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中國政治經濟的危險性在哪里？

中國政治經濟的危險性在哪里？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2009年3月18日 星期三

 [大軍網編者按：這是仲大軍先生應《華夏時報》約稿而撰寫的文章，放到本網后，內容又有所增加。文章除了評價中國應對危機的手段的對否，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中國面對的危險。而這些危險，目前國內是很少議論和認識到的。實際上中國面臨的風險很大，而應對的危險的方法如果不對頭，那么危險就會更大了。因此，當前的中國應當從這兩方面認識問題。]

    提要：中國必將成為這一波美國金融風暴最大的受害國，但這一嚴酷的前景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始終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認。美國是不愿讓中國順利崛起的，這場彼此利用的合作與婚姻隨時隨地都面臨著危局。無論是南海洋面上中美兩國船只的對峙，還是美聯儲嘩嘩開動的印鈔機，都是中美兩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搏殺。這種搏殺已經到了快見分曉的時候了。但中國方面始終是一廂情愿，充滿幻想，缺少戰略性的應對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動，巨大的國民財富由美國操縱著，小辮子捏在人家手中。未來事態一旦惡化，中國面臨的必將是國內外雙重的挑戰。特發出此文以示警醒！

    近一段時期，人們經常想象中國政府還會出臺哪些刺激經濟的政策，在這些想象中，更多的思路是中國將放出更多的貨幣，上馬更多的項目，把經濟搞得紅紅火火。而在我看來，一味使用這種純經濟的刺激手段，很可能是飲鴆止渴。

    實際上中國更需要思考的是另一種調控手段，即利用均衡財富的方法來活躍經濟，使大多數的窮人也有錢消費，有錢創業，這種大眾消費帶動起的經濟增長，恐怕要比純粹的政府國債項目效果更好。

    我之所以提出這一思路，原因在于這些年里，我國利用低人權優勢制造了大批廉價的勞動力，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政府賺取了大量外匯，資本 和精英群體積蓄了巨額財富，但一般民眾的消費能力卻沒有相應地提高，以致導致當世界金融危機來臨時，國內產能過剩，內需嚴重不足。在這種時候，如果不注意調整財富的均衡配置，僅僅靠政府加大國有部門的投資來拉動經濟，很可能既消耗的寶貴的資源，又會產生民生等社會問題。

一、我們有必要對經濟增長數字看得這樣重嗎？

    3月初，我在日本東京時，住在新宿鬧市中心的王子飯店，樓下就是龐大的地下地鐵站商業區，東邊是燈紅酒綠的歌舞妓町，西邊是一片繁華的商業大廈。天天行走在地鐵、商店和街道里，周圍永遠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餐館和商店里永遠是熙熙攘攘的消費者，傍晚時分，路邊總是一堆堆喜氣洋洋的年輕人。

    我常常在想：“這是經濟嚴重衰退的日本嗎？” 看當時日本的經濟數字，2008年最后一個季度經濟增長同比下降了12%！一些企業紛紛裁員，即使不裁員的也大多停產半停產。但是，在經濟狀況變得如此糟糕的情況下，日本人照樣吃喝玩樂。那琳瑯滿目的商店，那精美的商品，一點也沒有蕭條冷清的跡象。

飯店里常常是賓朋滿客。到東京的第一天晚上，朋友帶我到一家老字號飯店吃飯，排隊等了半小時。最后一天我離開東京時，朋友請吃飯，又在一家飯店前坐著等了半小時。這就是經濟衰退中的日本。日常生活絲毫沒顯示出衰退。這種現象告訴我們：GDP增速和人民群眾生活往往是有很大出入的。GDP負增長不一定帶來消費負增長。GDP下降不一定就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

鑒于此，我常常懷疑：中國有必要對經濟增長數字這樣敏感，這樣在乎嗎？即使我們的經濟出現了負增長，社會生活又能壞到那里去呢？最多是一些大項目停止建設了而已，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并不會有多大影響。

坦率的說，按我的判斷，2008年最后一個月和今年第一個月的GDP肯定是負增長，只不過統計局沒有報道而已。但在這兩個月里，中國人民的生活受到多大影響了嗎，有多大改變嗎？完全沒有。你就報出個低增長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還不是照樣該吃該喝嗎？

中國和日本一樣，是個高儲蓄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從本質上說是不怕經濟危機的。這樣的國家本來應該有較強的抵御能力。所以，經濟危機爆發它幾年，這些國家也完全可以貓起來過冬，靠吃老本也可以過上幾年。

明白了這個道理，統計部門就可以大膽地通報經濟運行數字，不要把經濟數字神秘話，恐怖化。經濟工作者們一定要把GDP與國民實際生活水平區分開，完全沒有必要死死盯在一個數字上，好象GDP增速掉下來天就要塌了。這種思維是錯誤的，甚至會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看看我國消費占GDP多大的比例，就可以知道維持我國一個象樣的消費水平大約需要多少財力物力了。這些年里，我國的消費比例已經降到了GDP的35%左右。以去年30萬億的GDP來算，消費僅僅需要11萬億的國民產值就夠了。也就是說，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只需要十幾萬億的產出就夠了。往年一大半的GDP都是投資和出口。投資盡管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關聯度往往不是很直接。有些投資完全與人民群眾的生活無關，但這樣的投資往往消耗相當大的GDP。

而出口對人民生活更是關系不大，出不去少掙點外匯就是了。掙那么多外匯有什么用？還不是埋在美國整天提心吊膽嗎？誰敢肯定這么多年來積累的國民財富還有多少可以保全？因此，在經濟衰退時期，將一些與國民生活關聯度不高的經濟活動即投資和出口撤下來（還包括一些投機性的虛擬經濟），社會仍然可以維持一個不錯的消費水平和生活水平。這也就是我的看法和判斷：今年的經濟增長即使降到零增長，對我國國民生活的影響也沒有什么了不起。

目前，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速度都降到了零以下，中國有什么必要非要保持8%以上的高速度。按我的看法，2009年保持個百分之三四的速度也可以。

我完全不同意流行多少年的一種看法：中國經濟增速如果低于8%就要出問題。這種說法多少年來一直象魔咒一樣束縛著政府以及經濟界的頭腦。但是它到底有多少道理，它是何等得陳舊，從來沒有人質疑過。所以，保8成了人們言不由衷的一種意識，不由自主的一種行動。我們思維能力的低下在這一點上清楚地反映出來。

由于我們對數字有著不正常的恐慌癥，于是，在對危機的應對上就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反映和緊張動作，而這些反映最大的可能是消耗危機時期本該保存的國民體力，因為我們誰都不知道這場嚴冬將有多么漫長。

