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變洋買辦：中國經濟主權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聞來源: 東方日報 于September 04, 2
商務部條法司官員郭京毅腐敗案有驚人進展，據內地媒體透露，郭是因為在涉及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訂和司法解釋時，收受外商賄賂，在法律上留「后門」偏幫外商在中國進行行業并購。
如果消息屬實，那麼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經濟漢奸案件，這也是中國經濟主權淪陷的一個重要標志。郭京毅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精通國際商法，他在商務部任職二十二年期間，一直參與以及負責外資法律和投資法律的制訂、修改。如果他在法律制訂過程中受賄罪行成立，將可能波及中國所有外資并購項目。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由於法律法規缺失，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國跑馬圈地，大肆進行行業斬首式并購。這些壟斷集團瞄準各行業市場占有率的前五名企業，進行合資并掌握控股權，然后使合資企業長期處於虧損或微利狀況，迫使合資的中方撤出，最終，外資達到控制壟斷企業的目的，并在此之后「神奇地」使獨資公司恢復盈利。
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在工業主要產業的三十九個分行業中，外資市場占有率有兩個行業超過七成，四個行業超過五成，九個行業超過四成。因此，一些學者驚呼，中國面臨八國經濟聯軍的入侵，國家經濟主權已然不保。相比之下，中國資本在西方國家的并購，卻處處受到刁難和攻擊。
收受好處影響立法
正是對國家經濟主權的擔憂，內地不少學者和輿論指摘主管外資并購的國家商務部監管不力，但商務部官員卻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外資并購是大勢所趨，而且「有利中國」。
在外界壓力下，當局在○三年和○六年先后推出《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和《關於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兩部法規，而郭京毅正是這兩部法規的主要操刀者。
這兩部法規出臺，規定不夠明確，操作性也不強，并沒有改進政府對外資惡意并購的監管，令外資尤其是國外熱錢輕松進入，或者變相進入敏感部門，威脅到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
從目前情況看，很可能有人在制訂相關法規時，故意留「后門」讓外資鉆空子。
有學者就曾揭露，跨國壟斷集團以安排出國觀光、子女境外就讀、協助轉移資產等條件，或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邀請做訪問學者、授予名譽學位或職稱等為誘餌，吸引中國官員、學者為其力，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
當時，外界還以為這只是聳人聽聞，但如今郭京毅案件的揭發，已是最好的證明。這也說明，中國很大一部分經濟主權已經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站在前臺制訂法律的是黃皮膚的中國人，但幕后操控的卻是白皮膚的洋人，前臺的中國人，只是一名行尸走肉的傀儡。
腐敗新“變種”
作者：賈柱 來源:中國工業報 2008-9-16
被輿論高度關注的郭京毅受賄案，最近有了新的版本：有消息說，郭京毅案并未移送北京市檢察機關，而是由中紀委和最高檢察院直接負責；還有消息說，郭京毅的受賄案，并非傳言所指的某特定外資并購項目，而是涉及多部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定和司法解釋。
盡管目前此案的案情尚未公開，但郭京毅涉嫌重大犯罪，已不容置疑。
郭京毅今年44歲，198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律系，后進入外經貿部（現商務部）條法司工作，歷任副處長、處長、副司長，去年3月出任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曾兼任商務部反壟斷辦公室副主任，近年來出臺和修訂的一系列重要投資法律———如《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關于外商投資的公司審批登記管理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執行意見》等皆與之有關。
與郭京毅同案的北京思峰律師事務所主任張玉棟，是郭京毅的北大同班同學，兩人曾經在同一宿舍住了4年，交情甚好。張玉棟領導的思峰律師事務所曾經參與多部法律起草，其中包括2006年商務部等部委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的起草。此法規是在2003年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的基礎上修訂完成的。
郭京毅案的另一關鍵人物，是曾經在外經貿部（現商務部）投資法律司工作，后供職于思峰律師事務所的劉陽。劉陽曾經參與起草多部外資法律、投資法律，并且是2003年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這部法規的主筆起草者。而從時間推算，郭京毅當時任外經貿部條法司副司長。
所有這些跡象表明，郭京毅的涉嫌重大犯罪，很有可能涉及在多部有關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制定過程中受賄，且聚焦于2003年出臺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和2006年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如果涉嫌罪名查證屬實，這可能成為商務部第一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起在法律制定過程中的官員受賄案件。
郭京毅案的曝光，表明作為源頭腐敗的立法腐敗，已經浮出水面。而立法腐敗中表現最突出的，無疑是行政立法腐敗。據悉，郭京毅在商務部任職20余年，一直參與和負責外資法律、投資法律的制定及修改，如果他在法律法規制定過程中受賄的罪名成立，將可能波及中國所有外資并購項目。
政府官員的腐敗，經常和政府的部門利益聯系在一起。如果說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的鄭筱萸案，表現了“既得利益部門化”的特點———在所謂的勢力范圍內，巧立名目，暗箱操作，收受賄賂；那么郭京毅案，則表現了“部門利益法制化”的特點———在行政立法的過程中，預留“設租”和“尋租”的空間。一方面，使政府部門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固化在法律文本中；另一方面，又為腐敗分子的中飽私囊，打開了方便之門。毫無疑問，這是腐敗手段和形式日益多樣化的一種新方式，一個新“變種”。
由于一系列外資并購案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特別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防范外資控制關鍵產業的呼聲日漸高漲，本報2005年曾經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開展了“合資變局特別策劃系列報道”，結果發現中國裝備工業的競爭格局和發展業態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狀況，我們的一些行業排頭兵企業在遭遇合資變局時，往往不過三招兩式就在外資面前敗走麥城了。而對外資并購，政府的缺位、錯位和越位現象，竟然十分普遍。所以然者何？當時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現在，郭京毅案“東窗事發”，這個謎團或許可以打開。
看來，從源頭上防治腐敗，把反腐敗斗爭推向深入，仍然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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