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經濟波動下的社會問題

以社會安全促均衡發展

《瞭望》

國家經濟發展面臨難局，正是統一共識、加快社會建設、以社會安全建設促進均衡發展的好時機

文/江涌 黃鶯

經濟在繁榮與蕭條中循環往復，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市場無情。經濟艱難時刻，格外需要政府、社會伸出溫暖之手，建立社會安全制度，實現社會均衡發展。
當前，就業是85%以上中國城市家庭唯一收入來源。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也依靠離鄉就業改善生活。在近期就業環境不佳、就業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應抓緊時機集中建設社會安全制度，尤其關注城鄉困難群體，給他們溫暖與希望，為實現社會相對穩定與和諧提供保障。
社會保障：化解社會危機的重要手段
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的“安全網”或“緩沖區”。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保障失業人群生存，防止經濟危機轉化為社會危機。同時，經濟困難的時刻，也可以很好地檢驗“安全網”的縝密性與“緩沖區”的有效性，為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契機。
從發展歷程看，西方國家多是在經濟、社會危機時制定社會保障制度。英國1597年《濟貧法》頒布時，國內食品價格飛漲，國內失業率上升，貧困問題日益嚴峻；德國在19世紀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初衷是對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釜底抽薪，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美國建立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則是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
之后，在歷次經濟危機爆發后，不少國家政府都會重新審查社保制度，對其進行調整，如此才有今天的相對完善，人們才不會擔心社會因危機而出現大震蕩。
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農民只占全國人口的一小部分，壓力較小，負擔較輕。而中國如今面臨的問題更加突出而嚴峻：一是如何在農業人口龐大的農村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制；二是如何為一億多在城市常年務工的農民工提供基本社會保障；三是如何為城市低收入人群完善與提高社會保障。
去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對我國經濟產生較大影響，其中之一是就業崗位減少。據預測，今年我國有可能減少2000萬農民工崗位，上百萬大學生就業困難。難局之中，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更容易取得共識，昔日制度建設中的一些棘手問題，有了解決的新契機。
經濟增長：做大蛋糕與合理切割
同等重要
解決貧困與失業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在經濟困難時，更是一個壓倒性的經濟問題。經濟增長，做大蛋糕，可以有效增加就業，才能提高大多數貧困者的收入，使其解決溫飽，脫貧致富。與此同時，蛋糕做大了，政府的“轉移支付”才有更多更大的余地。因此，“濟貧”并非一定要依賴“劫富”的極端方式，從而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共贏與和諧。
促進經濟增長的種種手段中，將自然資源保護和落后地區經濟改造相結合的做法值得關注。
美國大蕭條時期，推行了田納西流域改造以刺激經濟。1933年，“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建立，旨在促進防洪、航行、電力、土地和森林的合理利用，以及“人民的經濟和社會福祉”。這個新機構把上述所有問題與規劃統一起來集中處理，并獨立作出決策。管理局在忙于建造水閘、水壩和發電廠的同時，還致力于貧瘠土地的退耕、土壤保持、植樹造林、引入更好的農業機械，以及鼓勵本地制造業、公共衛生和教育。這一經濟改造項目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有效地縮小了田納西流域和北方的經濟差距。
現在，中國西部地區同樣存在著經濟落后和生態環境惡化的雙重問題。此前，開發落后地區過于倚重外部“輸血”、引進“先進”的工業。在當前致力于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時刻，不妨參考一下田納西流域的管理經驗，將改善環境與經濟增長有機地結合起來。
同時，大量實證表明，經濟增長并不必然減少貧困。因為伴隨經濟增長，對工作機會的競爭往往會更加激烈，由此導致工資水平的下降，貧困率也有可能上升。例如，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持續增長，人均GDP增加了23%，而貧困率卻上升了12%。經濟增長反而使社會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也越來越大。
財富高度集中必然影響消費，使得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反過來制約了經濟的持續增長。近年來，中國收入差距日趨明顯，用來衡量社會兩極分化的基尼系數目前已高達0.47，超過0.4的“警戒線”。在亞洲僅次于菲律賓，超過了所有的歐洲國家。兩極分化不斷加大，社會矛盾因此日趨凸顯，嚴重侵蝕著社會穩定的基礎。因此，縮小貧富差距，遏制兩極分化，保證大眾尤其是困難群體能夠分享到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好處，向低收入階層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需要抓緊完善。
增加就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資本主義抑或自由市場本身，必然產生兩個重要后果——經濟周期波動與貧富兩極分化，由此極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
