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寒冰：“限薪令”與中國的吸血鬼現象

“限薪令”與中國的吸血鬼現象
     時寒冰

    金融危機期間，高管的高薪問題顯得格外令人矚目，由此引發的民眾的不滿乃至憤怒，最終促使一些國家開始出臺“限薪令”。
    我國同樣存在高薪現象。有些人或許并不懂得現代企業管理，只是靠天然的壟斷資源、以損害民生為代價做業績，卻恬不知恥地安享高薪之利。更有地產大鱷，天天走穴鼓吹高房價有理，看不出他有時間管理企業，卻仍然享受天價薪酬，簡直與吸血鬼無異。這種高薪現象本身，并非源于智慧、勞動和奉獻，而是源于畸形的薪酬制度。我不禁想起《賣柑者言》中的一句話“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寒冰今譯：看看那些坐在寬敞的別墅里，開著寶馬，醉于美酒，飽食著魚肉海鮮的肥頭大耳的高薪者，哪一個不是高高在上，裝得好像很懂管理的樣子以至于令人生畏，哪一個不是看起來威嚴顯赫以至于讓不明事實真相的人幾乎要去效仿呢？（他們尤其那些拿著高薪的開發商們）何嘗不是外表華麗、而實質卻像破鞋敗絮！】雖然是形容官員的，用到這些企業高管身上，同樣恰當。盡管中國企業的高薪現象，屢屢遭到民眾的抨擊，但它依然頑強地存在著。
    如何看待“限薪令”？中國的高薪者是否應該受到限制，如何限制？

    （一）奧巴馬“限薪令”一箭雙雕

    2月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得到政府資金救助的美國金融公司高管工資將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該規定適用于花旗銀行、美國銀行以及美國國際集團等已受美國政府救助的金融企業，也適用于未來需政府救助的其他企業。如果企業給予高管超過50萬美元年薪的股票獎勵，則這些股票也必須在該企業還清政府貸款后方能套現。此外，政府還將要求受助企業加強對公務飛機使用以及招待等費用的管理。
　　奧巴馬解釋了他發布“限薪令”的原因：一些公司一方面在尋求納稅人資金救助，另一方面卻仍給高管頒發高報酬，此舉讓民眾感到“不安”。奧巴馬的憤怒溢于言表，他說：“在當前的經濟危機形勢下，受援助的企業高管給自己開出如此高昂的薪酬不僅是一種品質低劣的表現，對企業來說也是一種極為糟糕的戰略。作為總統，我不能容忍這種情況繼續發生。”
    據美國媒體披露，2008年華爾街金融企業員工獲得了總額達184億美元的高額分紅，相當于2004年金融業鼎盛期的水平。由于華爾街是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并最終迫使政府注入大筆資金予以救市，高額分紅消息曝光后，受到美國各界的廣泛譴責。同時，華爾街持續不斷地被曝出的各種奢侈消費的行為，也極大地激怒了深受金融危機之苦的美國民眾。比如，美林證券公司在獲得聯邦政府120億美元的援助后曾被曝出花費120萬美元裝修高管辦公室的丑聞，富國銀行得到政府1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后，則被媒體曝出高管獲得為期四天的拉斯維加斯高管公費旅游獎勵的消息。
    這種行為激怒了那些曾經投票支持金融救援計劃的議員，他們開始要求被救援企業高管回答如何利用救援資金。美國眾議院政府改革委員會主席亨利·韋克斯曼質問被救援的金融企業的高管們：“你們是不是在不斷發放獎金，然后跑到政府面前說，‘給我們錢吧，因為我們資金短缺’？”
