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的由來與前景
王中宇
(科學時報首席評論員)
十七大報告上正式提出“生態文明”，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由此引發我的一些想法。
一、“文明”與環保困境
“文明”在漢語里有很多層次的含義，比如說某人：“這人不文明”，說的是這人的個人素養；說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時候，說的是社會生活的某一側面；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說的“文明”是指社會生活的整體。在他們眼中是怎么看待“文明”的呢？我們在教科書里經常看到的是“采集、狩獵文明”、“游牧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更多的是從生產方式去區分文明的。亨廷頓是位很有名的學者，他談到了“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佛教文明”，他更多的是從意識形態和宗教的角度去區分文明的。湯因比大家都很清楚，他把歷史上出現的文明分成二十一種成熟的文明和五個中途夭折的文明。在他的眼里文明不存在誰高誰低，誰先誰后的問題。相比于人類歷史，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是很短暫的，因此，他認為這些文明具有“共時性”，同處于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
那么對“生態文明”我們應該從什么視角去看呢？我們先看一個個案。去年我到了舟山，當地從事環保工作的朋友帶我去看了很多地方，破壞得很嚴重，就像照片中反映的一樣（見圖一）。
圖一：舟山：建設中的島嶼
舟山是一個港口，它對著的大陸就是寧波，寧波也是一個港口，現在規劃兩個港口合并成一個港口，這個規劃已經被批準了。根據《寧波—舟山港總體規劃》，以后這個巨型港口要大力發展船舶工業、石化工業，舟山計劃建設成為最大的國家石油戰略儲備基地。所以現在舟山到處都是工地，照片上的這些場景到處都是，公路甚至修進了舟山的核心保護區里，這是照片。
圖二：舟山：公路正修進核心保護區
和當地環保的朋友討論問題的時候我陷入了困惑：我們到底是要建設還是要生態？比方說石化工業，它毫無疑問是一個不可避免污染的行業，造船業，尤其是拆船業也是一個不可避免污染的行業。那么怎么辦呢，把它們放在哪里？
前年松花江發生了一次很嚴重的污染事件，反思中，人們發現，我國五十年代的重工業都是沿河沿江建設，為什么呢，因為工業需要水；后果就是給沿江河的生態造成了威脅。但是我們能不能不要這些工業？不要的話就拆掉，要的話就要把它們擺在那里。
當地的朋友希望我寫篇作文，但我現在都沒有寫，因為我現在都沒有想明白。搞生態的人，不能只站在當地環境的角度看，要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這些東西能不能不要它？如果不能不要的話，看這些東西能不能從外面買進來？如果不能買進來，哪能把相關企業放在哪里？
這張圖取自國家海洋局的海洋環境公報，我們可以看到，舟山所在的海域是全國最臟的。如果這些行業都要，為了減少污染的危害，相關企業就只能往下游擺，但舟山已經是最是下游了。
圖三：2007年污染海域分布示意圖，
取自國家海洋局《2007年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
大家做環保工作都有切身的體會，如果讓企業去做環保，他確實缺乏動力。在很多地方，這些企業的污染行為還能夠獲得保駕護航，環保是很吃力的工作。這些問題的根源到底在哪里？靠技術進步能解決問題嗎？人類技術發展最迅速的時期正是環境破壞最嚴重的時期。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卡爾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有關生態保護的文章和書籍爆炸般的增長，全球的生態破壞在這一時期卻變本加厲，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里？
二、利潤極大化--主流的文明的核心機制
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這個世界上主流的文明的核心機制是什么。我個人感覺這個機制就是利潤極大化。那利潤極大化這個機制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它帶來了什么？
圖四：利潤極大化作用機制
我畫了這樣一個框圖。利潤極大化要求第一要降低成本，第二要擴大市場占有率。降低成本必然導致總工資收入的下降，因為在成本中最容易壓低的就是工資。而擴大市場占有率就會擴大所有競爭性行業的產能。總工資收入下降帶來兩個后果，一是購買商品的貨幣相對萎縮，因為社會購買力主要來自社會多數成員的工資收入。二是導致利潤上升，而利潤不是要買商品，而是要轉化成資本，這導致追逐利潤的資本提高。
