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可以擋車的時代來臨了

 

   　螳臂可以擋車的時代來臨了

 

 

各位，此文應該算是舊網文。不過文中很多觀點至今“于我心有戚戚焉”。特此說明。

 

        鄧公指出，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
　　這足以說明，在中國改革之初，這場改革被最高決策者認為具有很大的試驗性質。這也說明，當年的改革總設計師在設計改革的總藍圖時，考慮過改革“容錯”、“糾錯 ”的問題，因此坦然直面改革可能遭遇（至少是局部地）挫折和失敗的前景，為改革 “走回頭路”留下了余地。
　　只有允許走回頭路的改革才能夠叫做“摸著石頭過河”。
　　下面，我試圖探討“摸著石頭過河”的正確性，以及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是否是 “摸著石頭過河”。
　　因此有必要區別一下“試驗”與“實驗”。
　　先來說“實驗”。
　　在高中時代，我一直擔任化學課代表，因此常常在課堂上協助化學教師做化學實驗。化學實驗對于步驟和數量的嚴格要求，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然而，盡管化學實驗總是把我們引向一些有趣的科學結論，但它并不是對人類未知領域的探索。所以，我們在走進擺滿瓶瓶罐罐的化學實驗室時，所要做的就是嚴格按照實驗指南，以精確的步驟、動作和劑量，在鐵架臺上的水與火中完成實驗過程，直到課本上預言的結果出現，從而映證一些早已被發現并且被反復檢驗的自然規律。
　　因此，“實驗”是對既定結論的檢驗，它對于步驟和數量的要求是剛性的，缺乏可變通性。
　　再來看“試驗”。
　　“試驗”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進行試驗的目的，或者是為了檢驗某一理論假說，或者是為了探索通過某一結果的過程和方法。因此，“試驗”要么在結果上具有不確定性，要么在過程和方法上具有不確定性，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樣，試驗雖然也會盡可能事先對步驟和數量進行精密的計算，但它無法在事先對各個細節作出剛性的規定；而且鑒于結果的未知性，整個試驗甚至有可能推翻重來。
　　顯而易見，“摸著石頭過河”屬于“試驗”的范疇。因為一個政治經濟試驗所尋求的目標，是在實踐中證實或者證偽某一特定政策的有效性，并探索實現這一政策的最佳途徑；只有被經檢驗為有效、并且擁有可操作的實施體系作為后盾的政策設想，方可作為長期實施的政策。如果改革政策不允許被質疑，更不允許被撤回，或者說“只準前進不準后退”，那么這樣的改革是不能夠被視為“摸著石頭過河”的。
　　那么，中國的改革摸著石頭過河了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國的改革歷程。
　　在我看來，直到胡溫當政之前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的改革史可以很方便地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基于經驗的改革。這個階段大致與1980年代相始終。本時期的主要特征，是有一大批在毛澤東時代擔綱過經濟社會發展領導任務的老一代領導人作為改革的靈魂人物。這一代領導人有異常豐富的政治實踐（及斗爭）經驗，也有領導經濟工作的實務經歷，所以了解當時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并試圖采取不成體系的、具有較強經驗性色彩的修補辦法，逐步予以妥善解決。這十年改革的基本調子是“承包”，主要是借鑒在農村取得巨大成功的個人利益激勵機制，嘗試著把家庭色彩極濃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驗搬到城市企業改革中來。
