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四六級還要摧殘青年到幾時？

清華老教授孫復初：英語四六級還要摧殘青年到幾時？

孫復初與英語的“緣分”有點不尋常：他學的是土木結構，卻在清華大學當了近30年的一線英文教師。他擔任過外語系副主任，教過一萬多名清華大學生，編了幾本英語大詞典。而眼下，他卻正越來越痛心于英語在國內的“遭遇”。“英語完全成了考試的工具！”他焦慮地說。于是他四處批評當下的英語應試教學模式。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孫復初便明確反對英語標準化考試。去年，教育部公布了英語四六級考試的改革方案，他又在媒體上公開質問：“英語四六級考試還有存在的必要嗎？”他一再呼吁：“應該下決心把四六級英語考試停掉！”

　　“我從內心里反感標準化考試，完全違背了語言學習規律。”72歲的英文老教授皺著眉說，“那是對青年的摧殘！”

　　“學生們四六級考試倒是過關了，可是英文文獻讀不了，英文論文寫得錯誤百出”

　　孫復初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遭遇到英語的標準化考試。隨著教育部考試中心的成立，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標準化考試逐漸向全國推廣。

　　1987年，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實行。

　　漸漸地，孫復初在教學一線發現了變化：有學生在他的“科技英語”課堂上不太愿意聽講，埋頭忙著做模擬題。

　　因為從來沒見過這種新考法，一開始，孫復初“還覺得很新鮮”，慢慢便發現不太對勁了：學生們有時拿習題來問他，孫教授覺得根本無助于掌握語言基本應用能力；教室和圖書館里，學生們手里開始捧起了各種習題集和應試大全；校園書店里，英美文學選讀、英文原著等書籍逐漸被各色應試輔導書淹沒。學生們埋頭做習題，英語課上做，圖書館里做，到各系專業課上還在做。

　　各系各專業的老師有了意見：外語課正在沖擊我們專業課，你們在干嘛？

　　“可這不是我們布置的。”孫復初委屈地說。

　　每年，當孫復初的“科技英語”課程結束，打完成績之后，他會對學生作一次問卷調查，請他們對孫復初本人、對英語教學提意見。沒想到，這些寫著班號、學號、真名實姓的意見，竟有相當一部分針對四六級考試。

　　意見說，四六級考試對提高英語運用能力沒什么幫助，“過了六級，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領；寫的英文論文，外國人看不懂；學了一些日常口語，但老外來的電話不敢接。”孫復初回憶說，“學生明確講，四六級考試培養的就是應試能力。”

　　他將上千名學生的意見裝訂成冊，一份不落地交到教務處。教務處一位處長用了兩個星期時間看完，寫了一份長達11頁的簡報，摘錄的全是有名有姓學生的原話，送給教務處正副處長，正副教務長和正副校長。

　　教務處還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級英語學習的教師組成的“英語教學委員會”，命題進行了一次考試，結果發現，“學生英語掌握程度很不理想”。

　　各系教師反應強烈：學生們四六級考試倒是過關了，可是英文文獻讀不了，英文論文寫得錯誤百出。

　　最后，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綜合各方意見，經過慎重討論，一致同意清華同四六級考試脫鉤，四六級考試不再計入清華成績。并從1996年起，代之以清華英語水平I、水平II級考試。

　　當時的主管副校長，曾打電話給孫復初叮囑說，外語系干部到校外參加教學會議，一定要明確表示學校不同意四六級考試的態度。

　　有意思的是，絕大多數清華學生在參加清華英語水平I、水平II級測試之外，都參加了四六級考試。一位還在求職的清華大學研究生說：用人單位大多要求四六級證書。

　　資料顯示，1987年，全國報考四六級英語考試的人數僅為10萬，而到2004年，這一人數猛增到1100多萬。

　　盡管去年四六級英語考試出臺了改革方案，但四六級考試并未降溫。來自湖北省的數據，今年共有42.5萬余人報考四六級，人數再創歷史新高。而福建省今年的報考人數也達15.3萬余人。

“標準化考試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的學習規律”

　　面對這四六級紅火景象，這位英語教授越發焦慮：“標準化考試跟語言學習，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他常愛引用清華大學前副教務長在文章中講到的一件事：兩位中國外交官常年在美國工作，任滿后帶自己的孩子回國，插班上大二，這位長期在美國生活和學習的大學生，做了一張現行的標準化英語試卷，竟然沒考及格。

　　另一個例子是，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載，有6位外教參加2005年高考的英語考試，平均得分71分(滿分150分)。考后他們問媒體：“你們這是考英語嗎？”

　　而那些能考130分、甚至140分的學生，在孫復初的班上，并沒有表現出相應的英語應用能力。

　　他給大二、大三的學生開科技英語課。課上有時要求學生當堂翻譯英文文章。這些文章，通常都是他從英美報紙雜志上選摘的科普文章或報道，全是通俗易懂的科技語言。

　　他發現：學生讀文章讀得很快，從段落句子中抓關鍵詞，再把幾個詞一連起來，想當然地就蒙大體意思，并還能謅成一篇文章，可是卻跟英文原文“牛頭不對馬嘴”。

　　孫復初連連搖頭：“同學，這是翻譯，不是創作啊！”

　　“真是氣不打一處來，又不知找誰說理去。”孫教授苦笑著說，“不能怪學生，他們就是這么被訓練的。否則，三四頁的考卷怎么做得完，閱讀理解看不懂，又怎么做題？”

　　他曾經會同清華大學幾位教師與參加英語應試輔導后獲得高分的學生座談，學生告訴他，比如閱讀理解部分，老師說看不懂沒關系，可以用“分類法”、“排除法”等等，從給出的ABCD四個答案反推過去蒙。老師還為學生支招，如果實在不會做或者來不及答題，就一律填上C，選C蒙對的幾率最高。

　　孫復初跟清華幾位老教師還做了一個對比實驗：把學生選對答案的試題，用另外的方法去考，或者讓學生講講這些試題的意思。結果發現，許多題目學生根本沒有看懂。

　　“標準化考試不僅不能提高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反而“約束學生的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和創造能力”