購買商品的貨幣萎縮就導致對實體經濟的有效需求不足。實體經濟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產能提高加在一起，一個下降一個上升，就導致生產過剩，產能過剩就導致就業率下降，就業率下降導致勞動者的談判地位下降，勞動者談判地位的下進一步促進了總工資的下降；這是一個閉循環，是一個正反饋循環。換句說它本身有自我強化的作用。
反過來在產能這邊也是一樣的。隨著追逐利潤的貨幣擴張，投資沖動就不可避免。我們曾說投資沖動是計劃經濟的頑癥，事實上，現在的投資沖動比計劃經濟時代要強得多。計劃經濟最熱的時候，投資總額也沒有占到GDP的30%，而去年投資總額占到了GDP的55.65%。換而言之，在2007年，國民創造財富的55.65%都轉化為固定資產投資，追逐著未來的利潤，如果這個趨勢維持下去，16年后，到2023年，全部GDP都得轉化為投資，而留給社會消費的份額將趨于零！這樣的經濟系統可能運行下去嗎？
圖五：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
也就是說只要利潤極大化，投資沖動就不可避免，投資沖動導致產能提高，這又是一個閉循環，一個自我強化的正反饋循環。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生產過剩和投資沖動，我們的經濟就不可避免地過熱。由于經濟過熱，國內需求不可能滿足產能，們就只能依靠出口。出口已占到國內產能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于是我們看到勞力與資本雙過剩，均落入惡性競爭的陷阱。在這樣的環境中，所有的企業和社會的所有成員都生存于無法減輕的壓力中，所以人們不擇手段的攫取資源、降低成本，要不就只能在競爭中被淘汰。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別說保護生態平衡了，人類社會自身的平衡都無暇顧及。
這個框圖里面的每個框都有我們的統計數據和政府公開的信息的證實，每一個朋友都能體會到。將所有的框按邏輯關系連起來，我們看到了兩個正反饋循環，這兩個正反饋循環，使得我們的生態保護處于很艱難的位置。
我們怎樣理解這個主流文明呢？馬漢是一位軍事學家，美國海軍軍官，他寫了一本書，叫《海權論》，從事軍事工作的人都很熟悉。在這本書里最關鍵的就是這句話：
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而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對外商業活動，它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
從我們經歷的現實看，只要在主流的機制下運行，第一需要外部資源，第二需要外部市場。經濟史告訴我們，構成這些外部資源的有非洲的黑奴，墨西哥的白銀，東南亞的香蕉和香料，印度的鴉片，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東西。因此在馬漢看來，海外貿易是決定國運的，要用海權來保護。海權保護的不是邊界安全，而是安全邊界。馬漢認為那里涉及了國家利益，海權就要覆蓋到哪里。這本書所有軍事層面的分析都是為此服務的。
由此我們能夠感覺到，主流的文明是一個贏家通吃，弱肉強食的文明。它只能容乃少數的人口建立起文明富足的社會，這些少數人的國家非常的漂亮，他們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讓我羨慕得不得了。我們想想，為什么這些少數人能夠把自己的環境保護得那么漂亮？因為他們有能力消費、分享全球的資源，有能力把污染留在別人的土地上。這些少數人的富足是以多數人的愚昧無知為必要前提的。這套模式讓美國、日本、加拿大、英國等七個大國建立起文明的社會。這些國家共有7.14億人口，他是不是還能容納13億中國人也進入這樣的文明社會呢？而今天的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都是人口大國，都試圖融入主流文明。這四國加起來超過25億人，如果他們也建立同樣的文明，他們的擴張空間在哪里？由此，現在的主流文明是一個不可能持續生存的文明。
資本利潤極大化將人類卷入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人類戰勝自然的戰爭，這是輸不起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優勝劣汰，強權即真理，勝者寫歷史。在戰爭中，一切都對象化了，換句話說，都需要把握它、征服它、利用它、奴役它。人類社會內部是這樣，對大自然更是這樣，這種心態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心態。這場戰爭的結果將是毀滅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與自然環境。
三、主流文明與生物圈
下面回到我們的生物圈。如果把地球假設為半徑為五厘米的蘋果，人類生存的海拔范圍不超過0.165毫米，僅相當于蘋果皮的厚度。人類不過是依附在蘋果皮上的細菌。從宇宙的角度看，人類是極為脆弱的物種，只能生存于自己的搖籃，也就是生物圈中。
