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社會主義的“三農”只有死路一條

沒有社會主義的“三農”只有死路一條

作者：阿頂

     沒有公社化的支持，貿然取消農業稅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1984年后，農村實現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乍看起來，這個方案迎合了農民“自由”的意愿，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因此農民生活提高了。我們都能感覺到人民消費的農產品種類和數量越來越豐富，如果不進行深入分析，就很容易認為這開放全是因為改革開放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農產品豐富的根本前提是谷物產量能保證全國人民能吃飽飯。以肉為例，生產一斤肉類，需要投入的谷物遠超過一斤。假如全國糧食生產剛好夠吃飽，如果硬要另外多生產肉類出來，那就肯定要有人挨餓，肉類增多的前提是糧食生產得到很大的發展，于是我們首先要知道，聯產承包到底對農業生產有多大幫助。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征兵《科技對糧食增長的貢獻及糧食科技發展的方向》一文對此進行了敘述：“科技進步對糧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學進步貢獻率來定量地測定科技對糧食增長貢獻的大小。研究結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間，糧食增產諸因素中技術進步貢獻率最大，占48%，其次為化肥貢獻率占35%，其他物質投入貢獻率占14%，勞動力貢獻率5%，而氣候條件的貢獻率為-2%（即造成2%的減產作用）。在當前我國糧食生產中，技術進步的內容是廣泛的、綜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優良品種、栽培技術、植保技術、低產土壤改良技術以及種植結構調整等5項。”由上面數據可知，勞動力的積極性沒多大用處，即使承包后農民的積極性真的提高了，對農業的增產也僅僅起到5%的作用，因此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多大意義。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末華國鋒曾經想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農業機械化，但是遭到全國農民的抵制，因為當時全國農村的勞動力已經嚴重過剩，而且也沒地方做民工，只能待在農村里，不再需要機械化了。對文革的批評者總能列舉出文革期間大量農民偷懶的實例出來，由此證明人民公社效率低。但是，在農業生產中，對土地的勞動投入超過一定量之后，辛勤勞動帶來的增收會急劇降低，因此農民不愿太勤奮。文革前中國的勞動力過剩現象已經很明顯了，文革中勞動力數量不斷增長，加上大量知青支援農村，使農村里的勞動力嚴重過剩，因此表現出來的農民偷懶的現象，不可簡單地推到公社化制度頭上。
    　　聯產承包后，把土地承包給農民稍微能刺激生產積極性的同時，也在無形中極大地分散了農民，使小農思想在農村地區復蘇，進而使農村小農經濟重獲再生的土壤，農村最大的變化就是由協作的集體公社式生產變成了分散的小農經濟。現代化農業的推廣需要大規模農民協作，小農經濟阻礙了現代化。另外，因為社會化大生產需要農田的集中，而人民公社已經被傷痕文學貶得一文不值，中國農民天生又缺乏協作精神，于是把農田私有，允許大規模自由兼并的呼聲越來越高了。
   
    　　對公社來說，公共設施的興辦與發展取決于整個公社的利益；對聯產承包后的農民來說，取決于所有農民的所有利益。但是公共設施對不同的農民帶來的收益不一樣，在不同的時間內收益也不一樣。而急需這種公共產品的農戶，往往無力支持整個公共設施的運作，結果農村的公共設施隨著聯產承包推廣后逐步瓦解。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農民可以很便宜地用小型機械代替傳統農業生產中最繁重的那部分勞動，可是生產的分散化，使家家戶戶都有買小農機的需求，于是造成了農機的浪費。而且，農田分割后，大型農機的普及很困難，而大型農機與小型農機相比，可以大量減少能源消耗，減少勞動強度，減少農機購買成本；小型農機取代大型農機，變相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現代研究證明，大片連續的農田更易于施行各種現代科學技術，而聯產承包后，農田分散了，客觀上阻礙了各種生產技術在農業上應用。而且，農民分散后，向無組織的農民推廣各種農業生產科技也要很高的成本。在人民公社時期，每當有新科技到來，公社都可以先劃一小塊地專門用來試驗，成功了則向全公社推廣，失敗了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但是聯產承包后，假如有新科技到來，對第一個吃螃蟹的農民來說，成功了還好，要是失敗了，那就很可能會破產了。長期的苦難，使中國農民養成了謹慎的習慣，不敢輕易地做嘗試。科技推廣的困難，直接導致市場化的農科站運轉困難，改革前國家花大量力氣建立起來的農科站逐步倒閉，又導致了國家投大量資金研究的農業科技成果推廣的困難。于是，85年后糧食生產的發展就只能越來越多的依靠化肥使用量，這樣也造了農田品質下降的惡果。
   
    　　改革前中國在農村有一個“五保戶”的制度，這個制度使失去勞動能力的農民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類似于城市的養老保險的作用。聯產承包后這個制度很快衰落了，現在的農村里，生存狀況最惡劣的就是“五保戶”。更令人發指的是，擁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國，在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全國各地的農村居然廣泛地爆發了如此惡劣的事情：因為年邁的農民失去了勞動能力后沒有收入來源，他們的子女為了生活幸福竟然慘絕人寰地把親生父母活活餓死。　
   
    　　過去，優良的醫療制度使農民們的醫療水平接近了發達國家普通人民的水平，在聯合國看來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破天荒的成就；偉大的窮人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也因此成為毛澤東的崇拜者。現在大多數已經沒有了，醫療水平沒有多大改善，醫療價格卻急劇提高。現在的農民，生了病只能在家等死。痛苦的農民們悲呼：”一病回到解放前。”
   