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就是“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這種兩極分化必然導致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不斷積累引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引致社會危機，社會危機與經濟危機相互激蕩，致使社會不穩定。
觀察世界經濟歷史，經濟越是自由、市場越是自由的經濟體，這兩大結果就越明顯。這就是市場經濟難以擺脫的“魔咒”。由于這一“魔咒”的存在，必然威脅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有序穩定。因此，市場經濟絕對不是個至善的經濟體制；“無形之手”必需“有形之手”拾遺補缺，政府的一些干預作用不可替代。
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首先，應增加對公共工程的投資，如修建公路、堤壩、公共建筑工程和公用事業，這不僅促進需求增長，而且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如1933年10月，美國成立了專門從事工作救濟的“民用工程署”，很快就讓400萬人有了工作。該部門總共花掉了大約9億美元，大部分用于修橋補路，校舍、公園、運動場和游泳池的維修，害蟲和腐蝕控制，以及市政公用事業的工作。
其次，在出口急劇萎縮、個人消費持續疲軟的情勢下，增加政府對商品與勞務的采購，從而為私人部門提供一個穩定的市場。
第三，增加政府轉移支付，增加退休人員津貼、養老金以及失業救濟等，以維持群眾一般生活水平，防止購買力急劇下滑。
與此同時，還要充分發揮、挖掘市場的潛力。盡管自由經濟思想正被越來越多地抨擊與拋棄，但是市場對資源的優化與配置功能還是不能否認。中國可以考慮的選擇之一，是實施“定向經濟爆炸”，即除個別關系到國家安全的戰略產業外，讓盡可能多的行業向內資（民間資本）開放。
為配合由市場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的順利推行，必須進一步完善市場運行環境。
一是減稅與減負，即對整個中國民營經濟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經濟政策，緊緊約束工商、稅務、城管窒息微觀經濟活力的自利行為，激發民間經濟主體參與經濟活動的熱情。
二是為民間投資提供良好的融資平臺。鑒于資金、資本市場運行的低效，應將融資主體由國有企業加快轉向民營企業、個體經濟。讓民營企業在更加公平的環境下與國有企業展開競爭。
國有企業應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瞄準其應該瞄準的競爭對手——跨國公司，著力利用國際資源、開拓國際市場，發揮行業龍頭作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三是設立面向農村的創業投資基金以及其他投資咨詢機構，為回鄉農民工就地創業提供資助與幫助。從積極方面而言，農民工是中國農村的新興人群，是中國農村最具有活力的人群，是中國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們不僅是一般打工者也是技術工人，他們在外摸爬滾打多年，手里也積攢了一些余錢，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內心時常涌動著脫貧致富的熱望。因此，政府若能善加引導與利用，就極有可能變社會壓力為經濟動力，使之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以及社會穩定的積極力量。
目前，世界上許多市場經濟國家都采用“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模式，把促進“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發展政策的優先目標。而我國長期采取的是“經濟增長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這種戰略行之既久，容易傷害到廣大勞動者的就業權利，忽視人力資源的開發，也忽視失業保障制度的完善。
此外，在就業問題上，也可以考慮跳出工業化與城鎮化之外，促進農村全面現代化。未來，農村水利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建設，等等，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平衡城鄉地區發展，也可以大量增加就業，而且是本鄉本土的低成本就業，降低城市就業壓力。
幸福指數：以先善帶后善
西方一些學者的評述令人深思。在他們看來，多數中國人在相對“田園”的體系下，在尚沒有取得驕人經濟業績的時代，曾經“窮但快樂著”。
英國學者伯特蘭羅素認為，“人生的樂趣，是我們生活在工業文明的時代，受生活環境重壓而失去的最重要、最普通的東西。但在中國，生活的樂趣無所不在?！薄拔艺J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可能比英國人貧窮，但卻比英國人更快樂。”
埃德加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記載著一個“無乞丐，無鴉片，無賣淫，無貪污和無苛捐雜稅”、“一個柏拉圖理想國的復制品”、“一個生活在未來的光明中的國家”。
1949年后的中國，除了“折騰”年代，在沒有偏見的西方人士的眼中，中國盡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人民高尚淳樸、公而忘私、社會平等自由。
這種反差不僅在東方中國，在西方也不少見。新罕布什爾州的伐木工人原本一輩子都活得相當滿足。他們也許沒有自來水和中央供暖，也沒有多余的儲蓄。他們整日愉快地用柴爐做飯、喂雞養狗、修理破爛屋頂、整理花園，自己種植果實釀造美酒……
但是，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給了他們新的比較尺度。媒體不斷發動攻勢，電視里的世界就是標準的世界；教科書持續宣傳，經濟學家的條條成了生活框框。原先生活中充滿的無比愜意的細節，被簡單的統計數據沖刷殆盡。伐木工人們驚異地“發現”自己原來“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社會地位低下”，“無權無勢”，于是他們“覺醒”，不斷抗爭，為了更“體面”的生活。經濟學家根據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編制了“痛苦指數”，但是“幸福指數”是怎么回事，他們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幸福、快樂、滿意，不只是經濟。完全受經濟增長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難以自拔。