二、我們真有可以大量動用的資源嗎？

    我發現我們的同胞至今缺少一種與狼共舞的思想準備，即與世界各國一起在經濟危機中共沉浮的思想，我們總有一種超然的置之度外的盲目心理。的確，三十多年來的省吃儉用，我們積攢下了不少儲蓄，但這些儲蓄有不少存放在不安全的地方，并時時刻刻經受著消失的威脅。

    譬如，我們購買的各種美國債券資產，這些資產目前既不能撤離，還要為了維護這些資產的安全而不斷地向里輸入。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增持美國國債近2000億美元。但出于對美國經濟的擔心，目前國際資金已經開始從美國流出，最近的一個月大約有1500億美元流出美國。

    我估計我國目前在海外的國民資產至少有2萬億美元，光是在美國就有1.7萬億。這些國民財富有些已經很難拿回來了，有些僅剩下帳面財富的意義。我們購買的美國國債，現在不但不能拋售，還要為了保全它而不斷地往里投入。至于購買的將近4000億美元的美國“兩房”債券，據說現在已經可以拋售了，但能拋出多少還不可得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發展過程中，走向了一條被綁架的道路。

    即使可以收回這些海外投資，但結果也可能是貶得一錢不值。美國政府目前已經黔驢技窮，在沒人買國債的情況下，只有濫印鈔票一條路，最近，美聯儲目前已經大開印鈔機，狂印美鈔9萬億美元。美國的這種做法，后果只有一條，那就是日后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其他國家所掌握的美元資產大貶值。中國人民辛辛苦苦攢下的兩萬多億美元外匯儲蓄，早晚要貶沒有了的。   

    國內目前大約47萬億元人民幣的金融資產中，大約十幾萬億不是本國所有，甚至有五六萬億元是國際熱錢。這一筆可動用的資源也存在著可流失性。據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的報告，2009年1月，我國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與2008年第4季度相比出現了顯著變化，短期國際資本流出可能達到350億美元。另外，由于美元對歐元大幅升值，這種估值效應會導致以美元計算的外匯儲備存量縮水。2009年1月，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額為-279億美元。

資本帳戶開始凈流出，外匯儲備不再增長，而是減少，這都是從未有過的新現象。假如這種現象成為今后一個時期的常態，我們就要反向思維了。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所儲備和所擁有的金融資源，有些是難以動用的，有些是隨時可能流走的。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時代可能已經完結。所以，我們在動用刺激經濟手段的時候，頭腦一定不能發熱，一定不要認為我們還有多少儲備的彈藥。如果說某些地方政府在上起項目來對宏觀情還況茫然無知，上邊的人就不能被他們的熱情所左右了。

在我看來，目前的中國不僅不是財大氣粗，而是隨時隨地都要戰戰兢兢。我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對外部情況的盲目之上。然而，對外部情況的缺乏研究和清晰了解，正是我們今天如此被動的原因。

早在7年前，我就呼吁中國要警惕美元這種虛弱的貨幣，不能再一味地搞創匯戰略，要適當升值人民幣，適當地增加進口，避免持有太多的危險貨幣，但我那時候的呼聲沒有任何人理會，整個中國政府和主流學派完全沉浸在陳舊的重商主義發展模式里面。

等到發現問題，再采取應對措施已經太晚了，外匯儲備不可遏制地迅猛增長，國際熱錢大量涌入，人民幣面臨著一場狙擊已經成為事實。現在，這道鐵幕已經高高懸起，何時落下還不可得知。我們的外匯儲備實際上處在一種虛胖的狀態，人民幣喪失了2003年升值的最佳機會。發展的結果正如一位外國學者所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雖占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值極小，宏觀上是GDP大國，在人均值上卻是極端貧窮的小國。這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多年來不適當升值本國貨幣的后果。現在等大批的馬后屁學者再來總結經驗時已經太晚。

我們今天和今后的危險在哪里？那就是一旦將錢花光后，外人拋售人民幣，你怎么辦？存在國外的錢要不回來，國際熱錢又在用腳投票，這種情況一旦發生，經濟就真的要發生大問題，今天我們到底有多少這種防范意識？

我的朋友楊新英先生曾經說過，“美國的問題是用刺激消費的辦法去推動經濟增長，大量使用投資銀行的價值發現方法和商業銀行的信貸創造手段，通過無限貼現和透支每個人未來的方式來刺激消費者提前消費自己的未來。中國的問題則是用刺激和放縱投資的辦法來拉動經濟增長，大量使用公共財政的直接投資方法和金融行業的信貸放縱手段，通過無限放大公眾的未來和高估機構的未來的方式來放任消費者消費公眾和機構的未來。無論中國人還是美國人，花別人的錢都會因沒有責任約束而可能揮霍無度，而花自己的錢則會因約束硬化責任明確而精打細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潛伏的危機將比美國少不了多少：美國最多是個人和企業破產，而中國則可能是政府和社會的破產！”

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不敢把丑話說在前頭，總要象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總是夸獎孩子如何好。這樣一種文化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的往往是被動和巨大損失。假如中國政府和中國主流早早接納了我的意見，我國的今天不會搞得這樣被動。

所以，對于我國目前來說，最需要防范的是過早地消耗了體力。新英兄說得非常好：“我們都毫不懷疑我國政府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強大資源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也相信按照目前的財政與金融境況，支撐經濟兩三年的增長沒有太大問題，但我們極其關注這兩三年的增長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人民公社大食堂剛開始的時候大家也覺著沒有問題，都能不負責任地吃個肚兒飽，但一年后就開始了大饑荒。這就是過早動用資源的案例。如果今天的所作所為是以犧牲持續增長為代價，那么，人們是否想過：過度使用政策流動性和嚴重透支個人未來會造成什么后果！通過大量使用公共財政的直接投資方法和金融行業的信貸放縱手段，通過放大公眾未來和高估機構的未來，放任消費和刺激經濟，這種方式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全球經濟在經歷了美國式的崩潰之后，還能再經受一次中國式的崩潰么？”

我們必須要敲響警鐘。因為我們目前所依靠的美國那堵墻太不牢靠了。美國政府負債十幾萬億美元，企業和民間負債幾十萬億美元。美國今天的情況是有錢人不拿出錢來，政府只有發行鈔票。等鈔票印多后，必然是一場美元大貶值。這種前景并沒有什么復雜的，但我們就是不愿這樣認識，并且，政府宣傳部門還不讓媒體報道反對購買美國國債的意見。我在鳳凰衛視的發言就不敢放到網站上。六個現場嘉賓，偏偏沒有我的視頻。但現在形勢的發展，完全應驗了我的預言。

