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1月21日16:02 南風窗
記者章劍鋒發自北京
中國名義上的首富黃光裕——更富有的一些人不愿意拋頭露面——涉嫌經濟犯罪而被調查，至今下落不明，這導致外間與他失去聯絡將近兩個月之久。國美電器的股票現時仍處于停牌狀態。國美公司在提交給港交所的一份公告中表示，該公司董事會始終未能與黃本人取得聯系。由于他的長期“失蹤”致使公司職務虛置，董事會暫停了他的行政職務。他的妻子同時也被批準辭去在公司擔任的全部職務，并受到警方監視居住。
鑒于司法程序的不透明，尚不清楚黃光裕目前是否處于羈押狀態。預計短期之內他可能難以自多起指控之中擺脫出來。業界對于此人因何事敗始終揣測不一，消息分別指向操縱市場、重組違規、偷漏稅、問題貸款、地產違規運作以及賄賂官員等六宗罪，其中有些猜測已被官方證實，但他們沒有披露更多細節。
雖然眼下所有調查均秘而不宣，不過只要上述指控有一樁屬實，就足以剝去一直以來籠罩在這位富豪身上的神秘外衣，并令由他一手創設的國美體系在公眾面前名譽掃地。這還只是一個開端，也許中國更多富有的企業主將因此效應，再度成為人們眼里的一群“壞孩子”。
首富必然殞落？
最近數年以來，坊間有關黃光裕的涉案消息并不鮮見。每當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他一般會以慣有的那副意氣風發的面孔出現，以示自己未遭不測。然而這一次，這位坐擁數百億資產的富翁可能就此殞落。
“他應該是完蛋了。”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企業家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功說。這位早在8年之前即與國美公司有過接觸的人士口吻平淡，一點也不認為這結論有什么突兀之處。
已有的信息顯示，針對黃光裕的調查系經官方高層授意，這足能映襯出事態的嚴重性，以及黃氏想要從中拔足的難度。
黃光裕走到了財富終點。但在此之前，并非沒有預兆。就在他步入財富巔峰也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候，危機也許早已埋下。過去10年間，為了編織和擴張國美的勢力范圍，手腕強硬的黃氏可能并沒意識到，他正將自己置于危險之中。那些置身局外的中國商界人士此時多表示出對此一直洞若觀火的姿態。
黃光裕一手創立的國美公司是中國本土市場開禁以來最為成功的電器零售商之一。1987年黃氏捕捉到人們以家電產品為單一標志的現代化消費欲求，設立了國美公司，以一種專賣店的形式闖入零售商業領域，這對當時實行批發制的國營商店體系構成沖擊。
踢開這種體系的國美可以借助規模優勢向電器廠商施壓，促使進貨成本壓低，再以較低的價位通過專賣店銷售給顧客。這種以犧牲電器廠商利益為手段獲取市場機會的做法令上游廠商惱火不已。中國的大型家電企業一般均系國有控股或地方政府部門控制，即使是股份制企業，這種成分依然顯著。
國美曾對一些拒絕供貨的電器廠商予以封殺清場，這些電器廠商亦發起報復，宣誓抵制國美賣場。此類利益沖突屢有上演。在黃氏不斷壯大企業的同時，也積怨頗多。
“說不好聽一點，很多人早就想收拾他”，常建功說，多年以來，他的這種做法使領導們和一些大企業感到頭疼，“ 這是一個讓人痛恨的過程”。
在一輪市場利益分配較量中陷于劣勢，黃光裕今日的失事是一個失敗者必然面臨的下場。但是，促使他迅速走向終點的，不只限于上述原因，更重要的誘因也許是他試圖一味做大而對整個市場格局構成了威脅，這已不單是同業抱有的擔憂，更是碰觸到了官方的禁忌。
2006年，國美公司以52.68億港元兼并永樂電器。自那之后，黃氏又陸續強勢并購了大中電器、三聯商社。奇怪的是，這些同業事先皆無意愿與之合作，不清楚最終又何以在黃光裕面前妥協。幾輪兼并下來，一個早先還是自由競爭的市場已漸成壟斷之勢。由此，國美在業內人士眼中已經做得太大，以致大到想要壟斷一個行業。
民營企業在中國被允許存在至今約有20來年歷史，中國雖然一度鼓勵民營經濟發展，但民營企業眼下依然不能算作最主要的市場經濟主體。中國現有具備壟斷優勢的企業，均踞于國有企業之列，這已成一個無需過多昭示的規則，民營企業一旦想要壟斷一個行業，就將面臨不幸結局。
業界人士認為，性格的缺陷也給黃光裕帶來麻煩。盡管這種缺陷在絕大多數中國企業主身上不約而同有所體現，但在黃光裕身上表現得較為極端。對于黃氏的獨斷專行作派，國美內外素有議論。國美歷時22年的成長過程中，還沒有建立起一套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導致這種不良性格由此延及整個企業，并被不加克制地加諸社會。