　　有一次，孫復初看到一道選擇題，覺得A和B答案都對。于是去請教當時的外語系主任。系主任也覺得兩個答案都可以。他們又去請教外教，外教也持同樣的看法。令孫復初不解的是，課堂上卻非要把B否了。

　　“語言不像數學，一加一就等于二。語言那么多種多樣，簡練的語言、委婉的語言、隱諱的語言……一個意思可以有十幾二十幾種表達方式，為什么非要用僵化的方式來約束學生呢？”孫復初質問，“學生不會說自己的話，只會寫與標準答案相同的話。”

　　去年2月，《南方周末》登出對孫復初的訪談：《標準化考試可以休矣》。

　　3月，一位從事教育測量研究的學者在媒體上發表了另一種觀點：“如果有人用菜刀傷了人，需要追究的是用菜刀傷人的人的責任，而不該去責怪菜刀”。“四六級考試功大于過”，只是這把“菜刀”被誤用了。

　　對此，孫復初很不認同。他說：“標準化最不適合語言教學。語言教學不能用標準化的思維，兩者天然地沖突。”

　　他認為，標準化考試必然導致學生語言能力的下降。“有人說，中國學生漢語水平普遍下降，是由于英語的沖擊，其實同樣是因為標準化考試”。“標準化考試從根本上違背了語言教學的規律”。

“幾十年前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怎么又成了問題？”

　　孫復初最初開始學習語言，是在抗戰時期母親帶著他逃亡的路上。隨身行李中，母親斯霞惟一不舍得丟棄的，是一包兒童讀物。

　　逃難間隙，母親就通過讀故事書來教他識字。當他認識一些字了，便要求他寫日記，或者給遠方的親戚寫信。

　　這位著名的兒童教育家這樣在長子身上實施她的語言教學實踐：隨課文分散識字，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在識了一些字后，就想辦法讓孩子應用。事實上，在她后來幾十年的小學教學生涯中，她也是這樣教育學生的。在她從1958年開始實施的小學試驗班里，二年級的學生可以認識2000多個字，讀了174篇課文，還可以寫幾百字長的作文。

　　顛沛流離中，孫復初跟著母親從3歲學到6歲。第一次上小學他就直接被分到了五年級。

　　母親的語言教學經驗，對孫復初產生了極大影響。“英文與中文學習的規律是相通的。”他強調。

　　孫復初回憶，上世紀40年代，他在南京上中學時，當時的中學英文老師就是按照同樣的規律進行教學。

　　那時，中學生孫復初英文課上讀的是英文原著，高二時，他們的教材便是原版的《林肯傳》。老師要求他們大聲朗讀課文，背其中的好句好段。他和同學還被要求用英文回答問題，用英文寫日記、寫作文。

　　中學生孫復初那時常常使用英文。除了課堂上用英文聽課和交流之外，學校在某些課程上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要求他們用英文做習題，寫實驗報告。

　　考大學時，英語考試也跟平時學期考試一樣，只是要求答幾道問答題，然后“嘩啦嘩啦”寫篇作文交上去完事。“管他什么作文題，拿起筆來就能寫。”他說。

　　孫復初的夫人鄭老師，那時在天津上中學，各校采用不同的教材，“我們英文課就是讀《項鏈》、《灰姑娘》什么的。”鄭老師說。初三時，她和同學已經能用英語編小戲劇在圣誕夜里演出了。

　　盡管沒有“好記星”、復讀機、電子詞典等現代工具的幫助，兩人都在中學即掌握了基本的英文應用能力：寫信、寫日記、讀報紙、讀原著，開口能說。

　　兩人考入清華大學土木系之后，學校不再開設專門的英語課。但用原版教材上微積分等課程時，學生們沒有語言障礙。“不管來自沿海城市還是內陸小地方的同學。”孫復初肯定地說。

　　然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的清華課堂上，孫復初讓大三的學生用英語翻譯“畫一條線，平行于AB邊，垂直于CD邊且與CD邊相交于O點”，全班竟沒一人能勝任。“畫”用哪個詞，“平行”怎么翻，沒人知道。

　　“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反而做不到了？”孫復初不解，“我們曾經有過搞好英語教學的經驗。”

　　孫復初當年在中學班上，英語水平屬中上。后來，這位土木工程系的畢業生竟成了清華的英文老師。據他說，靠的基本是中學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孫復初不解的是，“幾十年前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怎么又成了問題？”

　　他在清華課堂上的學生們，已經學習英語多達9~12年，卻依然沒有掌握基本的應用能力，開口說不了話，讀不了英文報紙，用英文上課，語言障礙很大，不得不在大學里繼續上1~2年的大學英語必修課，甚至讀到研究生，還要補基礎英語。

　　在孫復初看來，對于非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來說，大學英語教學該走的路子，應該只是目前已開設的英美文學選讀、英語寫作、詩歌欣賞等各種選修課，而不包括現有的“大學英語”。

　　“從教材的編排到教學方式，跟中學差不多，成了中學英語的延伸，這是個怪胎。”孫復初說，“反過來說明，我們的中學英語教學效率實在太低了。”

　　孫復初發現：“英語課變成了學習期限最長、周學時最多、考試最多、財力和精力投入也最大的一門課。”

　　“他們學得很苦味”，與他當年不同，學生們現在都忙著機械地做題、背單詞、啃詞匯，以及語法重點和難點。語言學習被“肢解”了。

　　孫復初所在外語系的一位教授，輔導自己的女兒學英語。他對孫復初抱怨道：現在中學里講被動態，要講那么多形式。講虛擬語氣，也那么多用法。那是專門搞語言研究的人才探討的呀！

“大潮流下，一個小孩子能怎么辦？”

　　在孫復初一家三代人中，“我們不是被這樣教育過來的”。鄭老師覺得自己“很幸運”。他們的雙胞胎女兒，雖然“文革”中都“上山下鄉”去了，但恢復高考后考入大學，“還沒有開始推行標準化考試”。