　　第二個階段：基于書本的改革。這個階段基本覆蓋了整個1990年代，至今雖然已經垂暮，但仍在躍躍欲試。這個時期的基本特征，是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干部成為改革領袖，一大批缺乏基層經歷和實踐經驗但補習過西方經濟學的專家成為改革智囊。此期改革呈現出強烈的系統化趨向。癡氣十足的專家們死記硬背著西方初級經濟學課本，亦步亦趨地試圖用西方經濟模型來重塑中國經濟；但同時也沒有忘記對強勢利益集團保持足夠的政策彈性。該時期的基本調子是經濟“民營化”和社會“市場化”，于是許多地方政府在很短的幾年內就很自豪地擺脫了國有企業、免費教育、公費醫療和赤腳醫生之類的歷史包袱。
　　可以看出，改革的第一個階段是具有試驗性質的，因為它意在探索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未知領域。所以毫不奇怪，1980年代的改革實踐一再溢出設計師的想像力，讓人覺得與其說是總設計師設計了改革，不如說是改革成了一種自在之物，強有力地迫使設計師不斷修改其藍圖。
　　這種情況在中國建筑界頗為常見，被稱為“邊設計，邊施工，邊修改”。
　　中國改革的第二個階段，則是非常典型的實驗。因為它試圖用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完整地復制某種非中國本土內生的既存經濟社會模式。因此可以說，從1990年代初到21 世紀初這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成了一個包容了十億人口的巨型經濟實驗室，實驗學員們對于西方經濟學課本的狂熱，也許不亞于我當年對于化學課本的崇拜。
　　從那個時候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顯然相信：西方經濟學課本揭示了真正的 “經濟規律”；與這些“經濟規律”相關的經濟事件雖然還不具備自然規律“條件同則結果同”的嚴格可重復性，但仍然可以找到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因果關系。
　　這種對于西方經濟學課本的信心，使得主流經濟學者們忽視了人類行為的復雜性，更忽視了政治、法律特別是文化等條件的不可復制性，以及移植性制度與內生性制度的效果差異，執意要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過程中復制西方的動力和控制模式。
　　　于是就出現了“改革攻堅”說。
　　何謂“改革攻堅”？
　　從實際情況看，“堅”的含義是：我們（往往是根據西方經驗）確定了一個改革目標，但在通往這個目標的道路上，有很多人的利益將被損害，因此有很多人出來反對，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果用“摸著石頭過河”的通俗語言來表述，那么就是：根據西方過河學理論，我們預計在在河水中將存在這樣一些石頭，構成了路徑α，它通向目標Ａ；但在過河的實際過程中，很多人由于諸多原因，摸不到路徑α上的石頭，因此不愿意往前摸。
　　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攻堅”，顯然不是后退，而是不管是否能夠摸到石頭，都要沿著西方過河學確定的虛擬路徑，奮勇向前，直到達到目標Ａ！
　　因此，“改革攻堅”說的實質，其實是摸著理論而非石頭過河。它的路徑剛性，使之在本質上成為完全的實驗！
　　著名的“雷場”說把“改革攻堅”說推向了頂峰。“雷場”說的版本甚多，而且經過多年來廣泛的口耳相傳，不僅難以追溯其根源，而且早已偏離了原意。但辯偽存真是考據學家的事情；我只想評論我所聽到的如下版本的“雷場說”：
　　--“就算前面是地雷陣甚至刀山火海，改革也要堅決向前。”
　　現在我試圖用“摸著石頭過河”語言來重新表述這一宣言：
　　--“就算前面是萬丈深淵甚至鯊魚窩，我們也要奮勇向前。”
　　明知河有鯊，偏向鯊河行。這恐怕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萬全之策，而是改革專家們“為了改革而改革”的不顧后果的一味悲壯。我想，改革竟然悲壯到此般程度，這大概是總設計師當初始料未及的。
　　更令人傷心的是，這種悲壯場面竟然是年復一年地反復上演的。
