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成為左派無可奈何的挽歌和絕唱

勞動合同法成為左派無可奈何的挽歌和絕唱

何必

“專家稱勞動合同法有利于調整利益格局”（2008年4月6日《中國青年報》）

這是今天網絡上該內容的標題。在引言中，是這么寫的：

“當下一些企業視《勞動合同法》為洪水猛獸，千方百計規避，一些做法讓人懷疑這些企業是否還有起碼的社會良知，更不用說企業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了！也有些人批評《勞動合同法》矯枉過正、對勞動者保護過頭，認為這部法律會嚴重損害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那么，《勞動合同法》到底會對就業和經濟發展產生什么影響呢？”

這里的專家是誰呢？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

我在央視《商務電視》做節目時，多次邀請過該所的所長蔡昉。而與張車偉，則是在央視《勞動就業》節目制作過程中打過交道。

該采訪針對今年以來引發熱烈爭議的勞動合同法進行了系統的分析。

《勞動合同法》有利于調整利益格局：長期以來，我國經濟雖然保持了高速增長，但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降低。造成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勞動者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從勞動力市場中去尋找。從勞動力市場角度來看，我國過去一直面臨著所謂的無限勞動供給，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形勢決定了勞動者收入難以增長，勞動者工資增長缺乏客觀基礎。同時，我國過去一直處于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保護勞動者的制度和法律缺失，勞動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國勞動供求關系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勞動力需求增長強勁，經濟增長的就業效應不斷增強，沿海地區和部分行業連續多年出現勞動力短缺，勞動力正從無限供給走向有限剩余，這就為實施《勞動合同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客觀基礎，《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可以說恰逢其時，符合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同時，旨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勞動合同法》也具有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它的實施將會有助于校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場失敗，有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

有趣的是，去年該所報告顯示，中國已經不再是勞動力豐沛，轉而進入了勞動力供給吃緊的狀態。媒體看到如此消息，莫不大吃一驚，因為如果是這樣，那么就意味著中國經濟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由此會帶來諸多社會動遷，比如勞動力待遇、社會保障、競爭力構成、人口紅利消失、改革路徑依賴、等等，人們習以為常的一系列優勢轉瞬之間就會轉變為劣勢，那么中國經濟乃至整個中國或許就會大難臨頭了。

我看到如此報道，迅即找欄目組記者與蔡昉等該所人員聯系，得到的答復是，就此問題不能接受采訪，接到指令，不能再觸碰這個話題。

作為中國官方智庫，連如此牽涉到男女老少千家萬戶的國計民生的問題，都要看官方的眼色行事，貪官污吏的觸角伸向了所有領域，屏蔽著所有可能危及其統治的研究成果，這也就是為什么我認為中國要是能夠風光無限那簡直是天理難容的。

在我與蔡昉多次接觸的過程中，他自認為是屬于主流經濟學家陣營的。對于勞動力市場，他和該所做的工作，也體現出如此立場。

如果說勞動力收入一直慢于經濟增長、特別是財政收入，其核心因素應該是在勞動力市場之外。

而該分析還認為勞動合同法不會造成麻煩。

《勞動合同法》不會損害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是保持經濟活力和競爭力的重要保證。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因為過度保護勞動者，造成勞動力市場僵化、失業率攀升、勞動參與率下降和經濟競爭力下降等嚴重問題。改革勞動力市場已經成為這些國家重振經濟的重要戰略選擇，例如歐盟的《里斯本戰略》和德國的《哈茲改革法案》等都是這樣的改革。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深化打破了計劃體制的“鐵飯碗”，實現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保證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確，我國勞動力市場因改革不徹底仍存在著對部分人群的過度保護問題，但與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更主要的問題是缺乏勞動力市場保護。歐洲國家的改革是希望在保證安全性的前提下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我國的改革方向則需要在保持靈活的前提下增強安全性，這就需要為勞動者提供基本保護。勞動者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就是對勞動者的最基本保護，這也是《勞動合同法》的核心內容。《勞動合同法》鼓勵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鼓勵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使用，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不等于“鐵飯碗”，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和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沒有本質區別，它僅僅意味著終止勞動合同的時間不確定，不意味著不能解除，實際上，解除無固定期限合同與解除固定期限合同沒有本質不同，因此，《勞動合同法》并不必然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和“養懶人”。

……………………

中國勞動力市場以及就業過程對勞動力的摧殘，可以說在全世界也差不多獨占鰲頭。最明顯的，就是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在當地經常會因為對員工缺乏保護和起碼的尊重而導致暴力沖突。最近在贊比亞發生的中國經理遭到贊比亞工人暴力襲擊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事例。

該分析還振振有詞。

《勞動合同法》不會增加正規企業的勞動成本：有些人認為實施《勞動合同法》會大大增加企業勞動成本，導致企業倒閉和外資撤離，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會因此喪失。事實并非如此。從《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來看，實施法律會從三個方面影響到勞動成本：一是裁員的經濟補償，二是繳納社會保險的費用，三是違法成本。對照我國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上述三個方面的勞動成本同樣存在，但《勞動法》的有關規定比較籠統，執行困難，致使一些企業尤其是非正規用人單位經常不執行《勞動法》，并把不執行法律所帶來的“好處”或者“利潤”看成是理所當然。即使如此，大多數的正規企業仍然很好地執行了《勞動法》，對這些企業來說，實施《勞動合同法》并不會帶來勞動成本的額外增加，相反，《勞動合同法》因為新規定了對高薪員工經濟補償金的封頂，還會使這類企業的勞動成本有所減低。對于那些過去不執行《勞動法》的企業來說，實施《勞動合同法》后，勞動成本大幅度增加是不爭的事實。具體來看，實施《勞動合同法》后，除了違法成本大大增加外，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和裁員經濟補償還會使勞動成本增加30％~40％，這對那些靠逃避法律責任和義務為生存手段的企業來說無疑是嚴重打擊。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律是市場競爭的基本前提，只有每個企業都遵守法律，企業間的競爭才是公平的競爭。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國家會允許一些企業守法，而另外一些企業不守法。《勞動合同法》會消除不守法企業的“超額利潤”，是一種對正規守法企業的保護。對于守法企業來說，《勞動合同法》不僅不會削弱其競爭力，而且還將給這些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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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這種說辭，必須有一個前置條件的存在，那就是在一個貨真價實的法治（而不是法制）狀態下，不會出現什么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狀況。而那個勞什子《勞動法》，從1995年實施到現在，是他娘的什么樣，婦孺皆知。

我曾經提到過我在中關村做電子雜志時與同事們一起遭遇克扣勞動報酬、經過勞動仲裁以及法院一審二審統統敗訴的經歷，其原因就是被告與執法者狼狽為奸（有卷宗可以查證）。

而我打工過的所有電視節目，幾乎無一例外，統統克扣我的工錢，遠的不說，倒數第三位的，是去年李峙冰做制片人的北京電視臺的《城市》節目。

（這個丫挺的聽說我可能要告他，趕緊找人鏟事，與我見面。我告訴他，連《央視論壇》孫杰那樣的王八蛋我都沒有告，我也不會去告你丫挺的。他聽了很是快慰，但是他的智力決定了，他根本想不到，我不告他，并不等于他做的天衣無縫，更會讓我把丫挺的當作令人作嘔的人渣，今生今世再也不想有任何瓜葛）。

而此后，有發生了兩起欄目組克扣我工錢的勾當。最近的發生在當下。

對此，讓我去興訴維權？那我還不是成天到晚在法院里泡著？

有人說我是被故事追逐的人，其實，我只不過是個倒霉蛋，趕上了這么個喝血社會。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心甘情愿地讓七七八八的欄目組克扣我的工錢的，但現如今的情況下，卻是無可奈何。

因此，電視臺風光無限，揮金如土，其底氣所在，也就不言自明了吧。

曾經是《商務電視》制片人并最終將該節目弄得壽終正寢銷聲匿跡、并克扣了我大量勞動報酬的制片人羅振宇怎么說來著？“中央電視臺就是全中國最大的非法用工單位”。但是，人家憑借手里的資源，能夠通過舉辦會計師大賽這種根本沒有收視率的垃圾，從財政部獲得低稅率；照方抓藥的是，為勞社部歌功頌德，換取非法用工現象的視若無睹。

