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不襲警，又會怎樣

楊佳不襲警，又會怎樣

yaomi

當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關注楊佳和上海警方的爭執中上海警方到底是否曾經執法不當（也就是毆打楊佳）時，我感覺有一個最重要、最核心、也最深層的問題，卻似乎被大多數人疏漏了----
楊佳不襲警，又會怎樣？

我的答案是悲觀的：即使沒有襲警案，楊佳一樣要走向毀滅。因為，他已經不想活了。他已經對人生失去了盼望和留戀。說是尋仇，結果殺的都是他不認識的人；他自己說委屈他的督查，讓他認都認不出來，還尋個什么仇？如果說尋仇，也只能說是廣義的尋仇---他恨這個社會，也恨自己。所以他要想一個方法，讓這個社會體制的象征（警察）和自己一起被毀滅。或者說，對于閘北警署的遇害警察而言，襲警案是一起偶然突發事件，該不幸事件并非他們生命軌跡自然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不要說芷江西路派出所的警察是否虐待了楊佳還沒有確鑿證據，閘北警署的警員們都是些文職警察，說他們平時有多少民憤顯然可能性并不大）。但對于楊佳而言，襲警案不是偶然突發事件，而是他近十年來生命發展的自然結局(注：今天從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中看到的相關采訪更進一步證實了我的感覺。楊佳母子近十年來一直在告狀，楊佳過去在山西被警察打掉過牙齒，后來警方賠了3萬塊錢，這筆錢扣去他補牙的幾千塊，大概比他工作得來的全部收入都多。此次和上海警方的糾紛，警方堅持自己無過錯，但南周說警方同意賠款1500元，從警方的態度來看，即使在派出所真發生了什么沖突，其劇烈程度也遠小于山西那次。楊佳如此執著地投訴警察，與其說是他真的覺得警察不警察的有多重要，不如說這些和警察的爭執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內容，因為除此以外他的郁悶痛苦就更無處發泄了）.

他對生活失去盼望和留戀是合乎邏輯的。因為他確實一無所有，而在他可以預見的將來，獲得他所想要的東西的可能性也的確很小。他沒有一技之長。他沒有家庭資源和社會背景。他沒有文憑和學歷。他常年沒有工作，他長期沒有收入。他從來沒有愛情。他沒有一個正常的家庭。他只有一個被同樣貧困和無望的生活攪擾得神經兮兮的，天天以打官司為人生唯一目標的母親，以及一個和他失去聯系的同樣生活在底層的父親。他的父母也不過是這個社會的LOSER,當然更不能教他怎么把日子越活越好。他就是一個行走在北京市的人們看不見的底層青年---有飯吃，但其他一無所有。

而他所想要的東西卻并不見得比任何人少。他想要美女的愛情。他喜歡旅游、拍照、一千多塊錢的山地車，甚至已經非常貧困的他，要到上海來尋仇，還要托人買飛機票。他怎么可能不絕望呢？就算在那關鍵的一天，上海警察沒有攔下他租來的贓車盤查，后來的一切都不發生；或者更好，上海警察發現了他租來的贓車卻還是笑臉相迎滿面春風。。。已經啃著母親1500元退休工資7年多的楊佳，難道就不會越來越來越絕望，越來越歇斯底里嗎？上海警察到底做沒做錯事，對楊佳的命運而言，根本IRRELEVANT.他本來就在朝著最后的崩潰和毀滅奔去，上海警察事件不過是導火索。隨便設想一下，如果是鄰居和他起了矛盾，如果是路人撞了他的車，如果是一個雇傭了他作臨時工的小老板罵了他。。。。難道不會發生類似的事嗎？那好，就算這些事都沒有發生，楊母在日漸衰老，隨著年事漸高，她所需要的醫療開銷也會漸漸上升，總有上升到這1500元只能維持她一個人生存的那一天，那時楊佳大概已經失業了10多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養活自己，他靠什么生存下去？

楊佳在一無所有情況下的絕望是自然的，實際上任何人放在他那樣的處境，絕望都是自然，不絕望那是反常。考慮到中國的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幾乎無限的供給、近年來人民遷徙權利的上升、簡單勞動力的價格由市場決定；再考慮到楊佳技校畢業，沒有專長，同時又愛玩樂，好面子，不甘吃苦受累過一輩子，那他的一無所有，也基本是正常的。

楊佳曾經工作過，技校畢業后在家樂福當售貨員一月工資一千多，離家又很遠步行要6小時，他最后甩手而去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后果嚴重而又怪罪不得他人和社會的。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大背景下（雖然今天中國還不是完全市場經濟，但在家樂福等零售商業雇傭勞工的問題上，已經很接近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經典情境了），勞動力作為商品，其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楊佳缺乏專長，在摩肩接踵的北京，只能說是一個完全不具任何差異化的COMMODITY,和農民工是一樣的。如果說在人民自由遷徙權上升前，由于大量農民工被阻擋在北京市的勞動力市場供給之外，楊佳作為北京人或者還能有點優勢；在人民自由遷徙權上升，大量農民工進入到北京市勞動力市場的今天，則楊佳月薪一千多人民幣也就是這樣的供求關系下的市場價，并不屬于雇主特別虐待他。而這樣一個收入，基本屬于正好能保持他和母親一同居住前提下的生存(半獨立條件下的生存)，卻不能保障他獨立生活的生存。這樣他要每天花大量時間在路上，很勞苦，他氣性又大，終于甩手而去。

