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煞穆玨按：在年前曾經看到過廣東省委說過的話，以經濟困難為借口，說今年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不會辦大型的圖片展覽，不會出紀念畫冊，也不會舉辦什么晚會等等，本來我是想寫一下我對此的感受，但是后來跟一個朋友說起，朋友說可能是中央想統一搞紀念吧。但是從一月份開始，我沒有看到中央電視臺有什么紀錄片回顧新中國六十年的建設。大部分的媒體幾乎都采取了一種‘失語，失明’的狀態，而廣大人民也就陷入‘失聽，失憶’的狀態了。右派去年熱鬧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今年雖然如邋遢道人所說遇到了尷尬，可是他們一樣也有應對方法，雖然不能胡說新中國建設比舊中國更差，但是可以選擇不說啊。道人有沒有想過他們會這樣處理呢？所以我覺得新中國六十周年的紀念還是要從民間拉動，盡可能的收集各種各樣的材料來充實這個紀念內容，如果有可能的話，希望烏有之鄉能出版大型紀念畫冊。
我現在發的這篇文章比較有意義，一是姜萬富是知青，二是姜萬富就是基層最普通的一名醫生，二是他今年五十九歲了，可以說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個普通人。所以我把他做為新中國六十周年紀念的一篇文章發到烏有這里來，我也希望烏有之鄉能夠聯系到這位同志，能發表他的回憶錄。更希望烏有之鄉能首先做一個‘紀念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專題，不要理論文章，就以真實事跡為基礎進行紀念宣傳。
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右派大張旗鼓的紀念，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人民更要明正言順的紀念。
概括起來，2008年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王忠誠院士的高尚之處主要體現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的高貴品質；敢為人先，勇于攀登醫學高峰的創新精神；恪盡職守，視病人為親人，維護醫學圣潔的大醫品德；甘為人梯，不遺余力培育人才的高尚風范。這也是600萬醫療衛生工作者一貫展現的精神風貌。在這支人民可信賴的隊伍中，像王忠誠院士那樣，把畢生精力獻給人民健康事業的大有人在。
2月7日，衛生部在京召開醫療衛生界向王忠誠院士學習座談會。會議就邀請了安徽省立兒童醫院院長金玉蓮、安徽省阜陽市人民醫院質控辦主任劉曉林、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葉城二牧場衛生員姜萬富、解放軍第一醫院泌尿外科主任張偉4位長期在各自崗位上無私奉獻、來自基層的醫務人員典型代表。
“我是一名再普通不過的基層醫生了。”電話里的姜萬富聲音略帶沙啞。連續工作加上趕路，已經讓他疲憊不堪。記者見到姜萬富的時候，他正在給牧場的衛生院打電話，詢問“家”里的情況。“‘家’里的事我實在放心不下。我是衛生院里唯一的正式醫生，我惦記著回去給鄉親們看病，千萬不要因為我不在‘家’出什么事情。”姜萬富告訴記者，他已經是第三次來北京了，但是“還沒有機會在北京的大街上走走。”
姜萬富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葉城二牧場衛生院院長，在當地被譽為“昆侖山上的馬蘭花”。他每年都組織醫護人員到連隊、牧羊點和鄉村巡回醫療，幾十年里，做過腸梗阻、剖宮產、膀胱結石、卵巢囊腫切除等各種手術2000多例，被廣大群眾稱為“神醫”。 記者利用他在北京參加醫療衛生界向王忠誠院士學習座談會之機采訪了他。
牧民的“窮多呼托”
1966年，上海知青姜萬富來到新疆農三師葉城二牧場插隊，從此就再沒離開過。今年59歲的姜萬富為自己在昆侖山走過的42年寫下了2萬多字的回憶錄。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命運把我放到了昆侖山，我就要在這里安心工作。”
姜萬富所在的牧場位于昆侖山北部的喀什地區葉城縣西南，海拔達2000米至4850米，屬于高寒山區牧場。場部離葉城60公里，離喀什320公里，有兩個畜牧業連隊，近的離場部41公里，遠的離場部162公里。100多個放牧點散落在昆侖山深處，點多、面廣、線長。一個放牧點一般只有兩家牧民，隨著季節的變化，一年要搬三四次家，醫生出一次診最近的也要走3個多小時。