央視如此，地方臺又何嘗不會東施效顰？

所以嘛，體制內那些吃飽了不餓的專家學者，搖頭晃腦地說三道四，讓他們丫被克扣工錢試試？

該分析繼續著喋喋不休。

《勞動合同法》不會加劇失業：很多人擔心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會導致嚴重的失業，這似乎也是一種危言聳聽的說法。我國目前就業形勢穩定，失業率穩中有降，失業最嚴重的時期已經過去，同時，隨著每年新創造的就業崗位不斷增多，生產部門中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狀況不斷加劇，《勞動合同法》有利于緩解當前很多地方出現的“民工荒”，更有利于提高就業的穩定性。勞動關系脆弱和不穩定所導致的是就業的非正規化趨勢，這是當前勞動力市場所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一份工作結束后常常需要重新找工作，有時不得不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找工作，這不僅加大勞動者的工作搜尋成本，也是造成失業率難以進一步下降的原因。《勞動合同法》鼓勵建立穩定和長期的勞動關系，不僅會減少勞動者找工作的成本，也從制度上保證了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機制。在缺乏穩定勞動關系的情況下，企業常常擔心培訓后勞動者會離開而不愿意在培訓上投資，《勞動合同法》專門規定對由用人單位提供專項經費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的員工可以約定服務期和違約金，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用人單位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當然，很多非正規企業可能會因《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導致經營困難，這在短期內也許造成一定程度的失業上升，但它并不會從根本上影響我國的勞動供求格局，更不會造成嚴重失業。當前社會上存在著對《勞動合同法》的嚴重誤讀，迫切需要澄清誤解，統一認識。《勞動合同法》已經通過并開始付諸實施，意味著全社會已經形成共識，當務之急是如何執行。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面臨的問題非常多。首先，執法力量不足可能難以保證《勞動合同法》得到有效執行，無論多么好的法律條文，如果得不到執行，就等于一張白紙。其次，隨著《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勞動爭議案件會增多，迫切需要完善勞動爭議處理程序，加快勞動仲裁制度的建設步伐。第三，對《勞動合同法》的誤解不僅體現在用工方，甚至很多勞動者也不愿意簽訂勞動合同，認為這樣會束縛自己，這顯然不利于勞動者自身權益的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守法意識都亟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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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嘎。

這也應該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了吧。

遠的別說，光是今年的廣東省，已經撤離的企業最少有兩成；而北京的企業則出現辭退員工的熱潮，實在不行的，則將員工招募為股東，規避勞動合同法的管轄。

我身邊就有剛剛起步的企業，興高采烈地要進行招聘，而當聽我警告他們勞動合同法規制內容時，則退避三舍，干脆找親朋好友先將就著了。

該分析在最后半推半就地認為：當然，一部法律的真實效果需要時間來檢驗，很多國家在制定和實施類似法律時，也都遇到像我國現在一樣的爭論，但時間最終都為爭論畫上了句號。我國的《勞動合同法》剛剛開始實施，實際效果同樣需要實踐來檢驗和評判。

嘻嘻。

從前年開始，我就在各式各樣的研討會座談會等場合，針對勞動合同法胡說八道著。到現在，可以說再一次被我這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烏鴉嘴“不幸言中”。

勞動合同法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么？崔之元發來相關的內容。

Cui Zhiyuan

2007年11月15日 10:17

東賓轉發政策課: 中國欲"工資立法"強制企業漲工資

什么都漲唯工資不漲 中國欲"工資立法"強制企業漲工資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11-15　　發表評論>>

擬用“工資立法”強制企業漲工資

油價漲了，肉價漲了，氣價漲了，服裝漲了，樓價漲了……什么都漲，唯獨工資不見漲。10月份全國CPI大漲6.5％，不僅低收入群體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市民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十七大報告明確要求，“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在提高職工工資方面具體有何動作？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工資處處長陳斯毅昨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除了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和企業工資指導線之外，目前政府和學術界都在探討“工資立法”的問題，希望通過強制性的立法介入市場的分配體系。在具體的做法上有兩個初步成型的手段：一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通過行業協商提高職工待遇；二是勞動合同法的貫徹，督促企業在內部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制度，提高職工的工資水平。

今年企業工資增長參考幅度：10.3%

陳斯毅表示，目前政府部門對工資的調控手段主要有兩種：首先是最低工資標準，自從1994年廣東建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以來，已經七次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特別是去年，是我省歷史上提高幅度最大的一次，全省平均增長17.8%，最高的增長了32.6%。最低工資標準的實施保障了大部分低收入群體工資的正常增長。廣東最低工資標準新的調整方案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出臺，調整幅度將高于物價上漲幅度，與廣東GDP的增長幅度大致持平，約在10％左右。

其次是企業工資指導線制度。廣東省自1997年建立企業工資指導線制度以來，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基本建立了該制度，基本形成了以企業工資指導線和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為主體的企業工資收入分配調控指導體系。

比如今年全省的工資指導線是10.3%，也就是說一般企業的工資增長可以參考10.3%進行增長。但是企業是否能真正落實，陳斯毅表示，這一手段的確比較軟，比較虛，只是作為參考，不作為強制要求。

探討“工資立法”強制介入企業分配

陳斯毅表示，總體來說，當前勞動報酬占國家GDP的比重還比較低。而十七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陳斯毅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進行工資立法，重視初次分配的制度建設，通過制度對初次分配的約束強制企業促進分配的公平性。

他表示，政府部門正在著力推進兩種做法：一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目前正在探索中，有個別企業已經建立起來。通過在行業協會或者是某一區域的組織，與企業集體協商員工的薪酬標準。

二是依法促進企業建立勞動報酬分配制度。《勞動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動報酬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以此確保職工在分配制度上的公平性，保證職工工資在企業發展的基礎上，分配水平也能夠得到逐步提高。

統計數據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不斷下降

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廣東社會消費力統計分析顯示，廣東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在近二十年不斷下降，2006年更是創下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

廣東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1978年至1983年年均超過60%，1984年至1994年在60%~50%之間，1995年至2003年在50%~40%間波動，2004年以來不足40%，2006年為38.7%，是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

2006年廣東職工平均工資為26186元，在全國排第6位，當年職工平均工資比上年的增長幅度僅為9.3%，遠低于全國14.4%的平均數，在全國排名倒數第三。（蔣悅飛）

文章來源: 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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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注意到，汪洋跑到廣東之后，頗有些卷土重來異軍突起的意味，高調彈唱著解放思想的曲目，并且怪招迭出。這不，強制性規定企業漲工資的幅度，這也算是個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的創舉了吧。

這還不算是增加企業運行成本么？

行政權力介入到企業運行過程中，這讓人作何解讀？

行政權力的擴大化唄，行政權力的無處不在唄，向計劃經濟（秦暉所謂命令經濟）的倒退唄，市場化進程的逆轉唄。

所以嘛，甭聽他們丫什么“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那都是連他們丫自己都不信的狗屁貨色。實際上，行政權力的快速擴張，才是不可逆轉的大勢所趨。

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什么？是擴大并尊重企業自主權的過程，是讓企業作為經濟生活當中完整的市場主體活躍發展的過程，是限制行政權力的過程。可是，今年以來肇始于廣東省的新一輪解放思想，則表明了所謂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行政權力公開介入企業運行，把市場主體行政化，將經濟行政化，把經濟體制演變為徹頭徹尾的政治體制。

這也應該算是倒行逆施了吧。

不過，企業總還是有搬遷和破產的權利吧，你大概不能掐著資本家的脖子強制性從他口袋里掏出錢來給勞動者增加工資吧。

同時，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社會平均利潤率下降，企業不堪重負。如果毛利率根本達不到廣東省這種工資強制性增長幅度，那么留給企業的選擇是什么呢？或者死亡或者滾蛋。這是有利于就業還是相反？