　　至少在今年年初，某些中國專家還在放聲呼吁胡溫把今年作為“改革攻堅年”，結果很失望地與最高決策層強調穩妥、平衡的“科學發展觀”撞了個滿懷。我并不驚異于這個結果，但驚異于這些十年來仿佛被外星人口販子掠賣到氪星球的改革專家們過于夸張的悲愴表情。
　　可惜我沒有機會跟他們見面，否則我一定要問他們：
　　--咦，自1990年代以來，哪一年不是“改革攻堅年”呢？
　　我估計有機會看到他們張口結舌的模樣；或者聽到他們滔滔不絕地論述今年以前的十多年都是“改革順利年”。
　　我不指望后一種結果。
　　原因很簡單：“改革攻堅”是我從兒童時代就已經聽得耳熟能詳的響亮口號。正是在這個口號之下，我看到了大量國有企業的快速消失，看到了大批國企職工的蜂擁下崗，看到了各級地方政府的瘋狂舉債，看到了龐大農村醫保體系的悄然消亡……這些改革，無不包含著巨大的“阻力”（亦即“堅”），但都被地方領導人的強大決心和鋼鐵意志所克服，于是改革戰車的車輪滾滾向前，一路留下無數擋車螳螂的殘肢斷臂。
　　那時候，我以為：所謂“攻堅”者，就是一鼓作氣，攻而克之，然后大家站在敵人的碉堡上揮旗唱歌，歡慶勝利。從某段時期的改革動向來看，我曾經相信這樣的“攻堅 ”勢必達到它的目標；所以我根本沒有料到的是，這個“改革攻堅”竟然要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一直在契而不舍地“攻”著，而那揮舞勝利旗幟的歡樂場面至今仍然遙遙無期。
　　當年我關于“改革必勝”的信心并非空穴來風。因為我深深地折服于“不爭論，看準了就干”的“攻堅”精神。“不爭論”的重要意義，就是在把決策權高度集中于地方行政首長的同時，允許后者拒絕聽取一切不同意見；決策者可以（而且應該）只聽取他／她希望聽取的意見，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中作出各項重大決策。在1990年代的改革進入高潮時，一切反對意見都被視為“改革的阻力”，因而成為改革的敵人，成為“攻堅 ”的對象。
　　這樣，改革終于成了一個“利物坦”。在“攻堅”論者的眼中，“改革”不再是一個手段，而是一個目標，一個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推進的目標。因此，以改革的名義壓制反對意見非但不是什么缺點，反而能夠證明地方領導人的改革意志，證明他/她是堅定不移的改革者；于是，“攻堅”成了一項偉大的成就。
　　在這樣的決策機制之下，有什么“堅”是不能攻克的？
　　然而，事實證明，我當年確實是過于樂觀了。這十多年持續不斷改革的結果，竟然是十多年來得年年吶喊攻堅，以至于到了2005年，某些專家還要慨然高喊“改革攻堅年 ”，這不能不令人浩嘆曰：
　　--凄涼悲壯如斯乎！
　　確實，在這某些專家關于“改革攻堅”的吶喊聲中，我感覺到的不再是新銳戰士的英氣殺聲，而是拄著拐杖掙扎前行的垂暮烈士的厲聲絕叫，因此喊出來的并不是希望，而是在失望中聊以明志的無可奈何。
　　是啊，“改革攻堅者”“春去也”！
　　驀然回首，在短短的幾年內，竟然時移勢易！在十多年來少數政治精英主導的隨心所欲、無拘無束的改革之后，由于官民互動機制的轉型，真正的“堅”出現了。
　　我曾經聽見某些以“改革先鋒”自居的縣市領導痛斥那些改革的“阻力”曰：“民營化、市場化的潮流勢不可擋，爾等反對國企改革，無異于螳臂擋車，自取滅亡！”所以很難想象，在此類“改革先鋒”代表著“歷史潮流”發表“攻堅”宣言之后僅僅十多年，在改革仍然需要“攻堅”的時節，新老“改革先鋒”們卻發現：十億雙螳臂構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堅”，生硬地橫在曾經無往不利的改革戰車面前。
　　支撐這十億雙螳臂的力量，就是二十多年來一直被忽視甚至被踐踏，因而越積越厚的“民利民意”！
　　在改革戰車的車身上，曾經一度貼滿了“人民利益”、“共同富裕”等美侖美煥的標簽；而且在改革的初期，也確實存在“帕累托改進”的可能前景。特別是八十年代中期，受著城市消費基金擴張和農村購買力增長的拉動，一度出現了城鄉各行各業相當平均地共同受益于改革的良辰美景，以至于社會各界普遍滋生出過度的樂觀主義情緒。
　　但這種情況并沒有持續多久，時間很快改變了這一切。
