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有關翁安事件的“深次原因”的探討

有關翁安事件的“深次原因”的探討

迎春

一，汶川地震與翁安事件

自從5.12日汶川發生大地震以來，我們的主流媒體不斷地宣傳有關新聞，而對翁安事件卻很少報道。如中央電視臺連續播放有關汶川地震的消息，但是很少有翁安事件的鏡頭。汶川大地震是自然災害，人們抗擊大自然的斗爭應該報道，而翁安事件則是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據有關部門提供的材料，事件共造成甕安縣委大樓被燒毀，縣政府辦公大樓１０４間辦公室被燒毀，縣公安局辦公大樓４７間辦公室、４間門面被燒毀，刑偵大樓１４間辦公室被砸壞，縣公安局戶政中心檔案資料全部被毀，另外還燒毀包括２２輛警車１５輛摩托車在內的５４輛車輛，１５０余人受傷。”（引自《甕安事件始末 省委書記三次向百姓道歉》2008-07-06 08:51 稿件來源：新華網。以下凡不注明出處的，皆引自此文）可見問題的嚴重程度。因此，對于這類社會問題應該更加重視，輿論工具應該認真報道、分析。我國有句古話叫“苛政猛于虎”，就是說社會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比自然災害更令群眾厭惡。因此，對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如翁安之類的事件，不僅不能加以掩蓋，采取大事化、小事化了的辦法，反而應該大肆宣傳，發動全國廣大群眾參與討論、分析，認清事件的原因，以免再次因“人們不明真相”，被少數人“煽動”，發生“群體事件”，出現打、匝、槍、燒縣委、縣政府、公安局大樓之類的事，而且也能使人們從中取得經驗、教訓，統一“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認識！

二，翁安事件的內在原因

翁安事件出現以后，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說，"６·２８"事件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我們必須對這一事件進行深刻反思，認真汲取教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導火索是李樹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層次原因是甕安縣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干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他們工作不作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群眾意見很大，不但導致干群關系緊張，而且促使警民關系緊張。

我認為省委書記所說的“深層次原因”還只是現象，沒有涉及翁安事件的本質。

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建國以來就在大規模地進行著。以原煤開采為例，1949年我國原煤產量僅0.32噸，1950年為0.43億噸，而到1978年則達到6.18億噸，年平均增加.20億噸，相當1949全年原煤年產量的2/3和1950年的1/2，可見開發規模之大、速度之快是歷史上空前的；原油產量更由1949年的12萬噸，增至1978年的10405萬噸，（以上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83 ）但并沒有因此發生類似翁安的事件；建國以來我國建立了幾萬個大、中型水庫，同樣存在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問題，也沒有因移民安置、建筑拆遷而發生類似的事件。可見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并不是翁安事件的“深層次原因”。那么“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公有財產的私有化。

礦產資源、土地等過去都屬于國家所有，當時開采礦產、占用土地等也會觸及群眾的利益，但是，由于那時不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不會因為發展公有制經濟而使勞動群眾失業、流浪的問題，公有制保證了廣大群眾的基本利益，因此，雖然也觸及個人利益，但不具備發生類似翁安事件的條件；改革開放以后，礦藏資源賣給“民營企業家”，由私人開采；土地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建房，少數人獲取高額利潤，地方官員也從中獲得利益，而嚴重侵犯了群眾的利益。而這種私有制利益之間的矛盾，是尖銳的、不可調和的，實現的是“弱肉強食”的法則。這種私有制的利益關系，不可能用什么“溝通”、“疏導”解決，因此，必然要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也一定會使“干群、警民關系緊張”，最終導致翁安事件爆發。所以說，公有財產的私有化才是翁安事件的“深層次”原因。

石宗源又說，“貴州一些領導干部和公安民警長期以來失職瀆職，對黑惡勢力及嚴重刑事犯罪、群眾反映的治安熱點問題重視不夠、打擊不力，刑事發案率高、破案率低，導致社會治安不好，群眾對此反應十分強烈。這次事件中，黑惡勢力正是利用群眾的這種不滿情緒挑起事端，公然挑戰國家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借機擾亂社會、趁火打劫。因此，這起事件看似偶然，實屬必然，是遲早都會發生的。對此，甕安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干部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實翁安事件絕不是某一地區、某些人的工作態度、工作作風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個經濟利益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是實現私有化的必然結果，翁安事件不過是一次集中爆發，是1988+1年的“x。x”事件的再現。

黑惡勢力也是實現私有化的產物。在毛澤東時期，廣大群眾在公有制社會生活，生、老、病、死有保證，人們學雷鋒、學王鐵人；干部學焦裕陸；整個社會呈現出學習先進的氣氛，刑事發案率很低，警察依靠群眾破案，是一種全新的“紅社會”，根本就不可能組成“黑惡勢力”。隨著私有化的進程，大多數勞動者基本生活沒有保證，出現了新的“三座大山”等等；而少數人卻利用職權、關系大發不義之財，成為“暴發戶”，貧富差距達到驚人的程度，必然引起廣大群眾的不滿。少數人則利用強力，組成黑社會，“甕安縣有組織的幫派有５、６個，公安機關雖有打擊，但未從根本上鏟除，活動仍很猖獗，‘兩搶一盜’、打架斗毆案件時常發生，群眾普遍感到沒有安全感，當地流傳著‘好人散了伙，壞人結了幫，治安搞不好，難以奔小康’的順口溜，以示對社會治安的不滿。”類似的社會矛盾、問題，不僅翁安縣存在，而是全國性的問題，只不過各地存在的程度不同罷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說“這起事件看似偶然，實屬必然，是遲早都會發生的”，是符合實際的論斷。

據翁安新任縣委書記龍長春說：“現在我們也在進行調查，特別是我們的一些機關干部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通訊員，這個情況是有的，給黑惡勢力通風報信，甚至跟黑惡勢力勾結的這種情況是有的。”（引自《中國新聞網》2008年7月12日《貴州翁安事件觀察》）自改革開放以來，干部腐敗現象愈來愈嚴重。“x。x”事件的起因就是反腐敗、反官倒，從而形成了一次全國性的“群體事件”。時過近二十年，現在干部的腐敗程度比當時更嚴重，某些干部不僅不“以人為本”，不為群眾服務，反而“跟黑惡勢力勾結”，他們也是為了“先富起來”。總之，只要實行私有化，依靠私營企業發展經濟，“官員們”就得與資本家“稱兄道弟”，就得保護資本家，否則經濟就發展不了，就沒有“政績”，因此在私有化路線的條件下，干部腐敗、勾結“黑惡勢力”，是“實屬必然”。可見，公有財產的私有化才是翁安事件的“深層次原因”。

要想杜絕翁安事件的發生，最根本的辦法就是真正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動群眾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重新回到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上來，否則翁安事件必將以更大的規模、更加尖銳的形式在我國出現。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