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熱”在臺灣

毛澤東“熱”在臺灣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和“毛澤東研究”開始從妖魔化向學術化轉變，而2004年臺島掀起的“毛澤東語錄熱”，我們既可以從中看出“左派”的價值沖動，又有右派的防身之術

    1972年2月21日晚，毛澤東在他的寢室會見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尼克松說：“主席的文章推動了中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則答道：“咱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不會贊成你這個講法的。他罵我們是共匪。”尼克松說：“蔣介石罵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稱蔣介石呢?”周恩來在一旁插話解釋：“一般來說，我們稱他們蔣幫。我們的報紙有時罵他蔣匪，他們也回罵我們共匪，反正，我們就是罵來罵去。” 
    “共匪”對“蔣幫”，這正是當年意識形態妖魔化的真實術語。在那個時代，毛澤東在臺灣的形象只能是被妖魔化的。 

                             從“妖魔”到“人物”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和“毛澤東研究”開始向學術化轉變，以《匪情研究》改刊名為《中國大陸研究》為其標志。最明顯的現象，是臺灣各研究性著名大學的博士、碩士論文的相關主題不斷增加。筆者看到的博士論文就有《斯大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比較研究》《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關于“文革”起因之研究》等等。 
    說起臺灣的“毛澤東研究”，不能不提起王振輝這個名字。王振輝從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獲博士學位以后，就選擇了“毛澤東研究”為主攻方向。數十年前的臺灣，如果不是在尖端的研究部門，選這個方向可以說不僅是“冷僻”，而且甚至是“孤立”。 
    令人感慨的是，王振輝身處一個教會學校——臺中的靜宜大學，關于毛澤東的資料并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澤東早年的經歷和思想，寫出詳細的幾卷著作，然后自己籌款印刷發行。打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等近百萬字計的研究成果，其細膩的史料梳理，嚴謹立論分析和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競使人甚至懷疑這不可能出自臺灣學者之手。 
    這個時候，社會上比較學術化的研究作品也陸續出版，更多的是臺灣學術界對毛澤東的評價直言不諱。但應看到，此時的“批判”與20年前的“丑化”絕不能混為一談。 
    其中，臺灣大學歷史系童長義博士翻譯的日本產經新聞社編輯的有關毛澤東的書籍，就明顯地反映出這一特征。這些來自日文的相關報道和時事評論，是從1998年3月開始以《毛澤東秘聞》為題的連載文章，從該書的第一部“四人幫垮臺”、第二部“炮打司令部”一直講到第六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盡管屬通俗性的歷史讀物，但書后附有詳細的年表、參考文獻和人名索引。據說，類似這樣的書非常搶手，也不知道是第幾次印刷了。 
    但真正讓人吃驚的，是臺灣著名中國思想史家韋政通先生的毛澤東研究著作。 
    韋政通先生早年得到勞思光教授的啟蒙，又受到牟宗三先生影響，立志向學。1958年由徐復觀先生大力舉薦，以著作檢定方式獲教師資格，著有《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等書凡31種。可以說，韋政通是并非科班出身卻實現了超過科班的成果，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的人。是不是他的這種特殊經歷與毛澤東的教育理念存在著暗合之處呢?仔細想來，這倒好像未必沒有一點道理。 
    韋政通教授的兩部毛澤東研究的著作，是1999年9月版的《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2001年8月版的《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據韋教授自述，這前一本書是受到弗羅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一書的影響，試圖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闡釋毛澤東。最后作者給出一個相對中性、但又明顯感嘆的學術斷語：“‘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但也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的時代，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20世紀的中國，毛澤東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未來，其影響力勢必仍將持續。” 
    而后一本書可以看作前一本書的空間展開，也可以看成是史實驗證。無論怎么說，后者比前者都要寬闊得多。 

                           2004年的“毛澤東語錄熱”

