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鋒
目前無論在中國的城市或者鄉村，絕大多數居民都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心理——仇視壞人（有危害的人）欣賞好人（有幫助的人），他們只把事物簡單的分為好和壞。的確，人民群眾的要求就是如此簡單，如果上升到社會學角度分析就只有幾個字：安全的生存空間。
具備了安全的生存環境，社會才能夠以此為基礎追求安全的發展環境、安全的學習環境、安全的生活環境。在經濟改革的時代，我們仍然不能忽視人民群眾對安全的生存環境的訴求，當我們整個社會專心追求經濟發展的時候，突然發現，今天我們失去了安全感，人民失去了過去曾經引以為豪的對生存和生命的安全感。
曾幾何時，中國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國家，這個成績足以令美國訪華記者驚詫，驚詫于六倍于美國人口的中國年犯罪率卻不足美國的百分之一。但是如今已經事過境遷，2006年7月某市公安機關一周警情播報，在上一周時間內抓獲刑事犯罪分子600余人，這個數字比上一周略有下降。同樣是該地2006年春節期間的一周半時間內，這個數字卻只有區區的幾個而已。當然，公安機關只報出了抓獲的犯罪分子，未抓獲的犯罪分子有多少則不得而知，而涉及違法尚未觸及犯罪的人員有多少數量更是無從知曉。
為什么每年春節期間人員犯罪率會極低？無論城市還是鄉村每個居民都會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犯罪分子回家了。這證明了什么問題呢，證明一個人民群眾都知道的事情，我們的政府機構和公安機關卻無所舉措甚或充耳不聞，至今無法制定出一個有效的管理辦法。
根據不完全統計，2005年全國（公安、工商、城管機關）查獲并處理治安類和刑事類案件超過20000000起，這表明中國每周違法犯罪人數甚至高于某些國家全年犯罪數量。另一個能夠充分說明問題的是，國外旅行機構在介紹中國時已經在特別提醒國外游客要隨時注意中國人的犯罪問題。
為什么中國處于犯罪率特別高發時期？我們應該從社會學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
人，在陌生的環境下會誘發犯罪心理，在熟悉的環境會克制犯罪心理。熟悉的環境是指：熟悉的地區、熟悉的生活方式、熟悉的人際關系、熟悉的勞作環境……。其中，地區的熟悉或陌生和人際關系的熟悉或陌生與否，是人容易導致產生犯罪心理的直接因素。
當前，中國的犯罪學專家都在試圖解開中國犯罪高發的誘因，通常的解釋是將貧富差距作為主要因素，但這并不能解釋出為什么罕見十三億中低收入居民對幾百萬高收入居民的犯罪行為，實際上犯罪行為最主要的受害者都是中低收入居民。所以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貧富差距是現實存在社會性問題，但它卻不是引發中國高犯罪率的主要問題，中國目前犯罪率高發另有原因。
今天，中國推行的是追求經濟高增長的制國策略，在追求經濟高增長的這個目標之下，我們忽略了出于安全生存環境建設的首要基礎。目前，中國有近7%的人員因各種因素處于陌生環境，他們處在陌生的地區，在陌生的生活方式下，接觸著周圍陌生的人際關系，接受著陌生的勞動環境。當其中任何任何一個環境出現問題，導致無法融入這個陌生環境時，極易導致人對陌生環境的敵視和憎恨心理，于是引發犯罪。
陌生的環境并非單方面的，接受者與被接受者都具有這樣的陌生心態。這種陌生心態并非媒體通常引用的“歧視”心理，而是人對自我保護意識下體現的防護心理，在社會中大量的人員被侵害事件恰恰證明了這樣的防護心理的必要性，人對陌生的人或事物由于自我安全防護的需要表現出抵制和排斥心理。但是我們的媒體在這中間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把人對安全生存空間的訴求和自我防護意識指鹿為馬的說成是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歧視，這或許是由于媒體從業者專業水平不夠，或許是別有用心，總之這證明了我們一些媒體從業人員的道德水平低下和心理的陰暗。
但，人民群眾卻不是一貫對陌生的人們保有自我防護心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中國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洋溢著熱情和信任的感情，只是由于近二十多年來人們受到的傷害越來越多，不得不采取一個自我保護的意識。分析原因，這是由于過去任何人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之前，都是要到某一級政府機構開具介紹信，我們不能單純的看待介紹信對人員流動的束縛作用，因為介紹信同樣具備了政府機構對被介紹人的信用保證，因為有政府機構介紹信的擔保作用，所以接受者對被接受者也保持著足夠的信任。