在初次與二次分配過程中，行政權力擔當的角色日趨濃重，這就是人們朝思暮想的改革開放？

Cui Zhiyuan

2008年2月20日 23:04

Fw: 百分之多少的工人歡迎新勞動法？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Sent: 2008年2月20日 11:10

Subject: 百分之多少的工人歡迎新勞動法？

70%的中國企業恐懼新勞動法 主要原因是成本增加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2-20　　發表評論>>

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剛剛一個多月，就有調查顯示70%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希望修改相關條款，具體說是兩條：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和關于經濟補償的條款。

其實新法早已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甚至拋出“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等言論。經濟學、勞動關系學界專家學者仁智互見，交鋒尖銳。看來，改革的過程中確實都要經歷波折的。

這讓我聯想到最近在法國發生的兩件事。其一是改革特殊退休制度，因為該計劃長期入不敷出并與其它行業的公平性產生了問題，這無疑是場大地震，引發了全法國大范圍交通行業罷工，致使交通系統癱瘓，每天損失數以億計。其二是擬改革出租車運作體系，增加巴黎、里昂以及其他城市的出租車數量，這又導致了全法國的士司機大罷工，罷工僅持續一天，政府就妥協了。

我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創造了經濟增長的神話，而神話卻是在這樣的福利下創造的：第一，勞動者報酬水平很低，且在經濟總量中的比例持續下降。2005年報告顯示，城市工廠企業工人每小時工作報酬0.95美元，城市以外地區工人每小時平均收入為0.41美元，平均工資估計為每小時0.57美元。1997年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2.8%降低到41.4%，降了近12個百分點。而國際上這一比重大多在50%以上，一些發達國家達到了65%。第二，社會保障嚴重不足。2006年，參加養老保險者占城鎮就業人口66%，如果扣除離退休者，職工覆蓋率為不足50%。如果將農民工也加入到基數中，則覆蓋率不足37%。而醫療保險的就業覆蓋率僅為30%。第三，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生存環境更差。就上述保障指標對這個群體而言，工傷保險的情況相對較好，也僅有25%被覆蓋(以1億農民工計算)。

說到底，我國還是一個“強資本、弱勞工”的社會。仔細研究新法，是什么讓企業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呢？無非就是成本。實施新法所增加成本包括實施后的管理成本，更主要的則是逃避責任的機會成本，因為如果以前能嚴格守法的企業，在新法執行后所增加的管理成本不僅不足為道，而且還是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的契機。而新法對勞動合同中的報酬、保險以及違反處罰等條款更為明確，原來應當承擔的責任更難逃避或規避，這才是那些企業恐慌的真正原因。

企業對新《勞動合同法》的態度直接反映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現狀。試問，企業如果不能為員工提供必要的生活、醫療、退休保障等基本保障，何談履行“社會責任”？還可以從調查數據反思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企業對法規的漠視。接受調查的企業中有31.71%的企業表示還沒有相應變動，或者說現行法律還沒有對他們形成足夠的威懾力。

體面勞動和一定的保障條件是勞動標準的重要內容，也是勞動關系穩定和諧的基本條件。有關勞工保護的基本法律規則，即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勞動條件、勞動福利及其他如結社、罷工等公民權利國際上被視為核心勞工標準。而我國勞動法律制度水平、執法力度和客觀效果與國際核心勞工標準的差異是非常顯著的。新法不是過度偏向勞動者，而是對以往勞動者保護不力的一種矯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毫不猶豫地加強改善勞動者的保障條件，通過承擔立法和嚴格執法責任予以保證，進而改善民生。

“讓更多勞動者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要求。我們致力于構建的社會，至少不應當是“利潤侵蝕工資”。它需要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共同努力，而當務之急就是政府加強法律建設，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質，至少企業守法，而勞動者可以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講師)

文章來源: 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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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勞動合同法反對最激烈的，則就是張五常。

新勞動法的困擾

張五常

三年前貝加寫中國前途，不樂觀。他的看法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有可觀之境，很大機會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舉出二戰后的德國與日本的例子，說服力相當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觀點，也當然希望他錯。然而，在內心深處，我知道貝加有機會對，而當時神州大地正開始引進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貝加，因為他不明白中國，不知道我當時正在研究的中國經濟制度。在這制度中，地區的縣有很大的經濟話事權，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激烈，會迫使他們反對中央上頭推出的對競爭不利的政策。我擔心的是人民幣的處理，尤其是匯率那方面，因為貨幣問題地區政府是沒有話事權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勞動法，共九十八條，洋洋大觀，對地區的競爭制度很不利，應該不容易推行。問題是這「新勞動法」由國家主席推出，勢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過，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內容是幾個星期前的事，網上吵得熱鬧。我本想早作分析，無奈正在寫《人民幣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腦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這幾天翻閱有關新勞動法的文件，也讀到一些市場的熱鬧回應，認為問題太復雜，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詳盡分析。前思后想，決定只寫一篇，不針對細節，只談一些基本的經濟原則。

新勞動法因為約束合約選擇而引起的熱門話題有四方面。一是機構之間的派遣工作，二是試用期，三是補償金，四是無固定期限合約。后者吵得最熱鬧，是法例第十四條。篇幅所限，這里只略談這第十四條，復雜的。簡化而又不大正確地說，這「無固定期」法例是指一個員工在一個「單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單位不能解雇。這是說，一個員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約怎樣寫，法律上會獲得終生雇用的權利。

中國之外，我知道終生雇用有兩個其它實例。其一是日本，終生雇用的安排曾經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傳統，不解雇成員。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為基本工資低，員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紅。這終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第二個與第十四條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國的大學的終生雇用合約（香港的大學也拜之為師）。一個博士被聘為助理教授，合約三年，續約再三年。六年后，再續約就升為副教授，獲得終生雇用合約，否則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國大學，是獲得終生雇用后，可以永遠不退休。這大學的終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維護教授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初時只用于公立大學，后來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進。

效果怎樣呢？說是維護思想自由，結果是維護懶人。考慮減薪嗎？教師工會立刻出現，吵得一團糟。當年我因為拒絕入「會」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禍害，是有了終生雇用制后，力爭上游的青年才俊因為上頭「滿座」而無職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國任教職時，我替那些結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愛莫能助。今天，因為上頭「滿座」，要在美國的大學獲得終生雇用簡直免問，而以短暫合約續約再續約的安排是來得普遍了。這是香港人說的散仔打散工。原來的計劃是終生雇用，到頭來短暫合約變得普遍。這是美國學術界的不幸。

目前中國要推出的新勞動法，第十四條之外還有其它數十條，一般是要維護勞工的權益。短期不會有大影響，因為正在盛行的，是員工炒老板，不顧而去另謀高就，老板跪下來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經濟緩慢下來，老板要炒員工，在新勞動法的保護下，工會林立會出現。舉國大罷工的機會存在，證明貝加是對的。到那時，北京不容易壓制工會的成立與罷工，因為員工可以說是依新勞動法行動。

不要誤會，我的心臟長在正確的位置。有生以來，我永遠站在勞苦大眾那一邊。任何法例只要對貧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沒有反對過。問題是法例歸法例，效果歸效果，數之不盡的說是維護勞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這觀點的研究文獻無數。我自己在街頭巷尾跑了一生，結交的窮朋友無數，怎可以不為他們說話？不是說新勞動法不會幫助某些人，但這些人是誰呢？他們真的是需要幫助的勞苦大眾嗎？給某些有關系的或懂得看風駛舵的人甜頭，某些真的需要幫助的就失卻了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是經濟歷史的規律。

從經濟原則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機會，正確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資產權利之后，我們要讓市場有合約選擇的自由。在雇用合約那方面，雇主要怎樣選，勞工要怎樣選，你情我愿，應該自由，政府干預一般是事與愿違的。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更不相信市場無所不能。這里有一個嚴重而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好些勞工不清楚他們選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對他們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們是否受騙了。無良的老板這里那里存在。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預合約的選擇，而是要設法協助，對勞工解釋他們選擇的合約是說什么，法律可以幫多少忙。如果勞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約的選擇。可惜澄清合約的本質是困難程度相當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國的勞苦大眾，合約與法律的知識不足，是以為難。不同收入層面的員工有不同層面的知識，新勞動法不應該一視同仁。