兩年前那一波有關黃光裕被調查的輿論漩渦中，北京一位媒體記者也參與了針對黃氏事件的報道采寫，報道簡要揭示了黃光裕的發跡過程，并對這種財富積累表示困惑。據悉，稿件刊發之后，國美公司一位副總裁透過電話對這位媒體人士發出恫嚇。
“他大為光火，”當事媒體人士對本刊記者說，“警告我走在胡同里的時候要當心，免得被砍了幾下還不知道是誰。 ”
這使整個社會對于黃光裕其人其事的認知蒙上一層陰影。在業界人士看來，這是黃氏殞落的又一必然。因為他無意于塑造自身的形象和提升自己的美譽度。黃光裕曾經五次登上富豪榜，并三次蟬聯首富席位，但于如何鞏固和維護這既有名譽方面，卻似乎有點不懂。
中國特色生意
“黃光裕被調查是好事兒，”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石永恒對本刊記者說，“把他抓進去，讓他消減罪過。”
石永恒將中國商人分作兩類，一類是好的，一類是壞的。黃光裕很不幸，在常與企業主打交道的石教授那里，他被歸為第二類。這類人被石教授貼上了這樣一條標簽：竭力鉆營、投機取巧，走了一條不干凈的路。石說，黃光裕是一個典型的圈錢、套錢的例子。
他懷疑黃光裕一開始就沒有老實做生意。在他眼里，黃光裕選擇了家電零售這樣一個微利行業，在創造不出更多利潤的時候，這位商人于是尋求捷徑，轉而去炒作房地產。
黃光裕事敗之前控制的國美集團，旗下設有專門的地產公司，先后開發了鵬潤家園、國美第一城等項目，在出售住宅之余，也陸續建設了一批商鋪。當這些物業由于一股非理性資金的追捧而飛速升值，黃氏再將這些置地產業當中取得的利潤補貼到薄利的零售業上，使得家電零售利潤出現虛高。
這是一個脆弱的基礎，一旦經濟基本面波動，房地產業出現衰退，兩個行業相互拖累，這種危險的生意方式將面臨覆滅性打擊。在此類模式上，由于黃氏本身并不是腳踏實地經商，問題一出現，就有可能想方設法堵漏洞，“沒有錢去堵了，就會出現偷稅、壞賬，包括在股市上搞一些動作”。
對于黃氏的否定，根本上還是對于他這一類企業主存在的商業價值的不認同。一些經濟學家并不欣賞服務業暴富的商人，認為肯定了這種財富聚斂現象，就是對投機鉆營行為的鼓勵，這是不能容許的，因為他們幾乎創造不了多少社會價值，也服務不了公眾，他們只為自己掘取金錢。
“中國需要一些產業大家、工業大家，比如造船業，”石永恒說，“黃光裕算什么？”
遺憾的是，黃光裕可能直到事發都未曾弄明白自己到底“算什么”，即便他確如觀察者指摘的那樣善于鉆營，但這看起來也是不成功的。在商業存在價值被否定的同時，他的鉆營手腕同樣沒有得到商界的肯定。
數千年以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大背景是官本位、商末位，這要求企業主們在市場和權力之間擺正自己的位置，認清自己的角色，開展一種符合中國商業現實的生意。在這方面，黃光裕似乎沒有很好地適應和融入這種商業生態。
常建功表示，中國的民營企業一定不要想做老大，更不要企圖壟斷市場。他目前正在進行中國企業家的案例研究，并已著手建立一個分類庫，檢討得失，以誡來者。他說，像黃光裕這種已具規模的企業，應該考慮花錢買平安、花錢買事業，要允許更多主體去分享自己的利益。當然將企業拱手予人也會是不錯的選擇，這樣做有助于事先消弭不虞。
此類經驗得鑒自中國早一代紅色資本家身上。資本家本無顏色，但在當年的制度變革過程中，他們迅速依附官方，以致奉上全部身家亦在所不辭，游戲規則的恰當轉換使他們最終脫穎而出，成為在商界舉手投足之間就能呼風喚雨的紅色資本家族。這讓常建功等人找到了規律——要做中國的企業家，你至少必須是半個政治家，最好是整整一個。
在中國商界，尋求在這條路徑上進行切換的資本并不少見。一些企業先后成立了黨組織，更多大企業主除了擔任本公司職銜，還取得了政治資本，成為政協系統或人大系統的委員與代表。某種層面來看，這增進了企業在本土市場里的比較優勢，并使他們有機會大膽向官方提出利益訴求。
這種亦仕亦商的身份自有民營企業以來就成為一道護身符，備受推崇。無從了解黃光裕是否擅于此道，業界人士對記者說，他似乎不大明白這些，所以他至今也不是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中的任何一種。
黃光裕今日的淪沒，也是中國所有企業主面臨的共同困境。他們也許將從此事當中收到一些新經驗，即要不要鉆營并不是他們需要考慮的，如何更為出色地鉆營才是他們積極求索的。根據記者了解，一些企業主為此可以稱得上是殫精竭慮。在這方面，企業家協會和類似組織也在發揮功用。
一位該類組織的全國負責人告訴記者，加入他們組織的會員，往往是出于倚仗本組織資源優勢的目的，當在實際經營過程中遇到問題，就會請求本組織負責人出面幫忙疏通上下關系，哪怕這只是一個小問題，在地方層面就能解決，他們也不惜越級走門路。