　　隨著改革戰車隆隆駛向“市場化”、“私有化”的軌道，痛苦的變化就開始了。經過十多年來的沉默觀察，我們終于發現，改革戰車上的漂亮標簽褪色了，一部分彩色標簽干脆就被狂風撕下后帶走了。特別是在“市場化”、“私有化”的高歌猛進中，許多地方一意孤行的國企改革導致全民資產的個人化、職工權益的泡沫化；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社會福利改革則赤裸裸地把手伸向個人的錢包，盤算如何把個人的銀行存款挖出來“拉動內需”；西方經濟學理論說得很美麗：需求流量的增加最終將體現為居民收入的增加。然而，多數居民卻不無失望地發現，那些用來拉動內需的個人積蓄最終卻集中到了某些社會階層的錢袋中，從多數人的私房錢變成了少數人的私房錢，--以及國民經濟統計報表上的抽象貢獻。農村在經歷了七十年代末期制度變革帶來的福利改進后，制度本身反而成了制約農村進一步發展的鐵箍，充分說明市場其實能夠更加有效地產生比政府行為的城鄉差別；加之農村原有的集體福利機制迅速瓦解（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鼓勵），農民只得無奈地靠著那幾分邊際效益遞減的土地，做著發家致富的千古之夢。
　　在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群集中的同時，主流經濟學家們卻很古怪地努力不把眼光望向富裕階層的錢袋。遺產稅遲遲“不成熟”，因為“中國富人還沒有完成原始積累” ；個人所得稅對富人網開一面，于是成為“取之于細民、用之于全民”的奇怪機制。于是，中國的富民在其世界同列中成為賦稅最輕者。這倒是能夠體現西方經濟學所謂“收入效應”的激勵方向。--西方經濟學還講過收入的替代效應，但在涉及先富階層切身利益的時候，大多數專家更寧愿忘記這個該死的替代效應。
　　其實，問題還不在于“遺忘”。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一部分人迅速先富起來的時刻，中國地方政治精英與社會各階層的關系也已完成了靜悄悄的轉變。其基本軌跡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地方政治精英與先富階層的關系是施舍與被施舍的關系，或者說，政治精英們高高在上地對具有先富潛力的人士給予一定的政策和資金扶持，使后者在社會的普遍蔑視中艱難成長，因而成為先富階層的恩主；而到了改革第二階段的末期，一切先富人士不但已經擺脫了社會的歧視，成為強勢社會力量，而且他們與地方政治精英們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地方政治精英們通過扶持這些企業精英，換回的有可能不再是“改革先鋒”的政治成就感，而且有可能是大把現鈔或者等值的實物。
　　錢與權的關系就這樣在改革中與時俱進，最終成為一對血脈相連、生死與共的連體雙胞胎。因此，就出現了大量以地方權勢人物為靠山的“血汗工廠”和“血汗礦山”。這種政治權力與金錢利益背靠背的關系，在最近的官員入股煤礦問題上表現得特別突出；如果考慮到在其他產業以各種形式形成的“權力入股”，中國的地方政治生態的真實情況是不難推知的。正如有錢階層永遠不可能與無錢階層稱兄道弟一樣，權力在向金錢靠近的時候，自然也就疏遠了與無錢階層的關系，絕對不可能通過損害有錢階層利益的辦法，去增進無錢階層的福祉。
　　在主流媒體壟斷輿論話語權的時代，民眾的意愿被系統地過濾了，只留下高亢而做作的歌德聲；某些“改革攻堅”者們甚至急于暗示：“我們的改革雖然沒有征求過大家的意見，但就是代表著全體人民的真正利益；多數老百姓鼠目寸光，因此不知道其真正的利益所在”。然而，盡管老百姓登不了主流媒體的“大雅之堂”，但這并不表示他們沒有看到諸種社會和經濟問題，或者在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無動于衷。近年來，由于輿論環境的變化，社會輿論終于有機會顯示其廬山真面目。特別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失利益者開始向得利益者討要公平（其中一些事件是用血寫成的），所謂的“非主流觀點”贏得了更多的同情者，使得反省改革的呼聲代替支持改革的呼聲，成為大眾輿論的主潮。
