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防危機爆發與傳染——評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訪華
梅新育
摩根士丹利5月28日發布報告稱越南可能爆發“1997式”貨幣危機,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農德孟5月30日便訪問中國。種種跡象表明,這很可能是一次緊急決定的訪問,因為無論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網站的“來出訪預報”欄目還是外交部網站的“外交動態—外事日程”欄目對此均無預報,這些使得人們不得不將此次訪問與越南經濟面臨的危急局勢聯系起來,盡管6月1日公布的《中越聯合聲明》并未明確提及這一點。
確實,“經常項目持續逆差+低外匯儲備+資本項目自由化+金融服務市場開放”的組合通常以貨幣危機告終,這種植根于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的危機通常以資本流動逆轉而觸發,資本流動逆轉的直接導火索往往又是資產市場、尤其是股市崩盤,因為資產市場從來就是人類充分表演其理智與貪婪之爭的最佳舞臺之一,股市尤佳。自從證券市場問世以來,貪婪推動股市躍上驚人的高度,然后難乎為繼而發生價格雪崩,這樣的好戲已經演出過無數次;倘若跨國資本流動也摻和進來,這場戲就更加精彩了,因為他們參與的結果往往是經濟更為人看好的發展中國家/地區反而更容易成為大規模危機的起爆點。為什么?正因為其經濟增長為人所看好,所以大量國際游資爭先恐后涌入其資產市場,推動其貨幣升值、資產升值預期“自我實現”。然而,也正因為其經濟增長較快,所以通常進口增長遠遠快于出口增長,導致經常項目收支惡化,需要依靠資本內流來彌補;而為了維持資本內流,東道國貨幣當局往往又要借助維持本幣高匯率、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和金融市場開放等措施來吸引資本。當資產市場錦上添花、烈火烹油的“繁榮”達到難乎為繼的高度之時,當該東道國資產再也無法給予投資者/投機者所期望的高收益率時,越來越多的人將恍然驚覺,抽身脫逃,而東道國貨幣當局此前為吸引資本內流而采取的資本項目自由化等措施又給國際游資抽逃創造了莫大的便利,幾乎發生在一夜之間的資本流動逆轉將使得看空者的貨幣貶值、資產貶值預期“自我實現”。
本來,倘若僅僅看經濟增長業績,菲律賓似乎更有理由成為危機候補國;但正是良好的經濟增長預期使得越南及其資本市場吸引了更多的游資,以至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年3月初就向越南發出了股市風險的警告,并掛上了越南國家證券委員會(State Securities Commission)的網站。2006年,越南股市躋身全球最火爆市場行列,主要股指漲幅達145%,2007年頭兩個月又上漲51%,推動越南股市總市值從2006年初的不足10億美元猛增到150億美元。2007年2月其它國家股市波動劇烈,越南股市則增勢不減,一周之內增長5.9%;2007年全年越南股市漲幅繼續位居世界前列。
然而,正如基金組織去年3月指出的那樣,2007年1月底,越南20家最大上市公司市盈率已達73倍,遠高于市場正常標準,約為普通新興市場估值水平的六倍。特別是越南商業銀行將大量資金借貸給本國投資者炒股,如果股市逆轉,這些投資者可能難以償還貸款;而對沖基金和其他投機機構等大量海外資金涌入越南股市,推動了越南股市的暴漲,也加大了越南實施貨幣政策的難度。現在,泡沫終于進入破裂階段了,越南股市指數業已腰斬,高通脹壓力更使越南經濟管理部門陷入兩難:為了遏制高通脹(越南官方公布的5月份通脹數據高達25.2%)和避免貨幣貶值,需要加息,越南央行事實上也已經大幅提升基準利率至12%;但如此高利率又必然導致資產市場暴跌。盡管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宣布由于“技術原因”從5月27日起休市三天,但30日恢復交易后,拋售風潮壓制越南股指繼續下跌,跌幅為1.52%。
越南的風險不僅在于經濟基本面數據,更在于掌握話語權的西方投資者、大牌金融機構們已經開始唱空,摩根士丹利報道在前,繼之以越美商會主席邁克爾·皮斯(Michael Pease)聲稱越南對投資者已經喪失吸引力的言論(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08年6月1日);……無論所有這些是早有預謀的策劃還是不謀而合,問題的關鍵是這些言論很可能形成“自我實現”的危機風潮。
越南雖然經濟規模遠遠小于我國,但我們不能對其危機狀態熟視無睹,這一方面是因為其它發展中國家也存在類似越南的問題,特別是建國以來僅有兩年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和金融市場開放度卻比中國高得多的印度;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國家一旦爆發危機,又將通過這樣那樣的渠道傳染我國。特別是我國近來加快人民幣升值的聲浪趨向高漲,在周邊國家貨幣危機風險日增的情況下,假如我們果真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結果就很可能是給投機者創造套現出逃的機會,我們自己也將陷身危機。既然如此,我們一方面不可貿然采取自投羅網的政策,另一方面必須密切注視鄰國的動蕩發展,并做好準備,在必要時出手救援。
面對越南危機,中國當如何作為?