    2004年，臺灣開始出現“毛澤東語錄熱”。 
    其實早在1974年“文革”期間，臺灣就暗地里流傳著大陸版的《毛主席語錄》，只是只能在極小范圍“內部閱覽”。與此相對應的是，公開出版物則有王國琛所著《毛澤東語錄的透視》一書，該書簡約，共計22章，采取邊引證邊“批判”的形式。 
    但20年以后，《毛澤東語錄》居然在臺灣各大書店公開“隆重”登場，媒體為此喧鬧了好一陣子。筆者也親眼見到，在臺大對面著名的“誠品書店”里，火紅的《毛澤東語錄》就擺在進門大廳最顯眼的位置上。 
    筆者有幸與此書的策劃者和發行人長談了一個下午。那是一個挺帥氣的小伙子，大名楊一峰。 
    楊一峰很健談。雖然對于《毛澤東語錄》的策劃，他三緘其口，但也看得出其中不乏成功的得意。話題轉向了對毛澤東的看法。說來話就長了：楊一峰的父親屬于臺灣公款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是個信仰堅定的國民黨員。后來楊一峰也到了美國。他父親畢業后堅決要回臺灣，以“報效黨國”，但作為中學生的楊一峰則不想回去。經過妥協，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讀完大學。這樣的經歷使楊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各色”，“政府”越不讓聽什么，他就專門“偷聽敵臺廣播”，由于掌握英、日兩種語言，可知的世界大得多。“這樣，我成了一個典型的‘叛逆者’”，他是這樣評價自己的。 
    “那時官方總說毛澤東如何如何地壞，而我卻在想：既然那么壞，怎么能打敗老蔣而占領大陸呢?” 
    于是有一陣子，楊一峰專讀臺灣禁書，什么((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都是英文版，逐漸變成了一個“左派”的崇拜者。 
    楊一峰現在是一個小型出版社的小老板，自己當自己的家。在其辦公室最明顯的地方，擺放著古巴革命者格瓦拉的照片。楊一峰向我透露，他的出版社之所以叫做“東觀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思是以東方的視角觀察國際事務的文化機構，公司標志則是一只圓睜著的大眼睛。楊一峰特意告訴我，：那可是一只‘左眼’哦!” 
    這本《毛澤東語錄》，大陸版中原“再版前言”被刪除，代之以臺灣《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所撰臺灣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扉頁上印著莊重的小字：“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 
    臺版《毛澤東語錄》除了照錄了原版的全部內容，還增加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五篇毛澤東的著作。最后附上了“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1967～1969指示”兩部分內容。看得出來，這樣的編排是花了心思的。 
    楊照的書序正題是：“策略與教條的辯證——重讀《毛語錄》”，分為三部分。“導讀”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實的策略家，他對這個共產黨最大的貢獻，而且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于他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國際的路線指示”。 
    楊照認為“毛路線”由三大主題所構成：其一，“承認相當長時間中，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總戰略，必當是持久戰，可是戰術上又必須追求有限的速決戰”；其二，“是承認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不相信階級論、經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為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代同時并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 
    話挑明了，楊照的意思是說，毛澤東就是靠著這三條，打敗了老蔣，影響了世界。今天要與大陸打交道，要認識、探觸到毛澤東性格下的中國現實，“我們別無選擇，還是回過頭讀讀《毛語錄》，理解《毛語錄》的內容，及其語言與權力的策略”。 
    可見，臺灣版《毛語錄》其實也是一種“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價值沖動，也有右派的防身之術。據說臺灣版《毛語錄》賣得不錯，問楊一峰究竟賣了多少，他說這是“商業秘密”，但我看去年年底已是第五次印刷，私下估計不會少于5000～6000冊。要知道，這在臺灣出版界可不是一個小數字。 

                     隨著時間推移不斷被重新評價的“人物”

    或許由于身份和影響的考慮，與臺灣業內精英談論毛澤東總感覺有一點“約束”。仔細揣摩，其實這種情況的存在，與其說是由于“禁忌”，不如說是出于“謹慎”，而之所以需要謹慎，我想大概是因為面對的問題過于復雜。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陳永發院士，是專攻中共黨史的臺灣頂級學者。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就讀時師從Lymanvan Slyke教授，博士論文《Making Revoluti 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1936-1945》(制造革命：1936一1945年華東共產主義運動)，曾獲得1986年加州大學出版社有關東亞研究的最佳著作獎。后來又與英國學者Gregor Benton合著((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道德經濟與中國革命)等書。近年他煌煌數百萬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更以翔實的史料和中肯的評述，受到海內外學術同行的認可。 
    陳院士以穩健和謙虛著稱，在我們閑談時涉及到毛澤東的定位，他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無論如何不能否認他的確是個‘人物’!”我想這里的“人物”二字分量很重。 
    在嚴謹的歷史學家眼中的“人物”顯然與常人不盡相同，那將意味著這樣的角色盡管難免隨著現實需要而被不斷地“重新解釋”，但一個板上釘釘的事實則是，他已經屬于那些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類，在歷史的系譜中被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 
    作為歷史學家，陳永發院士的研究視角是復原具體的政治過程，試圖在政治事件的細節中展示宏觀的歷史主題。當我問他“為什么選擇研究中共黨史”時，他簡約地說是覺得許多既成歷史的基礎成因其實并沒有說清楚，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識形態傾向的裝飾、掩蓋和曲解。比如，為什么毛澤東竟然可能在短短20幾年時間內聚集了如此強大的力量，最后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無論就國民黨內部的知識教養，還是就共產黨高層的文化素質而言，毛澤東只是其中眾多的優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用什么辦法，在結果的角度上拔地而起，非常耀眼地凸顯出來?在這其中必有奧妙!所以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時期，探討毛澤東在極其困苦的環境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這就形成了他那本關于延安政治運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贅言，在此一時期，中國大陸的同專題研究還沒有涉及到這樣微觀的層次。 
    一次在向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許倬云院士請教中國先秦思想特質問題的時候，偶爾把話題轉向了毛澤東。這位著名的資深歷史學家平靜地說，“就像拿破侖一樣，每過10年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就要翻個個”。 
    我理解，許院士的深意是，一個被反復言說、樂此不疲的話題之本來功能就在于：歷史以自己超越個體生命的形式不斷地講述著關于祖先的經歷、磨難、斑跡和教訓。“歷史”之偉岸超越和難以捉摸的魅力或許就在于此。 
    大家之席論，四兩撥千鈞。盡管許院士是專攻中國古代史的，對商周史更是大家，但看來在他們眼中“毛澤東”三個字，無論是個人，還是指精神，都在歷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5月22日《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