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信心和希望更重要的是什么
度過經濟危機究竟靠什么？現在看來說是一靠信心，信心比黃金重要；二是靠希望，希望像一盞明燈，給予我們各國、各家企業、世界人民照亮了方向，永不熄滅。
確實，只要大家有戰勝困難的信心，對前景充滿希望，會使度過時艱有極大幫助。
但是，信心和希望來自哪里？肯定不是來自發誓賭咒，不是來自空口支票的保證。信心和希望只能來自領導者對危機形成的合理分析，來自克服危機措施的可信的解釋，來自對這些措施落實的資源說明。信心和希望甚至不可能來自指認經濟中出現了什么“小陽春”的提示，因為小陽春本來就是嚴冬來臨前短期的回暖。一旦溫度下降，還會有再說什么都不信了的副作用。
貧道覺得，如果中央政府有一個權威性的論述，對這次西方金融危機起因，形成機理的解釋，中國在形成這次危機中的作用，中國自身經濟哪些問題會在這場危機中被放大。同時，分析出這場危機的結局是什么，也就是新的世界格局可能是什么樣子，我們會怎么調整自身社會經濟結構來適應新的世界格局。如果有這樣的論述，而且說得比較符合事實，或者大家能夠基本相信，那么，中國人就有了信心，全世界人也有了信心。
這讓貧道想起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開始也說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與日本打，看起來也不是沒信心。到1938年5月，南京陷落半年后，武漢會戰即將開始。一些人認為抗戰要通過武漢會戰大勝結束，一些人認為基本沒有出路。主張會戰的是賭博，照樣既無信心也看不到希望，而悲觀者就不用說了。這個時候也是信心比大炮重要，希望是盞明燈。但這個時候無論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靠發誓賭咒，靠拍胸脯都不會給全國軍民提高信心。于是，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討會上一篇《論持久戰》發表了，文章分析了中國必然戰勝日本的理由。分析了雙方的優勢和劣勢，分析速決戰和亡國論為什么是錯誤的，從而提出持久戰的作戰方針，組織民眾抗戰的手段，以及預測持久戰會分幾個階段，大致是什么情況。這篇文章一出，國共軍民競相傳閱。看到一些資料：
丁公量回憶說，當時他所在的上海中法工學院，院長就老愛說亡國。“他是教法文的，每堂課都要講中日力量太懸殊，抗戰必敗。我聽不慣，一堂課50分鐘，我倆辯論常常就是20分鐘。那年我去了新四軍，看到了《論持久戰》的原著，書有限，互相傳閱。輪到我看時，晚上在油燈下整夜地看，越看心里越有勁。”
原新四軍第三師七旅十九團三連連長賀繼光告訴：“當時我那本《論持久戰》一看完就被借走，傳來傳去，回來時都皺巴巴了。吃苦犧牲都不怕，就怕沒方向，這一看就明白了。”
程思遠在《我的回憶》中披露說：當時‘小諸葛’白崇禧一氣讀完《論持久戰》后，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又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蔣介石指示國民黨高級軍官學習，還特意辦了學習班。傅作義讀后感到抗戰中的重大問題都得到了明確答案。而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細讀之后，也“對其‘速勝論’、‘唯武器論’等頑癥有很好的療效”。
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了周公（周恩來）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歷史學家顧頡剛，“奉讀之下，恍然于抗日所應走的方向。”
日軍大本營參謀陸軍中佐山崎重三郎說：“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公開宣稱：“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的以哲學為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
毛澤東并沒有足夠的軍隊和武器，包括一個平型關戰斗也影響不了日軍前進步伐。毛澤東無非寫了篇文章，這就讓全國人有了抗戰勝利的信心，看到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希望。為什么呢？因為中國人知道了事情是怎么樣，雙方優勢劣勢怎么樣。這樣情況下，選擇什么策略會不占便宜，而怎么做就會成功。完全是個超級大項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分析報告，完全一套理工科思維，一種建立在哲學基礎上的宏觀分析。一篇報告，頂100個裝備齊全的師，讓中國人，包括蔣介石和他的下屬們有了信心和希望。
因此，貧道以為：信心比黃金重要，希望比信心重要，但給人信心和希望，必須給一篇能夠真正說服大家的行動綱領，讓大家看到事情的本來面目，看到我們的優勢和劣勢，知道怎么做會失敗，怎么做會成功。這樣，不用公布一季度增長6.1%，不用說“已經有好轉跡象”，大家照樣有信心，照樣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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