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南亞不丹國的國王提出了“幸福指數”。他認為國家政策應該關注幸福，并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人生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由此，不丹創設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類要素組成的“國民幸?？傊怠保℅NH）指標。
按照這一指標，最近30年來，在物質財富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中國不少地方的“國民幸?？傊怠庇缮D降，“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的勢頭日趨明顯。
因此，“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如今，政府在致力于擴內需、保增長的同時，更應強化“政府善治”、“文化發展”、“環境保護”和“道德提高”，督促、鼓勵先富幫后富，先善帶后善，實現全社會的均衡發展。
發展教育撒播明天的希望
人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是最能動的生產要素。通過不同層次的教育，人可以成為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源。
在國際戰略家眼中，21世紀的國際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是知識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掌握人才就是掌握未來，而人才是通過教育鍛造出來的，因此未來的國際競爭歸根結底是教育的競爭?！吨袊逃母锱c發展綱要》強調：誰掌握了21世紀的教育誰就能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中處于戰略主動地位。
經濟難局也使教育問題日益凸顯。中國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教育產業化，擴招后高校培養出的大批畢業生遇到就業困難。教育部門不斷拉長“生產鏈條”：學士—碩士—博士。但是，一方面，畢業的大學生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另一方面，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源源不斷的擁有專業技能和熟練的工人又無法得到滿足，新農村建設更是后繼乏人。
實際上，全世界的教育事業如今都遭遇到寒冬。經合組織教育負責人巴巴拉艾思卿格表示：“當前的經濟危機使得我們無法對許多政府和非政府促進終身教育的行動計劃提供支持。”經濟的不景氣令許多歐洲國家開始考慮減少教育預算，與此同時，大批失業者對教育培訓需求在不斷增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尼古拉斯伯奈特認為，“失去了教育，一個國家便失去了競爭力。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社會差距還在不斷擴大，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的群體人數可能增加，他們面臨的風險也更大，在人們為重新尋找就業崗位以返回主流社會而努力時，教育和培訓顯得尤其重要。”
這給了中國縮小與發達國家教育差距的機會。
教育能從根本上縮小社會差距，點燃困難群體、邊緣人群努力創造更加美好明天的希望。因此，經濟不景氣時，教育更應被視為公共服務中的必需品。
可喜的是，中國對教育已經從忽視與短視轉為正視與重視。如今，則應該致力于化危機為轉機，免費為所有中國適齡學童提供9年義務教育，免費為老少邊窮地區的學生提供書本與午餐，免費推行、推廣中等職業教育，增加對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完善城市下崗職工的教育和培訓，建立大學終身學習機制，幫助畢業學生從職場重返校園尋求新的就業技能，以防止有更多的人被弱勢化、邊緣化?！?BR>（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

重視經濟波動下的社會問題

《瞭望》

我國已基本具備了解決民生問題的實力，相關的制度建設需要國家意志統籌策劃

文/吳忠民

2008年下半年開始的經濟波動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正在蔓延和擴張，盡管尚未達到峰值，但已經使中國經濟受到明顯損傷。重要的是，由于正在形成中的中國現代型社會結構本身的相對脆弱，因而這一輪經濟波動容易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同中國經濟本身的問題、同中國目前面臨的“世所罕見”的“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所面臨矛盾和問題的規模和復雜性”錯綜交織在一起，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必將會產生深刻、復雜和廣泛的不利影響，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經濟波動可能會引發的社會問題