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無數的物種相生相克，達到了一種平衡狀態，每一物種都為其他物種提供食物和生存環境。大家共同造就了大氣、空氣、土壤的成分，并且維持著適宜的氣溫和和各種元素的循環。一旦這種寶貴的平衡受到了干擾，就會引發多重的負反饋機制以恢復平衡，這在系統動力學中被稱為穩定性。沒有穩定性的平衡不過是演化進程中的一顆流星。這是金觀濤的思想。他從穩定性的角度討論“存在”，“存在”被哲學家弄得很神秘，很難捉摸。他認為，“存在”不過是散布在“可能性”的汪洋大海中的歷歷孤島。換句話說，世界的可能組合是多種多樣的。我們看到的組合之所以能被我們感受到，是因為它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具有穩定性。
我們來看看生物圈的穩定性。我不是一個生態工作者，雖然關心著生態，但認為生態問題是一個長遠問題，我們需要關注它，但這不是最急迫的事情。但是看到這張圖后，我就著急了。這張圖是科學家們利用衛星數據和考古數據研究的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資料。大家討論最多的就是二氧化碳，就是這根紅線，找出它的上限和下限，我們發現在過去的65萬年內，生物圈始終將二氧化碳的濃度維持在一定的范圍內。每當接近上限就會下降，接近下限就會上升，這意味著生物圈里存在著穩定機制。但是看圖的后面，進入工業文明后，短短的瞬間就突破了65萬年形成的上限，并且遠遠超出了過去的波動范圍。這告訴我們，這種穩定機制遭到了破壞。這樣的后果非常令人擔憂。
圖六：65萬年來的溫室氣體濃度
從全球社會發展的歷史看，西方主導的主流文明不過發展了二、三百年。它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強度已經令生物圈無法承受。它制造的貧富差距、仇恨、戰爭、恐怖主義則令社會無法承受。如果我們以“接軌”的心態追逐這個主流文明，中華民族前景堪虞。
我個人認為，“生態文明”的理念就誕生于這樣的背景之下。
四、“生態文明”--借鑒生物圈的智慧
如果我們不考慮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文明（恐怕沒有多少人希望回到過去的狀態），我們希望的“生態文明”就是一個不曾存在過的文明。它會是什么樣子？我們該怎樣去認識它？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生物圈借鑒，因為它是經過上億年的演變過來的，在長期的試錯和淘汰過程中，它積累了寶貴的生存經驗、知識和智慧。而以我們目前的水平，只能從最基礎的理念開始觀察和思考。在我看來，我們現在還遠遠沒有達到足以構思、設計“生態文明”的程度。
思考過程中我發現了幾組相互對立的理念；
第一組是競爭和共生。
在現在文明中，競爭顯然是最強勢的，也是最基本的價值準則，它表現為物盡天擇，表現為強權即真理，表現為成王敗寇。在競爭的價值之下，社會關系的主流是什么呢？是一種單向支配關系，它導致等級制，導致控制、支配與奴役，導致諂上驕下，這是強者支配弱者的機制。其整體效果則是“馬太效應”、“贏家通吃”，這種正反饋作用的效果是破壞社會的穩定。在這樣的機制下，社會底層的心態是“日時竭喪，予與汝皆亡”（詩經），“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陳勝），“彼可取而代之”（項羽），是絕望而殊死反叛的心態，在今天我們看到的就是恐怖主義。
事實上在生物圈中還有共生，它的作用更大。工商文明造成的分工深化使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已經成為基本現實。我們工作通常不是直接為自己做的，我們的生活、消費所需通常是由別人提供的，這就是共生。共生在我們當今社會里比競爭處于更重要的位置。相互依存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關系。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上，人類是大自然的寄居者，破壞大自然就等于自殺。達爾文在生物圈中看到了競爭與演化的相關性，卻忽略了物種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事實上，物種的競爭與共生同時存在，是共生決定了生物圈的穩定性。
然而，在主流文明中，“物競天擇”站在科學權威的位置上，“相互依存”的理念最多只存在于在倫理領域。前幾年，我們一群科學家、社會學家在香山會議上討論生態倫理。而在我們的主流文明中，倫理相對于科學的弱勢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我們在主流文明中最能感受到的一是利益二是實力。
第二組是集中和分散。
我們能看到很多的集中，如人口向城市集中，權力向一把手集中，財富向富豪集中，土地向地產商集中，軍事力量向大國集中，生產能力和市場份額向跨國公司集中……。在生物圈中，看不到如此普遍的集中現象。
“抓大放小”、“做大做強”、“行政壟斷”、“提高產業集中度”，這類政策導致資源向大企業集中。
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創建“＊＊城市”，限制“低素質人口”，這在北京很明顯。很多省的“十一五”規劃都將提高省會城市的“首位度”當作目標，盛極一時的“市管縣”改革則被基層譏諷為“市刮縣”。所有的大城市都在討論限制低素質人口進入，這些政策造成的結果就是資源向大城市集中。