2008-06-08 來源: 南方都市報
越南的市場動蕩仍在繼續深化,股市和胡志明市樓市價格腰斬,居民紛紛搶購美元、人民幣和黃金,進口受到限制……風聲鶴唳之下,甚至中國A股市場也在近日下跌。面對此情此景,中國該當何為?
我們首要的一點是務必從思想上對越南陷入貨幣危機、乃至全面金融危機的風險給予足夠重視。不錯,越南資本項目沒有完全開放,從而給抵御貨幣危機提供了一堵防火墻;而且越南去年、今年前5個月外商直接投資高流入,去年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203億美元,今年前5個月仍然維持了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同比翻了一番還多,達到了147億美元,因此一些分析者視之為彌補急劇上升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的救星,但這些是不那么靠得住的。不僅經常項目下有種種途徑可供資本外逃者偽裝利用,而且越南決策者的意志也會在沖擊之下動搖。至于外商直接投資,在市場動蕩的沖擊之下,他們很多會裹足不前:如果是面向越南國內市場銷售,那么越南急劇惡化的市場動蕩正導致其內需萎縮;如果是面向出口,那么他們面對的是增長乏力,甚至已經有絕對萎縮之勢的外需;如果是為了躲避中國顯著上升的生產成本而轉入越南,那么越南的高通脹已經嚴重削弱了其一度擁有的低成本優勢;而且,從一個貨幣仍在升值的母國轉入一個有很大貨幣貶值風險的東道國,將導致外商投資者以其本幣計價的資產縮水,外商不能不顧及此項風險而推遲流入。
是的,越南不過是個經濟小國,2007年GDP按現價折算僅700.22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2008年4月號),我國對其出口119.01億美元,僅占我國2007年出口總額的0.98%,從而決定了越南一旦真的爆發貨幣危機,通過貿易聯系途徑的危機傳染效應并不大,但問題是發達國家的政策調整和所謂“喚醒效應”(Wake-up Effect)必定使這場醞釀中的危機傳染力遠遠超過越南經濟的分量。實際上,這種“喚醒效應”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已有體現,近日中國股市的下跌至少就有一部分可以歸咎于越南危機給國內外投資者帶來的恐慌。
在承認風險的前提下,我們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是在決定國內宏觀經濟政策措施的時候充分考慮到市場反轉的風險。不錯,我們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仍然是雙順差,且絕對規模驚人,熱錢仍在繼續流入,有鑒于此,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甚至一步大幅度升值的呼聲高漲。然而,我此前早已提出,人民幣匯率逆轉的壓力正在快速積累,越南危機及其傳染風險、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宣布結束降息周期并支持美元又正在急劇加大這一壓力,資本流動逆轉、進而導致人民幣匯率逆轉可能引爆;在此情況下,我們貿然一次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無異于給游資創造一個洗劫中國套現然后出逃的機會,我們不能犯這樣的錯誤。
與此同時,在外部經濟環境嚴峻、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日益顯著的背景下,回調去年、乃至近幾年以來實施的“減順差”政策的呼聲有上揚之勢;不久前紡織部門提交紡織品出口退稅回調方案,引起了廣泛關注。然而,中國貿易政策調整的重心不應該是恢復原來的出口激勵政策,而應該是為產業提升創造更好環境,在越南危機和人民幣匯率可能逆轉的環境里,回調出口激勵措施的時機、方式和力度都需要繼續思考。
其次,為了避免危機殃及我國,御危機于國門之外,我們需要做好救援的準備,至于救援的時機、方式和條件可以另作討論。在這里,我們需要額外注意支持已經赴越投資且以越南國內為目標銷售市場的中國企業,支持他們度過這場沖擊,因為這場沖擊過后,幸存者在越南市場的地位將大幅度提升,困難之際不急于撤出的外企在越南社會的形象也會大幅度提升。
再次,任何危機也同時有契機的一面,我們必須奉行更加積極的思維方式,充分利用這場危機及其蔓延給我國在政治、經濟方面帶來的契機,而不是僅僅消極地著眼于抵御防范危機蔓延。危機和動蕩從來就是大國興起的契機,因為只有在危機和動蕩之中,大國抗風險能力強的優勢才能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和發揮。假如沒有1997—1998年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就不會這么快在亞洲脫穎而出;只要我們舉措得宜,這場正在醞釀中的危機將在此發揮推進中國興起的效力。
□梅新育 國家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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