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生態環境惡化與發展戰略失誤

中國的生態環境惡化與發展戰略失誤

                                                            -----在世界地球日座談會上的發言概要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我是搞經濟研究的，從不同的角度談談這個問題。坦率說，我對我國的環境問題、我們地球的這個狀況非常關心。本人做過記者工作，80年代初大學一畢業就到了新華社陜西分社，在那里就是了解生態環境狀況，在座的有林業部的同志，秦嶺的林場到了1982年已經沒有什么可砍的了，幾個林場的作業面已經上升到海拔2500米的高坡之上，大巴山的森林植被也已經蕩然無存，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問題十分嚴重，這都是當年我關心的事情。當時就寫了很多內參文章，譬如要求國家對大巴山和黃土高原這些山區實行優惠政策，不要再以糧為綱，減少這些地區的負擔。

但是像我這樣的對生態環境的關心，在一個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時代根本就不會被關注。90年代初我還到日本開了一次環保會議，同去還有國家環保局的領導和幾個大學的學者，都是談環境問題。現在看這么多年過來了，成效不是很大，我們國家的生態環境在繼續惡化，水污染問題，沙漠化問題，日趨嚴重。包括上海這些最發達的地區，水已經很成問題。

一、第一個失誤：片面追求GDP和物質享受消費

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出現了兩大失誤，第一個失誤應當從經濟角度來看，我國這些年里的目標就是要把經濟搞上去，但是憑什么資源呢？高科技的資源我們沒有，只有勞動力、生態環境、礦產資源這幾種最廉價的資源。這些年我們拼命地采礦挖煤、放羊放牧，廉價利用農民工，所有的GDP都是建立在這三種資源的消耗上。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引以自豪的18萬億的GDP大部分是靠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廉價勞動力換來的。

在我國拼命追求物質增長的同時，整個國家也出現了兩個兩極分化。一個是社會的貧富分化，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優劣分化。社會上出現了赤貧和巨富，自然環境出現了漂亮的沿海城市和日益嚴重惡化的西部地區。這是中國當前發展的非常明顯的兩個特征，我希望引起在座的科學家們引起注意。

分析我國的環境問題和發展問題，我認為更多的原因還不是我們的科技不發達，而是因為發展觀的愚昧，發展戰略的錯誤，我們的政治追求有錯誤。譬如各級地方政府，都以GDP來當做自己主要的政績，這些目標都導致了不遺余力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掠奪式的發展。

在這樣一種政府發展目標追求下，我們的科學家們再做努力能有什么用，只能空喊，并且只剩下一些老同志在吶喊，而年輕一代都干什么去了？就是吃喝玩樂，就是發財致富，就是金錢致至上，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掙錢，怎么成為富翁，這是這一代人追求的目標。

前兩天我到過北京一個高級住宅區參觀，全是大豪宅，六七百平米一套，小區面積建成后要有一百多公頃。試問一個四五口人之家住這么大的房子不是浪費嗎？難道我們的現代化追求就是這種生活方式嗎？我們消費了這么多能源，破壞了這么多生態環境，換來的就是這樣少數人的富裕嗎？西部地區的煤炭電力就為了供應這種生存方式而存在嗎？

這些年里，東部地區的發展靠的就是西部地區提供能源和其他土特產資源，并且是廉價的掠取，東部地區建設的繁華似錦，而西部地區在一片片的沙化，荒漠化。這是真正的發展嗎？所以，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和地球問題不是科技不發達問題，也不是經濟落后和吃飯問題，而是發展思路問題，政治追求失誤問題。我還有足夠的理由證明20多年間我們的第二個失誤。

二、第二個重大失誤：未能及時實行生態移民

譬如西部生態脆弱地區的人口移民問題，早在80年代初我就提出要適當地進行移民，從生態環境脆弱地區撤出居民，讓自然環境進行自我修養生息和恢復。這是因為通過我對西部地區的研究，發現只有撤離這些生態脆弱區才能產生生態環境恢復的最大效應。

但是，20多年間，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主動地進行過移民。內蒙有些地區是在實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將一部分牧民進行轉移安置。但是，從國家大的發展戰略規劃上看，從來就沒有將生態移民提上規劃考慮的日程。這是一個重大的國策失誤。

1994年8月，我到內蒙恩格貝沙漠去考察，汽車從包頭渡過黃河后就進入一片干燥赤熱的不毛之地，走著走著，我發現在這片幾乎寸草不長的荒地上，居然還有零星的羊只在啃食著沙地上稀疏的綠色植物，這片土地已經退化到幾乎萬劫不復的荒漠地步了，居然仍然還有人類在活動，在放牧！因此，結合1982年在陜北黃土高原的調查，我認為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惡化和退化的根本原因，與什么大的自然氣候變化毫無關系。