　　而兩個外孫，卻全程體驗了這個時代的教育。

　　在他倆還沒上小學之前，外祖父孫復初已經在北京的課堂上發現學生們開始做模擬題，而外曾祖母斯霞在南京也發現，小學生的書包越來越沉，她都拎不動了。

　　有感于此，1989年，由斯霞口授，孫復初執筆，在報刊上呼吁：“減輕負擔，救救孩子們！”。

　　“有些小學畢業班學生，不但午飯后要到校做作業，晚飯后還要寫到10點多，比我們大人還辛苦。連一些老師也感嘆道：看到學生這么苦，我們也于心不忍。但是學生升學靠分數，評價老師靠分數，衡量學校靠分數，我們只好違心‘摳分數’。”文章寫道，“我希望各級黨政和教育部門的領導同志：評價學校千萬不要只看分數和升學率。”

　　“我們教學的對象是活潑的人，是有思想個性的人。看不到這點，就會把兒童當成裝灌知識的容器，兒童就會處在被動的地位。”文章說。

　　盡管1990年前后，全國推行素質教育，但孫復初兩個外孫跟他們的同輩，似乎并沒有因此而減輕負擔。

　　一個親戚的上初二的孩子，剛開始學習物理，便拿了一道物理練習題來請教鄭老師，鄭老師一看，竟是她大一時做的習題。

　　鄭老師在清華從事人體運動力學研究，為“神舟”系列設計假人。兩個外孫讀小學和初中時，她輔導起來還能勝任，但到高中時，這位清華教授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了。清華大學數學系一位教授告訴鄭老師，高中的數學題，有時連他也做不出來。

　　大外孫很聰明，讀四年級時就喜歡就某些論題跟老師辯論，結果被罰站。有段時間，這個孩子考試成績下降，家長會上，老師從排名最后的開始點名，挨個數落家長，弄得孩子的媽媽“恨不得找個地縫鉆下去”。

　　由于看不慣當下的應試教育模式，有時鄭老師試圖為兩個正讀高中的外孫矯正一下學習方法，“作些補救工作”。但外孫們會大嚷：“來不及啦！”最后甚至連鄭老師的女兒、孩子的媽媽都發話了：“您不能這么教他們，這么做題太慢了。”

　　“大潮流下，一個小孩子能怎么辦？”孫復初迷惘地問。

　　他家一個鄰居的女兒，本來想從海外回國發展，但考慮到國內中學生學習現狀，為下一代人的教育著想，一直滯留在外不敢回國。

　　幾年前，孫復初從《南方周末》上讀到，黃岡中學一位畢業生將這所高升學率的高中稱為“地獄”和“集中營”。他當即給母親斯霞打電話交流。

　　斯霞叮囑他：“我現在是走不動了，你們是當老師的，一定要替孩子呼吁！”這位年近90歲的老人生氣地質問：“不是一再說了要減輕負擔嗎？怎么都不聽呢？”

　　事實上，孫復初這些年按照母親的囑咐一直在呼吁。“一有機會就到處講，跟中學教師講，跟校長講，跟教育官員講。我到處不斷嚷嚷，不屈不撓，不過可能收效甚微。但是我決不罷休。”不過，他卻不敢對自己的外孫多講。

　　有人問：“那您連自己的外孫都影響不了，怎么能影響其他人？”

　　孫復初回答：“難道讓他們也做不屈不撓的戰士？那以后只能打工去了。這個問題不能跟他們講，他們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他只是對外孫說：“你不一定非要考清華北大。”

“這根指揮棒還要把青年摧殘到什么時候？”

　　江蘇省教育廳2005年12月公布的《江蘇素質教育調研報告》稱：“參與調查的教育系統與非教育系統的同志一致認為：近年來應試教育明顯回潮是不爭的事實。”

　　這份報告指出：“目前的校際競爭偏離了正常軌道，已走向僅以升學率為目標的惡性競爭”。“有校長戲稱，校長頭上壓著‘升學、經費、安全’三座大山。升學排首位，因為升學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影響著經費來源、經費多少等”。“高中比拼的指標，已不再是本一、本二的人數，而是考入北大、清華的人數”。“升學競爭明顯提高，從高中延伸到初中，從小學高年級延伸到小學中年級”。

　　報告建議，“改變目前應試教育、升學競爭愈演愈烈的狀況刻不容緩，需要黨和政府痛下決心、鐵腕治理。”

　　孫復初認為，這是他“目前看到的由教育行政部門所發表的最好的一份調研報告”。

　　孫復初曾在清華參與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招生工作。座談會上，“有些教導主任私下跟我說，我們對外都總結素質教育搞得怎么好，開了什么什么課，但只是裝裝門面，我們搞得全是應試教育”。

　　而在應試的壓力下，某市教育局局長曾公開表示，2005年該市高考升學率要“爭一保三”。

　　同樣還是江蘇省這份調研報告顯示：“地區間升學率競爭明顯升級，地方黨政直接干預加強。市、縣、區黨政領導為了體現自己的政績，像抓經濟指標GDP那樣抓教育的升學率。更有少數政府官員明確表態，抓升學率就是體現‘三個代表’，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市、縣政府對教育局的年度考核，主要看高考升學率指標，甚至直接對教育局施加壓力，直接給學校校長下達剛性指標，中考、高考結束后，按達標程度和水平獎勵教育局和學校。”

　　鄭老師從1985年至2000年一直負責清華大學在廣東省的招生工作。她去招生，“中學老師就說，我們班高考排第幾；校長講，去年我們學校升學率排第幾；教育局長也講，我們從第幾排到第幾”。

　　“為什么地方官員要這么干？學校要這么干？關鍵在于全國上下都盯著應試的指揮棒呢！”孫復初說。而當下，這根指揮棒的魔力，已經傳遞到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