基本的問題，是如果大家對合約與法律的知識足夠，合約的自由選擇對經濟發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應該因為這些知識的不足而以新勞動法左右合約的自由。這新法有機會把改革得大有看頭的經濟搞垮了。北京的責任是教育與傳播合約與法律知識，因為種種原因，這些事項市場不容易處理。硬性規定勞工合約要如此這般，是干預市場運作，不可取也。

最近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國有通縮，而算進當時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嚴重。房地產之價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這時期經濟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無疑問，這個推翻了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的經濟奇跡，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合約選擇的自由度夠高，尤其是勞工合約那方面。如果當時中國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勞動法，嚴厲執行，失業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碼的了。很不幸，因為新勞動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該文補加一個腳注。九十七歲的高斯不會高興：他堅持該文要以中國大凱旋的姿態收筆。

（本文轉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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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奕嘉發來的內容當中，也有張五常對此的津津樂道。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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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決策的機制失誤

作者：張五常 提交日期：2008-2-26 10:46:00  | 分類: | 訪問量：4377 

跟進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九年，我對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賞的。久而久之，雖然對他們的決策機制沒有深入認識，我對這機制有信心。沒有誰可與成功爭論，既然舉世皆說中國奇跡，我們要接受這機制一定有過人之處，要問的是北京究竟做對了些什么。幾年前我解通了中國的制度密碼——那個從承包合約發展出來的地區競爭制度——驚為天意，對中國能持續增長的「頑固性」增加了信心。這個神奇的地區競爭制度是我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主題，英文下筆，很長，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幾個月后會親自翻為中文，到時分期發表吧。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這些年北京的經濟政策沒有出錯。但錯有大小之分，也有執行與不執行之別。宏觀調控往往令人摸不著頭腦，貨幣政策不容易拿得準，而房地產政策有時令人啼笑皆非。可幸這些多多少少有過渡性。幾天前鄧小平先生謝世十一周年，我想到這個改革大師說過的一句話：「試一試，看一看。」是頂級的改革法門，但如此一來，大家對政策的闡釋或大或小有個問號。當然，有些事項是有困難的，尤其是在教育與醫療這兩方面，但主要是反映著舊制度改革得不好，變得公非公，私非私，還需要大手處理。

新勞動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在經改過程中的政策大錯。兩年前開始策劃，注意的人不多；去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我聽到，也聽到有外資投訴，但沒有重視。不知內容，也不知名目之中有「合同」兩個字，誤以為那又是「試一試，看一看」的投石問路。但當九月收到該法的全文時，我一看就差不多昏倒！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于人民幣與通脹的文章，分思不下，到十一月才發表《新勞動法的困擾》。摸不準市場的反應，打算只寫一篇。殊不知該文出現后，轉載的網站無數，其中一個只一天的點擊達二十三萬。跟著關于市場反應的報道愈來愈多，廣州某報把我打上封面，而我也跟進調查，得到新資料再寫下去，最后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合約分析有關的那部分，在這里細說一番。

在這過程中，從開始我就想著如下的一個學術難題：為什么新勞動法會在中國獲得通過呢？絕對是大難題，我一直想到今天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首先，我認為在經濟的決策上，通過新勞動法的機制應該還是改革的傳統，但像該新法那樣，對市場有那么巨大殺傷力的，經改以來沒有出現過。比外地的類同法例來得嚴重，但北京面對的局限很不一樣，按邏輯推理通過該法的機會甚微。沒有重要的壓力團體需要招呼，沒有政黨或行業組織需要應付，而該新法也不能為官員們帶來可觀的貪污利益。可以想象某些人會因為權力的上升得到少許甜頭，但地區的勞務部的反應是另一回事。在外邊的世界，性質類同的法例，沒有利益團體的壓力是不可思議的。

前思后想，我認為新勞動法的推出與任何利益團體扯不上關系，而是在訊息上有困難，北京是給誤導了。不一定對，但我想到有兩方面的訊息誤導，提出來給讀者考慮吧。

第一方面，是北京不知道自二○○○起，低下階層（包括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急升——如果知道執到那么大的歷史奇寶，他們斷不會推出新勞動法。不容易知道：地區的實際人口與戶籍人口不斷地變動；月入一千六百以下不用報稅，頻頻轉工的一般不報；在設計新勞動法的當時，北京的統計數字不能否決貧富正在兩極化的聲浪，國內國外的指責差不多無日無之。只不過三年前，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中國入世后農民的生活愈來愈苦。就是今天，某些外國的名牌評論大贊中國的新勞動法。假訊息滿天飛，不難中計。

來得很悄然，彷佛《圣經》說的「在黑夜中出現的竊賊」。我是二○○三突然驚覺那美麗的「竊賊」的來臨：中國農民的生活正在飆升！該年的春天起，一連十八個月，為了搞攝影，太太和我在國內的荒山野嶺跑，而農民的生活情況是重要的獵物。這種現象的處理我是專家了。有兩點。其一是對微小的現象觀察，我歷來敏感（可能是遺傳的，因為兒子也這樣）。選上經濟學后當然專注于有關經濟的觀察了。其二，我掌握的經濟學是很淺的那一套，容許我把多種不同的小觀察很快地組合起來而砌成一幅圖畫。我對中國的農作早有認識，而中國的農民一般是有問必答的。從來不問他們的收入多少，只問這些那些瑣事是從哪時開始的。

二○○三沒有誰同意我對農民生活正在奇跡地急升的看法；二○○四嚴重民工荒開始出現；二○○六知情的朋友開始同意底層人家的生活改進得快；去年是二○○七，好些朋友認為我估計的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升幅是低估了。左查詢右查詢，得到的結論，是神州大地的勞苦大眾的收入激增，大約始于二○○○。該年通縮開始終結，也是該年農民開始把耕田的牛宰而烹之，轉用機械。三年前北京取消農業稅做得對。不取消此稅，在農民大量外流的情況下，棄置了的農地不會立刻再被耕耘。雇用農工的急速發展救一救，而此雇也，促使農工的全年收入與工廠的低技工人打平，高于無技的，但農工一般不是全年工作的。

第二項訊息不足，是北京對市場的認識不夠。這方面，多半源于西方經濟學的誤導。認識市場是不需要進大學的。今天大學教的是象牙塔內的市場，是一些假設的模型，是空中樓閣，當年我一邊讀一邊罵。是的，就是今天的美國名校，不少大教授還相信地球上真的有不完善的市場。蠢到死！市場是權利交換的地方，其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沒有交易費用不可能有市場！前文提及，深入一點看，市場是沒有什么勞動（或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之分，但有重要的不同合約的安排之別，而這安排的選擇也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這樣看，那所謂自由市場，是指合約的選擇自由，不指其它。政府干預這自由，交易費用或多或少一定會提升。

中國奇跡、中國奇跡，舉世皆云，但奇在哪里呢？我賭你猜不中。只兩點重要的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不可謂不奇。一、十三億人口，一半以上是窮人，這些窮人二○○○年起出現了近于爆炸性的生活改進。二、九十年代后期，中國有百分之三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產品與服務質量的急速改進，通縮率應達雙位數字。但那時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這些把西方的宏觀經濟理論搞得尷尬萬分的現象的主要解釋，是當時市場的合約選擇的自由度夠高。如果當時有今天的新勞動法，只略為執行效果不堪設想矣！

試一試，看一看。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擁有天下獨步的地區競爭制度，為什么北京不先在幾個縣把新勞動法推出，讓這些縣與其它縣競爭，看看誰勝誰負呢？勝負的衡量當然是看哪一方能把窮人的生活改進得快。粗略地衡量，單是比較雙方的增值稅收升幅就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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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張五常現如今越來越不著調了。他的用經濟學原理套用在中國社會現實生活的方式，逐漸被越來越多的眾叛親離。