信任，沒錯就是信任問題，我們也可以把當前社會存在的犯罪高發時期稱為因信任危機導致的惡果，這是社會全體人員彼此間的信任存在危機，所以才出現如此眾多的后遺癥。現在有這樣一種趨勢，政府機構在社會的管理中越來越少的擔負責任，而是把民眾置于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環境中，這是中國政府向西方社會借鑒的一種管理模式。可是這其中似乎忽略了某種東西，在這種管理模式的典范國家——美國，公民是可以保存和使用槍支的，公民是完全具有自我保護能力的，可是中國因制度的不同，公民個人不得擁有槍支，他們把對他們自身安全實施保護的權力委托給了政府。所以當政府放棄了對國家公民安全給予足夠保護的責任之后，危機產生了，犯罪率大幅度增加。
恰恰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論調：“犯罪分子也是人”，就這樣在這個人民群眾安全保護真空時期，制訂的法律也給予犯罪者和守法者平等的對待，可是犯罪者和守法者之間真的能平等嗎，我們看到的卻是無數守法者以自己的犧牲，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來平衡他們與犯罪者之間的天平。
政府，在給人民群眾提供安全生存空間保障的問題上決不能缺位，更不能在接手負責人民安全生存空間的保護之后放棄這個責任，在面對人民的安全生存空間受到侵害這個問題上，政府惟獨能做的只有兩個字：保護。是無條件的保護。
人員流動不必然是造成犯罪高發的原因，但是無序的流動政策卻必然導致人民的安全生存空間被侵害。以前實行的介紹信制度雖然因效率原因有制約人員流動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給流動者帶來隨時的信任與被信任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介紹信制度不再適應中國的發展，但是同樣來自國外的登記制和邀請制卻在促進人員流動方面，和由政府擔當第三方擔保人方面為流動者提供了足夠的保護，同時也由政府作為擔保人向接受者和接受地區提供了取信證明。
如果我們任何一個人能夠向別人保證或能夠由政府機構證明自己是一個可信賴者，那么所有的城市、鄉村、每個人都會向所有人敞開大門的，但是目前無序的人員流動政策卻是沙石俱下，讓國民無法分清可信賴者和不可信賴者，于是他們當然有理由對一切采取不信賴心態。而這樣的不信賴心態又反作用于流動者，使他們難于融入當前社會，如此惡性循環著。所以，可以看到這是由于政府在人員流動管理上缺位造成的。
每一個人都希望進入自己家門的人是好人，也只有好人才會被他們允許介入自己的生活范圍，可是目前執行的政策卻強行把他們的家門打開，而不去幫助他們鑒別和區分，責任的缺失已經給社會和人民帶來嚴重問題。
一方面是人民抱怨犯罪率太高，另一方面是流動者抱怨難以被人民接受。可是這并不是人民的問題，而是流動者帶來的問題，如果每一位流動者都是不會給人民帶來生存安全方面影響的守法者，誰又有理由從心理上排斥一位他們的朋友，誰又能有理由去拒絕能給他們帶來幫助的人呢。人員正常流動是公民的權利，但是行使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責任，這必須履行的責任就是：在給予他人信任的同時獲得他人的信任，這信任是一個人在其人生歷程中用每一天積累起來的個人誠信。人員的流動是人權，可是我們不能忘記，人的生存是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人權，如果沒有保護人的生存這個基本權利，在她之上建立起來的其他權利都不復存在。
此外，無論是登記制還是邀請制，只要良好的人員流動管理制度，任何一個守法流動者都會接受并遵守，因為這是由第三方提供的信任保障，也是個人誠信的證明。只有抱有流動犯罪心理的人才堅決抵制這樣的制度，因為正是無序的人員流動狀態，才是他們方便犯罪的保護傘。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政府是不能袖手不管的，而是要積極參與管理，制定出一個普遍接受的良好人員流動管理制度，還給人民一個安全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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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荷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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