    　　教育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現在在很多農村中，最落后，破爛的設施就是學校了，可見農村的教育有多糟糕。大量的農民子弟棄學，從根本上降低了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沒有知識的農民，也將
    　　發展水利對農業生產起根本性作用，但是分散開來的農民很難搞水利建設。改革開放前，農民們修建了8萬個大大小小的水庫，還有大量的渠道。聯產承包，農村的水利建設基本停頓，原來修的舊水利設施中大多數因為長期失修，原有效果大大降低。　
   
    　　改革開放后，原來的一竿子到底的政策貫徹執行機制已經沒有了，上級政府已經很難直接控制基層。
    　　由溫鐵軍的一次講話知道，中國的鄉鎮書記中最具有知名度的那個人，叫李昌平，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的黨委書記，后來他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總理說實話》。到2003年末，他又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百姓說實話》。這樣他就變成了一個“說實話的書記”。是不是大家多數都知道這個人，叫李昌平。他也曾經是《南方周末》的“十大新聞人物”。很多人知道他呢，是因為《我向總理說實話》這本書，這本書據說賣了幾百萬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昌平的經歷是一個悲劇。
   
    　　為什么說李昌平的故事是個悲劇呢，是因為我們從家庭承包這個農村基本制度推行以來，基層縣以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問題似乎都比較復雜。李昌平是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學歷水平相對比較高，又是監利縣本鄉本土的人，那么按說呢，不應該有我們所說的基層干部素質不高等等這些問題，也不應該有那種了解當地情況不夠，他就是本地人，學歷是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應該說水平、了解情況方方面面都不差，但他為什么最后不得不辭官下海離家出走？為什么？而且，如果說上級對他的支持，那也應該說是非常之重要或者說是前所未有。當時中央政治局有七個常委，七個常委對李昌平寫的那封信都作了批示，而那個時候大家知道朱镕基總理是一位“沙皇”式的領導干部，他對李昌平反映的情況又是高度重視，他是兩次作了批示，那就是說你既有中央尚方寶劍，又了解本地情況，怎么就成了悲劇呢？
   
    　　當時，縣委組織部長找他談話，說李昌平，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經是咱們監利縣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咱們縣范圍內的任何一個局由你挑，但你就是不能在這干了。李昌平當時也年輕，三十多歲，說那我就不干了，我辭職。那正巴不得，這樣他就辭職了。辭職了以后就離家出走，南下打工。到了深圳，因為他的這個事情，他被《南方周末》評為“十大新聞人物”之一，那就有一點“品牌”了，就是社會知名度啊。那湖北的一個大企業，就是現在出了問題的藍田，藍田的人就找到李昌平說，你與其給別人打工，不如給我們打工，我們可以利用一點你的知名度。藍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領導干部就找到藍田老總，說怎么回事，聽說李昌平到了你們藍田了。藍田老總就沒辦法，找李昌平談話，說還是很抱歉。最后李昌平變成在廣州沒有正式職業，給報紙臨時寫點小文章，變成了這么一個沒有正式職業的人。　　
    　　他的悲劇意義在哪兒，他為什么會形成悲劇？他的悲劇意義在于，基層現在的工作，如果真的原原本本地按上級的政策去搞，那很難搞得下去。如果你憑個人的良心、憑你的黨性、憑你的原則，你要想改變基層面貌，哪怕你是黨委書記，是一把手，你面對的是各個部門在基層的利益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等于捆著你的手腳，你干不成，最后呢只好辭官下海。這悲劇的意義說明什么呢，說明現在我們基層的矛盾、方方面面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很難破解，說明各個部門在基層的利益已經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哪怕你是一把手，你也改不了。　　
   
    　　第一，基層矛盾錯綜復雜；第二，部門利益尾大不掉。哪怕你是一把手，要想做點事情，也很難。李昌平就是這樣，就是這些矛盾解決不了。他怎么著呢，他一調到這個鄉里面當了一把手，他的同學呀，親朋好友呀，就找到他，說到這些情況，大家感到很為難，很多人就要走。李昌平說，我下決心把這個鄉搞好，你們先不要走，咱們一起搞。有些人被他感動了，就留下來了。他怎么搞呢，單他自己是不行的，他就找準了機會，想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咱們不用說，他說我這個辦法保證我的這封信到中央首長手里，他選擇的時機選擇的辦法都非常的巧妙，這個人的素質還是不低的。
   
    　　果然，他的這封信到了朱镕基總理的手里。突出反映的就是他后來書里寫的那三句話吧，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就這三句話。中央接到這封信以后，緊急安排調查研究，中央調查組的組長原先還在外地，就把他緊急召回，讓他帶隊下去作調查。同時，這封信朱镕基已經批轉給了湖北省。
   
    　　湖北省當時就安排了一個省的調查組，由省地縣三級干部組成，去調查李昌平寫給中央的這封信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中央工作組來了以后，沒有說是因為這封信是來調查的，而是了解別的事，到了縣里邊呢就住在招待所。對接待的同志說，咱們明天去一個地方，地方就在超過李昌平工作的那個鄉的另外一個地方。然后他們早晨就沒有起得太早，旅途疲勞，有點累，起來晚一點，吃飯晚一點，再磨蹭一點，差不多十點鐘才走。走到李昌平所在的那個棋盤鄉吧，就說咱們就在這吃飯吧，就停下了。停下來后說咱們去的那個地方太遠了，咱們就在這吧，就這樣，就留在棋盤鄉了。用這種方式，沒有跟地方各級政府說明情況，就留在棋盤鄉了，就開展了調查。他們調查之前，省地縣三級調查組剛剛走，他們是重新作了調查，結果到省里兩個調查組碰頭的時候，結論相反。省地縣三級工作組認為基本不屬實，中央暗訪組的結論是沒有基本，只有兩個字：屬實。
   