能夠收到我如此文字者給我發來其看法。

田忠國

2008年1月23日 3:22

中國人不能相信眼淚

田忠國

近期，我連續讀了數篇張五常先生談新“勞動法”的高論，張先生是學界泰斗，怎么說都是他對，但我就是不信這個邪，毛澤東是一代偉人，指揮天地尚且還有錯誤，張先生既沒有指揮天地的能力，也沒有談笑江河的襟懷，怎么可能就都是他對別人錯呢？

張先生在一些文章中一再說，他的話從來不興講錯，如果作為一個學者的自信心，這話說得是有道理的，但那只能從學者自信的角度說的，并非真的如此，比如，張先生曾經在博客中說，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五千年來最好的時期，如果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說，改革開放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若從權力資本化上來說，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制造了巨大的災難，假如再繼續搞權力資本化，中國還能繼續堅持三十年么？如果不能，或者說共和國不存在了，我敢說，現在的全部成就變成了罪惡。

當然，張先生發展經濟的思路一直是降低國民收入水平，為別國輸出真金白銀的同時，讓全國人民抱著餓肚子為別國的幸福拼命。這樣發展的結果只能是，國內消費稀缺越來越嚴重，人民生活水平越來越降低，國內消費市場越來越萎縮，最終導致國家內亂和消費市場崩潰。

據說，張先生曾是美國某大學的高材生，也曾經在美國的一些大學執教多年，對于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不應該一無所知。據我觀察，美國的經濟發展一是以人口為核心，也就是說，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人口是市場，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二是吸納國外資源，豐富國內市場需求。三是制定各種規則，推動人人為市場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我看來，這就是美國經濟發展成功的原因。但張先生卻視中國的民眾為負擔，心里眼里總是想方設法限制中國民眾的收入，為美國創造財富。張先生可能對我的話不認同，但是，先生的話哪一句是以中國人自己為市場的中心的？

所謂經濟發展，不能簡單的看中國用資源換來了美國多少票子，而是應該看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與國內消費市場的成熟狀態，再看怎么用最少的資源獲取更大的利益空間。請注意，我在此說的是利益空間，而不是利潤空間，利潤空間僅僅意味著得利多少，而利益空間是一種文化與利益的雙重擴張與滲透。

這樣說張先生一定以為我這個人太過狂妄，其實，我以為我這才是真正的自信，中國應有的自信，而張先生的自信，恰恰說明張先生骨子里缺少自信，但表面上卻以自信掩飾其內在的精神上的軟骨癥。

可惜的是，中國經濟學界軟骨癥成了主流，而真正通曉中國經濟發展真諦，又洞悉中國經濟內憂外患的人，比如說仲大軍、盧映西、張宏良、江涌、劉永佶等先生（想到誰寫誰）的真知灼見，一概被主流精英的權力掃出表達的門外。

十幾年前，我的預感是精英誤國，幾年前，我倍感無奈的是精英賣國。

這樣說有人一定說我只會像左派似的只會扣帽子，那我就舉兩則小小的實例。一則是（那時的經濟學人還不吃香）某年的北京，一位經濟學人（當時公認的年輕精英）被某人請講課，說好了某日某時準時開課，按照約定，某人如期去接某經濟學人，結果到他家后發現，某經濟學人早到另一個地方講課去了。

問及家人，才知道人家昨天才約的，比某人晚約了近一個星期，但人家卻比某人多出了一百元錢。當時，我痛徹肺腑的感到，一個經濟學人為一百元錢而自毀承喏，這必將預示著中國一個沒有靈魂的經濟時代的到來。

當我和朋友斷言中國經濟的未來時，朋友也斷言我，必被這個時代所拋棄。

事實是，我言中了中國的經濟社會，朋友言中了我。

第二則是，某年與友往訪某精英，精英說中國不經過一二百年的殖民地社會沒有個好，所以我的全部努力就是使中國早日實現殖民化。結果是以私有化為名，行殖民化之實。

今天，我在“新法家”網上看到一則信息，全文抄錄如下：

“1月20日，拾荒小女孩和同伴用火柴溫暖被凍僵的手。

1月20日，貴陽下著冬雨，溫度在零下3℃－零下1℃左右，在市西路一名年僅八歲的拾荒小女孩在一避風處，點燃著拾荒拾來的火柴和同行的兩個同伴溫暖著被凍僵了的雙手。

據點火柴取暖的小女孩介紹，她家是貴州省織金縣農村的，爸爸、媽媽帶她來貴陽拾荒己有好幾年了。小女孩平時在一家民辦小學讀書，周末不上學幫爸、媽拾荒掙點錢。一旁路過的一些行人，看見小女孩點燃火柴暖小手的舉止，無不同情。 ”

我想，讀到這則信息的人，所有有良知的中國心都會為之落淚，但面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冷漠，我不得不說的是，請不要相信眼淚，那怕你的眼淚再善良再無私再純潔，都不管用，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為，中國主流的經濟學精英，他們只有自己和其所處的集團的私利，沒有中國人民的位置，良知早被狗吃了。你只有積極響應十七大號召，用一個公民本該擁有的民主權利，用和平的方式，起來與之斗爭，這才能拯救用火柴取暖的小女孩，才能拯救你自己，才能拯救共和國，才不至于由于暴力革命失去大家共同創造、共同分享、共同幸福的夢想。

這樣說，主流精英一定大呼小叫說我是反改革，因為，我主張了共同，但是，中國人民都知道，他們渴望的共同是利益差異的合理化。主流精英否定利益差異合理化的民眾訴求是反改革，其實，在當今的中國，最渴望改革的是中國的普通百姓，而不是那些所謂的精英，只是，中國人民渴望的改革是社會利益配置合理一些，經濟發展更科學一些，政治更民主一些，現代化與環境、人，更和諧一些，但是，主流精英的改革思路卻反人民而行之：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更少一些，當然，穩定壓倒一切。

所謂穩定壓倒一切，言下之意就是哪個膽敢向權力資本和主流精英挑戰，該抓的抓該關的關，把人民的權利、精神、思想統統關到籠子里，整個中國只有權力與精英們一唱一合的聲音，這樣又和諧又盛世的社會多好。

政法委的媒體說不呢？派出專政隊伍，把說不的聲音關進籠子里去。

下一步誰敢說沒人敢到中南海抓人呢？因為，中南海里是第一個發出不的聲音的地方。為政者亂，亡之象也。中央不能不察、不可不察。

中國人民不希望亡黨、亡國！

中國人民愿意和黨中央一道，用民主的權利捍衛共和國的今天和明天。

2008年1月2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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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辭，很是危言聳聽吧。

而很有爭議的人物則對勞動合同法有著另類的解讀。

仲大軍：中國僅有勞動合同法是不夠的

2008年3月13日

一、根據國情制定勞動標準

勞動力是一個國家重要的經濟要素和經濟資源，勞動標準也是一種資源和要素，并且，勞動標準往往是影響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砝碼。勞動合同法就是這樣的標準，制定什么樣的勞動法，就是制定什么樣的勞動力價值標準。

勞動標準與IS90000一類的技術標準不一樣，它們之間的區別就在于勞動標準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標準。它必須從人性和人權出發，制定出合乎人性和勞動權利的法律標準。最近我國出臺的勞動合同法就是這樣一部法規。

應當說當前世界人類的發展主要有兩項標準，一是經濟和物質的發展標準，二是人的發展標準。這兩項標準的發展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過度追求物的發展，便會損害人的發展，如果過分照顧了人的發展，往往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因此，各項標準都不能定得過高或過低。

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一種勞動力的購買，說更深一點，就是對一種勞動標準和勞動價值的購買。但勞動力價值在歷史上和國際間是大不相同的，從歷史上看，農奴和奴隸的勞動價值最廉價，但不符合現代民主社會的標準，因此，這樣一種勞動力標準被廢除了。

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經濟和文化的發達，勞動標準定得比較高，勞動力成本相對就比較高。譬如西方國家有完善的工會制度和勞動保障制度，各行業都有強大的工會組織，有罷工和結社權利。但對于那些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國家，勞動標準定高了，往往會影響經濟的發展，所以這些國家一般都定得比較低。