由經濟波動引發、可能引發或加重的社會問題，有的已經開始顯現出來，還有的將會逐漸顯現出來。大致看，這些社會問題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失業加劇。就業是民生之本。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實現充分就業的壓力極大。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7年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而2009年《社會藍皮書》顯示，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為9.4%。還有學者認為，“目前國家公布的失業率只統計了城鎮失業狀況，并沒有包括現在農村的1.5億富余勞動力。如果把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就要高達20%?！?BR>具體到這一輪經濟波動對就業的影響，有兩個現象值得引起人們特別關注。一是農民工失業首當其沖。幾個月當中，僅廣東省就有幾百萬農民工失業返鄉。而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當中，工資性收入所占比例越來越高，2007年接近39%。農民工的大量失業，必然會對全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總體情況產生明顯的影響。
另一個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突出。2007年，全國大學畢業生達到近500萬人，到10月底尚有140多萬大學畢業生未能找到工作。估計2008年和2009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均在150萬人左右。
同改革開放前以及改革開放初很不相同的是，如今未能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在學期間往往投入了大量的經濟成本，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家長往往是傾其大部分收入供子女上大學，所以，這些人一旦失業，那么就很有可能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
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態惡化。毋庸置疑，在經濟波動的大背景之下，各個群體的財富都會縮水，富人群體財富損失的絕對數量會更大，一些企業主特別是一些外向型企業甚至會破產。但就基本生存狀態來說，影響最大的是低收入群體。低收入者經不起經濟蕭條的打擊。他們的收入水準本來就只是剛好溫飽。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一旦惡化，就意味著低收入者基本購買力的降低，可能連溫飽的日子都要受影響。
重要的是，同許多國家相比，中國對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存缺少一個兜底性的社會保護制度。在為時不短的一個時期當中，中國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大量的低收入者缺少起碼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額的、政策所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為中國最大社會群體的農民從總體上來說甚至沒有完整的社會保障。對大批的低收入者來說，由于缺少生存底線的保障，其基本生存惡化狀況到什么地步，向下變化的空間有多大，沒有限度，難以預期。
中等收入者發展受阻。正常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應當呈現出一種“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狀態，即：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這樣兩極的人數比例較小，而中等收入群體人數的比例最大?；谶@樣一種社會階層結構，社會才能實現安全與和諧的局面。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中等收入者的比例為15%～23%，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到2020年就會達到40%左右，前景比較樂觀。
但是，這一輪經濟波動會使中等收入者的發展受到明顯阻礙。一方面，中等收入者的人數會減少。比如，經濟效益降低和產品訂單減少，使許多企業開始裁員，大量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失去崗位。另一方面，現有許多中等收入者的財富開始縮水。
中等收入者家庭財富的積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財產性收入的增加，而經濟波動必然會造成房市和股市走低，甚至造成銀行利率降低。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等收入者的家庭財富包括房屋資產和金融資產無疑會明顯甚至是大幅度地縮水。顯然，在經濟波動時期，中國中等收入者群體的發展將會出現一個停滯甚至是倒退的局面。
勞資糾紛和沖突加重。隨著現代化和市場經濟進程的推進，勞資關系對于整個社會的影響必然會越來越大，勞資關系是否公正與合理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社會能否安全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市場經濟正處在一個初期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勞資雙方在解決相互間矛盾時，“強資本弱勞工”的現象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就必然地會造成勞動者的勞動權利被損害、勞動條件惡化等情形，進而必然會引發糾紛和沖突。
近年來，由不良勞資關系所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如農民工工資被嚴重拖欠、低工資、勞動超時、工傷事故、社會保險以及同工不同酬等等相繼出現并有加重的趨勢。從1997年到2006年，全國勞動爭議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增幅在20%以上，短短10年當中，就從1997年的71524件增加到2006年的317162件，數量增加了3倍以上。在勞動爭議受理的案件當中，絕大多數是由勞動者基礎性基本權利如勞動報酬、保險福利、勞動合同和工傷等問題所引發的勞動爭議。勞資糾紛和沖突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所高度關注的重要問題。