    　　這樣就導致了中央七常委的批示，這就是第二次批示，第一次只有朱镕基一個批示，第二次呢七個常委都批示了，要求湖北省監利縣要認真地搞好棋盤鄉的改革試點。前所未所，任何一個鄉黨委書記要是能拿到七常委的批示，也就是尚方寶劍，已經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少有的事了。你可以放開手腳干事了吧，這時候如果不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負，簡直枉為人生。　
   
    　　李昌平就非常認真地開展推進棋盤鄉的改革，但他遇到的第一個大問題是什么呢，棋盤鄉歷年累積下來的鄉村公共負債，在鄉這級累積三千萬。要想把這個改革搞下去，要想讓鄉村實現和諧社會，那時候還沒這個提法，但是總之要安定基層吧，要理順關系呀，要化解沖突啊，要讓百姓和干部基本滿意啊，那第一個攔路虎就是累積下來的債務，三千萬。好了，那只有清債。李昌平就說你們這些各個部門，什么七所八站，你們停罷一年，你們的費用我照給，你們說你們多人頭，多少行政費，多少開支，我照樣給，但是你們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擾民。部門利益尾大不掉啊，每個部門都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不下去他怎么吃拿卡要呢，這就把部門都得罪了。部門你們先不要下去，你們不要管，休養生息，讓老百姓緩一年。政策好不好，好，部門干不干呢，你有七常委批示，你有省地縣各級的支持，部門只好先把脖子系上，先不去伸手，但是，已經得罪了。第二件事情，清債。組成一個清債小組，一查賬，發現大部份債權人，誰呀，還是部門。搞計生罰款的有錢，派出所罰款的有錢，工商在集上收費有錢，基本是一些權力部門，他們有了錢，他們對政府放貸，這個債呢，利息都比銀行要高很多。部門有權去收錢，收了錢再向政府放貸，放貸再增加一筆利息。那就清債，按照銀行利息。好了，三千萬債務才清掉了一千萬，其實把所有的部門都得罪了。干了一年不到，就導致了所有部門都反對這個鄉黨委書記，那縣委就坐不住了，組織部長只好跟他談了，說你已經成了監利縣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調離了，你不能在這干了。　　
   
    　　這李昌平當然憤怒了，我有七個常委的尚方寶劍，我干的事情又是利民得國的好事，你們怎么能這樣呢，所以他一怒之下就辭職了，走了。這是個悲劇，以一個人的力量，哪怕你是一把手，你能對付得了部門利益尾大不掉的這樣一個結構嗎？對付不了。假如你是哪個部門的領導，無論你是哪個局的負責人，如果你不能想辦法給本部門增加收益，你這個局長當得住嗎？也未必能夠坐得那么穩。假如你是部長，如果你不能下各種各樣的文件，制定各種法律，來讓你這個部門的利益不斷加強，權力不斷加強，你這個部長是個好部長嗎？你這個部內的各司長、副部長們乃至各處的處長們對你滿意嗎，大家年底評介打分的時候你能得到高分嗎，你也不能。因此，如果你是部門的干部，你當然愿意你這個部門的利益越來越大，你當然愿意呀。所以如果我們的政府是這樣一種部門的權力和部門的利益不斷增加的這樣一種結構，那基層的事怎么能夠辦好，怎么能夠解決。哪個單位難道不都是想著給自己單位多蓋幾個樓，多幾輛好車。比如說鄉這級，明明收稅只能收到百分之七十，但是如果不報個超額完成，上級的財政部門能給他們發工資嗎，你完不成稅收任務不能發工資啊，他怎么能不買稅、騙稅，你的制度規定他就是這樣啊。而你報你的稅收增加百分之多少，還給你獎勵，讓你買好車，讓你發獎金，這就是現在的制度嘛。因此宏觀上看我們的稅收一片大好，每年增收的幅度都是20%以上，而且稅收占全國GDP20%以上，如果把稅外的預算外收入打進來，我們稅收連預算外加起來就占GDP30%了，那是世界上很難有的好現象。但結果呢，事實是什么，事實是基層大量出現所謂不正之風吧。好收的稅拿走了，難收投的稅留下來了。　　
   
    　　李昌平的這個悲劇有這么多的中央領導支持，省市縣也得服從，但最后他碰釘子，并不碰在中央，而是碰在部門。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農民的自組織能力幾乎沒有，而且少有的自組織成功先例也只有一種表現形式－－起義。這就表明，中國的農民需要外力幫助組織。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政府對具體的土地如何使用的直接干預權力減少了，也就意味著國家對農民的組織和引導減少了。
   
    　　現在農村黑社會開始泛濫。隨著農村基礎政權的破產，農民自組織能力沒有提高，于是農村出現了權力不足，黑社會的出現只是順應歷史趨勢而已。所以我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改革開放后，黑社會開始普遍地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逐步取代了破產中的鄉村政權來對農民進行組織。
   
    　　現在流行通過推廣法治來改善農村的被動政治狀況，但是學者們沒有認真想過，打官司是要錢的。即使像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其國內的窮人也大多付不起律師費。而中國農村歷來很少類似“赤腳醫生”那樣的“赤腳律師”。農民連生病都上不起醫院，又怎么有錢去打官司呢？因為經費不足，在中國的很多地區，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其實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而已。學者尤陳俊所訪問的一個司法所不僅如此，甚至于其工作人員就只有所長一個“光桿司令”。這位年輕的所長告訴他，由于人員的缺乏，他常常在主持糾紛調解失敗、當事人訴至法院的時候充當一方的委托代理人。這種在現代法治眼光關照下頗為尷尬的角色在中國鄉村卻是如此的司空見慣，以致于司法所干警和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兩個不同角色是如此平靜地完成此種意味深長的轉換而幾乎沒有遭到其他人的質疑。當尤陳俊問到他是如何進行調解的時候，他笑著說還不是象農村老人那樣基于鄉村的正義進行評理，國家法律則是通常用不著，至多只是作為促成雙方早日達成和解的后盾而已。學者蘇力曾經分析過一起發生在農村的強奸案件，他的研究表明，因為打官司的花費太高，中國的鄉民常常是基于實用理性來規避某些通常被知識分子認為是對其有利的國家正式法律。
   