　　一些老師對孫復初說，“我們是掛在應試列車上的一節節車廂，不跑也得跑”，因為“直接跟職稱、獎金掛鉤，還要末位淘汰”。

　　去年孫復初到浙江某市訪問，該市一所重點中學負責人說，“現在的教育完全是摧殘學生。為什么我們學校不抓應用能力、實驗動手能力，高考不考這些啊。只要高考一考，我們馬上就抓。”

　　“這已經不是某個城市、某個學校、某個家長的問題，而是全國性問題。”孫復初分析道，“所以，根子在上面。”

　　在孫復初看來，這根指揮棒造成我國自上而下的考試經濟，形成龐大的考試產業。考試產業賺足了家長們的錢。

　　一次，他到一家出版社座談。他問：能不能帶個頭，不出這些應試教輔類圖書？對方當即笑答：做不到啊，孫老師！

　　2005年9月，國家審計署指出，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一些所屬單位未經批準自行收費1.54億元，其中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向各地主考單位歸集英語四六級考試費1.4億元。

　　“權力加利益。”孫復初一語道破。這是應試教育非但不見好轉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所在。“這根指揮棒還要把青年摧殘到什么時候？”孫教授憤怒地問。

“請出教育家來治理教育”

　　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國會圖書館大廳掛起一塊橫匾，上書：“每一個國家的根基是對青年一代的教育。”

　　1983年，美國高質量教育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國家在危機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從而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曠日持久的教育改革大討論。而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已經逐漸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教法改革——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課堂教學。
一份資料介紹，所謂“問題解決”，不是以設問組織課堂教學，也不是站在問題面前，去分析、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教師創設提出問題的實際情境，刺激學生提出高質量的問題。包括合情合理的常規性問題，也包括并非顯然的非常規性問題，類似達爾文提出物種起源，牛頓提出為什么蘋果下落等問題。而問題解決的途徑并不是單一的，提出了“開放式答案”這個概念，即問題的答案可能是多種多樣的，甚至是無數解的。至此，美國基礎教育的立足點已不僅僅是學到什么，而是學會探索什么。

　　幾乎同一年代，我國引進了標準化考試，并且，由于極其復雜的原因，這種考試模式逐漸影響到課堂教學。

　　“科學研究不是去解別人出的現成的題，而是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然后解決問題。這才是創新能力。”孫復初說。

　　在孫復初與鄭老師這兩位老清華畢業生看來，“標準化考試什么東西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嚴重約束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孫教授在他的課堂上，看到了這種“一刀切”的應試教學模式在學生身上暴露出來的缺陷。

　　他為一批高考英語拿了高分的學生，選讀美國大學一年級的物理教材中《測量》這一章。并非深奧的科學理論，如果翻譯成中文，內容相當于國內中學物理教材難度；也沒有生僻的科技語言，學生說通篇沒有生詞。然而他挑了其中的10個句子讓學生翻譯，結果全班平均成績不及格，全班無一人全部翻譯準確。

　　“對非英語專業學生來說，英語是研究和學習的工具，”孫復初說，“現在學生們讀內容淺顯的文章尚且如此，以后這些學生作科研時，要用英語去學習一些不懂的專業和知識，又該怎么辦呢？”

　　“你們掌握不好英文，就自動地把自己降為二流三流。”孫復初在課堂這樣對學生說，“懂行的人來參觀清華，不看有多少大樓，而去看圖書館，看究竟有多少學生借閱學校花了大筆外匯購來的大批外文期刊雜志，如果這些雜志從上架到下架沒多少人翻看，就說明清華大學的學生外語不行，科研創新能力較差。”

　　鄭老師也說：“外語不行，你都找不到前沿在哪。”她從研究土木結構，跨學科轉而研究人體結構，整整跟蹤看了10年國外資料，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數學大師林家翹從國外回清華后發現，他跟在清華帶的博士后和研究生竟很難交流，英文成了大問題。學生寫東西給他，先用中文寫，然后翻譯成英文。他要寫東西給學生，也先用英文寫好，然后翻譯成中文。

　　“應試教育到了不得不剎車的地步，”孫復初感到焦急，“再不剎車，就更剎不住了。”

　　有人說，取消標準化考試，會大開腐敗的后門，有損公平公正。

　　孫復初反駁道：“現在，標準化考試是一桿‘假秤’，無法‘稱’出學生真實的才能和能力，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孫復初說，1958年大躍進，后果幾年后就顯示出來了；“文革”關了學校，耽誤了一代人，后果直接影響到今天，而且還會接著影響下去；而應試教育的危害目前還沒有完全暴露出弊端，耽誤的絕不僅僅是一代人。“對國家和民族的危害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現在是到了請出專家對教育問題進行會診的時候了。”老教授宣稱，“希望中央決策層像重視農業問題、經濟問題一樣重視教育問題，請出教育家來治理教育！”

　　坐在北京北郊的家里，老教授憂心忡忡：“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總有一天，歷史要為此寫下沉重的一筆，有些人是要對歷史犯罪的”。

　　最近，孫教授琢磨出一個認為可行的招兒：應該制定素質教育質量評估標準，然后把評估結果與分配給各校的招生名額掛鉤，這樣，“就讓指揮棒換一面大旗，從應試教育改成素質教育，讓全國上下盯著這面大旗運行”，以此解開高考這個難解的“結”。

　　他的母親斯霞兩年前去世了，不能再跟他一起關注當下的教育。

　　這位小學全國特級教師提倡的“童心母愛”式教育，“文革”期間曾被批判為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修正主義教育學。“文革”后，她多次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去世前，“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們負擔越減越重”，自己卻不得不離去了。

2006年05月24日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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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標準化考試可以休矣