　　這應歸功于互聯網。是互聯網為失利益者提供了一個表達自身利益的強大平臺。如果不是互聯網，那么今天的媒體自然還是在象鸚鵡一樣面無表情地唱著改革贊歌，而不在乎街頭有多少憤怒的或者平靜的抗議者，更不關心社會上有多少潛在的街頭抗議者。 --如果是這樣，其結果必然是：“和諧社會”不會太令人感覺緊迫和重要。
　　互聯網倒并不僅僅是一個供弱勢群體抒解郁悶的平臺，它同時也成為溝通上下的一個重要渠道，因而開啟了中國的互聯網民主時代。在高墻、警衛和官方媒體包圍之下的高層決策者，一向苦惱于聽不到來自大多數普通民眾的真正民聲民意，看不見被地方政治精英們層層過濾的真實基層情況；但互聯網改變了這一切。盡管互聯網所能夠傳達的訊息仍然是有限制的，但它畢竟能夠原汁原味地把一些來自民間的聲音送達到最高決策者的案頭，使后者能夠立即敏銳地感覺到民間輿論的真實趨勢，從而直接影響到政治決策！
　　當然，互聯網對于中國政治走向究竟具有多大的影響，這在目前尚難作出準確的量化判斷。因為在高層決策中，有兩個非互聯網因素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最高決策層的成員是帶著既有的價值判斷來處理一切信息的，并不會輕易接受他/她所不贊成的觀點；第二，官方媒體也有選擇地報道了社會現實中的陰暗面，諸如《改革內參》之類的內部刊物在反映非主流觀點方面還顯得相當開明，無疑也為高層決策界提供了另類理論視野。
　　但無論如何，中國的第四代領導人畢竟敏銳地感覺到了社會輿論的主潮；而且不論是社會輿論正好投合了決策者的觀點，還是決策者決定迎合社會輿論，其結果是一樣的：
　　中國進入了改革的第三階段。這個階段當然是一種試驗，但這場試驗的性質與前兩次具有非常明顯的不同--
　　因為這是一場基于國情的改革。
　　如果說中國第一階段的改革是經驗主義一路主打，第二階段的改革是教條主義一路主打，那么似乎可以說，第三個階段的改革則已經顯示出浪漫現實主義的特征。它之所以浪漫，是因為它帶有人文主義的理想成份，追求“公平”、“以人為本”、“人的全面發展”等社會目標，而不是一味強調GDP或者物質數量的增長；它之所以現實，是因為它趨向于充分考慮大眾的呼聲，讓最廣大的人群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是一味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這個階段，“經驗”和“教條”都開始褪色，無論是個人的判斷還是西方的學說，都必須向中國的現實（亦即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及 “矛盾的主要方面”）讓路，為中國的現實服務；而這一“現實”是通過大眾的利益表達而得到反映的。
　　因此，我說這個階段的改革是基于國情的試驗。
　　雖然這個階段才剛剛開始，但它已經展現出真正“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彈性。與以前二十年“只進不退”、“不成功便成仁”的“攻堅烈士”式改革不同，新的領導層顯然要讓改革的方向、進度服從于大多數人的利益。近年來中國政府對于醫療、教育等社會事業改革“成果”的非市場化矯正，就足以說明新領導層的這一態度。
　　這使得中國改革重新成為“摸著石頭過河”，而且使得“摸著石頭回來”成為可能。
　　然而，這種準備矯正諸種過頭改革的努力，顯然使得過去二十年“只干不爭論”的改革傳統受到嚴重傷害。特別是對于那些在前兩輪改革中試圖扮演“攻堅勇士”角色的知識界人士來說，這種傷害尤其深重。因為政府的彈性立場足以說明，任何人都不應該為了自己主觀確定的改革目標而不顧一切地壓制甚至碾碎廣泛存在的反對意見；因此，那些在過去十多年來時刻擺出時刻準備英勇“攻堅”的“改革先鋒”們，其實都只是一些缺乏人文涵養的政界中人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偏執人士，他們在本應考慮公眾意見的時候卻錯誤地堅持了個人意志，他們在本應改弦更張的時候卻錯誤地堅持了偏歧方向。
　　重新意識到改革的試驗性和探索性，這對中國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這使得改革重新被正確定位為手段與過程，而非目標與結果。