我曾經見過一些高中、中專、技校畢業后來上班的上海青年。我知道他們的工資也就是一千多塊---怪不得老板吝嗇，他們能作的，也就是那點重復性很高的工作，和流水線上的民工沒什么兩樣，替代性很強，當然老板不愿意多花錢。也不要隨口罵資本家黑心；人們往往只看到財主里生意人不少，卻沒看見生意人也有成功的和不怎么成功的之分，而許多不怎么成功的生意人，加在一起也雇傭了不少的勞動力，你要讓他們每人加個幾百塊錢的工資，對雇員來說生活條件并無得到徹底改觀的可能，而他們創辦的企業，由于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毛利潤率本來就小，卻可能根本就要運轉不下去了。

這點收入當然不足以保障這些青年離開父母獨自生活，所以他們基本都還和父母住在一起。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父母或者其他外力幫助，而他們的勞動力質素和稀缺性又沒有很多變動的情況下，則他們的勞動力價格不足以維持他們自身的獨立生存，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去維持一個家庭的生存和再生產。也就是說，如果不考慮到這些青年中有一部分雖然還在靠父母生活，但一邊還在想辦法進修拿文憑提高自身勞動力的稀缺性這個因素，在一個經濟人理性人的世界里，他們不戀愛、不結婚、不產生后代是正常的，有愛情、有婚姻、有后代是反常的。楊佳雖然渴望美女的愛情，在自己的好友名單上加了那么多女孩子，但平心而論，那些女孩子如果在知道他網下的真實生活后還和他來往，那自然只能算是吃錯藥了。

許多年前，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說過似乎是這樣的一段話：對這些底層人來說，在大自然神圣的宴席上，沒有他們的份。或者說，他們就該是被社會遺忘自生自滅的，怨不得別人，因為這一切都是市場經濟勞動力作為商品出售以及經濟人理性人等等條件下的最自然、最合理的結果。看不見的手很自然地調整了人類的再生產行為，無聲地把LOSER們淘汰掉，從而篩選到更優秀的基因。怨不得別人，自然也怨不得上海警察。上海警察只是或完全無過錯地被遷怒，或者有部分過錯地專門把看不見的手已經預訂的爛柿子提前拎了出來，以至慘劇發生。

當然，筆者也許是悲觀了一些。楊佳完全可以和許多其他青年一樣忍受下去，臥薪嘗膽，想辦法學點技術或者專長，慢慢去找尋更好的工作，以今日中國發展比較快速的社會現實，這應該說是完全可能的；當然，由于楊佳每天在上下班路上就要花很多時間，如果回家還要進修以提高自身勞動力的稀缺性，這自然也會是一個很艱苦的過程。

而作為80后獨生子女的他，顯然并沒有長期艱苦奮斗的打算。他討厭吃苦，卻對生活的艱難缺乏精神準備。

我國貧富差距拉大的改革開始之時（不要以為我在非議改革，我只是敘述一個事實），恰逢獨生子女政策實施。總設計師當時的2項天才設計，大概并未考慮到彼此的交互作用，而今天卻在逐漸顯露。貧富分化和全社會的崇富心理，注定意味著一部分本來體制內的主流人群以及將進入主流人群的人要邊緣化賤民化，不但在物質上匱乏、而且精神上絕望、人際關系上被隔絕；而獨生子女政策也注定意味著許多這樣人群并不能接受這樣的社會現實，他們完全不能安于這樣的生活（即使是暫時的），因為他們習慣的是被當作家庭的中心，愿望得滿足，生活得照顧。他們每天看的電視、報紙、甚至網絡都展示著富豪的奢侈，女明星的大腿和緋聞，或至少是小資的時尚。洗發水的牌子無窮無盡，山地車的款式眼花繚亂，而他們不知道這些和他們都是無關的，至少在他們經過臥薪嘗膽艱苦奮斗積累了資源或提高了自身勞動力的稀缺性之前，是暫時和他們完全無關的。因為在他們成長的歲月里，家庭和社會都只是輸送給他們樂觀的預期，什么現代化啦，翻兩番啦，什么小康生活啦。至于看不見的手可以待行自然選擇之神功，他們自然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們絕望，所以他們不能忍受，所以他們最終走上絕路。

在今天的中國，真正走上絕路的，只有一個楊佳。他是一個急性滅亡的例子，但慢性滅亡的例子只有更多，雖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因楊佳案傳播謠言而被捕的另一個蘇州青年，也是和楊佳完全一樣的處境----80后的青年，中等教育程度，畢業后長期無業，在家啃老，沒有朋友，天天泡網在虛擬現實里尋找尊嚴感。他說他造謠只是為了獲得點擊率和網友的好評。