    　　隨著中央大力推行減免農業稅，現在各地都在熱炒取消農業稅對農民的好處。但是據申瑞峰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取消了農業稅后，農民的組織程度并沒有得到提高，仍然是分散的小農生產，仍然是缺少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結果，即使國家不收農民的稅了，農民由此而得到的少量好處，也是保不住的，并且農民會因為鄉村政權的進削弱而陷入更深的負擔中，主要原因如下：
   
    　　一，亂收費無法制止。
   
    　　由于國家對于鄉鎮政府行政編制人員的增加一直是嚴格約束的，現在鄉鎮政府中的行政編制人員，一般是在編制限額內配備的，超編并不嚴重。與此相反的是，事業身份人員進入鄉鎮政府，常常由本級黨委開個會就能定下來，實質上就是由鄉鎮的個別領導說了算。兩種不同的人事政策，最終導致了以事業人員爆滿為特征的龐大鄉鎮政府。鄉鎮一級政府財政是獨立的，與上級財政分灶吃飯，除條管部門外，人員工資都由鄉鎮自己負責。在廣大農村地區，由于稅源較少，鄉鎮的合法收入用來保證教師、行政人員工資和維持政務的正常運轉都成問題，根本沒錢養活大量的事業身份人員。迫于自身的生存壓力，鄉鎮政府也就很自然地會尋求法外利益。這就造成鄉鎮事業身份人員一直靠向農民收費“自己養活自己”，不僅不是財政的負擔，甚至還能為財政“作貢獻”。在財政與冗員關系上，大多數人并沒有認識到鄉鎮一級與中央、省、市級的不同（縣級兼有其上下級政府的通病），主要不是財政在養冗員，而是農民在養冗員，甚至是冗員在養財政---這就是鄉鎮政府的生存現狀，也是鄉鎮機構改革所必須正視的客觀前提。
   
    　　稅費改革前的農民負擔是：“頭稅輕（指原農業稅），二費重（指原鄉統籌和村提留），三費是個無底洞（指亂收費）。”在稅費改革中，國家把“頭稅”和“二費”規范為統一的新農業稅及其附加，并實行了逐步取消政策，但農民負擔最重的亂收費，卻沒能給予足夠重視。由于鄉鎮政府一直能夠通過亂收費生存，龐大的鄉鎮政府機構在經歷了這么多年的改革后，不僅沒能達到瘦身的目的，反而人員越改越多。
   
    　　農業稅對于大多數政府冗員的生存來說，影響很小。農業稅取消后，鄉鎮教師和政府行政編制人員的工資，已由上級財政全部轉移支付，取消農業稅對鄉鎮財供人員也幾乎沒有影響。就目前而言，鄉鎮亂收費行為除了傳統的巧立名目收費和搭車收費外，也“與時俱進”起來，為了繞過國家對于亂收費的控制又有了新的變種，把重點放在了輕管重罰上。如對于農民違反計生政策的行為，不是努力進行教育和預防，而是放任和默許，等農民造成了違法事實后再進行罰款。《“安居費”竟然收到死人頭上》（《半月談》2005年第11期）一文所披露的在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林口縣五林鎮，政府先默許土葬然后再向群眾收費現象，簡直就是新時期亂收費“改進版”的經典注釋。千萬不要認為這只是個別現象，它是鄉鎮政府迫于自身生存壓力而在基層收費行為上所具有的共性。這種“創收”方法雖然與基層行政的初衷背道而馳，但在表面上看它并沒有違法，治理亂收費行動對其毫無辦法。這樣，在國家的各種嚴格涉農收費政策下，鄉鎮政府仍然能夠盆缽盈滿。薛凱先生認為當前已經“捆住了亂收費的手”是過于樂觀了，他輕視了鄉鎮政府通過亂收費攫取生存資源的能力和以各種花樣應對治理的能力。
   
    　　二，公共物品供給無法達成
   
    稅費改革乃至取消農業稅以后，農村公益事業直接受到沖擊，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無法有效達成，農民的生產、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從稅費改革的實施結果來看，確實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國家在杜絕了基層組織加重農民負擔的同時，也使基層組織干不成事，所以，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由于基層組織的嚴重缺位，致使農村公益事業無法舉辦，給農民福利和權益造成了新的更大的損失。
    取消農業稅后，舉辦公益事業非常困難，分散的家庭經營本來就不好組織，現在又不繳農業稅費了，基層干部在管理上是想“扣”扣不住，而鄉鎮體制改革又導致政府權力弱化，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弱化，“現在的老百姓是越來越調皮”，而基層組織則缺乏強有力的管理手段；農村現在是“多數服從少數”，少數人不同意，公益事業就辦不起來。如果基層組織要強行實施，那些不同意的個別人，動不動就去上訪，而且往往是越級上訪，基層干部就要挨批，越級上訪挨批的更重，這樣一來，農村公益事業的興辦就成了泡影；現在的情況是，國家給錢都辦不成事，比如在筆者調查的湖北的一個鄉鎮，鎮里要修一條路，國家有配套資金，可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不愿出錢，哪怕是十幾塊錢，而國家發給農民的糧食補貼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都用來打麻將了，在該鎮的干部看來，種糧補貼倒不如集中起來，用于村莊的公益建設。
   