我曾在鳳凰衛視節目里說過，中國要準備壯士斷臂。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戰略家的眼光，是一眼看到底的應對方略。我們不能將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君子不立危墻之下。這是我們今天應有準備。但是，這種思路政府清晰嗎？有充分的準備嗎？

三、V字型之后又會怎么樣？

    從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三月份，我國經濟走了一個急劇下降然后回升的V字型曲線。這說明政府采取的各項措施發揮了效用，但這次曲線回升后又會怎樣走？會不會再次掉頭向下？

    中國今年的外貿如果比往年掉下三成，那就是大約三萬多億的GDP要放空。如果硬要填上這個窟窿，就需要刺激起三萬億的內需。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填不填這個窟窿？

    僅靠目前出臺兩年四萬億的刺激經濟計劃，恐怕這個窟窿填不滿。那么填不滿怎么辦？繼續啟動第二套刺激方案嗎？如果看了我上面的陳述，人們可能會謹慎起來。

    我的意見是明確的，中國沒必要再出臺第二波刺激方案，即使出臺，也要以民生和消費為主導，解決了基本生活問題就可以了。中國決不能過早地耗盡體力。中國必須要與世界共沉浮。否則，后果難以預料。

    我們當然也看到經濟衰退時期資源要素價格的低廉，如果有能力，最好趁著國際市場價格低落的時候盡量多利用一些外部資源。因此，在這一歷史時期，上些投資項目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增大消費，多買些便宜貨，也是合算的。這主要取決于實力。如果中國的確有實力，我們決不反對在外國經濟衰退之時中國大干快上和大手筆消費。

    但外部發展的形勢，都很難讓我們有放松的感覺。美元很可能結束短暫的升值期，歐洲許多工廠目前都處于半停產狀態，重啟國際經濟必然有一場貨幣幣值的大變動。美聯儲研究人員已經在發表美元貶值未必對美國經濟有害的文章。這一切說明，美國正在為美元貶值做準備。

    中國需要做什么準備？國際上的貨幣戰爭已經是陰云密布。國內的形勢也令人擔憂。今年1月以后，消費物價CPI同比已經掉下來了，但連續三個月大量的貨幣發放（總計3.5萬億元），使人不能不擔心通脹的再度抬頭。這對那些低收入和沒收入的社會群體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國際市場的價格回升，國內CPI馬上就會翹頭。這應當是一場默不作聲的經濟博弈。中國要有長期的作戰準備，但目前看國際市場的價格短期還難抬頭，中國有利用國際市場低谷價格的機會。

     總起來看，我國經濟下一段的運行要看兩個方面，一是國外經濟形勢的演變。西方的金融泡沫還在繼續破滅。據一些研究機構測算，這場誕生在美國的金融風暴已經使全球50萬億美元的財富泡沫化為烏有，并且全球金融資產的價格還在進一步下跌。隨著一些對沖基金投資人不斷贖回資金的浪潮，對沖基金行業有可能出現大規模清盤破產。美國股市跌到5000點是早晚的事。

    而在國內，這一波刺激經濟的手段主要放在投資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會更加強化政府主導的投資結構和國有企業的逆淘汰機制，使投資效益出現問號。單純的投資拉動，尤其是政府主導型的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投資拉動，很可能既消耗了彈藥，又沒有實際經濟效益，并削弱我國未來的抗風險能力。

    因此，遏止經濟衰退，還是要以廣大民眾的基本需求為標準，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使經濟增速降到5%以下，這種調整與發展也是合理的。但是，僅有經濟手段恐怕還難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任何經濟危機時期往往都伴隨著政治和思想的變動。在這個時候，如果不重視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改善，甚至一些稅制的改革，經濟問題便可能變成社會問題。

    說到底，我的調控思路順序是：先民生，再建設；先消費，再投資。這不失是衰退時期最穩當的選擇。我的目標是，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達到5%應當是最合理的。即使我國的經濟運行曲線再次掉頭向下，也沒必要大驚小怪。我們今年必須對W型走勢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但說到消費，最難平衡的是消費能力。不解決目前我國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縮小我國較大的貧富差距，任何刺激經濟政策都會事倍功半。當然，這個問題涉及的已經是改革思路以及發展共識問題了。沒有政治水平的經濟學家只能是最蹩腳的經濟學家，可惜目前我國大多數的專家都是單一型的專家。

政府今后還會出臺什么樣的刺激經濟方法，無非是從經濟到社會兩手而已。而其中的宗旨就是劫富濟貧，要讓雨水流入窮人田。

最后我想總結的是，中國必將成為這一波美國金融風暴最大的受害國，但這一嚴酷的前景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始終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認。美國是不愿讓中國順利崛起的，這場彼此利用的合作與婚姻隨時隨地都面臨著危局。無論是南海洋面上中美兩國船只的對峙，還是美聯儲嘩嘩開動的印鈔機，都是中美兩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的搏殺。這種搏殺已經到了快見分曉的時候了。但中國方面始終是一廂情愿，充滿幻想，缺少戰略性的應對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動，巨大的國民財富由美國操縱著，小辮子捏在人家手中。未來事態一旦惡化，中國面臨的必將是國內外雙重的挑戰。特發出此文以示警醒！

（ 仲大軍： 北京西城區溫家街2號， 郵編 100031。）

附文：

中國是怎樣一步步陷入美元泥坑的？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2009年3月22日

     3 月18 日，美國政府決定要向美聯儲發行3000億美元的國債，6個月之后，還要再發行8500億的國債。這一做法終于暴露出美國已走上了靠濫印鈔票來度過危機的窮途末路。

    此舉動可以看出，美國政府目前向社會已經發不出國債了，首先是民間沒有人買，銀行都面臨著倒閉，更沒有買的。向海外募集也無人響應。 日本歐洲早已收緊了錢袋，只有中國出于被迫無奈拿出了一兩千億增購美國國債，這對于資金缺口高達數萬億美元、嗷嗷待哺的美國簡直是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只有向美聯儲這一可以印制鈔票的機器發行國債了 ，也就是國家財政部向中央銀行發行債券。

     走到這一步，中國最擔心的事終于發生了。那就是投到美國的1.7萬億美元的巨大金融資產很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美元大貶值和美國高通貨膨脹中化為泡影。

