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新醫改方案”一經公布，歡呼聲頗為響亮，歡呼的由頭是“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而議論聲也頗為響亮，眾媒體在普通人不大“看得懂”的方案中尋覓出了好多由頭，但是，聽來聽去，主流媒體上的專家、學者、評論家的思維取向還是“市場化”最為受用。
比如，廣州《信息時報》刊登的文章“朱達志：公立醫院產權改革不能抱甩包袱思維”認為“公立醫院轉民營，我認為是理順醫療服務亂象的一條必由之路，因為在確保那些承擔國民基本醫療衛生保障的社區醫院和其他基層衛生機構公立的前提下，將現有的其他公立醫院逐步市場化以后，醫療服務市場的供需矛盾才可能得到真實反映，與醫療服務相關的各環節交易成本才可能降到最低程度，患者貨比三家自由選擇醫療服務的權利才可能實現。”，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二甲、三甲的優質大醫院、中心醫院全部“民營”，公立的只是社區醫院、衛生所之類。
草民想，如果這位朱先生到香港去呼吁把政府的數十家大型公立醫院賣掉，會被香港市民飽以老拳，滿地找牙，因為從此香港的絕大多數人就與優質醫療資源絕緣了。
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香港，據有大型公立醫院42家，最著名的如：瑪麗醫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教學醫院) 、韋爾斯親王醫院(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教學醫院) 等等，還有政府公立的21個在節假日、夜間提供服務的診所，而香港的私立醫院僅有12家。
可以說，香港絕大多數人的醫療服務，是公立醫院提供的。如果“貨比三家”，公立醫院看病便宜，私立醫院看病貴。所以，連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的香港都不走“市場化”的醫療服務之路，中國大陸的一些人，比如上述那位自稱“作為一名長期關注醫改問題的新聞工作者” 朱達志先生，怎么比香港人還癡迷醫療衛生服務的“市場化”改革？
草民想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似乎無人在討論，就是醫生的切身利益問題，再深入一點，就是醫生應該是“先富起來”還是“后富起來”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天天都在刺激著醫生們，不夸張地說，已經到了引起“心理障礙”的程度。
現在中國的貧富分化程度是個什么樣子呢，還是引用一組數據：
根據2005年《中國證券報》援引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在發布的《中國理財市場》報告稱：“在中國，財富的聚集程度很高，不到0.5%的家庭擁有全國個人財富的60%以上。即使在這些富有的群體內部，也有大約70%的財富掌握在資產超過50萬美元的家庭手中。”，意即千分之五（5‰）的家庭，占有中國個人財富的60%以上，就是說，99.95%的家庭，才擁有個人財富的40%，而且，“中國富有群體持有的現金水平很高，大約占他們全部財富的71%，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4.6%”，就是說，個人金融資產的大部分在極少數、極少數人手里。
根據3月31日《每日經濟新聞》的一篇報道，“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到2008年末，中國內地高凈值人群達到了約30萬人，而這里所說的高凈值人群就是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其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將超過9萬億元。”，而所謂“可投資資產”不包括未上市企業股權、自住用房產、耐用消費品、藝術收藏品等。而32萬人，只相當于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二（0.2‰），卻持有“可投資資產9萬億”，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的近一半。
99.95%的家庭，才擁有個人財富的40%，千分之零點二（0.2‰）的人口，卻持有“可投資資產9萬億”，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的近一半。但是且慢，在剩下的99.95%的家庭中，“可投資”財富擁有狀況肯定又是一個金字塔型，比如從百萬資產、十萬資產、萬資產、千資產、零資產這樣的分布。
而醫生所面對的病人當中，也是兩極分明的，比如，在各大醫院的VIP病區，來看病的富豪賢達，出手就過萬，據說的有的進口針劑，一支就上萬，住套間，跟賓館似的，如果是私家貴族醫院，比如北京的“和藹家”，住一夜據說要上千美金，服務當然沒的說。而窮人呢，就比較窘迫了，2005年12月15日，北京某報以《無錢治病死于同仁醫院》為標題，報道了齊齊哈爾市來北京打工的王建民，在北京同仁醫院就診時，因無錢治病，死在醫院急診一樓男廁所門口的慘劇。北京站值勤的民警經常會遇到一些民工或者旅客因突然病發，需要送去醫院救治，很多時候都因患者無錢交付高額診療費用，而被醫院拒收。
醫生們在目睹了這些現實情況之后，心理上肯定有一個標準，就是作為世界上責任最大、技術要求最高，服務對象最精細的醫生職業，肯定不能拿民工水平的工資，哪怕是數倍于那個水平也不行。因為這樣的話，醫生自己病了，盡管有基本醫保，但是要享受更好的治療，就沒有足夠的錢，這是不行的。草民很理解，因為在目前的社會價值觀和實際的需要上看，沒有錢寸步難行，錢少了步履艱難，只有錢多了，多到可以笑傲眾人的程度，那才叫進入了“自由王國”。
所以，盡管醫生們要進入32萬富豪和0.5‰富豪家庭的行列不太現實，但是，進入99.95%的家庭的上層還是現實的。而且，一些中心城市、沿海地區、發達省份的醫生的確也進入了“富起來”的行列。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草民，請一些全國一流的知名度的專家的會診費，有時候高達10萬/次，草民的一位朋友的親戚，到省城大醫院看病，給科主任的“見面禮”是一萬，一位朋友的親戚，找一位業內具有“良知代表”稱號的專家看病，“見面禮”也是一萬，當然，這種價碼受到的服務，肯定與門診掛專家號不一樣，一分價錢一份服務么。
幾年前，獲得過國家級科技大獎的醫學泰斗裘法祖教授在央視10套《大家》做訪談節目，說現在他們醫院的年輕人生活“很好”了，醫院院子里的私人轎車都停滿了。草民的幾個醫生朋友，也是這些年快步進入了有房有車有存款的“大康”或者說比一般人“先富”的行列。
那么，醫生的錢從何而來，國家據說撥款嚴重不足，就只能從病人身上來。比如，有一次草民愛人去醫院看病，在一位女大夫連勸帶威脅之下買了一個自費的“不買不行”的小器械，幾百元一個，還沒有現貨，一禮拜拿到手之后，很無奈的是一件“三無產品”，草民想想多費口舌去交涉也無益，就算了。草民在醫院看到一個做微創手術的老太太，第一日的檢查費用過萬，指標有好幾百，單子好幾頁，上面的一些檢查項目草民找業內人士打聽過，根本可以不做。
好啦，“新醫改方案”千呼萬喚始出來了，草民尋覓了一遍，說了好多怎么“解難”、怎么“降低”、怎么“監管”的豪言壯語，就是沒有這么讓醫生“先富起來”的舉措，說句公道話，黑礦主可以“先富”、洋行買辦可以“先富”，憑什么為黑礦主、洋行買辦們看病、動手術的醫生就不能“先富”，如果醫改的結果是，病人的看病成本降下來了，醫生的收入沒有上升甚至有所下降，甚至極端的變成了“待富”，高年資的擁有一定資產積累了，低年資的資產積累之路被切斷了等等。
這個問題不解決，新醫改的效果恐怕要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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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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