我國是個發展中國家，也是個勞動標準較低的國家。西方國家對中國產品的購買，更多的是對一種勞動標準和勞動力廉價權利的購買。這種現象在一個歷史階段是可以的，但不能長期持續。這是因為，如果一個國家長時間地保持低勞動標準，那將出現社會發展的絕對不平衡，不僅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和勞動群體的貧困化，也會發生生產過剩和政治危機一類的社會動蕩。

在這種情況下，在改革進行到第30年之際，我國一部新修定的勞動合同法出臺了，但這部法律一出臺便遭到資方強大的反對。先是深圳華為公司與員工重新簽定合同，后是一些企業裁減員工，新勞動法還未實行，一批勞動者的就業便受到影響。在我參加的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中，一批被企業除名的職工滿臉迷惑地坐在臺上，他們不知道新勞動法是對還是錯，當主持人詢問他們是支持還是反對新勞動法時，有的人舉出反對的牌子。

對此原因我們要進行深入的分析，是中國的勞動標準定高了，還是仍然很低？是我國的宏觀經濟承受不了，還是資本利益或某些個人私利承受不了？當前的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必須對這些問題有個清醒的認識。

二、一場罕見的圍剿，一堆聳人聽聞的罪名

新勞動法看來真是觸動了中國資方的利益，否則不會遭到如此激烈而頑固的反抗，并且從目前的局勢看，簡直就是一場氣勢兇兇的圍剿。

先看媒體聳人聽聞的報道：“勞動合同法觸發多米諾效應，萬余港企面臨關閉”、“新《勞動合同法》實施、500余家臺灣企業搬離東莞”、“新勞動合同法將搞垮中國經濟”......

再看一些學者居心叵測拋出的一頂頂罪名帽子，如：新勞動法將導致“勞動力市場剛性化”，“社會安全網過度膨脹，經濟活力今不如昔”，“侵犯企業家用工權益”，“影響勞動就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傳統戰略走上了絕路”，中國將患上“福利國家綜合癥”，新勞動法是“中國經改的致命傷”，“新勞動法顯然對地區的競爭不利，非常不利”，新勞動法“會闖出大禍”，因而它是一部“善良的惡法”......廣東一位女企業家甚至稱新勞動法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

種種企業表現，加上一些代表資方利益的學者鋪天蓋地的批評文章，大有將一部新出臺的勞動合同法摧毀和遏殺的架勢。在這股圍剿勞動合同法的戰役中，跳得最高的當屬香港那位學術權威張五常教授。這些人聳人聽聞的言論十分有煽動性和鼓惑性，很多企業在種種輿論的影響下，不知不覺地加入了抵制和抵觸新勞動法的行動中去。據調查顯示，有七成企業希望修改新《勞動合同法》，另有一些企業準備撤資和轉移，還有一些企業在一群學者和律師的指點下，大打法律擦邊球，頻出各種花招以規避勞動合同法。

如果讓這批“狼來了”的輿論繼續影響社會，如果讓一幫學者繼續對企業誨淫誨盜，那么，中國的勞動群體在勞動權利方面稍微取得的一點進步，又會夭折在襁褓里。因此，不管新勞動法存在哪些完善與不完善之處，中國的勞動群體都要奮起捍衛改革30年了好不容易取得的一點點權利。

新勞動法爭議的背后，不過是社會間一場勞資利益的大博弈。不管代表資方的學者搬出什么罪名和理由來嚇唬社會，都掩蓋不了其背后的真相和目的。現在讓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看那些對勞動法的批評是否站得住腳。

三、勞動法更多影響的是企業內部分配

盡管資方利益的代表者放出許多嚇人的話語，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過分夸大了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經營和企業命運的影響。這一點人們必須要認識清楚，勞動合同法的作用至多產生在企業利潤在內部分配的范圍內，不會大到影響企業的生死存亡。它起到的作用僅僅是企業多拿點，還是員工多拿點，資本多拿點，還是勞動多拿點而已。至于說，新勞動法將搞跨中國經濟，這種恐嚇更是無稽之談。

為什么這樣說？多少具有一點基本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勞資雙方之間所有的博弈，都局限在企業經營所能承受的基礎上。這就是說，無論員工怎樣提條件，漲工資、增加福利或改善勞動條件，這些條件也都限制在企業財力所能容忍和承受得了的情況下。企業內部博弈如果把企業搞垮了，那么勞資雙方的任何努力都毫無意義。如果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那么坐在同一條船上的乘客會共同維護這條船的利益的。因此，勞動合同法之類的法律規范，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基本上限制在企業內部利益調整的范圍內。

即使我國的勞動合同法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但這種作用也只有好處，或好處大于壞處。以麥當勞為例，如果不是國內的批評與抗議，其工人工資能提高30%嗎？提高勞動標準的實質是中國工人與外國老板爭奪企業利潤。中國的工人為什么只能俯首帖耳地將利潤讓與外商？外資企業在中國賺得還少嗎？這些年里，跨國公司從中國拿走多少巨額利潤？因此，如果說新勞動法的出臺產生了一些外部性，那也是捍衛本國經濟利益。

特別是，勞動合同法比起罷工權和結社權，其約束力和對抗力差遠了。照現在那些恐嚇者的理論，中國勞動者就更不能有罷工權了。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卻出現了這樣的咄咄怪事，僅僅出臺了一部稍微修訂了一點的勞動合同法，便引起資方如此抵抗。

那么請問：如果中國憲法中增加了勞動權利最基本的一條：罷工權、結社權之后，中國的企業怎么辦？還沒法活了嗎？中國的經濟發展難道就是建立在約束勞動權利的基礎上嗎？西方那些實行罷工權的國家，企業不是照樣經營嗎？

四、勞動法對宏觀經濟面只能產生正面影響

可以肯定地說，勞動法對我國宏觀經濟面不會產生影響，即使產生，也是良性影響大于負面影響。由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我國這些年里出現了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現象。加強勞動權利，提高勞動收入，可以改善和促進國內消費，不僅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助于宏觀經濟進行結構性的調整。

勞動合同法影響的更多的是資本和勞動的收益，不是國家整體的利益，勞動合同法產生的作用是社會財富在勞資雙方間的調整。中國資本的收益從宏觀數字看，已經過高了，必須通過法律標準進行調整。并且，中國僅僅擁有一部勞動合同法還遠遠不夠。對于這一點，中國社會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那些打著珠三角外企關閉和撤資旗號來否定勞動法的人，除了別有用心，就是無視基本事實。真實的情況是，東莞等某些地方有三資企業關閉和撤資，那也不是實施勞動法的原因，而是當地工資水平上漲和企業所得稅合并的原因。再說了，有些血汗工廠與其讓它們存在，不如越少越好。少一點這些血汗工廠，對中國經濟無關痛癢，只是好事。

五、糖因奴隸而廉價

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中國資本的蠻橫和無知！也可以看出一批資方學者的嘴臉和無恥。中國的資本已經被30年的改革慣壞了！30年間，中國的勞動群體基本上是一群權利缺失的群體，是一群毫無權利保障的、被一任宰割的羔羊。資本在權力的保護下，已經習慣了最大限度的占有勞動創造的剩余利潤。今天，修改一下勞動法，增加一點新的內容，中國的資本便受不了了，便要大喊大叫，制造聳人聽聞，這種做法坦率地說：丟人！

這使我想起歐洲一位學者孟德斯鳩當年說過的話：“糖因為奴隸而廉價！” 18世紀，美國南方的白人種植園主由于從非洲販賣黑奴，使用廉價的奴隸勞動力，結果使運往歐洲的糖的價格大大降了下來。歐美大陸的白人消費者得到了實惠，而那些從非洲販賣來的黑人奴隸，卻陷入了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

張五常之流或許會為美國南方廉價的農產品而驕傲，在他眼里，勞動力越廉價，一個國家的產品才越有競爭力，才對這個國家越好。所以，中國的勞動者永遠都要象黑人奴隸那樣廉價，才符合中國利益。這就是張五常流的邏輯和謬論。