     僅僅是在幾天前，溫家寶總理在答記者問時，還憂心忡忡地希望美國對中國在美國的龐大資產能負起責任，美國政府也立即回應讓世界各債權國放心，但話聲剛落，美國便使出這最令世界恐怖的一招：開動印鈔機。

美國為什么印鈔而不出賣家產？

    消息傳來，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中國人突然明白了美國危機嚴重到什么程度，突然意識到美元大幅貶值的未來，也突然意識到自己外匯儲備的危險。

    這種結局我早已料到，并且在去年秋和今年2月份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節目中清楚地表達出來。但即使到了今年二月份，與我當場辯論的袁鋼明教授等人還對美國充滿信心，大唱贊歌，說什么購買美國國債是最安全的。現在，這些老兄可能都傻眼了。美國人怎能這樣干呢？

    很多中國人想不通，美國怎么能這樣干！美國為什么不選擇別的負責任的辦法而選擇這樣損人利己的辦法呢？ 美國盡管發生了金融危機，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美國的家底還是仍然很雄厚的，變賣點家產也是可以過日子的。夏斌先生前天在中央臺經濟信息聯播做評論時說，美國最好是別印鈔票，而是靠出賣值錢的家產來度過危機。夏先生真是想得美！人家美國會這么傻嗎？人家會把最有價值的高科技賣給你中國，會把好企業賣給你嗎？ 人家能讓你中國拿著美元鈔票到美國大肆收購嗎？人家掌握著印美元的大權，能傻乎乎地靠出賣家產度過難關嗎？

    嚴酷而無情現實終于給中國的好學生們上了一課。看看這幾天中國主流學者們的種種表現，除了幼稚就是可笑。倒是飽受攻擊的張維迎教授今天在釣魚臺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向斯蒂科里茨先生提了一個有水平的問題，美國今天為什么不忍著度過危機？也就是說，既然沒有錢了，就老老實實地省吃儉用，一點點度過難關。但美國人愿意這樣干嗎？美國甘心象中國人這樣過緊日子嗎？ 美國人甘心悄不做聲地趴下去嗎？中國學者怎么光憑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去要求美國！

     這件事情告訴人們一個嚴酷的事實，當今任何一個國家的國際準則都是把本國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任何國家都會不惜一切手段保護本國利益的。基于此，任何國家的發展都不能寄希望于別國的高尚、仁慈和守信。而恰恰在這一點上，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絲毫沒有一點防范意識，中國的君子們一腔情愿地將本國巨大的資產毫無保留地投入到美國，決沒想到這筆資產會有什么風險。

    總之，美國近來的表現很是給中國學者上了一課。中國人怎么也沒想到，歷來令主流學者們亦步亦趨的美國今天能落到這個下場，怎能干出這種事情來。 等待中國的只有每天在惶恐中過日子了。美元一貶值，中國人就眼看著自己多年積攢的外匯財富一點點縮水吧。辛辛苦苦搞了二十多年重商主義發展，耗費了這么大的代價，到頭來積攢下的一點家底還要被人家坑光。這已經不是什么今天才能看到的前景了，而是前些年里我一再呼吁警惕的事情。 早在兩年前，我就撰文指出，中國在這一場大變動中，至少損失10萬億人民幣。這一斷言很可能要不幸而言中。

    但為什么我多年的警告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政府沒有引起任何注意？這個問題值得深思。這除了與這個國家的體制有關，還能有什么原因！官本位至高無上的官僚體制平日里除了蔑視民間、崇洋媚外還能干什么？

    中央電視臺昨晚的一條字幕里又打出這樣的消息：某某部門決定在今年6月份召開“全球智庫會議”，準備邀請三百名外國專家學者前來中國獻計獻策。

    難道中國的學者都死光了嗎？為什么本國的民間智庫被冷落一旁，為什么對北京大軍智庫這些年來不斷發出的警告和預測不予理睬，而整天圍著外國人的屁股轉？這和清末的中國狀態有什么區別？

    這些年里，中國官方的主流學派深陷西方思想的控制，一直是一副樂不可支的樣子。中國政府高層在這么一批人的簇擁之下，哪有一點清醒頭腦。直到今天落到個被綁架、被玩弄的境地，后悔也晚了。看看溫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那副可憐巴巴的樣子，幾乎已經要向美國搖尾乞憐了。

    從去年底中美兩國高層會談，王歧山對保爾森提出美國要保全中國在美資產的要求，到今天溫家寶在記者會上通過外國記者轉達中國的擔心，從去年中國還向美國繼續購買了近2000億美元的國債，到今天眼看著美國開動印鈔機，中國正在一步步落入美元陷阱。

    人們會問：中國怎么能走到今天這一地步？怎么會悄無聲響地把1.7萬億美元之巨的國民財富搬到美國？中國是怎樣走上了這樣一條把經濟命運掐在人家手里的被動之路？中國社會今天不進行檢討能行嗎？人們不進行反思和問責能行嗎？

美國已經山窮水盡窮途末路了嗎？

    反過來我們仍然要問一句：美國已經山窮水盡和窮途末路了嗎？我認為沒有。美國通過采取賴帳政策，不僅可以賴掉背負的巨額外債，還可以使國內經濟迅速活躍起來。美國實力仍然保存，美國決不會老老實實地還債而喪失自身的實力。

    但是，很明顯，迎接世界經濟的將很可能是經濟蕭條后的又一波通貨膨脹。一股價格上漲之后，中國會突然發現自己手中已經所剩無幾了。中國儲蓄的國民財富在美元等外幣一場大變動之中，最終會 貶值得所剩無幾。

    我們現在依然在家里慶幸，甚至有人在對美國幸災樂禍。但美國真得會垮下去嗎？嚴酷的現實早晚會給中國幼稚的好學生們上一課，但是，很可能等他們清醒過來之后，民怨也沸騰了。

    這就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中國最缺乏的長遠戰略研究，特別是缺乏經濟發展方面的長遠戰略研究。一味固步自封的官家體系，已經嚴重地束縛了中國的智力發展。中國政府壟斷模式再也難以繼續下去了。

    中國的民間智庫并不是天生的愿意批評政府，而是實在看到問題嚴重了，才不得不表達自己的擔心。只要看看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多年來的不斷提醒，就知道我們為什么一直在焦慮。

