。站在批評自由化前線的《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雜志被迫停刊⑤P169。這就更助長了自由化的囂張氣焰?！ ?/p>
更為嚴重的是，強勁的自由化之風把官商聯盟推向了既得利益強勢群體，一些媒體和所謂“學者”成為他們的代言人，把持著話語權，在“反‘左’”口號掩護下，憑借其強勢地位進一步扭曲改革，形成惡性循環，終于導致以上嚴重惡果?！ ?/p>
要與時俱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視新矛盾，研究和解決新問題，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就應克服新的僵化思想，擺脫既定框框，如實認識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把批評自由化說成是反對改革開放是對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主要干擾?！ ?/p>
近十多年來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基本保持正確的方向，取得輝煌成就，與黨內外廣大群眾，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頂著強大的壓力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展批評，抵制自由化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這對促進中央總結經驗教訓，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都是起了積極作用的。諸如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叫停大型國企領導層收購和拒絕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寫入憲法等，廣大群眾的呼聲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這些人士契而不舍地開展批評，自由化的惡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p>
注釋：
①《交鋒 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
②《交鋒三十年 改革開放四次大爭論親歷記》
③ 2005-3-1 中國改革論壇網：“改革是不斷排除干擾的過程”―― “2005中國腦庫年會”上的發言
④《大碰撞 中國改革紀實》
⑤《爭鋒 一個記者眼中的中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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