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不要神話林權改革

支持林權改革，但反對制造“一分就富”、“一分就綠”的林改神話

李昌平

林權改革確實對林權流動、并充分實現林權的市場價值有意義，對集體林保存完好的少數地方的農民增收有意義。

但最近兩年，一部分官員和學者在有意神話林權改革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的主流媒體，“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幾個典型，編創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話。至于哪些農民典型為何“一分就富”了，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給出的答案非常簡單：因為林權改革“明晰產權，調動了林農積極性”。

事實完全是這樣的嗎？

中央電視臺找的幾個典型都有共同特點：一是“一分就富”的典型多出在江西和福建，并且分的是竹林，非竹林地區很難找到“一分就富”的典型。這是因為保存完好的竹林比樹林具有相對高的可保護性開發價值；二是江西、福建等地的大面積有保護性開發價值的竹林，都是因為過去改革“不徹底”，依然“堅持集體林體制不變”才保存下來的；三是這些“一分就富”的典型，都具有竹產品加工的產業基礎和市場環境。

在我看來，江西、福建等地的林權改革所推出的“一分就富”典型，在全國是不可復制的。但為了說明江西、福建等地的林改“一分就富”具有可復制性和可推廣性，主流媒體和林業部門經常編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報道，以達到誤導公眾的效果。如7月31日國家林業局政府網推出了這樣一篇報道：

山民富裕之路

——記云南省大理州永平縣林改富農之路
張德勛　光明日報記者　鄭北鷹

　　 云南省大理州永平縣北斗鄉核桃種植大戶常永祥樂呵呵地說：“林改后我在這里種的核桃不愁銷路，有性急的浙江商人在核桃還未成熟的時候就來收購了。”去年，常永祥核桃總收入達到了24萬元，今年總收入預計將達到40萬元左右。
　　常永祥的事例說明：對于森林覆蓋率近50%、94%的國土面積是山區的云南省，只有林地產權改革，才能讓山區農民富起來。
　　林權改革開辟林農脫貧致富路
　　永平縣位于云南省大理州西部、瀾滄江東岸。總人口17.9萬人，共有漢、彝、回、白、傈僳、苗6個主體民族，其中少數民族占全縣總人口的40.4%，貧困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20.1%，是全國592個扶貧開發重點縣之一。全縣國土面積2884平方公里，山區占93.8%，耕地面積不足20萬畝，林業用地318.1萬畝，占國土面積的73.5%，森林覆蓋率70.6%；多年來，因體制機制的障礙和產權不明晰等問題，永平林業發展受到影響。
　　“希望在山，優勢在林，出路在改革”。為加快廣大貧困山區脫貧致富的步伐，2005年6月，云南省委書記白恩培在大理、怒江調研時作出了“加快林業產業發展”的重要指示。永平縣被列為全省9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試點縣之一，同時被大理州列為“加快林業改革發展試點縣”……

這篇報道有點長，讀者有興趣可以上網去看。這篇報道說云南的白書記2005年6月視察后，永平縣才被列為云南林權革改試點縣的，可2008年7月農民常永祥家就因為林改富裕了，林權改革真是“一改就富”啊！？稍為有點農業常識的人都知道的，黑桃樹從種植到有所收獲至少需要5—8年。農民常永祥怎么就把24萬元/年的黑桃收入歸功于只有2年時間的林權改革呢？林業部政府網怎么可以這樣不顧常識忽悠公眾呢？