    私人飛機事件所激起的民憤達到了最高峰。2008年11月18日，美國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制造商的首席執行官，分別乘坐私人飛機飛赴華盛頓，向國會請愿，要求政府劃撥250億美元緊急貸款，用于挽救命懸一線的美國汽車制造業。這一事件在美國引發民眾的強烈譴責。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眾議員布拉德·謝爾曼也對私人豪華飛機發難，詰問三大首席執行官道：“他們中誰敢舉手說是坐商務艙過來的？”“看看，沒人舉手吧。”謝爾曼又問道：“然后，我想問問你們中誰打算現在把私人飛機賣掉然后坐商務艙回去？看，還是沒人舉手吧。”
    “限薪令”發布后，顯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平息民眾和議員們對一些金融企業高管“自肥”的憤怒。
    但是，我個人認為，奧巴馬此舉另有深意。隨著次貸危機的惡化，要求美國政府救助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奧巴馬應接不暇。“限薪令”一發布，向政府求援的金融企業面臨著尷尬的選擇：如果接受政府的救援，就意味著同時接受“限薪令”的要求，最高只能拿50萬美元年薪。由于這直接損害到企業高管自身的利益，一些企業可能因此放棄向政府的救援，而通過自身的努力走出困境。這既能調動起企業高管自救的積極性，也將大大減輕奧巴馬政府的負擔。
    實際上，“限薪令”已經開始取得一定的效果。摩根斯坦利明確表示，“限薪令”不會影響到該公司的業務，因為該公司不會申請額外的政府援助。高盛和摩根大通也表示將不會再次申請政府的資金援助。金融企業對聯邦政府再次援助表現出的冷淡態度顯然是受到了高薪限制令的影響。
    也許，這才是奧巴馬發布“限薪令”的真正原因。作為一位新任總統，面對還在惡化的金融危機，奧巴馬需要為自己“減負”，而“限薪令”顯然達到了這一目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憤，贏得了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可謂一箭雙雕，著實是一步好棋。
    值得一提的是，限薪的主意并非奧巴馬的原創。2008年10月13日，德國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表示，得到政府幫助銀行的高管年收入應該限制在50萬歐元之內。施泰因布呂克在接受采訪時指出，這一數字應該包括所有的收入，高管任職期間將沒有獎金、遣散費以及股息等其他進項。德國政府在救市方案中明確規定，銀行想要從5000億歐元救市方案中受益，就必須接受銀行高管薪酬不得超過50萬歐元等嚴格限制條件。德國還規定，只要銀行負有政府債務，其高管就禁止獲得分紅。為了獲得政府注資，這些銀行還必須支付“符合市場水平的費用”。
     對照之下不難發現，奧巴馬幾乎原樣復制了德國財政部長的建議，甚至連數字都沒有更改，只是單位“歐元”換成了“美元”而已。
    “限薪令”的作用顯而易見，可以促使金融企業高管更加盡心盡力地做好企業，否則，沒有免費的午餐，要得到政府的救援就必須付出薪水大幅縮水的代價。