觀點訪談

　　□本報記者　石巖

      孫復初是清華大學外語系的退休教授。退休之前，孫老師在清華教了48年外語。一線的教學經驗，讓孫老師對英語教育及背后的教育體制中存在的問題積累下豐富的感觀。

　　學生負擔過重、應試教育、以四六級考試為代表的標準化考試弊端重重，英語教育勞民傷財實際效果卻并不明顯——孫老師觀察到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常態”問題，經常拿來與問題狀態作對比的是他自己在1950年代在高中和大學的受教育經歷。與此同時，孫老師這樣強調當今教育“常態”問題的危急性：現在對應試教育和標準化考試意見最大的50歲上下的老教師，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學生時代作對比。如果這批人全都退休了，剩下來的全是標準化考試培養起來的年輕教師，他們就不知道除了應試教育和標準化考試還有什么別的教育方式。
　　
　　學校成了煉丹爐
　　
　　記者：您不教課已經四年了，估計您自己的子女也早過了受教育的年齡，您對當今教育問題的切身體驗從哪里來？概括來說，問題出在哪里？

　　孫復初：我認為教育問題是和農民問題、經濟問題一樣嚴峻的問題。我去了許多省市的中小學，看到小學一二年級學生背包有十幾斤重，作業天天做到深夜十一二點還做不完，家長給孩子們報各種輔導班。表面看起來是家長在給孩子加重負擔，可是家長說：老師布置那么多作業，學校有那么多考試，每次考試還要按分數排名，孩子要升學，不報班怎么行？有些地方的學校，我看跟煉丹爐沒什么區別：全體學生都住宿，早晨六點鐘之后鎖校門，學生不準出去，夜里十點之前不準進宿舍，老師像監工一樣陪著，沒有雙休日沒有節假日，全關在教室里做題———這樣看起來，是老師在加重負擔，但老師們在跟我座談時訴苦說：我們是掛在應試列車上的一節車廂，工資、獎金、職稱評審、教育局排名都和學生成績掛鉤，對我們教師是實行末位淘汰。我們不這么做，最后工資、獎金、飯碗都要丟掉。你去問教育局，教育局說高考指揮棒在排隊———看來問題的癥結落在考試上。

　　考試是一把尺子，對教育來講，考試有兩個功能，一個是檢驗教學質量，另一個功能是選拔人才。現在考試被異化了，既無法準確檢驗教學質量也不能有效選拔人才：有些出題的老師自己講，我出基本的東西是考不住學生的，只能出一些偏題、難題、怪題。在這樣的命題思想下面，文學家李準參加語文考試也會考不及格，我們英語系的教授去參加四六級考試也不見得考出高分。我在清華教書的時候，明顯感覺到有些地區特別是有些學校的高分學生，大二以后就沒有后勁了，而真正的好學生，往往不是高考得高分的，而是成績中等但是能力很強的人。
　　
　　標準化測試是一種落后的考試方法
　　
　　記者：您說了一些現象，問題的癥結在哪里？
　　孫復初：癥結在于應試教育和標準化考試。對于語言類的標準化考試，社科院文學所胡明教授也早有批評：“標準化、機械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語文考試指導下的課堂講解和課外作業只能窒息學生對語言的感悟和天賦才能，嚴重摧殘他們的創造力。學生找不到自己的話語結構，忘記了甚至喪失了自己的思維能力與表達能力，漸漸磨就成一種虛偽應付的策略，一套應付測試包括作文立意的假話……”

　　把標準化考試的弊端體現得淋漓盡致的例子還是英語四六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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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早期，英國文化協會在清華辦了個教師培訓班，介紹標準化英語考試的方法，很多學校都派老師參加了。但那個時候，還只是對標準化考試的一種學術上的探討，真正動用行政的手段在全國推廣這種考試是在教育部考試中心成立之后。英語四六級考試沿用了標準化考試的方法，經過二十幾年的時間，證明是極不科學的。我在清華教書的時候，每個期末都讓學生對英語教學提書面意見，好多意見都是針對四六級考試的：“我通過四級，又過了六級，拿到證書，我為自己勝利沾沾自喜，仿佛可向世人炫耀，我考了高分，我能行。但碰到英文文章心中頓時務實起來，我不行，通篇都是生字，一小時只能看幾行。寫的英文論文，外國人看不懂。學了一些日常口語，但老外來的電話不敢接。學校中實際生活如上機房、做試驗、選課、搞課題研究都不會說，這就揭開我們四六級考試最虛偽的一面：過了六級，不等于掌握了真本領。”“我們學習的目的就是考四六級。同學們瘋狂地背單詞、做模擬題，通過題海掌握了一些考試技巧，一考就過關，考完就忘記。實際上培養了一種考試能力，對提高英語能力毫無幫助。標準化考試沖擊著正常學習，使水平下降。”

　 我把這些意見全部裝訂成冊，交給學校的教務處長，教務處長整整看了兩個星期，整理成11頁簡報。各系一線的老師們對四六級的意見一點也不比學生少，很多老師一談起來就罵：學生在專業課上做四六級的模擬題，過關之后，英文文獻讀不了，英文論文寫得一塌糊涂。到了1990年代，很多學校的教務長來清華開會的時候在一起議論，紛紛表示應該把四六級取消……

　　記者：有人說：標準化是一種科學的測試方法。它的最大優點就是公平性和科學性。您對此怎么看？

　　孫復初：我舉一個例子：我國一對外交官夫婦長期在美國工作，他們的孩子在美國上了高中，學習成績優異，獲得獎學金進了美國的大學。學完大學一年后，該學生的父母離任回國，他也隨父母回國插班上大二。插班考試，做了一套現行的標準化試卷，他的英語考了個不及格。一個能在美國獨立生活和學習的大學生，英語水平同美國學生差不多，居然通不過我們的標準化英語考試。而我們大學中那些標準化英語考試分數很高的學生有不少人卻不具備真正的英語聽說和讀寫能力。這種標準化英語考試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存在價值？

　　考試是一種計量手段，也好比是尺子和秤。對尺子和秤來說第一位的是計量的準確性，否則就失去其公信力。把四六級標準化考試這種“尺子和秤”拿到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和國家質量監督檢查總局去檢驗，我看只能宣布為“不合格”，必須淘汰“下架”。
　　記者：既然大家對四六級考試的意見這么大，而且持續時間這么長，考試中心有沒有針對這些意見對四六級做出某些改良？