中國目前就是有這么一些奴隸主式的人物，他們生怕員工有一點尊嚴，生怕勞動者有一點權利，有一點辯護的法律依據。中國是個奴役傳統深厚的國家，封建等級剝削制度仍然大量地殘留在今天。中國社會要想進步，就必須與這些奴隸主殘余進行斗爭。

但是，當年的美國人民就是不信那個邪，不怕經濟崩潰，不怕失去國際競爭力。美國正義的北方人民挺身而出，為廢除奴隸制而戰爭。經過近兩年殘酷激烈的南北戰爭，北方終于贏得了勝利，奴隸制被徹底埋葬。這時，張五常流會跳出來痛心疾首，他們會大叫，南方的糖價要上漲了，糧價要上漲了，美國的經濟和出口競爭力要遭到滅頂之災了。

但是，回首歷史，美國因為廢奴戰爭跨掉了嗎？作為一個落后的、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相對歐洲那些發達的強國，美國落后了嗎？恰恰相反，正是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后，美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僅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就超過了英國。

美國的歷史表明，只有人的標準的進步，才有經濟物質的進步。只有人的發展，才有社會和經濟發展。中國社會如果今天被張五常一類敗類學者占據著輿論陣地，那真是中國人民的不幸。

六、勞動權利缺失已經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畸形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行整整30年了，戰后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經過同樣長的時間都達到了發達國家的程度。但只有中國，勞動群體依然貧窮。這不能說中國仍然不發達，實際上，中國已經發達起來了的那一部分群體其富裕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水平。

這就是說，中國的發展極其不平衡，不平等。這幾年里，財政收入連年以30%的速度高增長，資本收入（企業利潤）以30%的速度高增長，只有工資收入低增長。2001年以后，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不斷下降，到2006年已經下降到41%，而企業盈余占GDP的比例則高達30.6%。我國的初級分配結構不合理可見一斑。

再以銀行儲蓄結構為例，政府存款和企業存款占銀行儲蓄和GDP的比例連年上升。 1996年，我國的家庭儲蓄相當于GDP的20%，到2005年降到了16%，而企業儲蓄占GDP的比例在這一期間從13%增大到20%，政府儲蓄從5%增加到6%。估計到2007年，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的比例會達到25%和10%。這種格局都只能用一個原因來解釋，那就是由勞動權利缺失而導致的。

看看中國的企業，工會起作用嗎？工人們能罷工嗎？勞資雙方有談判嗎？暫時還沒有。這些年里，勞動群體更多的是逆來順受，聽從擺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財政和資本的收入怎么能不高歌猛進！中國怎能不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勞動收入怎么能不被長時期地被壓在一個低水平！

從宏觀數字看，中國有一千個理由加強勞動法規的改革，提高勞動的標準！但是，僅僅一部勞動合同法是不夠的！勞動合同法僅僅是在其它勞動權利（如罷工、結社）缺失的情況下暫時的補充。中國的工會如果真的起了作用，勞動合同法的作用也就退而次之了。

所以，勞動權利的剛性化，只能是歷史的進步。中國資本發出的強烈抵制，只能說明中國資本的無知和蠻橫。中國勞動標準的提升與勞動權利的完善是歷史性的進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七、只有人的發展，才有社會和經濟發展

對待新勞動法帶來的這一場社會震蕩，我們還要從歷史長河的角度來進行宏觀把握，要從歷史的層面來看清楚勞動權利演進的過程，看看每一次勞動權利的誕生和提升，都給社會帶來了什么結果。

世界上最早的勞動權利誕生于19世紀中期。19世紀上半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野蠻的歷史階段，這一時期是馬克思撰寫《英國工人階級勞動狀況》的時期，是眾所周知的勞動群體陷入最悲慘境況的歷史階段。

但這一時期也是工人運動和武裝反抗最激烈的時期，英國出現了憲章運動，法國出現了巴黎公社武裝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所有這一切的勞工運動，無不是為了提高勞動待遇，改善勞動環境，爭取勞動權利。英國和法國工人階級一次次的罷工和武裝起義，震撼了歐洲的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國家的政府和資產階級不得不向勞動群體妥協，出臺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人權利的國家法律，尖銳和激烈的勞資矛盾到了19世紀后半期才得到緩和。

綜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勞動權利是勞動者通過與奴隸主和工廠主長期斗爭才爭取來的。每一次勞動權利的改善，都是人類歷史的一次進步。最有說明意義的還有美國十九世紀60年代展開的廢奴運動，當時的美國南方，主要的勞動力是黑人奴隸，這種不人道的用工制度遭到了美國進步勢力的強烈反對，廢奴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但這種進步的要求遭到南方奴隸主的強烈抵制。他們的理由是，一旦解放奴隸，南方經濟將遭到重大打擊，奴隸主以奴隸為主的財產將化為烏有。于是，南方奴隸主不惜以流血的代價，發動了南北戰爭。其結果，還是美國的進步力量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南方的奴隸制度被廢除。

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后，靠買賣奴隸繁榮一時的南方經濟盡管暫時受到影響，但為美國19世紀后半期的迅猛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勞動權利的確立與改善，使歐洲大陸和美國社會獲得了經濟與政治的雙重進步。

從歷史看，每一次勞動權利的提升都是人類社會的進步。盡管當時的歐洲資產階級和美國奴隸主會有種種理由來證明工會、罷工權和廢奴的壞處，就象今天一些學者大肆渲染勞動合同法有種種弊端一樣，但歷史證明，只有歐洲和美國實施了保障勞動權利的新法之后，社會和經濟才取得了大發展，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才得到緩和。

因此，對于我國今天的這一場勞動合同法爭論，我們必須上升到歷史的高度來認識它的意義及前景。任何短視和狹隘的看法都不可取，人類社會進步的趨勢不可抗拒。

八、我國新勞動法的意義

回顧我國的歷史，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建國以來，曾經走過一條極左的、過分理想主義的道路，過多地強調了無產階級的權利和政治地位，賦予了國有企業職工較高的待遇，結果使國企在改革后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由于高成本而缺乏競爭力，由此導致了國企在一段時間內的劣勢。

與此同時，一批新生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以勞動力低成本模式發展起來。這批企業依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如浙江吉利汽車公司，廣州志高空調集團，都是以勞動力低成本為特征發展起來的優秀的中國民族企業。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走上了一條扶植國內新生資本、優惠國際投資資本、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的發展道路。在這一歷史時期，我國放松了對勞動力這一經濟資源的法制標準，對勞動力的使用基本上處于一種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初級階段。

在這一期間，我國存在著大量的以勞動力低成本為基本優勢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既無規范的勞動生產標準，也無正規的生產用工標準，更無勞動者的維護權利組織----工會。在這種情況下，在持續近3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勞動法規不嚴，勞動權利缺失，我國出現了大量損害勞動利益的事情，例如，國家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工資，山西居然冒出了黑磚窯奴工事件。種種情況表明，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我國的勞資者的權利狀況出現了歷史性的倒退。如果拿我國今天的某些情況與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人狀況相比，其情形都不過分。

因此，我國新勞動法的出臺是歷史的需求，是時代的呼聲，我國不僅要繼續補充完善勞動法，更要修改國家的最高大法----憲法，只有在憲法中恢復罷工權，這項權利，勞動者的權利才能真正得到完善和保證。

任何社會都是不同勞動權利形態的社會。奴隸社會是以勞動者沒有人身自由為法律基礎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勞動者獲得相對政治權利為法律保障的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是以勞動者擁有較高權利為標志的社會。

社會的發達不僅是由物質發達程度所標志的，也是由人的權利發達程度所標志著的。中國發展決不是單純地追求物質增長，中國要物質和勞動者權利雙豐收。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資本。

……………………

我與仲大軍在研討會上見過，他所主辦的大軍中心也經常采用我的文字。只不過，他更熱衷于成為一個裁判員，作為別人立場的道德評估者，從而領先一步占據話語權制高點。這點從該中心對我和冼言的評價當中就可以一目了然。

仲大軍說來說去，也就是血汗工廠撤離中國并非什么大不了的，更是個好事。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張車偉所謂新勞動合同法不會引發失業之說，就不攻自破了。