當許多人都在談論中國的資產者新階級和他們的參政欲望快速上升時，楊佳和“造謠者”這樣的青年，也悄悄地正在形成一個新階級---由原城市工人后代衍生出的游民和賤民。我說他們是賤民，并沒有任何侮辱他們的意思。英文中的賤民是”untouchable”,而他們這樣的人，假設任何人在生活中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大概都會立刻把他們從自己的手機、MSN,QQ中刪除。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提高自己作為勞動力商品稀缺性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編織對自己也對雇主和未來雇主有用的人際關系網。在他們這種人身上每消耗一分鐘，都意味著花費在編織有用人際關系網上的時間少了一分鐘。筆者每次去參加展會回來，都會收到一疊名片，回來翻看，有些人的名片仔細放好，有些人的名片隨手一扔。無它，經濟人理性人在資源（時間）有限前提下的自然選擇而已。

我不甚清楚，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這個階級的具體情況；但我的確有一種感覺，就是他們正在接近美國貧民窟里的貧民（后者也正是經常和警察發生矛盾的）。當秦暉教授正在艷羨美國的貧民窟“很美觀”并仁慈地為進城農民設計中國貧民窟時，他大概并沒有想到，貧民窟落成以后，住進去的人恐怕并不是進城的農民工，而是城市里楊佳這樣的青年。正如美國有大量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赤手空拳來到新大陸的移民，雖然也很窮而且沒有任何社會福利保障，但他們因為愿意忍受艱苦的勞動而一般并不會落到貧民窟里和那些游民為伍一樣。

筆者有位朋友，說到自由派文人王小波時曾說，他說的有些話或者沒有邏輯，但他有一種強烈的反體制的情緒，這對被釘死在體制框架里的幾代人來說，是非常容易起共鳴的。筆者完全可以理解這種情緒，但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這頭感慨體制框死人的哀嘆還余音繞梁，那邊被拋出體制的賤民已經血濺警署了。

不僅僅是在吃苦耐勞上楊佳這種城市賤民和農民工不能比，在心態上，他也和后者截然不同--那就是對于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堅信和強烈的維權意識。說實話，如果不是楊佳真的殺了人而且都是他不認識的人，他沒準能成為自由派心目中標準的維權模范。就是在已經罪證確鑿的今天，不是還有許多自由派要想方設法為他解釋末？（比如，把警察盤查他的贓車視為”選擇性執法不公平“等等，讀到這種話我只能嘆息中國的法盲真多，因為如果警察都必須掌握了確鑿證據才能盤查人的話，那世界上所有的警察都別想盤查任何人---證據是盤查來的，而不是有了證據再盤查，更何況他的車原本就是沒有印而被懷疑是贓車才被攔下的，而且也真的就是贓車。）我們姑且不爭論此案中的”國王“（上海警方）到底有沒有違法，我們只看見一個事實：一個維權意識如此強的楊佳，最終在中國走上了自我毀滅的道路。這期間是否有因果關系，耐人尋味。如果有，我們也可以有相應的兩種解釋，一是他的思想超前了，所以不為落后的上海警方和社會體制所接受，因此在現實里行不通；二是他的那些思想其實本來就是荒唐的不頂用的，或至少是對他這種人荒唐的不頂用的，所以必然在現實里起著害人害己的作用。以筆者來看，兩種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就前者而言，不說上海警方如何，中國警察普遍在尊重民權方面還是有待提高的；就后者而言，維權固然是好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固然是聽起來蕩氣回腸的，但放在現實情境下，一個風能進雨能進的破屋，就是國王不能進，又有什么意義呢？！就楊佳這種人而言，正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正常的經濟收入、社會生活和人際關系（人們所說的他從來沒有在體制里生活過），所以他會有一種歇斯底里的人格，所以他不能化解與他人（包括警察）的矛盾，所以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關注只能鉆在維權的牛角尖里出不來。。。他始終沒有明白一個東西：維權的確是有價值的，但維權最有價值的場景，是風不能進，雨不能進，國王也不能進來擾亂我風雨無憂的生活；而不是在風雨飄搖之中還去和國王爭論他能不能進！當看不見的手已經讓他作自由落體運動時，他還繼續去進行他的維權，那后果是什么，顯然是可以預見的（不等于說上海警方的作為就都沒有問題，只是說從情理上說我們可以預見這樣的結局）。

當幾乎所有人都在執著于上海警方是否有違法行為時，我感慨為何幾乎沒有人想到這個明顯的問題：楊佳不襲警，又會如何？我想，這種思維的盲區，也正是右翼激進主義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洗腦多年的一個結果。其實說這種漂亮話的人，多是已經站在風不能進雨不能進的基礎上再去追求國王不能進的，但為了忽悠人，才故意說出“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大話；而可惜的是，楊佳這樣生活在風雨飄搖中的底層賤民，卻信以為真了。或者說，他明明是生活在底層的賤民新階級，卻非要采取另一個新階級的生活準則（不是說該準則不對），后果自然是悲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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