　　孫復初：據我所知，北京的英語老師給四六級考試委員會提意見不是十年八年了，但是他們強調它最科學最客觀、有強大的試題庫、有豐富的經驗……當然局部的修修補補也是有的，比如偏題怪題沒以前那么多了，作文也開始比較結合實際了，但本質上沒有變化。

　　教育部一位主管高等教育的前副部長曾經跟我講：英語四六級是一種引進的落后考試方法，你們清華能不能帶個頭把四六級拱掉？結果在1996年，教育部選了包括清華在內的8個學校做試點，嘗試大學英語水平考試和四六級脫鉤。

　　記者：1996年到現在，近9年的時間了，這8個學校嘗試得怎么樣？它們離四六級的模式走了多遠？

　　孫復初：據學生反映，清華英語水平測試和四六級相比沒有本質上的變化，因為它仍然走的是標準化測試的路子。很多搞考試的人在大學里學的就是“英語測試”這門課，“英語測試”教的就是標準化考試。
　　
　　中國人學英語曾經不那么難
　　　　
　　記者：如果說標準化英語考試的模式有問題，您認為什么是理想的模式？

　　孫復初：現在經常有這種情況，學生沒有讀懂原文卻可以做對閱讀理解的選擇題。那能不能用直接讓學生翻譯原文的方式代替選擇、填空？現在作文學生都可以提前押題猜題，他總結各種類型的題目，每種類型背上一篇，考試的時候怎么都能套上點東西默寫上去。那我認為，英文作文就不如改成中譯英。學生自己寫作文，遇到表達不好的內容可以繞過去不寫，可中譯英是逃不過去的，哪怕這個單詞不會寫，得用同義詞來表達，也一下子就能看出學生的英語水平到底怎么樣——總之，在命題的時候把所有可以讓學生投機取巧、蒙或猜的成分都去掉。這樣的考試沒有題庫，也沒有模擬題。學生要準備考試就得大量閱讀英文原著、報刊，聽大量英語廣播，考試就真正成了督促學習的手段。

　　英語現在可以說是各門基礎課里學習時間最長、投入最多的一門，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再到博士，念到博士后了，還在背《新概念》打基礎，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英語教育是以考試為導向的，而考試的方法又有嚴重的問題。把這個根本問題糾正過來之后，大家會發現：英語并不難學。

　　我們中國人是有學習英語的成功經驗的，學生學得一點都不苦而且學得很好。在上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我國學生在中學畢業時就能做到英語基本過關。中學英語詞匯量達5000－6000（甚至到8000，目前我國中學英語詞匯量只有2000多）。我是1950年高中畢業的，在高中我們就能用英語作為工具閱讀原版的英文數理教材，用英語做習題，寫作文，也有一定聽說能力。我們那個時候連短波收音機都沒聽說過，更不用說復讀機、快譯通、隨身聽。有人說那是半殖民地時代，可我們生活在半殖民地的學生一年也看不了兩場美國電影。

　　記者：那你們是怎么學英語的？

　　孫復初：學英語就要用英語。我們從上中學起，就把英語當作學習工具而不是考試工具。數學、物理、化學都用英文教材，英語課就是英文文學名著的選讀。老師在課堂上完全用英語講課，既講語言也講故事，真正是把原著吃透了。師生之間用英語對話。好文章讓我們背。每天清晨，校園的操場上全是學生在高聲朗讀英文。這成了校園一景。到高二的時候，我們已經把厚厚一本《林肯傳》讀完了。考試沒有超過兩小時的，就是四五十分鐘，大多以問答題為主，譬如說，讓學生用英語回答林肯少年時的主要經歷。根本沒有現在標準化考試那種連蒙帶猜的東西。

　　我1950年考進清華，那時候清華根本不開設英語課。據我了解，在西方國家的大學，也沒有什么大學（基礎）外語課，有的也只是選修課，或開設第二、第三外語。大學英語是什么？是“基礎英語”，是“中學英語不過關然后到大學的延伸”。“大學英語”這一怪胎是我國英語教學由于應試教育標準化考試造成效率低下的產物。

　　我上大學的時候，班上的同學不管來自沿海城市還是內陸小地方的，都能用英文原版教材學習微積分，用英文做習題。現在我在大三的英語課堂上讓學生用英語翻譯：畫一條線，平行于AB邊，垂直于CD邊且與CD邊相交于O點，全班沒有一個人能寫出來。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現在反而做不到了？那個時候師資也不見得高明到哪里去，硬件設施跟現在更沒法比：語音教室聽都沒聽說過，也沒有整天去看美國電影，大家就是讀英文小說。

　　記者：提到英文小說，我現在想在國內買英文小說都很難，翻來覆去就那么幾本，你們那個時候英文讀物很多嗎？

　　孫復初：很多！不要說我上學的時候，就是剛剛打倒“四人幫”的時候，書店里的英語書除了工具書和語法書，全是從容易到難的童話選、故事選、古典文學名著選讀。現在這種書很難買，全是應試的題。前段時間，一家出版社開優秀作者座談會，我去參加了。我在會上提議：我們能不能帶頭不出英語應試方面的書？出版社方面說：不行，這是重要的收入來源。

　　記者：我以前以為英文讀物難買是因為經濟的原因：引進一部原版書太貴，聽您講起來似乎是因為現在的英語教育和考試方法造就了一種虛假的語言環境，把這些讀物都給擠掉了。

　　孫復初：這種書不是沒有。你到商務印書館去就會發現，過去引進的版本都還在，只要翻印一下就行了，但它不翻印，因為沒有市場，現在學生不看這個，看這個對他考試沒有好處。現在學生書包里只有應試題；每天早上校園里的英語朗讀聲聽不見了，只有大大小小的考試。據我所知，很多老師都辦過英語試驗班：用原版讀物進行英語教學，孩子學得高興得不得了，兩個月下來就能開口了。但是這些班沒有一個能辦長久的，辦著辦著家長也不干了校長也不干了：這套方法應付中高考不靈。我們國家不是沒有針對考試或者教學環節的局部改革，但是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問題不是出在微觀而是出在宏觀。