林權改革是好事，但我覺得林業部門和主流媒體不尊重常識，依靠編造“神話”來誘導黨中央、國務院推廣江西和福建模式的林權改革，是不正常的，這樣干，好事會做成壞事的！

與林權改革相關的三點重要常識是必須明白和尊重的：

第一，今天的林權改革，是不能和當年的小崗村“包產到戶”相提并論。有林業部門的官員把林改和30年前小崗“分田單干”相提并論，這有夸大政績之嫌；也有不少學者把林改和30年前的小崗“分田單干”相提并論，這有拍馬屁之嫌。當年小崗村“一包就靈”、一鋤頭刨出個“金娃娃”的改革，是因為當時潛在的生產力（土地整理、水利設施、生產工具、種子、化肥、農藥、技術、農民素質等）已經很高，只要調整生產關系，潛在生產力就可以激活而釋放出來。“分田單干”激發出了巨大的增量，所以能夠在全國復制——不推自廣。現在江西、福建等地的集體竹林，因為生態生產力和潛在“保護性開發”經濟價值很高，所以“一分就富”成為可能。但全國更多地方的實際情況是，山林生態非常脆弱，更沒有可供“保護性開發”的經濟價值，不具備“一分就富”的潛在生產力，不可能像當年“分田到戶”那樣，立竿見影地普遍獲得“一包就靈”、“一分就綠”和“一鋤頭刨出一個金娃娃”的改革收益。再說，計劃經濟和人民公社已經解體幾十年了，“一分就靈”、“一包就靈”的改革，農村應該不會再有了。如果農村再有這樣的改革，一定是破壞性的改革。對這樣的改革是要警惕的！

第二，不要輕率否定集體林和國有林制度。80年代以來，分山（林）到戶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分山后因為濫砍濫伐而重新收歸集體的也不少見，沒有分而維持集體林體制的也有很多。過去分林、分山到戶比較徹底的西南、西北等地，并沒有保存下或培育出多少有開發價值的山林，我在云南、貴州山區扶貧幾年所見所聞告訴我：如果還有保存完好、有保護性開發價值的大片山林，一般都是集體林或國有林。這也是現在少數地方林權改革“一分就富”的基礎。2006年，我所在的機構——樂施會，請安徽大學“三農”問題專家張德元教授去云南、貴州農村考察扶貧項目，張教授回到安徽后沒有就樂施會扶貧項目寫文章，倒是寫了一篇關于林業的感想，題目是《云南農村考察有感》，文章的大意是：云南80年代后期推行的山林承包期50年不變的政策，導致了當地農民大規模砍樹，樹砍光了之后，50不變的政策也沒能激勵農民積極栽樹。文章的結論是：80年代“分山到戶”導致了毀壞森林、破壞生態，張教授感概“鄧小平時期砍的樹比毛澤東時期多得多”。張教授的文章被某右翼網站轉載后，引來一片罵聲，張教授僅僅只是將當地現實狀況和農民的話語轉述而已。我有一篇文章是為張教授《感想》“佐證””的，題目是《生活之樹常青，政策之樹常青》，說的是“50年不變的政策，在不同的地方推行，結果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是講制度外部性的”。此文網上有，這里不重復了。

另外，正是因為江西等地有集體林存在，在90年代江西農村村民自治組織基本上沒有發生負債，而湖北等地平均每個村發生了數十萬或數百萬元不等的村級債務。

第三，中國多數山林的主要功能是生態功能，林改不可能出現“一分就富”的普遍結果。除了江西、福建、廣西、湖南等地的竹林之外，中國的多數山林并不具備“保護性開發”——同時具有生態和富民的雙重功能。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林權改革的主要目標不是“一分就富”，而是綠化和生態建設。 綠化和保護生態肯定是要花錢的，國家不花錢，“一分就綠”、“一分就富”——同時獲得生態保護和農民富裕的雙豐收當然好，這可能嗎？上個月，和北京市農委的朋友一起在周其仁教授的北大經濟研究中心開會，得知北京市的山林不是“一分就富”、“一分就綠”，無論是集體林還是農戶林，農民都不愿意看護。北京市財政今年為912萬畝山林看管費預算高達2億元，如果加上每年的苗木費、器械費、肥料農藥費等，財政支出就更大了，并且在逐年增加。7月份去了一趟日本，走了不少日本的“農村”，日本森林覆蓋率非常高，絕大部分森林都是國有的。用中國人的視角看，日本很多森林都具有保護性開發的價值，但日本還是進口木材。我問為什么？日本人告訴我，日本的勞動力價格是中國的20倍左右，砍伐木材沒有進口木材合算。當然，這個答案不可全信，但至少對北京市“花錢管護山林”而非“一分就富”或“一分就綠”，提供了合理性的佐證。