“減員增效”，“優化組合”，“親商”，“政策優惠”、“劃撥”、“特事特辦”、“三零政策”（用零資金，零稅收，零地價招引外來客商）等，這是很多地方都在實施的政策，所有這些都促使社會資源向前官員化身的商人集中。
集中導致壟斷，集中導致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和身份社會。集中的過程在歷史上就是盛世展開的過程，也是內應力積聚的過程，必然導致系統的崩潰。在中國歷史上，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每一個王朝都經歷了土地兼并的過程，土地兼并到一定的程度后王朝的喪鐘就敲響了。
在自然生態中幾乎看不到人類社會習以為常的集中現象，生物圈的穩定性是由無處不在的負反饋機制完成的。這種機制建立在物種間相生相克的基礎上，不存在集中的權力中心。
今年的雪災給我們帶來很深的思考。關于中國的能源結構，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建立堅強的國家電網”，換句話說就是把所有的電網都控制在國家電網之下，甚至包括原來縣以下農民自建的小水電。這一政策引起了各地小水電與電網公司的激烈矛盾。另一種觀點是能源網的CEO王曉平介紹的，由國外引進的，叫做“分布式能源供應”，就是指盡可能的使能源供應立足本地，不使各地在能源上相互依賴太重，這樣避免一個地方出了問題大家都倒霉，用最合理的，因地制宜的方法解決當地的能源供應。年初這場雪災把幾條干線弄垮了，大面積的地區長期停電，陷入困境。這些都有助于我們思考集中與分散這一組觀念。
第三組是有限與無限。
人類生存必需的各種要素空間都是有限的，包括水、大氣和土壤。生物圈中的各種循環本身是有抗干擾能力的，但是它們的抗干擾能力也是有限的。大氣的抗干擾能力已經受到了威脅。在生態系統的演化中往往形成頂級群落，這是順應有限空間的結果。而主流文明則放任、刺激無限的物欲，追逐無限的擴張，并且視之為“進步”。
第四組是整體和個體。
我們的主流文明置個體于整體之上。對此我原來不太清楚，但在八十年代我注意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科學理論及相關的文章中，都在提倡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強調張揚個性，注重自我設計自我實現。我們的古人講經濟是“經邦濟世”，而我們經濟學家說的經濟是如何配置資源，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所有這些的背后都有一個基本理念——置個體于整體之上。我在一些文章里面看到，我們之所以要有政府，之所以要有社會，之所以要有整體，僅因為它們在為個體服務。
而我們在生物圈中看到的是各物種相生相克，維持生物圈的平衡與穩定。單個物種不管是瘋長還是滅絕都威脅著生物圈，系統整體穩定才是個體生存的前提。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看待整體與個體的視角。古人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羅斯福在美國大蕭條的時候發表了感慨，他說：
“我一直認為，我們近來經歷的大部分困難，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這種經濟上互相依賴的事實的直接結果”，
“我們尋求的是經濟制度中的平衡”
肯尼迪是羅斯福政策思想的繼承人，他說，
“如果自由社會不能幫助眾多的窮人，就不能保全少數富人。”
肯尼迪不是窮人的代表，他出生于富豪家族，他從全局的角度看問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西方有句諺語：“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也就是說誰在對整體負責，誰就是在履行上帝的職責。
那上帝在哪里？尼采說：“上帝死了”，認為在我們的主流文明中，不存在對整體承擔責任的主體；毛澤東說：“六億神州盡舜堯”，他希望每一個人都來關心整體，都來承擔責任，都來為整體盡心盡力。
有個體無整體的價值觀，在社會中必然導致個體間肆無忌憚的爭斗，最終破壞整體的生存。在人類與生物圈的關系上，必然表現為人類無所顧忌地毀滅其它物種的生存條件，最終毀滅自己的生存環境。
第五組是動態和靜態。
我們主流經濟的核心是什么？80年代出過一本有意思的小冊子叫《擇優分配原理》。這本書把經濟學歸究于：我的資源是有限的，怎么來分配這些資源達到最優。從數學上看，這是一個約束條件下的極值問題。約束條件就是有限的資源，而需要尋求極值的目標叫做效用函數，在我們的現實中就是利潤極大化，由此推出了我們經濟學奉為經典的大多數定理和觀念。
然而，這是一個靜態模型，我們的生態系統是個動態的系統。經過上億年的演化淘汰，選擇出來的是生存智慧。動態的系統是不可能用靜態的模型表現出來的。我們的很多安排都是根據當前的情況制定的，覺得制定的決策很可能是最有效的，也可能是最優的。而這個制度運行一段時間后就會發現出問題了，因為我們缺乏動態思路。當年的凱恩斯主義本質上是一個短期主意，是一個應急主張，當時提出就受到了批評。而凱恩斯的回答是：“從長遠看我們都是會死的。”可見我們一些主流的理論是不考慮長遠的。