    農業生產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業用水的問題，土地承包到戶以后，土地細碎化現象嚴重，插花地較多，所以農業生產用水是一家一戶辦不成，也辦不好的事，取消農業稅之前，在農民負擔中，有一項就是水費，放水都是由基層組織來統一組織的，而農民也會以不交稅費為由要求基層組織在農業生產需要用水時組織放水，取消農業稅后，鄉村干部不找農民要稅費了，而農民需要水時，也找不到干部了；如果要自己放水，就有人搭便車，上游的人就專門等著下游的人放水，“搞（偷）水又不犯法”，這樣一來，大家都不去放水了，雖然水源條件很好。這導致農業生產受到很大的影響，在筆者調查的荊門農村，2005年恰逢大旱，據村民估計，今年的糧食減產甚至比以前的農業稅費還要多。由此看來，取消農業稅以后，由于鄉村組織在公共物品供給上的缺位，農民所要面對的風險較之以前還要大，面對大旱，現成的水利實施用不成，農民之間相互猜疑，整個村莊彌漫著一股互不信任的氛圍，要抽不成水都抽不成，要干死都干死，你要是抽水就會有人搞破壞，不是電線被偷了，就是毛渠被扒開了，由于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者，農民之間的合作簡直比登天還難。
   
    　　農業生產是與現代化工業生產迥然不同的，所以，農民的公共生活和農村的公共物品供給也不一定非要達到城市的標準。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取消農業稅以后，農民變得非常“散”，甚至可以說比任何時候都更像“小農”，集體的事情非常難辦，甚至辦不成，平時開個會都開不攏。
   
    　　農村的公共衛生問題進一步凸顯出來，血吸蟲病、肝病都傳染病在一些地區又死灰復燃，并有進一步蔓延之勢，嚴重威脅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甚至生命。在筆者調查的湖北洪湖漁村，滅絕多年的血吸蟲病又復發，全村患血吸蟲病的就有100多人，毛澤東在上個世紀60年代指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送瘟神”取得成功，可今天，取消農業稅后，據當地一位鄉鎮財政所的所長講，用以防治血吸蟲病的專項資金下放后，被鄉鎮挪作他用，用來保運轉，保吃飯了，所以，我們在湖區看到的都是 “本區有血吸蟲，禁止下水” 標語，可農民是要種田的，要捕魚的，怎么能不下水呢？
   
    　　分田到戶以后，國家逐步撤離村莊，取消農業稅以后，為防止農民負擔出現反彈，又實施了鄉鎮體制改革和合村并組，并且取消了村民小組長，這樣一來，在取消農業稅以后的鄉村社會中，就面臨著一個公共物品供給何以達成的問題，毫無疑問的是，基層政府應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這一問題上負主要責任，而當前最為現實的問題則是，在鄉鎮體制改革不斷弱化鄉鎮權力的情況下，我們怎樣才能讓基層政府有能力負這個責任。
   
    　　三，鄉村組織無法有效應對社會危機
   
    　　進入2004年以來，中國數省市相繼發生了禽流感疫情，與2003年非典不同的是，禽流感大多發生在農村地區，而2004年以來的中國農村，則正在進行以稅費改革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包括鄉鎮體制改革和合村并組，至2005年下半年，這一改革基本告一段落，突然而至的禽流感疫情直接拷問免稅后鄉村組織的危機應對能力。
   
    農業部2005年11月11日發布：湖北省京山縣發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而此時筆者正在京山縣鄰縣的農村做調查，親眼目睹了稅改后的鄉村組織是如何應對禽流感危機的，并做了相關的調查，發現日漸弱化的鄉村組織在社會危機面前是何等的被動和無力。
   
    在筆者調查的一個村，村干部于11月11日到鎮上參加預防禽流感的動員大會，這是第六屆村委會選舉結束后，經選舉產生的村兩委成員到鎮里參加的首次大會。在取消農業稅后舉行的本屆選舉中，為了減少村干部的人數，原則上實行書記主任一肩挑，想任書記一般必須先參加村委會主任的競選，競選村委會主任成功后，又是黨員的，再參加黨支部的選舉，該村的選舉結果就是書記兼主任1名，會計、治調主任和婦女主任各1名，共有4位村干部。該村是由兩個村在取消農業稅后合并的，其中一個村在稅費改革前共有16個村民小組，稅費改革后為了減少干部人數，將村民小組合并，變為9個，與之相鄰的一個村在稅費改革前有8個村民小組，稅費改革后減少為4個，2005年初，這兩個村合并為一個村，共有13個村民小組，人口3100多人，現在則由這4名村干部管理13個村民小組，810多戶，3100多人，方圓5公里左右的區域，這樣的一個區域范圍在農村與在城市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并且村民住的較為分散，路又差，對村莊治理造成了比較消極的影響。
   
    　　在會上，鎮里要求村里每天上午9點鐘之前必須向鎮政府報告本村家禽有無異常情況，鎮里安排專門的工作人員24小時值班。雖然鎮里要求村里在每天上午9點鐘之前必須將本村的情況上報，村干部對之的理解卻耐人尋味，9點鐘之前，必須打電話“報告”有事無事，至于是否真的有事無事，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這就是村干部對上面政策的理解，也就是說，有沒有發生死雞的現象，有無疫情，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打電話報告。在筆者調查的村，該村的村會計負責每天向鎮里報告本村的情況，據筆者觀察，他每天都是在沒有做調查的情況下向鎮里打電話報告：“我是某村的，我們村無異常情況。”在筆者和他在一起的7天里，他每天都是這句話，這在他自己看來，也是欠妥的，但合村并組后的鄉村組織狀況迫使村干部只能這樣做，如果讓他自己親自到各組去檢查的話，全村13個小組，最遠的離他家有5公里路，別說早晨９點以前，就是到晚上９點也很難把全村的情況了解清楚，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別說雞死了不知道，就是死了人，也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消息。
   