中國是怎樣一步步陷入美元泥坑的？

官家體系束縛中國的智力發展

    自2002年以來，我中心便呼吁中國政府適當放棄“創匯”戰略，適當升值人民，避免攝入太多的虛弱貨幣----美元 。但中國就是不敢邁出人民幣升值的一步。2003年就該升值，但一步錯，步步錯。2003年未能及時升值，結果導致國際熱錢看到人民幣有升值的投機機會，便于2004年之后大量涌入中國，直到2008年，國際熱錢滾滾而來一發而不可收。這一場對人民幣的狙擊目前還處在靜伏階段，等到美元大幅貶值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時刻到來，這筆潛伏的巨大的國際熱錢早晚會行動的。中國就準備迎接這場早晚要到來的貨幣大戰吧！

    中國有句古話：“君子不立危墻之下。” 這句話提醒人們要及早地預見到危險從而避開危險。但我們的政府管理者從來沒有理會來自非官方智庫的警告，外匯當局不但不警惕美元的危險和購買美國債券的危險，反而背著國人將如此巨量的外匯置于美國。若不是美國方面公布出中國在美的資產數目，中國的民眾將會一點都不知情。

    這種體制和這種做法難道今天還不該反省嗎？否則我國怎能落到今天這種尷尬的境地！

    大家可以看看這幾年里我們所做的事情和寫的文章，從2003年我中心在北京遠洋大廈召開發展戰略新思路會后， 我不斷地寫文章揭示這方面的問題，但中國的發展對此沒有任何警醒，而是一步步走入一條危險之路。由于在2003年那個重要的關頭，中國未能把握住發展的方向， 沒敢果斷地實施人民幣不斷升值的策略，以致于后來怎樣掙扎都難以擺脫被動局面。

    這種教訓太深刻了。一個國家不能老犯這種錯誤。現在我把這些年來我們的文章列出來， 大家可以回過頭去看看，中國的民間學者說得有沒有道理。為什么中國的主流和官方對此置之不理？現在只能用毛主席當年的一句話來揭示這其中的原因了：“高貴者最愚蠢，低賤者最聰明。”

    下面發出幾年來我對這一問題闡述的文章。大家可以通過這一篇篇文章，清晰地看到我國是怎樣一步步走入一條危險的陷阱的。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最早指出了中國過度外向型發展的問題，并在2002年底就特意召開了一次研討會，但當時我這種思想根本得不到學界和政府的響應。直到今天當中國經濟發展受到重大損失的時候，人們也許才會認識我們會議的意義。請大家再看看這篇文章，早在6年前，我們實際上就把問題講清楚了。

   資料一：

2003年1月遠洋大廈會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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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消息：中心召開“中國發展戰略新思路研討會”

    2003年1月10日上午，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與《中國遠洋》雜志社在北京遠洋大廈1218會議室召開了“中國發展戰略新思路”研討會，中心主任仲大軍先生主持了會議 [照片]，劉福垣、石小敏、王建、溫鐵軍、蔡昉、王小魯、湯敏、左大培、楊帆、侯若石、李培林、江時學、高粱、顧海兵、袁鋼明、楊繼繩、王勇、胡江云、姚永玲、林大建、張彤等2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此次會議的內容和中心主任仲大軍先生的文章《中國應深刻反思重商主義》，引起了國內理論界和政府高層高度重視。具體內容請看“《研討會記錄》”及“仲大軍文章”。[ 照片1，照片2，]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經 濟 與 社 會 觀 察

第一期，2003年1月15日

[編者按：2003年1月10日，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在北京遠洋大廈召開“中國發展戰略新思路”研討會，這是中心主任仲大軍先生給會議提交的主題報告。此文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進出口貿易以及人民幣匯率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2003：中國發展戰略新思路研討會文章]

    20多年來，我國傳統的外向型重商主義發展模式 和不計成本的創匯戰略存在著重大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廉價地輸出了國內寶貴的資源，并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在這場進出口貿易交換過程中，中國的經濟資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資本損失慘重。目前全國已形成幾大塊生態危區，南水北調便是一例，華北地區水資源的匱乏已成定局，我國不得不通過花費上千億元的水利工程來調整資源配置。東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經過幾億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層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烏克蘭和美國的中部各有一塊。但經過近幾十年里毀滅性的開發，我國的黑土地水土流失嚴重。如果不加大這一地區的生態保護成本，一味追求廉價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幾十年后這片黑土地便將巖石裸露。我國的羊毛羊絨產品生產對西北地區的沙漠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西北地區的生態惡化正在越來越嚴重。

   至于說治理環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兩千億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經濟發展的成果。總起來看，將環境代價計入成本核算，中國的貿易成本是巨大的。從比較優勢來講，我國許多出口產品都是在一種比較劣勢下生產的。為了更廉價地出口，不惜破壞和污染生態環境。

   提高中國的環境成本已經迫在眉睫，國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護措施，例如，對于某些產品不實行出口退稅，通過稅收政策降低這些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增加這一類產品的環境成本。目前，我國要認真檢查一些出口行業的真實成本，譬如絲綢、皮革、農產品等，把漏掉的環境成本找回來。通過關稅調節，來合理利用國際資源。通過比較優勢來淘汰中國那些不具競爭力的產品，剔除那些賠本賺吆喝的出口產品，最后達到調整產業結構的的目的，這樣做，從表面和時間上看，可能影響到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利益，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久生存與發展。

   總起來看，我國目前還未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資源來換取技術和服務產品。這種貿易的特征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種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國的大理石、水泥、生鐵等出口已經位列世界前茅。這種貿易的另一種特點是：初級產品與工業產品之間存在著價格的不平等，初級產品國家要以更多的勞動和資源換回所需的產品。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及時扭轉這種貿易結構，最后的結果便資源枯竭，貿易后繼無力。目前，這種資源型的出口已經使非洲一些國家陷入難以為繼的境地。我國近些年來工業產品的出口比例不斷上升，加工貿易比例已經較大，但還要注意環境和資源方面的代價。

    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其本質是節衣縮食，其目的是富國強兵，但君主們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標是黃金。通過出口，賺得國外的黃金。有了黃金，便可以招募和雇傭士兵，進行戰爭。不過，一味獵取黃金，即使在重金屬貨幣時期，重商主義也具有極大風險。因為當黃金多了的時候，金價也會貶值。當西班牙把拉美的黃金大量輸入歐洲時，黃金便大幅貶值。

    如果一個經濟體在從事出口貿易的同時，相應地進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務，那么出口對于任何經濟體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僅僅是為了積儲黃金或美元，那么這種追求就極其危險。

    今天我國的重商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為目標的重商主義。在80年代，創匯還是為了進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創匯更多地是為了抵御風險。西方金融“大鱷”制造的金融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極其不利的影響。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擊，發展中國家要額外地積儲外匯，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國資源的輸出和浪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為西方大國的“進貢經濟”做了貢獻。