一些氣象學家說什么6000年以前地球是個溫暖時期，那個時期出現了許多人類繁榮，今天的環境惡化與氣候變冷有關，因此，地球生態環境的變壞是大的自然氣候的原因，言外之意是，人類的活動無關緊要。這些氣象學家根本不了解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因此也無視人類破壞行為的嚴重性。我必須提醒大家：他們得出的治理結論完全是南轅北轍式的東西，與國家大的宏觀決策沒有一點好處，反而在誤導人們的思路。

移民和生態環境自然恢復，是保護西部環境最好的手段，比任何人工的方法都要好，但就是不實行。是東部地區容納不了一定數量的移民嗎？絕對不是。這些年里，我國每年流動打工人口一億多，東部地區對勞動力的需求每年在5000萬人以上，這種狀況足可以將西部1000-2000萬的人口移到東部地區。既滿足了東部勞動力的需求，又緩解了西部生態環境壓力。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重大工程。

但我國的各個決策部門沒有一個部門向中央政府正式提出這一建議。相反，提供意見者總是在千方百計地解決如何在西部地區生存下去的問題。譬如，研究什么沙產業理論，什么向沙漠要效益，這仍然是人定勝天思路的翻版。已經沙漠化了，還要向沙漠要效益，怎么可能？并且要付出多少代價？

所以，根本的問題是思路問題和轉移人口的問題，我們一些部門的思路出現了問題，不了解實際，不敢大膽想象，缺乏綜合思考，各個部門只看自己專業內的問題，其結果，林業部管不好生態植被，環保局管不好環境，只有一任讓環境惡化下去。

三、城鄉二元結構仍然不能打破，發展仍然建立在非均衡基礎之上

另外不幸的是，計劃經濟時期打造的城鄉二元格局至今象符咒一樣束縛著我國人口的自由遷徙，而趕超戰略的實施只能靠地區發展不平衡來維持。這就是我國環境惡化的根本制度原因。

寧夏的騰格爾沙漠和內蒙的恩格貝沙漠我都去過，我是非常關心生環境的一個經濟工作者，但是我認為，中國的生態環境是政府發展戰略造成的。我早就發現黃土高原的環境破壞就是人為的因素，減少人的經濟活動生態就可以自然恢復。我國每年從西部到東部地區打工的人口有6千萬，包括中部地區的4千萬，就是一億多的流動人口，這是一個巨大的人口流動，我國的工業化足夠容納一億人的遷徙，可是我們國家居然做不出一個規劃來，把西部那些不適宜生存的地區人口遷移出來。移出一千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過九牛一毛嘛，我們沒有能力安排這些人嗎？

現在我們把北京打造的像花園一樣，結果怎么樣呢？是連年的沙塵暴。黃土高原就是被風吹出來的，將來的北京會不會成為第二個黃土高原？一年幾百萬噸的塵土，多少年下去北京市還能存在嗎？所以我認為中國現在的發展需要深刻地反思。可惜我們這樣的聲音太小，力量太小，我們的呼聲十分微弱。

你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看看時下各地頻頻舉辦的各種論壇，全是在研究如何賺錢，如何消費，如何吃喝玩樂，我們的發展統統集中在對錢的追求上，保護性和控制性的聲音很微弱，科技力量的聲音也非常微弱。這么一個搞法，我對生態發展的前景怎么能樂觀？

四、經濟制度與社會保障的不配套加大了環境壓力

今天是韓蒙先生邀請我到這兒來，我只能呼吁一下，才說這么多話。我還要指出經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關系。如果中國僅僅建立起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制度，而沒有相應建立起與之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那么這個市場經濟一定是十分殘酷的，競爭也一定是十分激烈的，由此產生的對環境的破壞一定是相當嚴重的。

因此，我再次提醒大家，我們不能僅建立一個純粹市場競爭的制度和純粹追求金錢的社會，還要完善相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培養公民的道德意識和環保意識。否則，這個社會是非常嚴酷的，破壞是不顧一切的，所有的社會壓力都會傾注到生態環境身上。譬如前幾天焦點訪談欄目播放的福建漳平市亂砍亂伐的事件，計劃經濟時期保留的原始森林和培育的人工林，到了市場經濟時期被砍得精光。人類的原始野蠻和獸性得到了突出的瘋狂爆發。

這叫什么發展？什么進步？就是因為窮嗎？為什么貧困時代幾千年都能保留下來的生態資源到了富裕的發達社會卻遭到滅頂之災？不可思議！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為了使部分部門與國際看齊，為了發展城市工業集團，我國繼續以西部環境資源為代價，以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二元結構為屏障、走了一條部分人得到發展而另一部分地區環境持續惡化的道路。另外，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城市利益集團力量十分強大，他們之所以能牢牢地維護著既得利益，也正是因為其力量的強大。而西部力量越是微弱，越難以改變目前的狀況。

不過環境災難正在向我們逼來，用不著多久，城市利益集團會感到自己的生存環境已受到威脅，人們會被逼著認識清楚城鄉關系和上下游的關系。今天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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