    　　在一個3000多人的村子里，僅靠4個村干部肯定是無法應對禽流感疫情的，最好的辦法是在每個小組設一名信息員，可鎮里不出錢，村集體也沒有了經濟能力，而如果村民小組長還沒有取消的話，村民小組長無疑是最好的信息員，這種工作也最合適由村民小組長來做，因為村民小組是從“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中的生產隊轉化而來的，是一個完整的生產、生活單位，是一個真正的熟人社會，而村民小組長就生于斯、長于斯，生活在本組老百姓中間，熟人社會中鄰里之間的消息流通機制，甚至讓他足不出戶就可以知道組里發生的大小事情，就連兩口子鬧矛盾、誰家來了親戚這樣的事情也會在瞬間傳遍小組，更為重要的是，小組長是管全面的，沒有他不管的事情，上面交代下來的事情，“一個都不能少”，任何一項政策，也只有落實到了小組這一層面，才算得到了真正落實，村民小組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的一個最基層的政治單元，甚至可以說，村干部可以沒有，村民小組長絕對不可以沒有。在2003年，當非典肆虐時，村干部在進村的路口值班，村民小組長24小時準備向村里報告各組的情況，每天都組織村民查體溫。村民小組長不光將上面傳達下來的每一項政策傳達、貫徹到位，還要組織本組村民修路、維護水利設施以及調解糾紛等，一位村民小組長每年的工資一般也不過是1000元左右，而在有些地區的農村，村民小組長幾乎是不拿錢的，每年的工資只有200到300元，以成本過大為理由取消村民小組長肯定是不合適的，這種過于偏激的改革措施，大大削弱了鄉村兩級組織，雖然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民權利，但卻導致國家政策無法得到有效的貫徹落實，使農村出現沒人管事的局面，大大損害了農民的福利和權利。
   
    　　也就是說，取消了村民小組長，村民小組依然存在，人沒了，事依然在，比如村莊道路失修、堰塘荒廢、渠道老化，卻沒有人管，嚴重影響了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在這次防治禽流感的行動中，如果有了村民小組長，村里就成了“總機”，每天定時接受小組長的報告，而小組長生活在村民中間，在村民小組這樣一個真正的熟人社會里就非常容易將真實情況隨時收集上來，并且成本會非常低。
   
    　　對于防治禽流感，鄉鎮一級迫于上級的科層制壓力，態度是非常鮮明和強硬的，但在行動上卻并沒有采取到位的措施，這主要是因為，稅費改革以及鄉鎮體制改革，使鄉鎮財源枯竭，鄉鎮權力弱化，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使鄉鎮一級做不成事，對于禽流感這么大的事情也只能采取一種形式化的應對方式，也就是打打電話、發發資料。但現在的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高風險的社會則需要政府具有相應的危機應對能力，在廣大的鄉村社會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鄉村組織體系，而目前的鄉鎮體制改革和合村并組則無疑與這一要求背道而馳。
   
    　　在一個日漸開放的全球化社會中，中國正步入一個高風險的社會，非典、禽流感等接踵而來，而鄉村社會黑惡勢力的沉渣泛起也使日漸弱化的鄉村組織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如果遇到全球性的經濟蕭條，這些問題會更加突出，勢必會影響到中國農村的穩定和中國現代化的順利推進，為了成功應對各種危機，構建一個強有力的鄉村組織體系，則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正所謂“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而以削弱鄉村兩級組織為宗旨的合村并組和鄉鎮體制改革，則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又使我們不得不面對另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取消農業稅后的社會危機，誰來應對？
   
    　　四，農村債務化解無望
   
    　　數額巨大的村級債務一直是鄉村治理的一大隱患，稅費改革后，農村債務的化解更是難上加難。筆者在湖北某縣就該縣的鄉村債務問題做了較為詳盡的調查和了解，筆者從該縣經管局得到的資料顯示，該縣的村級債務總額為3，2億元，共378個行政村，村平82萬，村級債務構成非常復雜，有銀行貸款、農經會借款、單位貸款以及農民個人借款。形成村級債務的原因也非常復雜，普九達標、道路建設、村辦企業、農林開發、管理費開支等，至2004年初，該縣已化解債務4000萬元，省里則要求3到5年完全化解村級債務，可省里是只給政策不給錢，基層為了化解村級債務，把能用的辦法都用盡了，該想的辦法都想盡了，而村級債務卻依然巋然不動。
   
    　　取消農業稅后，化解村級債務有三難，一是禁止增加債務難，村村通公路建設、辦公費（稅改、土地延包的資料費就是一筆很大的支出）、鄉鎮墊交的生產水費，以及村里把原來的拋荒田重新包個人來種，但現在取消農業稅以后，那些原先將田拋荒的承包戶又回來爭田，村里只能給那些新承包戶以補償，這也需要錢，這些都形成了新的村級債務；二是化解債務難，辦法都用盡了，為了化解村級債務，這兩年還掀起了拍賣集體資產的高潮，該賣的集體資產都賣了，現在農民仍欠集體稅費一點八個億，可省里的政策是暫停清收農民的尾欠款，過去農民所欠稅費一概抹平，在村干部看來，這一政策實際導致村級債務的化解看不到任何希望，筆者在中部幾個省份的農村調查時，鄉村兩級干部反映最多的問題，就是國家應解凍禁收取農民稅費尾欠的政策；三是處理債權-債務關系難，為討債上訪的人很多，一個村的原任村支書在任時為了上繳國家稅費向親戚里借了10萬元錢，但上面一直沒有一個說法，現在10家親戚有6家不來往了，甚至有一個親戚揚言要殺他全家，如果不還債的話。還有一個村干部原先借了2萬元墊交稅費，討債無望就把狀告到了一位省領導那里，在上面的壓力下，包村的縣紀委書記只好利用自己的關系想辦法先從縣財政搞了一點錢給他，暫時息事寧人。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一般的處理方式就是給他們幾百元錢，外加無法實現的承諾，敷衍了事。
   