盡管基層醫生各方面的條件都十分艱苦，但姜萬富依舊放棄了回上海工作的機會，扎根昆侖山腳下的牧場，一干就是40多年。他在行醫生涯中無數次將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少數民族群眾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窮多呼托’（大醫生）”。
“在這里工作了42年，我知道這里太需要醫生了。”早在1971年，牧場領導曾給過姜萬富兩個選擇：一是提拔當排長，二是送到部隊學習，繼續從事醫務工作。姜萬富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
“醫生應該是最善良的人，是老百姓最信任的人，是可以托付性命的人。”姜萬富說，從醫40余年，他從未為自己的選擇后悔過。相反，作為醫生的許多經歷讓他難以忘懷。他給記者講了兩件印象深刻的事。
“一件事發生在1974年，我被調到海拔4800多米的云母礦山擔任衛生員。臨出發前兩天，我在給礦上裝物資時不慎被油桶砸傷了腳。怕耽誤工作，傷沒好利索我就自己拆除了裹在腳上的石膏，拄著拐杖，隨駱駝運輸隊趕去礦點。剛翻過第一個達坂（即冰山、雪山），天就下起了雨，后來變成了雨夾雪。翻過第二個達坂，我的全身已完全濕透了。趕到牧場時已是深夜1時多了。脫下鞋一看，沒有完全好的腳又腫了。”姜萬富向記者描述到，“當走到一個中轉站時，一對少數民族夫婦抱著一個生命垂危的男孩來找我。我一看到孩子就覺得不對勁，立即進行了檢查，發現他患了嚴重的肺炎，如不及時救治將有生命危險。后來對孩子進行緊急治療，挽救了孩子的生命。這對少數民族夫婦對我表示最真摯的謝意，我覺得肩上的壓力很大。”
還有一次，庫那洪大隊幾十位民兵在訓練時不幸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全部病倒。大隊派人到山上找醫生，姜萬富二話沒說，背起藥箱騎馬前往。處理好患者后，又傳來礦上一位女職工患重病的消息。但這時山上發生雪崩，山下洪水暴漲，沖毀了回礦區的路，如果繞道要走一整天。村里人說，有一條黃羊走的小路可以到達礦區，但非常危險，5年前曾摔死過人，以后再沒人走過。為了救人，姜萬富決定冒險走小道。他向農民問清方向，背上藥箱就出發了。走了不到一公里，道路越來越崎嶇，他只能在懸崖峭壁上攀爬。他一手護著藥箱，一手緊摳石縫，身子懸空向前移動。下面洪水翻滾，濤聲震耳欲聾，讓人緊張得直冒冷汗。就這樣，他硬是咬牙堅持爬完了最后一段懸崖。因為及時趕到，病人得到救治。
“不懂維語我就不能與病人交流”
除了治病救人，牧民們喜歡他的另一個原因是“姜院長與我們沒有隔閡”。姜萬富告訴記者，少數民族語言也是當地醫生必須掌握的。不懂少數民族語言，“你就不能跟病人交流，總不可能天天帶著翻譯”。為此，扎根新疆的姜萬富一面鉆研醫技，一面向少數民族老百姓學習維吾爾族語言。
姜萬富向記者講了一個小故事。“有一天，一位維吾爾族婦女抱著不滿周歲的嬰兒來看病。嬰兒發燒，我認為是上呼吸道感染所致。由于不懂維吾爾語，我們只能通過手勢來交流。比劃了半天，我給孩子開了一些治療上呼吸道感染的藥。等到病人離開后，我感覺由于語言不通，對剛才的檢查心里沒底，越發不安。立即叫上一位會漢語的維吾爾族牧工陪我去找那位婦女。通過反復詢問發病原因，再仔細檢查嬰兒，確診為腹瀉引發的高燒。”姜萬富說，這件事讓他感到自責。他想，如果自己懂維吾爾語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從此，姜萬富的口袋里除了聽診器，又多了一個記維吾爾語單詞的小本子。只要有空，他就向維吾爾族職工討教。他每天早起1個小時，到山坡上練習發音，很快就能講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
一次，衛生員送來一名維吾爾族女患者，當時病人已經臉色蒼白。姜萬富用維吾爾語詢問病情后，很快確診為宮外孕。他立即組織醫生護士實施手術，患者很快脫離了危險。
如今，姜萬富快要退休了。“到衛生院就診的病人越來越多。一年接診病人超過1萬人次。今年要抓緊時間培養年輕醫生，讓更多的鄉親看得上病、看得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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