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海：擴大投資“保增長”的長期風險

擴大投資“保增長”的長期風險

曹建海

繼國務院2008年11月推出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后，各地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資計劃。根據對已公布投資計劃的24個省市的統計，投資計劃總額已經接近20萬億，其中絕大部分以項目交通基礎設施為主要投資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計劃，雖然有利于填補出口和私人投資滑坡帶來的增長缺口，但也存在著影響我國未來經濟增長質量的潛在問題，必須引起極大的警惕。

    一、保持投資和消費之間合理的比例關系

投資的目的在于擴大消費。從這個意義上說，缺乏消費拉動的投資，便成為無源之水，也失去了投資的意義和目的。從經濟上看，沒有消費支持的投資，注定將成為無效的投資，并因此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當然，過度奢侈的消費能使一個富裕國家很快破產，消費率過高也會限制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保持好投資和消費之間合理的比例關系，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

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社會產品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類，即投資部門和消費部門，兩個部類的內部又可以進一步分為更小的生產部門；這些產品從價值構成上看，可以分為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即利潤）三個部分。只要存在商品生產，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就要同時受到社會產品使用值物質形式的制約和社會產品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比例的制約，即社會總產品各個部分的價值和實物形態都要求在交換時得到補償和替換。

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看，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逐步提升，引起的投資率呈現從低到高、再從高到低并趨于相對穩定的變動過程，總體的比重介于20%~30%之間。例如，2004年世界低收入國家投資率為26.6％，中等收入國家為26％，高收入國家為20％左右（見表1）。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延續了依靠資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這種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在宏觀經濟上造成的不良后果，直接表現為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嚴重失衡。2000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為62.3%，此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降低到48.8%，平均每年下降1.93個百分點；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7年的42.3%，大大高于多數國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戰后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時期，其投資率也遠沒有達到中國目前的水平。例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峰值也從未超過GDP的34％。消費不振使得我國對外需的依賴大大增加，2002~2007年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7.6%、1.0%、6.0%、24.1%、19.5%和21.5%，特別是2005年以來凈出口對GDP增長分別貢獻了2.5個、2.2個和2.6個百分點。

投資率畸高和對出口的依賴，形成對國內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的巨大壓制。如果排除政府消費對國內消費的拉動，更明顯地看出消費不振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拖后腿”作用。2007年底，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為35.4％，只有一般國家的一半左右。這種狀況必然在短期內導致由于市場需求導向不足而引起的投資機會減少、大量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使宏觀經濟增長乏力，預計2009年和2010年中國經濟將出現明顯的增幅滑坡。從中長期看，必然導致投資效率下降，銀行體系中潛在不良資產增加，企業財務狀況惡化等等，蘊藏著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表1：世界各國的投資、消費比例關系（%）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際司《國際統計年鑒》（2006）；熊學華：《我國消費率和投資率的合理性判斷: 1978～2006》，載《北京財貿職業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在出口萎縮、消費不振導致經濟增長乏力的十字路口面前，究竟是設法擴大最終消費率拉動經濟增長，還是通過進一步擴大投資拉動統計意義上的GDP增長呢？我們認為必須以社會再生產理論為基礎，正確地、科學地調整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通過擴大消費規模和限制投資規模，將投資引導到促進消費且與消費保持合理比例關系的水平，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否則，脫離消費能力的過度投資，必然會對經濟發展造成更大破壞。

二、當前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乘數”效應

投資一定要注重投資效果。如果我們投出去的錢只是一次性的、一錘子買賣，只可以拉動當年的增長，而投資支出由少數公司和少數人獲得，這樣的投資就不能循環地推動后續時期的中國經濟增長。如果能夠按照投資計劃順利支出，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完成“保八”的任務，應當并不困難。然而，“保八”成功并不能意味中國經濟好轉了。這是因為，判斷經濟的好壞，不能單純依靠GDP指標進行衡量。如果只重視投資的數量，而不注重投資質量，不對工程建設當中的腐敗問題和工程質量問題進行嚴格控制，那么，即使2009年GDP增長保住8%，但是在2009年之后的隱患，例如銀行不良資產問題的集中爆發，將可能產生更為嚴重的后果。

此次中央和地方擴大投資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引起國家投資的增加，能引起有效需求和消費的增加，循環往復形成新的投資需求，將數倍于初始的投資數量。這在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投資乘數”效應。

凱恩斯在其絕對收入理論中提出，投資乘數的大小與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有關，而邊際消費傾向與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高，邊際消費傾向越小。因此，收入分配確實會影響總消費。根據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我國的總消費與居民收入分配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關關系，即如果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非常嚴重，也就是說當一小部分高收入階層擁有極高比例的財富(收入) ，而另外大部分人都只擁有少量的財富時，社會總消費就會不振[①]。另外一些學者則提出了通過收入再分配刺激消費需求的前提條件約束，認為只有在邊際消費傾向與居民收入呈“倒U”型關系的情況下，收入分配政策才能起到提高總體邊際消費傾向、擴大總消費的效果。計量結果表明，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與收入水平大致呈“倒U”型關系，即中等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低收入階層和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因此，實行縮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能有效地提高我國居民的總體邊際消費傾向，擴大總消費需求，從而刺激經濟增長[②]。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高達到0.448，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意味著在當前世界國別比較中，我國擴大投資的“投資乘數”或投資效果是較低的、較差的。如果不能有效地調整收入在各階層之間的分配，擴大投資不僅不能起到國民經濟增長的“倍增計劃”，反而會因為投資浪費、投資無法收回等，給我國國民經濟和銀行體系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