    　　筆者在該縣的一個鄉鎮調查時了解到，目前，全鎮村級債務由3700萬減少到2900萬，為了化債，村級集體資產是該賣的都賣了，該想的辦法都想盡了，但當前農村債務化解仍是非常困難，因為村級債務不是國債，上級給的10個化債辦法，能落實下來的一條都沒有，只給政策不給錢。由于鄉村債務量大，涉及面廣，已嚴重影響了基層組織的運轉，現在，經常有為討債上訪的，給鄉鎮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稅費改革乃至取消農業稅以后，農村債務的化解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農村債務就像一個火藥桶，如果國家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遲早會爆發，致使當前的農村社會發展和鄉村治理面臨著嚴重的潛在的危機。　　
   
    　　結論，農民最需要的不是減負，農民最需要的是政府有組織的增收。
    　　就實踐看來，有兩個辦法效果很好，第一個就是自上而下。基層矛盾如果復雜化，上訪告狀的多，后進村多，基層工作班子建不起來，這種局面在傳統落后地區比較普遍。有一個地方的做法比較有效，已在很多省推廣了。最初是福建省委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叫李超的，開始他到閩北山區一個農業大市當市委書記，有13個縣市區，674個后進村，上訪告狀弄得政府無法工作。他是組織部出身，來了后就在市委組織部建了一個下派干部辦公室，把干部的三分之一安排到這些后進村去當村支部第一書記。我們這個黨的好處，正象江澤民同志說的，他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我不能下派村委主任，但我能下派黨的干部 ，因為每一個黨員在入黨宣誓的時候，誓詞中都表示要嚴守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組織紀律你必須遵守。基層矛盾非常突出時，象李昌平這樣本鄉本土的干部管不了，上隔一級下派一個，這是外來的政治資源，它跟當地的任何派性任何歷史的瓜隔、任何宗教勢力沒關系，容易辦成事。來了后，挨愛挨戶吃派飯，所有的開支原部門負責，不從村里拿一分錢，而且一定三年，不許回來。組織部是管干部的，干好了，就地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職，這可不是農委，也不是農業局，是組織部。組織部長來當市委書記，就用組織部門來解決后進村問題。去了后就跟早年毛澤東搞土改一樣，等于是來了工作隊，訪貧問苦，吃派飯，又不拿村里一分錢，老百姓都說好了，來了個青天。那些干部也清楚，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職。他的考核是由上面考核。還真能解決問題，上訪率大幅度下降，后進村面貌大幅度改善。象黑龍江一次性拿掉這么多干部，干部資源不足，全國組織干部支援黑龍江，我過去的一個同事在中央工作，這次也去支援黑龍江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在關鍵時候起作用了。自上而下解決了問題，同時派科技部門干部到這些村當科技特派員，幫助老百姓開發山場資源，干好了給獎勵，干不好對不起你也要付出。接著就派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下去，相關部門做好配套服務。這種自上而下的辦法是靈的（我們許多官員歡喜和知識分子聊天，那叫禮賢下士）。這個事第一次是我自己和幾個部門的同志去調查了幾個點。第二次，我派人去調查的，負責人就是李昌平，他熟悉基層。他回來說一是真的，二是有效。第三次去調查是總結經驗。是兩個青年學者關于歸納總結，蹲了20多天，回來后寫了幾萬字的報告，形成經驗。現在湖南、廣東好多地方都在自發地推廣。這個李超同志已安排為副省長了，可能還要提升為副書記。這個自上而下的辦法關鍵一點是市委一把手掛帥，組織部操作，是決定性因素。　　
    　　第二個經驗也簡單，叫自下而上。基層創造經驗是有效，大家不要一籌莫展。我們在基層調查研究感覺到的好經驗就是講實際，少談理論。中國農業大學一個年輕的女副教授，因為該大學和河南開封市掛鉤，其下屬十幾個市縣全都有該校下派的干部，她當時簽合同后派的是焦裕祿的工作的地方蘭考縣，約130萬人口，這地方最大的問題就是黃河河床比老百姓的地高6-20米，地上懸河，一發大水就是一大片。水患比我們縣還嚴重。過去是風少遍地，水患頻繁。也是國家的貧困縣，和我們縣有相似性。（我先講自上而下因為其見效快，但自下而上是個慢變量，需要我們干部能耐得住性子，慢慢去工作。）這個女教授到縣里后當副縣長，縣里對她的希望當然是招商引資了，動用你在北京的關系幫我們介紹。但她畢竟是老師，關系不是太多。她說我就做點別的方面工作。她到村里把那些婦女組織起來，搞那些腰鼓隊、老齡協會、婦女協會、合作社什么的，還直接組織學生直接到村挨家挨戶訪問。她還動員縣里的人大政協干部到村里和老百姓多接觸。老百姓高興，多年來沒誰關心啊，這一活動聯絡，就把村里的良性因素激活了，黨員的組織性意識強了，村里的各種樣的精英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機會，也調動了許多婦女的積極性，和村里對抗的人少了，村里的組織也健全了。有一男的嗜賭，夫婦倆常因這個斗嘴吵架，但婦女協會來了，阻止了。哪個地方都有這些個破事。調解工作不可能靠一個村主任，大量的農村實際工作要靠群眾組織來解決。基層局面非常復雜。秋菊打官司就是說明這一點。要學學這個女副縣長，理順群眾情緒，組織群眾合作社等多種群眾自發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的形成組織，培育良性機制，解決自身問題，減少對抗，增加對話，接受上級投資，與發展經濟結合起來，農村的和諧社會就一定能實現。農村最容易實現和諧社會，免除農業稅后，完全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象城市，因為城市里有大量資本家，他和勞工是對立的。 毛主席說過，我們應該相信群眾相信黨，這是任何時候都是千真萬確的不變的真理。
   