    （二）中國更應該限薪

    縱觀奧巴馬政府“限薪令”出臺的前前后后，民意的推動無疑占據主導。在西方發達國家，民意對相關措施的推動作用是非常強大非常快捷的。原因非常簡單，他們選出的議員能夠以最快最徹底的方式，將他們的意愿表達出來，反映在決策過程中，否則，該議員將被選民拋棄。如果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在限薪問題上美國的一些議員表現得何以那么激烈了。
    企業高管高薪問題，在我國引發的爭議也非常激烈，但相關限制性措施姍姍來遲，且缺乏必要的剛性和可操作性。這與我們的民意向決策層傳導的滯后因素相關，更與我們缺少制度架構的制約相關。
    高薪引發的民意反彈，在中國平安馬明哲身上達到極致。中國平安2007年年報顯示，中國平安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稅前薪酬都超過了4000萬元，其中馬明哲稅前報酬為6616.1萬元，折合每天收入18.12萬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紀錄。另外，中國平安常務副總經理梁家駒稅前報酬為4813萬元，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張子欣稅前薪酬為4770.4萬元。
    許多人對馬明哲提出強烈質疑，并不僅是因為他拿的薪水高得離譜，而在于其高薪沒有相應的業績作為支撐，當中國平安的股價一落千丈，無數投資者黯然淚下的時候，馬明哲的天價高薪所帶來強烈的對比效應和刺激效應是不難想象的。一些投資者提出的“沒有業績的高薪可恥”的觀點，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鳴，也與此有關。
    在我國，由于民眾缺乏能夠代表他們行使權利的代言人，他們的利益訴求并不能直接傳遞給決策層。同時，中國平安又非國企，這給了中國平安更大的回旋空間。2008年7月，馬明哲在股東大會上首次對高薪質問進行了回應：“平安高管的薪酬都是聘請獨立的薪酬公司制定出來的，并經薪酬委員會、股東大會、董事會批準的……作為職業經理人要履行自己的職責，董事會根據我的表現給我薪酬。20年來我把平安帶入世界500強，是我最大的榮耀。我是職業經理人，肯定是要領薪酬的，最重要的是我的貢獻和表現對得起這份薪酬。”
    馬明哲的自信和底氣十足，源于他的高薪經過了合法的“程序”，問題在于，“獨立的薪酬公司”受聘于中國平安，它能獨立嗎？至于薪酬委員會、董事會，都是“自己人”在掌權，它們怎么可能在薪酬問題上嚴格把關？至于股東大會，在普通投資者處于少數地位的情況下，并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這時，人們才驚訝的發現，哪怕這些高管的薪酬高到非常離譜的地步，在合法程序的包裹下，依然變得順理成章。與發達國家企業的高管不同的是，我們的企業高管可以在企業業績下滑、投資者受損的情況下，依然堂而皇之地享受高薪。高管在享受高報酬的同時，卻幾乎不承擔什么風險，這將制度的缺憾暴露無遺，而這也正是中國的高管高薪更容易遭到質疑的根源。
    2009年2月3日，國泰君安證券的高薪事件再次引發民眾的強烈反彈。2008年以來，由于A股巨幅下挫、交易量急劇下滑，靠天吃飯的國內各大券商紛紛采取降薪、裁員方式來應對此輪熊市。然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券商——國泰君安證券卻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費用至32億元，較年初預算數增長57%，按照國泰君安3000多人的員工計算，平均每個人的收入達到了讓同行瞠目結舌的100萬元。而該公司2008年經紀業務、零售客戶收入和證券投資業務的完成率分別為62%、61%和-2%，大部分部門均未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標，業績明顯下滑，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卻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費用，甚至超出年初預算數57%。以至于央視《新聞1+1》主持人如是質疑：“你的名字叫國泰君安，但是國不泰君何安？”
    第三次激起民眾反彈的，是地產大鱷任志強在金融危機期間的高薪事件。3月6日，ST幸福（600743華遠地產）公布的2008年年報顯示，董事長任志強2008年獲得的薪酬高達774.3萬元，股票市值更是高達1.4418億元，超過王石約1億元。總經理孫艷秋薪酬477.9萬元。任志強們如此巨額收入來自于哪里？還不是高房價，如此之高的薪酬，平均到每套房子上，購房人要多花多少錢，是不難計算出來的。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這種高薪現象與吸血鬼何異？難怪任志強走南闖北，堅貞不渝地鼓吹高房價有理了（不知道他哪里來的時間去管理公司），因為，他本人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股神巴菲特連續28年僅從伯克希爾支取10萬美元年薪，而且，已經承諾將把其所持股份中的大部分捐獻給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以及四個家庭慈善機構。中國房地產這種掠奪行業的高薪現象，與之相比，令人扼腕。
    與中國平安不同的是，國泰君安是大型國有相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馬明哲拿了0薪水，但仍難以消除民眾的質疑。有人問：如果前幾年每年給你6千多萬，今年一年零薪水，你愿意干嗎？的確。十三億多人口，恐怕沒有幾個不愿意干的。老馬這次又玩過頭了。
    對于高企拿高薪的現象，公眾的質疑之聲幾乎沒有停止過。筆者亦強烈反對，理由有二：
    其一，國有企業的高管享有的升遷待遇本身，就是一種激勵，姑且稱之為“行政激勵”，這個激勵機制主要體現在政治方面和福利待遇方面。舉個簡單的例子，許多國企干部本身就享有行政級別（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各大國有電力公司、三大航空集團的一把手都是副部級），其中一些經營出色、管理有方的國企老總，更是直接被提拔到政府部門中擔任要職。在分享“行政激勵”的同時，如果這些國企的老總再享受市場化的天價高薪，事實上等于雙重激勵。
    其二，當我們實行市場激勵機制時，對應的應該是市場化的競爭體系，而現實的情況卻是，許多國企人員臃腫，費用高昂，僅僅依靠其壟斷地位獲取的壟斷利潤支撐其發展，而這種“業績”本身讓民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凡是國企占壟斷地位的領域，民眾得到的往往是質次價高的服務。
    因此，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的高管，尤其國企的高管，更應該被限制薪水。