第六組是正反饋與負反饋。
正反饋是使系統的變化日積月累，逐漸加強。在生物圈里就是演替群落，在一片荒地上最早出現了苔蘚，然后出現草類，灌木，然后出現了森林。但是，當生物占滿了所有的空間，無法擴展的時候，就不得不演變成頂級群落。它就盡可能減少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增加內部循環的有效性，盡量減少對外部環境的破壞。這里面起主導作用的就是負反饋，它要維持原來的平衡。
老子在《道德經》里講：
“天之道,損有馀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馀。”
“天之道”就是負反饋機制；“人之道”就是正反饋機制。在主流文明中，我們看到的是：杠桿效應、指數增長、贏家通吃、強者更強、馬太效應……，是強大的人之道，脆弱的天之道。這讓我想起了張獻忠先生的話：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
小平同志講過：“大道理管小道理”，從系統持續生存的角度看，大道理就是“天之道”，就是負反饋機制，“天之道”管住“人之道”，是系統持續生存之根本。
五、物欲VS精神
對比了主流文明與生物圈就引發了我的一個想法。我們進一步要思考的是物欲和精神的關系。“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這是人們對理想社會的主流期待。然而有限的生態容量和難填的欲壑注定了這是一個地道的烏托邦。
物欲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動力，“理性經濟人”是主流文明的基礎，它以發現、激勵、制造各種非分的“需求”為原動力。所以要理解我們的主流文明，重點是去讀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管理學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把冰賣給愛斯基摩人”，生存在北極圈的愛斯基摩人根本不需要買冰，而他們要把冰做成愛斯基摩人的欲望，發現激勵、制造，并且去滿足它，從而獲得利潤。這才是我們理解主流文明的要點。
那么，一個理想的社會能夠建立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嗎？如果我們從時間這個參照系來看，我們今天的物質財富比起150年前是不是極大豐富？我們今天擁有的東西當時想都想不到。那問題解決了嗎？沒有。另外一個參照系就是欲望。如果將欲望作為參照系就更加清楚了，財富越多的人，欲望就越多，放大得越快。所以從這兩個參照系上看，“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不是建立一個理想文明的基礎。
我們的社會把滿足物欲當作自己的價值核心，實際上，誰的物欲能夠被滿足呢？我們看看我們的能源消耗，2007年的能源消費與1953年的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圖七：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
換句話說，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了。誰的欲望被滿足了呢？先從國際上來看，這圖是各國的碳排放量，代表了我們對物質財富的滿足程度。橫軸是累計的人口比例，縱軸是人均碳排放量，注意，縱軸用的是對數坐標系，兩條相鄰主刻度線間差一個數量級，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如果用常用坐標系，除了歐美各國外，其他國家在圖上都會縮到底線附近，看不出它們間的關系。
圖八：自1980年至2004年各國的碳排放量
數據來源《國際能源年鑒2004》
通過比較，除了一些人口極少的小國，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是美國和加拿大，他們的人均碳排放量超過了全球平均值的四倍，他們的物欲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中國處于人均值和二分之一人均值之間，我們的碳排放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碳排放量低于全球平均值的人口，超過了總人口的70%，低于全球平均值一半的人口，將近總人口的一半，他們的物欲怎么滿足？
這個分析是從國家的角度比較，其實各國內部同樣存在巨大的差異。以中國為例，我做了另外一條曲線，將中國各個人群的能耗放在全球的背景下觀察。在統計年鑒中提供了城市和農村的分組收入水平，將中國人口分成28組，其中城市8組，農村20組，我假設人們的能源消費與收入是成正比的。比較發現中國的城市第8組已經超過了日本的平均水平，處于全球最高水平，而農村的第11組以下處于全球的最低水平。在一個國家，真正有能力使自己的物欲得到滿足的人只是極少數。在主張滿足物欲的社會里面，大多數人的物欲是得不到滿足的。
圖九：210個國家2004年的一次能源消費分布。