　　統一大綱、統一教材、統一考試是上世紀50年代學蘇聯的產物，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的產物。1950年代以前沒有，現在西方國家也沒有。我國經濟已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三統一”緊箍咒一解除，中國的老師一點都不笨。
　　
　　緊箍咒一解除，生產力大解放
　　
　　記者：破除了這些緊箍咒，我們可以用什么來代替？比如清華從1996年就開始擺脫英語四六級模式的英語水平測試方法的嘗試，但是聽您講起來效果似乎并不明顯。
　　
　　孫復初：所以我建議在全國范圍內再次開展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大討論：怎樣把健康快樂豐富多彩的童年還給孩子，同時又培養出優秀的人才。我們這代人是有過那樣的童年的。這就是教育問題的緊迫性所在，如果老教師都退休了，都是受應試教育培養長大的年輕教師，他們就不知道還有什么別的方法。現在對教育問題呼聲比較強烈的是學校里面50歲左右的老教師，因為他們經歷過另外的學習方式和考試方式，有對比；年輕教師的抱怨就是累死了，天天早晨6點鐘就要到學校去，晚上10點鐘才能回家，沒有時間管家務，沒有時間進修寫論文……
　　
　　另外，鑒于教育問題事關千家萬戶，又盤根錯節，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教育專家、人事專家、教師、家長代表和有關人士，根據調查報告重點討論：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改革、高等學校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試行方案、國家教育經費的投入、分配和監督管理方案等問題。
　　
　　記者：集思廣益是一個好方法，您個人認為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孫復初：我認為，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是政校分開，教育部把辦學自主權交給學校。
　　
　　數學課教什么，應該怎么考，讓老師根據本地本校的實際情況決定，比如A學校是重點學校，大部分畢業生都要進重點大學，它可以有一套教學大綱，另一所農村中學，學生畢業之后大部分在當地就業，它的教學大綱就可以是另外一套。用要求北京四中的標準要求農村中學是不現實的。這樣一來，教育部就可以騰出手來，專門負責教育方針的貫徹，教育質量、紀律的檢查，校長和師資培訓，教育資金的分配和監督……

　　至于數學三角函數這塊教不教，英語一課幾個單詞這種問題教育部門就不要再管了，管也管不清楚。緊箍咒一解除，生產力大解放。
　　
       你擔心會不會亂？我說不會，但要容許有一個過程。各個學校總有一些有經驗有想法的老師知道該教什么該怎么教。教材也不一定由教育部統一，市場上可以買到很多種教材，哪個教材好就選哪個，不好的再補充再改編。這樣一來，出版社也有事干了：把有經驗的教師組織起來編寫各種不同類型的教材。考試也可以同類學校聯合起來不斷試驗，關鍵是這條：測試標準準不準，能不能把能力考出來。

2005-02-24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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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語變成中學英語的延伸，這是個怪胎！

主持人：下面請清華大學外語系原副主任孫復初老師講話。孫老師的母親是著名的教育家斯霞老師。

孫復初：非常感謝楊東平教授邀我來參加這個研討會。據會議籌備人員說，他們找了我兩天才找到我，非常不好意思。盛情難卻，我就來了。我在講述主題之前，就前面兩位教授的講話補充兩點看法。一是社會、民族、語言、文化都是發展的，民族、語言、文化會隨著社會的發展相互交融，不是一成不變的。另一點是我在大學雖有48年外語教學的經歷，但我并不贊成高考的英語不論什么專業都一律100%計入總分，有的專業可以100%，有的可以80%、50%、20%，踔鐐耆患迫胱芊幀Ｎ以諞黃賾凇案嚦幾母?/SPAN>"的文章中提出了這個建議。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下面談主題：英語教學。我想講三點：一、英語教學是一個很容易解決而且在我國教育史上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二、英語教學現在變成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三、怎么解決英語教學的問題。
 

從20世紀起，我國的中學普遍開設英語課，高中畢業，大部分學生就基本具備了英語的運用能力。當時的大學（非英語院系）就不再開設英語課，而是用英語來學習專業課，在應用中再提高。我的父親和我的父輩中許多人都有留學的經歷。他們出國前都不需要找像"新東方"這樣的學校再進修，一接到通知就能走。中關村各高校都有相當數量這樣的老教授。我的師兄、師姐們也是如此。朱镕基總理在清華比我高兩屆，他上清華也沒有學什么"大學英語"，他的英語就是在湖南上中學打的基礎。他出國訪問，可以糾正翻譯人員翻譯中的差錯。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我們用不著去看美國和日本的教育，我們只要看一下我們中國自己的教育史，我們在20世紀有長達幾十年歷史階段中，我國的高中畢業生就基本上具備了一定的英語能力，到大學就不再上英語課。這是歷史事實。我是1950年考進清華的，我班上的同學不全是沿海各省的，許多人抗戰期間是在四川、云南、貴州上中學，他們上清華都能看懂英文的微積分教材，聽懂教師用英語講課，用英文做作業。不少人有相當高的英語水平，我們進清華全班都沒上過什么英語課。
 

這說明我國很長時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就解決了在中學階段就做到大多數高中畢業生英語基本具備了運用能力，也說是說：是我們中國的英語教師，教我們中國學生（當時并沒有什么錄音機、復讀機、語言實驗室等現代化工具，家里有的也是大型電子管收音機），能讓學生在負擔不重的情況下學好英語。這說明當時的英語教學是符合英語教學規律的。簡單地說，就是學英美文學名著或文學選讀，每天清晨都要高聲朗讀并背誦一些名篇佳作，老師要求寫作文、寫英文日記，并在某些課程用一些英文教材，用英文做作業，在應用中學習。所以說這是一個不難解決的問題，而且是我們中國人早已解決了問題。
 

可現在英語教學卻變成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現在的學生是從小學（有的甚至是幼兒園）、中學、大學、到研究生（甚至到博士）一直在學英語。學生們學得非常辛苦。大部分高中畢來生還沒有具備英語運用能力，到大學還要學大學英語，大學英語是什么？是基礎英語，是中學英語不過關而到大學的延伸。英語課成為所有課程中學習期限最長，周學時最多，家長的經濟投入最多，學生投入精力最多，而效率卻是最低的一門課。
 