無疑，經濟波動加重了這種糾紛和沖突。在經濟波動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十分矛盾的圖景：從資方看，經濟波動使企業利潤空間十分有限，有的企業接近倒閉，需要節省各種成本，甚至需要越界從工人那里盡可能擠壓工資保險福利待遇；從工人看，維權意識促成利益訴求行為的常態化，而《勞動合同法》的頒布和實施又使得工人利益訴求行為有章可循。尤其是隨著一些企業由于經濟效益迅速下滑的原因進行裁員或減薪，工人的維權活動必然會更加突出，同資方之間的矛盾必然會更加激烈。
在如是情形之下，勞資兩方的糾紛和沖突就必然會加重，在某個特定的場合會出現比較激烈的甚至是加速度加重的情形。比如，只是在2008年11月的一個月當中，廣東東莞出現規模較大的勞資激烈沖突的事件，重慶市主城區、湖北省荊州市、海南省三亞市、甘肅省蘭州市、云南省大理市和廣東省汕頭市相繼出現由勞資糾紛所引發的出租司機系列罷運事件。
群體性事件可能增多。中國近年來社會矛盾加重的標志之一是群體性事件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出現此種現象，在于中國改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經從改革初期的凡是介入改革過程的人或群體一般來說均為獲益者的增益型改革，逐漸過渡到利益結構調整型的改革。利益調整型改革是指對社會整體利益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的改革，介入者在利益方面得失不一。
同時，由于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社會不公現象比較突出，各個利益群體之間出現了某種零和博弈而不是互惠互利的局面。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官民之間、勞資之間、窮富之間種種糾紛和沖突不可避免地形成。這種糾紛和沖突達到一定地步，便形成了群體性事件現象。
而經濟波動現象的出現，在短時間之內便會使大量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狀態迅速下滑，這就有可能推波助瀾，加重群體性事件。從2008年9月至11月短短的幾個月當中，中國群體性事件迅速增多，幾乎是集中出現。如廣東東莞勞資糾紛事件、多個地方的出租司機罷運事件、川渝9～10月教師罷課事件、湖南吉首93非法集資事件、重慶巫溪919車禍事件、河北廊坊1019鐵路征地事件、江西銅鼓縣1024山林糾紛事件、深圳寶安區117對講機砸人事件、甘肅1117隴南事件、湖北武漢1118下崗職工上訪事件、重慶開縣1121村民煤礦沖突事件等一系列群體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群體性事件的成員來源比較廣泛，往往是來自社會的各個主要群體，如工人、農民、教師和復轉軍人，等等。
上述由經濟波動所引發或加重的社會問題具有這樣幾個特征：一是基礎性，即：這些社會問題多集中在民眾基本生存底線方面，多同基本民生問題息息相關；二是緊迫性，即：這些社會問題及其負面效應往往在短時間之內就會迅速加重或擴張；三是連帶性，即：在某個特定的條件下，這些社會問題當中的某個問題有時甚至會由原本屬于個案化的社會問題演變為整體化的社會問題。
顯然，這些社會問題若處理不好，有可能演化成某種類型社會危機的爆發點，從而嚴重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
以改善民生應對經濟難局
如何才能防止經濟危機向社會危機轉換？如何才能防止由經濟波動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進一步加重或蔓延？如何才能用好這一機會，為實現社會經濟更長時間、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發展做好必要的鋪墊？如何才能轉“危”為“機”？其應對思路和對策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最為直接的制度建設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改善民生應成為一種基本的制度安排。
改善民生是以人為本基本理念的具體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基本宗旨的具體要求。在一個特定的時期，由于人們對現代化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是很清晰，因而對于民生問題不夠重視，致使中國出現經濟發展這條腿長，而社會發展這條腿短的情形。
適應著新的時代要求，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要“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具體之，就是要建立起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住房保障這樣一個比較完整的初級民生保障體系。
從國家財力和經濟實力方面看，我們國家已經完全具備了這種能力。在經濟波動時期將大幅度改善民生的目標付諸實現，意義重大。這樣做的結果，從近期的角度看能夠緩解社會問題，使社會問題的負面效應降至最低限度，從民眾基礎生存的底線上確保社會安全運行，安然度過困難時期，從長期的角度看則能夠對于中國發展的總體戰略進行必要、合理的調整，使改善民生成為一種基本的制度安排，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這四大建設同步進行，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之間的協調發展。
建立起一個初級的民生保障體系。
真正把改善民生同經濟發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以改善民生促經濟發展。在中國經濟最為重要的三項拉動力即外貿拉動、投資拉動和內需拉動當中，內需拉動最為重要。而民生問題同內需狀況息息相關。民眾只有普遍具有了必要的購買力，并且享有了起碼的社會保障，才有能力花錢，才敢花錢。這樣，內需拉動才能夠得以提升。
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弊鳛閼獙洕▌?、確保經濟增長的一個大手筆，中央政府準備投入資金4萬億元，各個地方政府準備投入10多萬億元。
對這樣空前的巨額公共資金比例結構如何安排，十分重要。這不僅事關民生問題是否能夠得到應有的改善，也事關中國經濟能否得到持續、健康的發展。在這樣一個公共資金投入比例結構當中，基礎性的民生問題應當占據重要位置，因為這一類事情極為迫切，同時目前社會建設的水準較低，一旦有所改善，其積極的邊際遞增效應將會十分突出。