    如此來看，古今重商主義存在的風險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標貨幣---黃金或美元的貶值。美元在今天是明顯被高估的。一旦貶值，發展中國家所儲存的美元財富部分將化為烏有。特別是今天的世界已經放棄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屬貨幣的使用，在這樣一個匯率浮動的貨幣體系下實施重商主義，危險較大。所以傳統重商主義的目標必須改變，那就是從緊盯黃金和美元變為重視實物進口，盡可能掌握實物財富，而非貨幣財富。重視進口的實質是有效利用外部資源，加快國內的經濟建設，但這必須增加國內的需求，也必須有人民幣升值的配合。

    加大國內需求的途徑除了大上國債項目、增大投資外，還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費能力，通過減稅和增大貨幣供給等手段，迅速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使國內消費適當提高幾個百分點。2003年以后，中國的國債投資內容應當向人力資源轉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國的“軟力量”。要適當糾正過去見物不見人的投資思想。沒有國內需求的啟動，中國就難以改變歷時已久的外向型經濟。但是要想真正啟動國內的需求，沒有發展戰略思想的重大轉變是難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們要在認識上進行一場徹底的反思。

    中國極待均衡發展，中國極待對內發展。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國越來越難以靠出口來拉動經濟。中國必須通過對內發展來拉動內需。為此，中央應認真考慮對農業稅的減免，考慮對農民的補償。借助外部資源發展內部是中國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別是要盡可能地避免分割發展，反對奢侈經濟。市場經濟的競爭結果將是貧富分化和兩極分化，貧富分化的結果將出現奢侈消費。中國極待重新審視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城鄉兩極分化和新的貧富分化導致的？如何通過國內調整收入分配來調整對國外的進口需求。

    清朝洋務運動時期，清廷為了進口一艘德國的鐵甲艦，不惜花費幾十萬農民的勞動，付出堆積如山的農產品，去換回一條軍艦。按當時的物價計算，幾百個德國造船工人的勞動相當于中國10萬多農民的勞動。這種貿易是以大量資源輸出為代價的。但由于買艦是國防需要，盡管代價極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購買。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有許多這種進口需求。我們把這一類進口需求歸結于發展或國防需求。這種需求盡管代價極大，有時也必須付出。

    但今天我們要避免另一種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檔產品。為了進口這些高代價的奢侈品而付出通過大量資源和勞動輸出換回的外匯，這種行為對發展中國家極其不利，作為城鄉二元結構比較嚴重的中國，尤其要警惕這種貿易目標和外部需求。

    總起來說，任何貿易戰略都是由這個國家的發展目標決定的。如果其發展目標是擴軍備戰，那么，所有的資源最后必然向軍備方面聚集。如果目標是高科技、某些工業部門或沿海大城市，那么資源必然向這一領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減少城鄉差別、破除二元結構為目標，資源的配置又是一個樣。中國今天要深刻檢查自己的追求目標。

    當前，人們把美國的消費當作是對世界經濟的一種貢獻，我國出口的增加要感謝美國人的大量消費。但我們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國利用美元和強勢美元，廉價地賺取世界資源和勞動。

    國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來，美國生產率增長了70%，但是如果除去進口效應，很多部門生產率增長僅在0.1%之間。這也就是說，除去進口國的貢獻，美國生產率增長并不大。在20世紀最后的20年，美國沒有任何突出的生產力繁榮，但卻有一種進口繁榮。這種繁榮不是由美國經濟的驚人增長所推動，而是由生產這些財富的低收入國家借給美國的債務所推動。

    在重商主義和金本位制下，不斷積累貿易剩余的國家積累大量的黃金，從而可以用來支付未來的進口。然而，在現在的國際貿易體系下，外貿盈余積累的是美元這種未來具有不確定價值的不可兌換貨幣。而且，這些美元標價的貿易盈余不能轉換為出口國自己的通貨，因為它們需要儲備起來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場上對該出口國通貨的投機性攻擊。

    當出口國將經常項目盈余投資于美元金融資產時，由于出口的貨物多于進口，該國經濟從出口中得不到好處。該國將真正的財富拿去換取的是一堆貨幣符號。除非該國進口等量的貨物來平衡貿易，這筆外匯儲備才有價值。如果出口國不能平衡貿易，就必須把貿易盈余投資到美國的債券上。如今，我國的外匯儲備大約有1000多億美元投資在美國國債上，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和世界經濟的一榮共榮。

    90年代，美聯儲巧妙地利用強勢美元和高利率來吸引國外資金，回籠大量美元。美元霸權可以使美國通過印刷美元鈔票來反通貨膨脹，但卻導致了美元債務的泡沫化。目前，隨著局勢的變化，美元泡沫正在破滅，美元貶值的趨勢已經顯現。中國必須早做防范，及早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戰略。

    由于貿易不平衡是由過高估價的進口國貨幣和過低估價的出口國貨幣所推動的，因此，這種不平衡的單向流動貿易可能由于兩種結果而結束，一種是出口國耗盡了它的資源，難以繼續，另一種是進口國的貿易赤字水平已經達到過高的程度，出口國不愿意再接受進口國的債務。如果持續實行這種不平衡貿易，那么，出口國便要承擔環境污染、低工資、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長的貧困這些惡果。

    我們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元鑄幣收入的事實。目前，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查，1998年，美國發行的現鈔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發的美元中，大約3/4被外國人所持有，有7個國家的美元存款占貨幣供應量的比例超過50%，有12個國家這一比例超過30%－50%。至于說比例在15-20%之間的國家更多。目前中國的美元存款已達1300多億，約占總貨幣量的10%。

    美元作為載體貨幣的事實，使美國獲得了可觀的造幣收入，即紙幣的面值與印制成本之間的差額。據估計，美國每年獲得的鑄幣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兩三千億美元。美國在獲得鑄幣收入的同時，還得到了其他國家為了獲得美元而出口的廉價商品。

    美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進口的急劇增長。新興經濟體不斷使自己貨幣貶值以補貼和擴大出口，從而償還以美元標記的外債，這樣就使美元債務相對于當地貨幣來說更昂貴了。美國廉價地進口商品緩和了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盡管美國的貨幣總量在不斷擴大。在這一活動的背后，是美國人以較少的勞動成本換回了較多的商品貨物。

    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億美元貨款，其實質是為了挽救持有巴西債務的美國跨國銀行。這將迫使巴西在貨幣貶值40%的情況下，出口更多的財富以償還300億美元的債務及其利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亞當年都發生過這種事情。發展中國家每一次貨幣大幅貶值，都是一次國內資源的巨大流失。