    （三）制度限薪才有效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限薪不能靠自覺，而需要靠制度。
    隨著次貸危機的惡化，隨著美國、德國、韓國、日本等國紛紛對高管采取限薪措施，國內一些企業的高管也開始主動降薪。1月14日，三一集團實際控制人、董事長梁穩根鄭重地向董事會提出申請“2009年只領1元年薪”，被討論通過，同時，全體董事降薪90%，集團高管降薪50%，其中總裁向文波的年薪從55萬降至5.5萬元。隨后，一些上市公司作出類似聲明。不久，上汽集團等9家上海國有大型企業高層率先帶頭減薪，并縮減差旅費、會務費等開支。
    所有的這些降薪之舉，都是基于自覺而非制度。由于制度缺失，有關官員也是通過苦口婆心的勸導，喚起企業負責人的自覺。如在年前召開的中央企業負責人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告誡央企負責人：“各級領導（企業負責人）要以身作則，帶頭艱苦奮斗，節約各項開支，業績降薪酬降，為職工群眾作出表率。”在這里，降薪并非制度迫使，而是為了樹立起一種表率作用，因此，降薪至今仍然只是在小范圍內進行，業績明顯下滑的航空、石油等絕大部分央企的負責人，尚未作出積極的回應。
    自覺永遠是靠不住的。必須有制度，這種制度是系統的、剛性的，而非簡單的“通知”之類的位階較低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的人治符號。在國泰君安證券曝出人均年薪100萬的新聞之后，中國版的“限薪令”隨之登場，財政部向有關單位印發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收入280萬人民幣。
    與美國“限薪令”不同的是，中國版“限薪令”被不少人質疑為是“漲薪令”，因為280萬元的上限過高。公開資料顯示，2007年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業負責人年薪都沒有達到這個數字。280萬元的上限是否意味著這些企業的高管薪酬有相當大的上調空間？而且，《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規定的，只是高管現金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國際慣例，金融機構高管收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長期激勵收益（以馬明哲為例，其天價薪酬中有高達4132萬元的收入是來自于年度獎金及長期獎勵首期首次支付），而財政部的《辦法》并未對這一部分進行限制，這意味著，中國版“限薪令”不能難以達到限薪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負面的激勵作用。這恐怕是有關部門沒有想到的。
    限薪之路并不平坦，尤其在我們這個相關制度缺位的國家，無論是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還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國企高管，都有自我加薪的動力，而制度的缺位又使得這種加薪之舉屢屢在幾乎無阻力的情況下順利進行。而在美國，為了抑制公務員工資的過快增長，防止公務員以權謀私，專門制定了《聯邦工資比較法》，明確對公務員的工資標準和分級加薪作出規定，同時也嚴格禁止不合理收入。類似這樣的法律還有德國的《聯邦工資法》、日本的《一般職工工資法》等等。這是發達國家公務員工資增長速度和調整頻率落后于國內稱之為的“普通職工”的根本原因。
    既然我國的許多國企負責人享受行政級別對待，他們是否也應該受到此類法律的制約？
    我國也在醞釀出臺類似的法律。2008年1月份，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意在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許多人對此寄予厚望，但是，這部法律即使正式實施，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因為，在我國的許多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中，工資以外收入往往是構成收入的主體。以公務員收入為例，1993年推行的工資制度改革，建立了地方附加津貼制度，這成為公務員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相關數據顯示，地方政策性補貼和各單位工資外收入所占高達67％，國家規定的工資僅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從國際范圍內來看，公務員和壟斷企業的工資收入一般在總薪酬收入中的比重都占80％以上，這使得西方國家規范工資的法律能夠發揮足夠的影響力，而我國卻不能。
    必須要明確的是，要限制的薪水，不僅包括工資，還包括福利待遇等。因此，我國要限薪，不僅僅是單純的降低工資的問題，而必須首先對工資構成進行改革，使得政府官員、企業高管們的工資收入遠低于福利等工資外收入的狀況得以改變，否則，《工資條例》這樣的法律對這些群體的工資增長將難以形成制約力量。
    要限薪，還必須使民眾有更順暢的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以國企為例，雖然它是全民所有，但在現實中，這里的“全民”往往被抽象化，或說虛擬化，民眾在事實上被排擠在外，既沒有人向他們匯報企業的運營情況，也沒有人向他們分紅，至于薪酬的安排民眾更是沒有投票權和監督權。這使得一些國企成為超然于公眾之外的“獨立王國”，一些國企老總揮霍無度、窮奢極欲，極盡浪費之能事。至于上市公司，如何讓普通投資者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制定和監督過程中發揮作用，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明確的，企業高管或政府官員隨意加薪，或拿高薪的現象，應該受到源于制度層面的制約。
    限薪必須依靠剛性的制度來完成，否則，就容易陷入一種人治的循環，甚至，演繹出越限越高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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