比如，如果將這20萬億元資金的1/7（3萬億元）用于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住房保障，數年之內就可以基本解決這些問題，建立起一個初級的民生保障體系，從而有效地緩解諸多的社會問題，并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內需拉動支撐。
而像公共基礎建設如高速公路、鐵路的建設，盡管也十分重要，但相比之下，這些年國家對之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的投入，所以，如果再對之進行大規模甚至是超大的投入，就會造成明顯的邊際遞減效應現象。
高度重視就業問題。
就業問題是中國社會一個很大的難題。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有賴于經濟發展、城市化的長足推進。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在一定范圍內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是在經濟波動期間，宜采取一定的鼓勵性措施，在一些企業當中提倡“減薪不減人”的方式。這種方式盡管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是對于緩解失業問題會有一定的明顯作用。
二是大幅度調整教育結構，加強職業教育，以有效解決大學生失業問題。
中國現在存在著一個反差很大的現象，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卻是技術性人才嚴重不足。比如，現代社會中的工人技能等級比例結構應是中級和高級工人占據多數，而中國現階段工人技能等級比例結構卻正好顛倒過來。中國工人中的技師和高級技師只占1.5%，高級工占3.5%，中級工占35%，初級工則占到了60%。如果加上“農民工”的因素，初級工的實際比例恐怕要高達80%左右。
這一問題嚴重地削弱了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也加重了大學生的失業問題。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大幅度調整中國現有的教育結構，在本科生招生結構當中增大職業技術教育以及應用型學科的比例，同時還應大幅度增加中等職業教育的比重。另外，國家和一些企業目前有必要投入一定數量的專項資金，對暫時閑置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進行必要的職業培訓。
建立起雄厚的戰略資源儲備體系
對中國這樣的發展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大國來說，要想保持社會的安全運行，保持持續、健康的發展局面，有效地應對社會經濟危機，擁有一個雄厚的戰略資源戰略物資儲備體系極為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
應當清醒看到，中國的戰略資源狀況很不樂觀。中國的能源供給存在著極大的壓力。中國人均占有的原煤儲量、水資源儲量、石油儲量和天然氣儲量分別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91%、10%和4%。如果未來能源消費平均增長率按5%推算，則2020年能源消費總量將較之2002年翻一倍以上，至少達到30億噸標準煤，能源供應的壓力極為巨大。中國石油凈進口率將由2002年的34.6%提高到2030年的83.5%，屆時中國每天進口的石油，相當于目前美國每天的進口水平。國際能源機構預測，2002～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來自中國。
另外，主要礦產品也存在著巨大的壓力。中國礦產資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幾種重要大宗礦產如富鐵礦、銅礦、鋅礦、鉀礦、錳礦將長期短缺，到2010年，45種主要礦產中可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僅有21種。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缺少一個雄厚的戰略資源戰略物資儲備體系，那么，中國社會經濟的安全將受到極大的挑戰，容易受制于國外各種經濟勢力、政治勢力以及經濟波動的影響，將無法有效應對來自國內外各種經濟風險的打擊，較為嚴重社會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將大幅度上升，由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會大幅度擴張。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中國必須從長遠考慮，建立起雄厚的包括石油、重要礦產種類等重要能源在內的戰略資源戰略物資儲備體系。重要的是，中國現在已經基本具備了這種能力。
至于儲備的方式，從有效性以及成本節約的角度看，可以多種多樣。比如，有必要學會并注重充分利用國際資源，有針對性地鼓勵、引導國內企業到海外建立能源基地。
此外，還有兩點需要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一是，應當高度重視糧食的戰略儲備。糧食是一個民族最為基礎性的生命線。平時這一問題很有可能被人們忽視，但一旦到了關鍵的時候，糧食的重要性就往往會迅速凸顯出來。至于糧食的戰略儲備，特別要注重解決好糧食實物的戰略儲備和糧食耕地面積的保護這樣兩個問題。
二是，應當高度重視黃金的戰略儲備問題。可以說，國家擁有雄厚的黃金儲備，可以有效地使整個國家實現購買力的保值甚至是增值，有效地保護國民的財富安全。這是有效應對國內外金融危機、國內物價上漲等社會危機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況且，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大量購進黃金的經濟實力，比如，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遠遠高居世界第一，完全可以從中動用一部分購買黃金?！酰ㄗ髡邽橹泄仓醒朦h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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