基礎數據來自2007年公布的國際能源年鑒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
通過觀察宗教，我發現所有的大宗教都將克制物欲作為自己的支點。老子說：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我覺得是我們的先哲對人類集體生存經驗的反思。
而資本主義工商文明是以物欲作為社會基點的文明，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起步伴隨著宗教改革，它的勝利導致“上帝死了”，學者們將這一過程稱為“祛魅”（disenchantment）。
結果精神追求被視為非迂即偽，而沉溺于物欲反被視為“理性”而獲得尊重。連吸毒這類行為都能得到學者的辯護，稱其為“個人的選擇權”。經濟學家公然宣稱“不講道德”。科學則淪為“工具理性”----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供“解決方案”
放縱物欲的社會，必然不顧一切地沖向生態容量的底線。這樣的社會沒有資格談論什么“生態文明”。
六、工商文明--瘋狂的理性還是理性的瘋狂？
到這里我們就碰到了這樣的問題——不同文明的比較，很多學者在爭論各種文明的優劣。事實上，評判“優劣”取決于評判者的立場，并無客觀標準。由客觀觀察，我們只能看到各文明間“強勢”與“弱勢”的差異。
在傳統的中華社會中，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長期并存，歷史上看不到兩者間明顯的強弱之別。工商文明入侵后，兩者均淪為弱勢文明，
這張圖是中國人口密度分布圖，圖上的黑線是胡煥庸線，它將中國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大部分，90%多都的人口在其東南部，幾十年都沒有改變。人口多的地方，農耕文明占主導地位，人口少的地方游牧文明占主導地位，人們都適應了自己的生存環境。胡煥庸線附近是兩個文明的交界、混雜處，發生了無數的沖突和歷史事件，同時這里也是生態很脆弱的地方，也是大多數江河的發源地，這里還是我國貧困縣的主要分布地。
圖十：中國人口分布
工商文明在一個半世紀里不但瓦解了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也將我們脆弱的生態弄得千瘡百孔，這種加速的破壞已經顯出了失控的態勢。工商文明的核心是張揚個體的欲望和經濟理性，這是它之所以強勢的根本。所謂理性就是在冷靜、科學、不受感情干擾的分析的基礎上，去達到自己眼前的目標，而這一點在東方文明里是缺乏的。
從金融海嘯我們可以看到，工商文明內部的個體理性導致了整體的非理性。無數的生態災難讓我們看到，在人類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中，個體的理性導致了整體的非理性。我們看到的很多破壞生態的行為的背后，行為人的行為都是高度理性的，完全可以用“理性經濟人”假設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西方有句諺語：上帝想要誰滅亡，必先使其瘋狂。莫非工商文明的強勢背后就是瘋狂？它推崇的理性實質是瘋狂的理性？
資本主義工商文明這個所有擴張型文明中的最強勢者，已經將所有潛在的擴張空間填滿，其無休止的擴張本能已經威脅著整個人類的生存。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生態危機是現實的危機，不是虛構的危機。
而今人類已經將自己從眾多物種“相生相克”的生物圈中拔了出來，擁有了我們祖先心目中“上帝”才有的力量，但人類具有“上帝為大家”的襟懷嗎？
由此，我們面對的難題是思考未來的生態文明，它使人類得以持續生存下去。生態文明不是項目問題、技術問題、資金問題、政策問題，而是核心價值觀問題，是靈魂問題。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與之相比，歷史上無數被稱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過是輪回中的一個環節。
“生態文明”能否存在，取決于人類能否完成這場革命；人類社會能否持續生存，取決于“生態文明”能否建立。“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列寧語），同樣，沒有生態文明的理論不可能有生態文明的實踐。生態文明最薄弱的正是基礎理論，是回答人類能向哪里去。
在我們現有的知識和技術的基礎上，如何建立一個能夠持續生存下去的文明，這需要很多很嚴謹的工作。這樣的理論應該建立在對人類社會數千年集體生存經驗的反思的基礎上；建立在對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深刻分析研究的基礎上。
這是人類生存對學術界提出的問題。因此我今天只是提出了問題，沒有回答任何問題。最后，送給大家一幅畫，這是1897年高更用畫筆提出的問題：
“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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