    　　可是，熟悉文革的人一眼就看出來了，這兩樣就跟毛澤東時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村公社化沒有根本的區別，而且還沒有那時搞的徹底。右派攻擊文革，總說文革時期農民生活差，是因為沒有生產的積極性和國家對農民索取太多，下面我們來簡單作個說明。
   
    　　第一，前面已經提到，現代農業增收的關鍵在于科技和化肥，與農民積極性只有5%的關系。那樣看來我們只要說明國家為什么要對農民進行那么多的索取就行了。先說化肥，只要對農業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化肥是工業品，沒有工業化是不可能生產出大量的化肥出來的。60年代劉少奇曾經想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小化肥生產，但是因為國家的工業水平跟不上，結果失敗了。再說科技，有人說農業科技直接在農田里做試驗就能出結果了。可是，進行農業科技研究必不可少的顯微鏡，試管之類的設備是怎么來的？工業生產出來的！另外，進行農業科技的技術準備，沒有工業化的基礎，也不可能產生。在75年，國家已經建立了大規模的農業科研體系，這個體系光是科研設備的需求量，就是一個天文數字，不可能全靠進口解決。
   
    　　第二，農民的收入，現在公認1980年農村和城市的收入水平之比是1：2，85。但是當時農村的糧食遠比城市便宜，農村的福利比今天完善（收入計算是不算福利的），城市的商品既少又貴。因此當時農民的生活跟工人的生活相差不大。
   
    　　第三，糧食的供應，我們要考慮到，在整個毛澤東時期，中國都處于戰爭的威脅中，當時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都想進攻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都會壓縮人民的消費水平，把省下來的糧食作為戰略儲備。改革開放后，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的糧食儲備都處于一個尬尷的位置，朱榕基曾經在一次調查中被欺騙。一旦真發生了戰爭，沒有戰略糧食儲備的中國人民將有可能會受到饑餓的巨大威脅。
   
    　　由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在中國已經初步完成了工業化后，國家將不再需要從農村提取剩余，城市里初步完成的工業化可以通過公社更好地支持農業的發展。但是中國最終搞了聯產承包，歷史證明，這是一條死路。
   
    　　現在我們可以提前預測免除農業稅后將發生的悲慘情況。首先是黨的基層政權進一步削弱，其次農民將因生活水平降低而對政府越來越不滿。這是農民起義火苗的最好的醞釀條件。農民起義后將會發生什么呢？讓我們來看看老田的研究成果。
   
    　　我們知道，起義就必須會導致糧食生產大量減少。即使在糧食產量最高的1998年，中國人均可供糧食數量也不足400公斤，剛好夠用。如果中國糧食生產受突然減少10%，數量就在4000－5000萬噸之間。如果中國再象1960－1961年那樣（大規模農民起義后情況往往更糟），國內糧食產量急劇下降30％，國內糧食供應缺口就要超過10000萬噸。前面說過，中國現在沒有多少戰略儲備糧，這么大的數量缺口只能靠設法增加產量或者使用外匯從外國市場購買來解決。
   
    　　19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糧食生產得益于工業進步幫助而增長的勢頭處于下降狀態，同時原來取得抗旱除澇成就也在倒退之中，已有荒地基本開發完畢。近幾年來的情況證明，國內糧食生產水平很難再得到提高。
   
    　　向外國購買也行不通。國際糧食貿易的數量，長期徘徊在2億噸左右，其中絕大部分是受長期商業合同安排，是流向特定地區如日本和韓國等主要的糧食進口國。真正屬于即時合同買賣、沒有事先固定買主的糧食貿易數量，就更少了，每年大概只有幾千萬噸左右。1995年，中國在未經事先“預訂”的情況下，在國際市場上多采購了1000萬噸糧食，結果就引起了國際糧食市場供求關系的嚴重失衡，導致糧食價格暴漲，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麥和玉米價格上升85％，小麥價格攀升到21年來的最高點。1972年蘇聯曾經因為谷物嚴重歉收，從美國秘密購買了1370萬噸小麥和雜糧，也曾使得世界市場價格上漲一倍。目前美國占世界糧食出口量的一半以上，經常使用“糧食禁運”手段，僅僅在1973－1981年八年之間，美國曾因政治或者經濟原因，對蘇聯實施過四次糧食禁運。從前世界糧食主要出口國的運作記錄，特別是今天美國總體小布什已經把中國定位為“頭號戰略對手”的情況看來，一旦中國糧食生產出現問題，美國必須會聯合其盟國“落井下石”，中國將買不到多少糧食解決國內危機。
   
    　　因此，如果我們的政府不能在免稅之后恢復人民公社，設法改善農民的無組織狀態，那么未來的農民生活將越來越貧困，基層黑社會將得到一個空前的歷史性發展機遇，農民起義的火苗也將在醞釀中成長。由于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因此大量餓死中國人的事件將會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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