    目前，西方學界有一種觀點值得注意，這種觀點認為：由于幾十年來全球貿易是將財富從窮國向富國轉移，然而這種不平等的貿易轉移是不可持續的，目前，這種財富轉移正在出現危機，近兩年全球貿易萎縮便是例證。這種貿易萎縮將導致世界性的經濟增長放緩。那些依賴出口維持增長的經濟體要清楚地知道，近年來的出口下滑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周期現象，它很可能是多年不平衡和不平等貿易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那些出口成為國內發展的補充而不是破壞的國家，才可以不受大環境的影響。針對這種形勢，中國要特別注意不要將財富轉移出本地區，應該停止追求掠奪性的競爭優勢，轉而向平衡貿易發展。

    中國正在成為借貸國家，大量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存在，其實質是向國外輸出資源。這對發展中國家極為不利。到今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將達到近3000億美元。明后年照此形勢發展，外匯儲備可以迅速達到4000億美元。今天中國的重商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呼應了西方大國的“進貢經濟”。

    但是，由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外匯儲備的風險日益顯現。中國外匯儲備的積累，其實質是中國向世界大量出售本國產品和資產，外匯的獲得是以出售人民幣資產或勞動為代價的。外匯儲備的增加，意味著本國資產比例的減少和他國資產比例的增加，意味著GDP內國外經濟成分的增加。在外匯儲備高增長和外國直接投資大量進入的時候，仍然低估人民幣，是本國資產流失的表現。

    特別是外匯儲備是資產和財富的貨幣形式，在當今世界各國貨幣不斷變化的情況下，掌握大量的貨幣財富具有極大的風險。2002年一年的時間，美元對歐元已經貶值18%。因此，貨幣財富必須盡量轉化為物質財富。肉只有爛在鍋里才是肉。

    重商主義必然導致人民幣升值，因此，人民幣升值不可逆轉。我在1995年就明確提出“人民幣進入升值時代。本幣升值是中國這一類國家的必然規律。1994年匯率并軌時人民幣被嚴重低估，因此，盡管經受了1994和1995年國內高通貨膨脹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人民幣依然沒有貶值，而且逆勢升值。今天，強勢人民幣的時代已經到來。強勢人民幣和人民幣升值的實質是更多地利用國際資源，為中國人民謀福利。中國在這一發展階段急需外部資源來整合國內資源。這一戰略調整的核心是誰來借貸的問題。從發展階段來看，發展中國家最好是借債國家，至少不應該過早地成為債權國。

    在外來投資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中國已經具備了利用資本項目帳下的順差來彌補經常項目帳下的逆差的條件。中國應適時收斂歷時已久的“創匯”戰略，應當盡快改變其資產、產品和勞動在國際上的低廉狀況。中國的資產和勞動應當適當升值。以貧窮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的競爭力不值得提倡。

    由于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多的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更多本國資產被外國資本購買。近幾年里，中國的直接投資不斷增加，這正是西方資本購買中國資產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使自己的資產賣個好價，如何使本國的資產不在人民幣被低估的情況下被購買，這是當前中國極其注意的事情。

    中國的勞動和資產的低廉是在一定歷史階段形成的，也必然在一定歷史階段得以調整。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其無形資產及有形資產都在不斷升值。但由于多年來我國堅持弱勢人民幣政策和低估人民幣政策，這使外資在產權交易過程中有可能低價收購我國的資產。因此，中國在調整進出口貿易政策的同時，必須調整貨幣政策和資產價格。

    中國的資產升值應通過貨幣手段和資本市場來調整。貨幣手段的內容包括：適當的國內通貨膨脹，適當的匯率調整即本幣升值。但由于我國的貨幣政策近幾年來囿于傳統觀念，因而在需求方面顯得相對保守。近年來國內出現的通貨緊縮，除了內需不足等原因外，貨幣政策上的保守也有一定影響。

    由于中國經濟的不斷商品化和貨幣化，中國貨幣量的增長完全不能按傳統的手段去平衡。特別是在有了股票等資本市場之后，貨幣量與實物經濟更是拉開了距離和想象空間。股市和虛擬經濟的出現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的貨幣政策。

    人類社會在股票市場之前，一直生活在實物經濟里，貨幣量與實物量基本上保持著平衡，當平衡被打破時，便有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發生。在這一時期，貨幣量與實物保持著密切的對應關系。錢多了，物價就漲，錢少了，物價就下跌。但自從有了股票市場，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貨幣與實物的對應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這一時期，由于剩余貨幣聚集資本市場，使世界經濟暫時避免了通貨緊縮。股市和債市無形中成了一個儲存剩余貨幣的儲水池，特別是當世界進入一個生產過剩的年代，產品供應的過剩使物價根本沒有上漲的空間，并且還在不斷地下跌，剩余貨幣只有在資本市場上大肆炒作。這就是歐美日股市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狂漲的原因。不過日本和美國都由于沒有經驗而陷入了泡沫經濟的泥坑。泡沫經濟最大的危害便是透支消費和過度投資，過早和過度消耗了經濟實力，造成經濟浪費，最后使經濟發展后繼無力。

    股票市場的出現，使各國的貨幣供給出現了難以把握的現象。鈔票發行多了也不發生通貨膨脹。股票資產的買賣與實物商品的買賣不同，它是一種抽象的資產價值符號和虛擬的價格。因此，它可以有較大的升降空間。

    中國目前正行進在虛擬經濟的初期階段，而日本和美國已經處于虛擬經濟的末期。中國不能因為日本和美國陷入泡沫經濟的泥潭而止步不前。事實上中國可以更好地借鑒日本和美國的經驗，趨利避害，消除目前的貨幣瓶頸。中國目前沒有通脹之虞，并且適當通脹有利無害。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實物資產有待于貨幣化和商品化。因此，中國的貨幣供給政策不應當保守。

    以購買力平價衡量，我國的有形和無形資產都相對廉價于發達國家。也就是這種廉價，使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隨著國力強盛，發展中國家應扭轉這種不對等的交易。