　　要知道，改革必然意味著震蕩，而沒有一個社會能夠承受長期的社會政治震蕩。- -盡管這種震蕩可以是低頻率和小振幅的。長期的社會政治震蕩必然導致民眾對于未來缺乏確定感，難免心生疲憊，終而至于心生反感，為社會動蕩埋下伏筆。
　　就此意義而言，地球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義的“改革家”。當一個人把“改革 ”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時，也就意味著他/她將永不停止地顛覆既存的社會結構；這種把改革當作職業的改革，到頭來不外乎成了丹尼爾?貝爾所謂的“潑光了水的空碗”，只會留下一個“改革”的形式，而不會留下任何定形的成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會愿意這樣永遠地玩弄著動蕩，而不擔心自己被動蕩本身所顛覆。
　　因此，在中國前十多年的改革實踐中，由于存在把改革本身神圣化的趨向，就必然地產生了將改革形式化的結果，于是改革本身成為終極價值，改革只是為了證明改革的存在（進而證明改革者的存在）而改革。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改革者們就干脆聲稱自己明知前面是雷場也絕不回頭。
　　在某種程度上，改革不僅是實（試）驗室，也會是雷場。諾貝爾的發明之路就可以說明試（實）驗與雷場之間并無鴻溝；把兩者分別開來的，是知識、耐心和技巧（如果不考慮運氣成分的話）。一個自以為是的腦袋、一雙馬馬虎虎的眼睛、兩只毛毛躁躁的笨手，就足以使實驗室變成雷場。
　　從理性的角度看，我們應該不計成本地避免改革變成雷場。因此，我不能理解為什么有人竟然要把改革視為雷場，并以此而自豪。在我看來，改革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成為雷場，而應該是摩西指點的走出困境的光明路。
　　那么，改革為什么會成為“雷場”呢？我想答案只有一個：如果我們始終抱定“攻堅”的思維定勢，一心一意要快速果斷地制服那些敢于反對改革的異己力量，使得改革成為精英與民眾的利益肉搏，那么改革也就成了雷場。請你不要對我說：少數人反對改革，就足以構成改革的“雷場”。對于這個解釋，我的回答是：一個得到多數人擁護的改革永遠不會變成危機四伏的“雷場”。
　　小結一下我的觀點：改革不應該是雷場，但改革有可能成為雷場；改革是否成為雷場，取決于改革是否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因此，搞“為攻堅而硬闖雷場”之心絕不可有，防“借攻堅而硬造雷場”之心絕不可無。如今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利益多元、價值多元的七嘴八舌時期，任何政治經濟試驗都必須承擔比前兩個階段改革更大的風險，因此每一步試驗都要謹慎小心。至為關鍵的是，改革必須體現“為多數人謀利”的理念，只有把大多數人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傾聽大多數人，討好大多數人，安撫大多數人，改革才會是安全的、有效的，也才是可持續的。
　　看來，這正是當前中國的高層決策者們愿意做并且正在做的事情。
　　這不只是行政風格上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改革成為既是自上而上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因而體現了民主開明的政治發展方向。
　　在這個已經足夠狹小的世界里，中國輸不起下一場試驗。
　　盡管還有專家在悲壯地呼喚以“市場化”、“私有化”為導向的“改革攻堅”，但這種“改革攻堅”畢竟已經喪失了“不爭論、看準了就干”的政治語境，因此這番慷慨悲壯已經不再合乎時宜了。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和諧”已經成為被社會普遍認可的主旋律。因此，改革走出了長期以來氣勢洶洶、目中無人的鐵甲戰車，開始同滿山遍野的瘦弱螳螂們握手寒暄。
　　螳臂可以擋車的時代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