很久以來，我國工程承包市場存在高度的壟斷性和屢禁不止的腐敗問題，致使政府投資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惠及眾多建筑企業和龐大的施工工人群體，人們是表示懷疑的。在建筑企業和建筑材料、設備生產企業內部，生產工人又能從工程價格中獲得多大比例的工資收入？這些都關系到政府擴大投資所能帶動的消費效應和投資效果。然而，由于我國建設管理體制的固有問題，工程建設中的分包、轉包和各種回扣現象嚴重，使得真正用于施工的勞務、材料支出的費用偏低，大量的工程費用以管理費、中介費、利潤等形式流入少數人腰包。因此，當前由各級政府主導的各項固定資產投資活動，如果不能加以正確的引導監督，很有可能變成產生腐敗和豆腐渣工程的源頭，成為收入分配進一步分化的重要推手，其所引起的循環往復的拉動消費需求的過程，必然是一個急劇衰減的過程。

如果考慮到政府財政拉動公眾收入的普遍性，則減稅和加大對“三農”、社會保障和處于瓶頸地位的基礎設施投入的效果是明顯的。同政府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可能引起的各種負面影響相比，減稅則是一種無代價的政府支出，而且涉及面是普遍的，只要政府加大對勞動者在勞資分配中的法律支持力度，減稅有利于社會各階層增加可支配收入，同樣達到國民收入“倍增”的目的。政府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包括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增加對農資補貼等，可以惠及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群體，這在農民工大量返鄉的今天，顯得更為迫切和及時。加強對醫療、失業、貧困人群的投入，同樣惠及社會絕大多數人群，有利于解除受益群眾的后顧之憂，可以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至于基礎設施建設，應著力投資建設目前國計民生最為缺乏的公共項目，例如農業基礎設施、社區醫院、環保項目等，不可簡單地為拉動GDP增長而匆忙上馬項目。

政府投資效果好壞，必須與擴大就業緊密地結合起來。相對而言，目前各地打上的交通基礎設施項目，雖然在短期內可以帶動建筑行業就業，特別是農民工就業，但考慮到建設的臨時性和農民工工資水平低下的狀況，這些項目對于擴大就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相對而言，增加對農村、農業的基礎設施投入，則可以極大地穩定龐大的農村勞動力群體的就業；城市服務業可以大量吸納勞動力，主要應通過理順體制、減免稅賦等措施，扶植此類產業的發展。可以說，如果不能有效地、持久地擴大廣大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則投資就不能起到促進居民收入持久增長，從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持久增加的作用，反過來不利于投資回報的實現。

因此，政府擴大投資的過程中，既要做到工程建設的真實投入，也要防止政府支出為少數人獲得，還要注意擴大就業的效果。只有同時符合以上條件，政府投資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拉動經濟增長效果。

三、資金動員和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

中央和地方政府合計24萬億元的龐大投資計劃，資金動員問題異常關鍵。相對而言，中央政府的投資是有保證的，但僅靠中央政府項目投資，顯然無法實現政府“保增長”的任務。根據我們的分析，地方政府上報的投資項目，主要集中在公路、鐵路、港口等交通基礎設施項目上，不少甚至是“十一五”時期規劃內的項目，存在著重復計算、缺乏論證突擊申報、資金來源嚴重不足等致命問題。如果只為保增長而不加規范盲目上馬，所引起的惡劣后果，將給我國經濟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鑒于我國地方政府多處于財政赤字狀態，而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沒有權力發行政府債券。因此，地方政府從根本上缺乏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的資金支持能力。雖然地方政府一些土地資金可以直接投入但畢竟數量有限；更多的項目將通過市場化運作的模式籌措資金，勢必通過項目融資的方式大量從銀行貸款。不過，銀行貸款的前提，是項目本身必須具有充沛的現金流，但也勢必將政府項目歸類于商業化項目，很難擺脫政府投資項目向納稅人高額收費的指責，同時也無助于促進居民的消費需求。

如果政府項目主要來自于社會資金，而社會資金更多地來自銀行貸款，從短期來看，由于市場需求萎縮，似乎不存在擠壓私人投資的問題；然而，社會財富的總量是一定的，政府動員的社會資金越多，又會使私人部門可使用資金減少，經濟學將這種情況稱為財政的“擠出效應”。此外，政府通過向公眾（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貸資金需求上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支出減少，從而使財政支出的擴張部分或全部被抵消。民間支出的減少主要是民間投資的減少，但也有消費支出和凈出口的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建設資金，寄希望于國家財政的支持，導致大量建設項目淪為“釣魚工程”，其前景不容樂觀。截至到2008年底，我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為30.35萬億元，近年來每年的貸款余額凈增量不過3~4萬億元（見表2）。總規模達24萬億的政府投資計劃，即使按照4年期的投資計劃，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將達到6萬億。如果項目資金70%來自銀行貸款，就需要銀行新增固定資產貸款4.2億元，而2008年全國金融機構各項累計貸款增量僅4.18萬億元。由此，要保證刺激經濟的投資計劃的資金，銀行體系必然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收回金融機構在農工商業等領域的貸款，以滿足政府主導投資項目的信貸資金需求；二是商業銀行基于風險控制要求，不配合政府投資計劃的融資要求，勢必嚴重影響政府在公眾中的信譽，政府刺激經濟計劃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表2：2001-2008年我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8）；國家統計局：《200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

如果政府從社會中籌集資金規模過大，政府必然面臨難以承受的財政赤字問題。而擠壓私人投資、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并且有可能加劇銀行體系不良信貸資產的風險，則會大幅度抵消政府投資效果。在筆者看來，中國在從外部需求轉為內需的過程中，必然要適應低速經濟增長。只要經濟增長的質量是好的，即使速度慢一些，一樣可以達到最佳效果。反之，基于經濟增長目標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即使能夠實現短期刺激經濟增長的任務，但從長期觀察，就明顯得不償失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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