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罡說，“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企業尋租活動猖獗。”
改良商業生態
并不是中國企業主好于此道，在一些地方上，企業主于私下場合皆會抱怨經商的煩惱。困擾他們的，不在于能否做好企業，而在于能否羅織一個良好關系網絡。一些企業主對本刊記者說，他們用于跑關系的時間遠遠多于治理企業的時間，有時候甚至抽不出精力去打理企業，已完全本末倒置。
審批準入制使絕大部分資源集中在官方手中，由具體官員控制。企業主常以一些灰色的方式取得資源，才能從事市場活動。
“我們發現，很多企業家在從事正當經營時，背后都有一些灰色和非法的東西存在，邊生產邊尋租。”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研究員黃少卿的研究領域涉及民營企業，在一向被吹捧為小政府、大市場的浙江沿海城市，官員之手并沒有自市場之中抽離，因此他依然能夠聽到非常多的企業主抱怨在處理官方關系時的無可奈何。
中國的企業一般均設有專門部門來應對此種關系。即使沒有這種部門，企業內部也設有公共事務專員職位，旨在出面擺平一些事情。黃少卿說，有些企業干脆從政府方面聘請一位政府關系脈絡清晰熟稔的人士擔任此職，這是一種普遍現象。
官方主體已然對市場形成準入權的壟斷，為此設置了諸多門檻，借以尋租。這時候，官商勾結毫不奇怪。黃少卿說，每一個出事的商人背后，往往有幾個甚至一串官員被牽出，“他們是利益共同體”。
前置審批就是這種準入制市場的一個特點。中國眼下已著手推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試圖提升經濟發展效率。早些時候，做地區性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研究的黃少卿與一些地方官進行過接觸，了解到他們掌管的地域雖然已經過兩次行政審批改革，主動裁減掉2/3的前置審批項目，余下的加起來還有四五百項。
對于市場的門檻設限使一部分漁利集團能夠借助設租權而得到豐厚租金回報。一些經濟學家經過統計發現，自80年代至今，由于人為設置各種門檻因素所致，租金總額大致占中國GDP總額的30%，規模之大，令人瞠目結舌。在這一巨大的利益誘惑下，尋租沖動幾難遏制。
一定程度來看，黃光裕無疑是這種制度的犧牲品。國家發展改革委一位專家對本刊記者說，如果環境不是這樣，中國就不可能出現黃光裕這一類人。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表示，中國圍繞市場經濟而構建的制度還在逐漸健全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
嚴峻現實是，在這種土壤中中國的民營企業壽命有限。由于基礎并不牢固，一旦外部環境遇有風吹草動，企業主就會出事兒，企業隨之垮臺。在過去的30年間，中國不知興起多少明星企業主，幾度浮沉，皆如帶露曇花，轉眼即過。一些市場人士對此不無感慨。
上述發改委專家表示，中國需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制度建設，杜絕尋租和各種腐敗現象。不過他又說，這是一個漸進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本刊記者要求接受訪問的經濟學家將自己轉換成企業主角色，并請他們選擇一個自己認為理想的經商國度，以便檢視他們對于中國市場環境的接納度。經濟學家們一致表示不會放棄機會良多的中國，但他們說，中國目前的環境不夠好，需要轉變。他們的理想環境是，可以相對自由地進入市場，并通過市場配置各種資源，稅賦和各種成本同時相對較低，以促進企業的市場活躍度。
不過，悲觀者并不缺席。常建功說，我們只能適應環境，要說改變，我們這一輩子是看不到了。
石永恒則基本反對將做了壞事的黃光裕的責任半數歸咎于制度環境，他認為再好的制度都有漏洞，因為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利益分配機制，是服務于人的，只有從人的身上找原因。
“那些做了壞事的人拿制度說事兒，想把自己的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他堅信，是商界的一批道德墮落者破壞了環境。而根治的辦法，還是要重塑風氣。他自己為此所做的努力，是在給企業主做演講和培訓的時候，深入談一談道德問題，告誡他們，道德是做人的底線，如果一個人不成其為人，就不要出來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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