林改是要改的，千萬不要因為要推動林改或誘導林改而鼓吹“一分就富” 、“一分就綠”的神話。恰恰相反，長遠看，隨著勞動力價格逐步上漲、導致林業經濟效益相對下降和人民對生態環境要求越來越高，絕大多數山林將來會由“家庭林”轉變為“國有林”或“集體林”或“合作林”等。

重點常識說明白了，再對轟轟烈烈的林改談幾點建議：

第一，              林改不要一刀切，要實事求是。一方面，林改一定要充分尊重多數農民的意愿。農民愿意分戶經營的，就分戶經營；愿意維持集體林體制的，也要尊重；愿意選擇合作林體制的，也應該合法化；如果農民愿意將集體山林有償委托給國家“封山育林”體制的，國家林業部門也應該承擔這個責任。另一方面，林改一定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決策權，各地對林業的功能定位可能不一樣，江西、福建是要通過竹林致富人民，西北、北京的林業可能是為了生態，因此，江西、福建的林改做法就完全不能指導北京和西北。林改不能由國家林業局直接決策和指揮，應該由地方政府自主改革。總之，林改不可以像82年“分田到戶”一樣，一刀切、一律化。分了就是“改革先鋒”，否則就是拖“改革后腿”。既不能用政治壓力搞改革，也不能編造神話誘導改革！

第二，              國家不可將生態建設責任推給農民。政府不要以為，分山到戶了，山林“一分就綠”了，絕大多數地區這是不可能的。山分給農民，農民是要的，不要白不要！農民得到了山林后，是砍樹還是種樹，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農民對城市郊區林和邊遠山區林、樹林和竹林、生態林和經濟林等等的經營行為是完全不一樣的。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多數地區的林業經濟效率是相對下降的，如果國家不出錢管護私有林，多數林農對所分得的山林會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其次是砍樹或低價轉讓，再次才是種樹（前提是有相對高的經濟收益）。對于種樹經濟效益相對低的地區（如西北和一些交通極不便利的山區），分山到戶后是有利“再造江山秀美”，還是不利呢？在西北的很多公路旁都樹立著江澤民主席“再造一個江山秀美的西部”的號召，從蘭州機場到蘭州市區的數十公里路兩旁，責任到的機關干部和職員，每年花錢出力無數，我最近5年年年去蘭州，也沒見“舉全市之力”讓數公里的機場路“秀美”起來。農民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神仙，“舉全市之力”做不好數十公里路的綠化，政府不可將“綠化祖國”的責任通過“林權改革”推給農民呢！

不同地區的政府，承擔的生態建設責任是不一樣重的，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各地政府要本著區生態建設優先、兼顧林農富裕的雙重目標部署林改。

第三，              林改要順應逐步擴大國有林的大趨勢。隨著勞動力價格逐步上漲、城市化和國民對生態要求越來越高，很多山區都將封山育林——國有林區或生態保護區，這是大趨勢。人少山多、生態脆弱的地區，不是要分山（林）到戶，而是國家出錢逐步收購山（林）、轉移山（林）民，實施封山育林。有些地方，在這次山林改革的過程中，不僅將集體林也分給農戶，還盡量將國有林也分給農戶，這是不對的，應該制止和糾正。

第四，              林改一定要與農村治理結合起來考慮。很多地方的集體林是農村治理和公共服務的經濟基礎，切不要因為林改重要而否定了農村自治和公共服務的重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治理和公共服務對一家一戶的小農而言，是可持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2008年8月24日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

通訊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籃籌名座E-2-802室（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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