這是為什么？
 

我在清華，文革后從77－78屆一直教到2001年，在第一線教了清華一萬多名學生，除西藏、新疆外，大陸各省市，許多中學的畢業生我都教過，英語有學得較好的，也有學得較差的。我一直保持對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的習慣：什么中學畢業的，通過什么考試，對英語學習有什么想法等等。在第一線教學，能比較敏銳感受到教改的動向。其中一個最突出的變化是80年代中期，教育部考試中心成立，用行政手段推行標準化考試，開始大學四、六級考試起，迫使英語教學走上應試教育的軌道。新華書店里英美文學選讀不見了，代之以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英語應試書籍，什么3000詞匯，5000詞匯、試題集、應試大全等等。校園里朗朗讀書聲聽不到了，代之以埋頭做各種模擬題，英語課上做、圖書館里做，到各系各專業課還做。各系教師反應強烈，說英語課沖擊了專業課。我們去一看，學生根本不是做英語課的作業，而是在做各種模擬題。學生說，學英語就是為了考試，初中為了中考，高中為了高考，一模、二模，進大學為了考四級，考六級、考研。學生說我上大學幾乎有一半時間用在應付各種英語考試上。我在班上有一個習慣，課程結束給完成績，給每位同學發一張紙，要求學生對英語課提意見，歡迎指各道姓對我孫老師提意見，也可以對整個英語教學提意見。這些有班號、有學號、有真名實姓的意見竟有相當一部分是針對四六級的。學生說四六級培養的是應試技巧，對提高英語運用能力沒有什么幫助。學生們的意見和我們教師的感覺是一致的，即四六級搞的教學和正常的英語教學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道。
 

我把學生寫的這些意見一份不漏地按班裝訂成冊，送給教務處，教務處一位處長用了兩個星期時間看完了，這一千多份意見，寫了一份長達11頁的簡報，擇錄的都是學生的原話，送給教務處正副處長，正副教務長，正副校長。教務處又委托由各系主管高年級英語學習的教師組成的"英語教學委員會"命題進行了一次考試，并做了許多調查，聽取各系教師的意見。最后提交學校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很慎重地討論，一致通過清華同四六級考試脫鉤，學生參加四六級考試不計入清華成績。當時主管教學的副校長對我說：系里干部到校外參加教學會議，要明確反應學校的意見。我認為這一決定不是學校領導個人意見，而是集體作出的正確決定。
 

高考、中考的英語標準化考試和大學英語考試成為學生英語學習的指揮棒，在應試的指揮棒下，造成學生沉重的學習負擔而水平能力卻很不理想。北京一份著名期刊登載，有7位外教參加2005年高考的英語考試，平均得分71分（滿分150分），考后他們問媒體："這是考英語嗎？"而我班上有的考分達130－140分的學生，英語能力并不強。有人說：這是中國的高考英語考倒了外教。有兩位中國外交官在美國工作多年，任滿帶自己在國外長期學習的孩子回國插班上大二，居然英語考試也不及格。
 

有人說，四六級考試得到許多用人單位的支持。我說這是一些單位的人事干部不了解情況。一家有外國專家協助工作的大型企業招聘了幾十名通過六級考試的大學畢業生。聘用后對他們的英語作了一次復試，也就是給一篇中等難度的英文讓他們譯成中文。結果只有幾份譯文勉強可以，其它的則是笑話百出。這家企業的總工連呼上當。
 

以英語四六級考試、高考的英語考試為代表的標準化考試是造成英語"難"，負擔重的根源。
 

標準化的英語應試教育不僅造成學生負擔過重，英語學習效率低下。還造成學生漢語水平下降。不是英語教學沖擊了漢語教學，而是應試教育沖擊了漢語教學。
 

據我所知，不僅清華，而是許多大學有經驗的英語教師，英語院系的幾屆負責人多年來一直向教育主管部門提意見，但收效甚微。
 

教育主管部門一些領導同志沒有認真學習教育學的理論，沒有認真按教育客觀規律辦事，只一味想"同國際接軌"而不去認真研究我們中國自己的教育史并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再加上過于自信，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重大決策缺乏必要的科學論證，做了一些不正確的決定。又不虛心聽取基層廣大有經驗教師的意見，事后又沒有勇氣承認并改正這些失誤。
 

造成我國全國性應試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不在下面，而是在教育領導部門的考試指揮棒。這根指揮棒造成我國自上而下的考試經濟，形成龐大的考試產業。考試產業賺足了家長們的錢，一年幾億幾十億。既得利益使他們決不會輕易放棄，這棵搖錢樹。每天十幾個小時高強度高難度的作業和考試摧殘我國幾十萬乃至幾億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權力加利益，這是問題難以解決的真正原因。
 

所以當前問題不是英語教學界內部的學術之爭，不是英語教學法（翻譯法、聽說領先、功能意念等等）之爭，不是幾種教材之爭，不是考試方法（主觀題、客觀題）之爭，而是基層大批有經驗的資深英語教師反映的真實情況及中肯意見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決策失誤之爭。鑒于教育主管部門長期聽不進正確意見，不愿意改正失誤，我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對政府部的監督權，對此進行調查和管理。
 

調查方式除座談聽取意見之外，我還建議舉行兩次考試。
 

1. 組織幾組英美大學生或外教參加我國各地區的高考英語考試和四、六級考試。
 

2. 組織教育部全部正副部長、司局長和各省市教育廳局長參加各地區的高考、中考英語考試和四、六級考試。
 

考試結果有助于有關各方得出一些共同認識，在討論時有較多的共同語言。

后記：本文是2006年5月13日在北京理工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辦的、由博客網獨家媒體支持的《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語言文化政策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整理稿件。研討會的會議實錄全文請看：http://edu.bokee.com/info/focus/2006-05-15/16914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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