    本幣升值是節衣縮食的重商主義發展中國家的規律。那么，本幣升值對一個國家帶來的影響是什么？我們可以從美國、日本和阿根廷等國家的經歷中得出結論。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實行美元堅挺政策，使美元對日元的匯率從1978年的1：175上升到1985年的1：250。日元疲軟導致日本的往來帳戶上出現了巨大的盈余，而美國卻是赤字累累。1985年9月，美、德、法、英等7國財長在紐約廣場飯店開會，聯手干預日元。日元至此開始了升值之旅，到了1988年，日元已從250兌換1美元上升至120兌換1美元。由于擔心強勢日元會引起經濟衰退，日本政府不斷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低利率使日本的資金變得便宜，于是日本企業便大肆借債和發行股票。在頭腦過熱的同時，股市和債市上也激發出一片投機熱潮。在這種情況下，外國資金也來湊熱鬧，大批的投機資金涌入日本，股票和房地產市場一浪高過一浪，股市指數在4年之間上漲了三倍。1989年，當投機熱潮達到頂峰時，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開始回落，國外資金開始大批撤退。自此，日本開始了長達10幾年的泡沫消化整理時間。

    現在回顧日本的經歷，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是第一個被國際游資重重狙擊的國家。現在有許多人把日本的災難看成是本幣升值導致的，這是錯誤的認識。日本的教訓主要在于資本市場的過度投機和資產高度泡沫化，導致日本人在資金過剩的情況下顯示出過分自負和盲目的海外投資，僅1989年日本的海外投資就達到1700億美元，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海外投資達到4000多億美元，海外凈資產一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后來的結果證明，日本的海外投資大多是不成功的，正是這些投資浪費，使日本深陷債務泥潭。

    最近有報道說，日本內閣府一分報告透露，日本的國家財富已經連續4年下降，現已降為2906萬億日元。僅2001年日本的國家財富就比前一年下降了52.6萬億日元。造成日本國家財富連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價格驟降，日本今年的土地價格比一年前又縮水了88萬億日元，為1455萬億日元。要是與1990年底日本土地價格最高峰時的2454萬億日元相比，日本的土地資產縮水了40%，也就是說1000多萬億日元化為烏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當年的資產升值和泡沫經濟是多么嚴重。

    中國今天如果吸收和借鑒了前人的經驗，完全可以避免本幣升值的負面影響。中國與日本最大的不同是有著廣大的腹地和內需，本幣升值可以給國家引進更多的資源，加大國內的建設，而不是將資源輸出國外。但是，中國要有準備應對人民幣升值后可能出現的兩種情況，一是日本當年的那種情況，即資源外流，海外投資。二是引發國內消費過熱或投資過熱。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節儉型文化的國家，很可能不會象拉美國家那樣因消費而出問題。而是可能因為投資錯誤出現問題，不管是在國內或國外。特別是在產權多元化的情況下，中國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還值得研究。

    我們再來看阿根廷的經驗教訓。阿根廷奉行的是伊比利亞天主教文化。這種文化的特點之一就是鼓勵人們消費，因此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儲蓄率很低，對外資依賴很大。從經濟發展水平上看，阿根廷的經濟結構水平比較低，但社會福利水平卻比較高。1998年為例，阿根廷的儲蓄率為17. 4%，不僅低于拉美19%的平均水平，而且還低于巴西的18. 6%、墨西哥的22.4%和智利的25%，更是低于韓國的33. 8%。在這種情況下，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資金來擴大再生產。

    1989年梅內姆上臺時，阿根廷的通貨膨脹很厲害。于是，1991年出任經濟部長的卡瓦略制訂了著名的“兌換計劃”，使匯率固定在1萬奧斯特拉爾＝1美元的水平上，1992年1月，奧斯特拉爾被比索取代（1比索＝1萬奧斯特拉爾），比索與美元的匯率定為1：1，外匯的買賣不受限制。事實證明，這種特殊的固定匯率制在降低通貨膨脹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阿根廷的消費物價僅上漲了3. 9%，90年代末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在這一期間，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涌入阿根廷，1991－2000年10年間，阿根廷共吸引了8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還有大量的外國銀行貸款。這種情況使阿根廷在90年代取得了較快的發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長率分別高達10. 6%和9. 6%，在1991－1998年的8年間，平均增長率達到5. 8%，高于拉美3.5%的平均水平。

    但這一期間，由于美元的不斷堅挺和高利率，使與美元掛鉤的比索不斷升值，特別是受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在大批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后，比索的幣值被明顯高估。這導致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當巴西貨幣雷亞爾貶值后，阿根廷對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響。由于阿根廷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沉重的外部債務負擔以及外來投資減少，1999年起，阿根廷經濟陷入了困境，財政收入每年減少20%，失業率高達18%。到了2002年，金融危機最終出現。

    通過阿根廷的案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貨幣升值和不及時調整匯率帶來的危害，但阿根廷是另一種本幣升值的例子，與日本還有很大不同。阿根廷主要是國內政府財政債務過高，外債太多，國民儲蓄率太低，出口競爭力不強。日本是虛擬經濟太過分，未能及時平衡貿易，未能將日元升值后獲得的好處注入國內建設。

    總結這兩個國家的經驗，中國完全可以揚長避短，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優勢在于存在著大批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廣大的國內市場以及較高的國民儲蓄率。綜上分析，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奉行節儉文化和借鑒了他國經驗的中國，在人民幣幣值適當升值后，基本上不會影響外資的進入和出口的競爭力，更不會重蹈日本和阿根廷的覆轍，相反，人民幣的適當升值可以使中國獲得更多的國際資源，或者說可以將更多的資源留在國內發展。只要中國將人民幣升值后獲得的好處返回國際市場，增加對外部市場他國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會既拉動了他國經濟，也給自己國家謀了福利。實際上人民幣升值加中國內需拉動對于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是雙贏。

    在當前一片升值論、貶值論和穩定論的爭論當中，我們的頭腦要清醒。要有自己認識問題的主線和角度，思想不要被一些利益集團的聲音干擾或混淆。

     資料二： 早就刊登于本網的文章

仲大軍：中國應深刻反思重商主義發展戰略，2003，1，16，

仲大軍：走出“順差至上”的認識誤區，2003，2，25，

仲大軍：中國：如何建立新的貿易平衡？2003，12，26，

仲大軍：中國外貿損失有多少？-創匯思維的惡果,2004,8,4,

仲大軍：走出重商主義的中國外貿前景，2006，8，28，

仲大軍：中國：匯率調整還是國內成本調整？2005,7,28,

趙丹陽：低價競銷出口而付出的沉重代價，2004，9，25，

趙丹陽：外向經濟偏好對國民就業的擠出效應，2005，1，21，

仲大軍：人民幣升值越早損失越小，2005，1，22，

仲大軍：重商主義發展戰略對中國的利弊得失, 2005,1,8,

仲大軍：《重商主義在中國的完結》，2007，5，23，

仲大軍：《中國要有應對國際熱錢的新思路》2007，7，9，

仲大軍等：《警惕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崩潰》，20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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