所以，不知道仲大軍是真心實意為勞動合同法唱著歌，還是在幫倒忙。

曾經與我共進晚餐的評論界活躍分子也對張五常的奇談怪論議論得虎虎生風。

張五常新勞動法養懶人的悖論

郭松民

2007-12-25  發表于：博客中國

即將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不僅讓老板們大嘩，也讓一向致力于“為企業家說話”的經濟學家們感到“困擾”——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就在這種“困擾”的折磨下，寫出了《新勞動法的困擾》，他憂心忡忡地提出：“無固定期合同”將“維護懶人”，嚴厲執行新勞動法反而會大幅增加失業率，“把經濟搞垮”（12月24日《新快報》）。

“把經濟搞垮”的原因，不是因為沒有自主技術和品牌而在國際競爭中被人擊垮，不是因為貧富差距過大以至于內需不振而過分依賴出口，也不是因為環境不堪重負而崩潰，而僅僅是因為勞動者的權利稍有增加，這倒是一個非常新鮮的說法。如果這個邏輯可以成立，那歐美的經濟早就被“搞挎”了，因為類似的規定早在上個世紀就出現在他們的勞動法規中了，日本還是“終身雇傭制”呢，但這并沒有妨礙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這個“困擾”如果不是故意危言聳聽，那就純屬杞人憂天，不值一駁。我這里想請教張教授的問題僅僅是：假如沒有“無固定期合同”這樣的規定，難道您不怕把老板養成懶人嗎？

在新《勞動合同法》中，最引人關注的焦點就是“無固定期合同”。所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不過是指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的無確定終止時間的勞動合同。這個規定并沒有否定老板解雇勞動者的權力，僅僅是增加了解雇時的難度，由此也增加了老板的一些“管理成本”。因為對那些已經獲得“無規定期限合同”的人，要激勵起他們的工作熱情，老板就不能再簡單地靠“不好好干就給我走人”來威脅了，而要靠更平等的態度，更好的工資和福利，以喚起勞動者對企業的認同感。“無固定期合同”對老板的影響，僅此而已。

按照張教授的“人沒有壓力就會變懶”的邏輯，我們可以輕易地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不實行“無固定期合同”，老板必然會變懶。

無疑，由于可以輕易地以解雇相威脅就能讓員工服服帖帖，所以老板也就沒有必要改善企業管理，中國企業就徒有“現代企業制度”之表，但管理水平卻一直無法提高；由于員工沒有“無固定期合同”的保護，只能接受低工資，老板無須進行產業升級就可以獲得高利潤，所以他也就懶得進行產業升級——實際上，近二十多年，我們正是這樣一路走來的，這也正是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了多年之后，仍然跳不出“打工經濟”的窠臼，只能徘徊在國際產業鏈的低端的一個重要原因：廉價而權利受限的勞動者，讓老板變懶！

至于張教授說“新勞動法會增加失業率”，這表明他其實只知微觀經濟，不懂宏觀經濟。很顯然，因為有“無固定期合同”的保護，勞動者對未來有了穩定的預期，工資也會由于博弈能力的增強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就會更加積極、大膽，結果就一定是創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大的市場，為更多的老板提供創業和發展的機會，就業機會也會大大增加。張教授連這一點都不明白，“著名經濟學家”的稱號是不是有點浪得虛名了？

其實所謂“懶”，無非是勞動者多一點閑暇而已。難道讓勞動者有更多的閑暇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不是我們發展的目標嗎？難道非要讓勞動者完全為老板的利潤而存在，排除一切其他的生活意義，張教授才不再感到“困擾”嗎？有一位打工妹寫到：“老板讓我們每天早上5點起床，到晚上要工作到11點。我快撐不住了，我擔心我會累死在車間里……”（《遇難打工妹書信一束》，見《天涯》2000年第5期）這樣“經濟”也許不會“維護懶人”，但這樣“經濟”，還是趕緊垮掉為好！

……………………

這哥們兒放著空軍指揮學院教師的工作不干，與中國媒體里新聞評論圈兒混得爛熟，特別是像中國青年報評論版面（青年話題）編輯曹林等等，估計稿費收入高于教書，即使除去給編輯打點上貢，比起教書育人來，更名利雙收些。

就其對勞動合同法引發的爭議的評論來看，也還是有點南轅北轍。

而更有對勞動合同法嬉笑怒罵者。

 時政評論

勞動法：荒唐法制國的尋常荒唐事

王大麻子

新勞動法出臺后，爭議蜂起，問題迭來。目前顯現出來的跡象是：旨在更多地保護勞動者的新勞動法，并沒有給勞動者帶來福音，也可能不是社會的福音（參見http://money.163.com/07/1224/03/40ERI124002524SJ.html中，對張五常觀點，和企業及打工者反應的“新勞動法養懶人恐會搞垮經濟”綜合報道）。也許到最后，這個勞動法只是一個荒唐法制國的要樁尋常荒唐事，而已。

說是荒唐法制國，是因為：依法治國口號在文明古國早已唱響，人類文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我們仍然沿襲了幾千的法家法制傳統，實行的仍然是人治下的以法制國。是因為：我們的法律雖然披上了文明的外衣，雖然在條文上彰顯著先進，但卻仍然以傳統的、不先進和不文明的方式施行，因而實行和貫徹起來卻會完全走樣。是因為：反映文明要求和世界潮流的新法出來后，舊的有礙文明的相關法律仍然在，在新法與舊法沖突中，司法實踐中非現代和非文明的舊法仍不斷被引用，而新法往往卻束之高閣。是因為：新法往往因為追求現代和先進，而背離社會發展實際水平，因此新法的制定和實施，往往與其立法愿意完全違背（新勞動法就可能是一例）。是因為：先進的法律，仍然只是一個文明的擺設和高雅的玩物，只是為了迎合國外反*動勢力的攻擊（你們有的文明法律我們也有，而且更先進）。

麻子不研習法律。只是有網絡以來，看法律學者的貼子多了，接受了一些觀點，這些觀點在麻子所看到的社會和經濟史中得到了印證。因此，麻子所理解的法治之法是：建立在社會的權利結構基礎（當然也建立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上，因為法律是不同正字集團之間博弈的產物，不是強者對弱者的施舍；法律是觀念和理念的產物，而這些觀念和理念是不同正字集團相互博弈之后，對共同利益認同之后形成的理念，如此之法才能得到認同和切實的實施；法律不僅僅是條文，除了前兩點之外，更重在具有能夠切實實施的執法機制或制度，沒有制度保障（這樣的制度保障，建立在相應的社會權利結構基礎上），形成有法而無法的局面，比無法更致命。由此，不僅沒有法治，也沒有法制。最后結果是，在上者只得呼吁以德*治*國；在下者，只得呼喚青天。

顯然，我們的很多法律，都是建立在只有虛偽的理念，而現實中又不存在與理念相應的社會權利結構（特別是大多數人相應的正字經濟權利）的基礎上。因此，許多改善弱者（從權利上看，這樣的弱者居然占社會的絕大多數）權利地位的法律，只是一種主動或被動的施舍和給予，其所反映和宣傳的理念只是一種虛偽的做作。既然是施舍和給予，就存在施舍者到底想不想執行的問題，或者一時執行了，一旦出現穩定問題或有礙執政力，或涉及到自身利益，就會立馬終止法律的施行而將其束之高閣。就如環境律法一樣（環境保護早已作為國策，環境法規也已不少，但就是解決不了大江大河水污染問題。一條河流的治污，據說花了幾百億，但很快又反彈加重。法律走不通，現在就只有依靠部門中的不在乎烏紗帽的官員搞“風暴”，據說搞風暴的官員上次是候補什么委員，這次連候補都不是，可見社會的權利基礎是反對環境保護的），就如憲法中的許多關于公民柿油條款一樣，就如什么什么事大，什么什么墻一樣。而如今，我們看到很多法律制定從制定開始，有些公約在簽定之日，就純粹只是一種表演，一種虛偽的應付。

在底層民眾，尤其是農民工和體力勞動者的工人權利，公民權利都還得不到保障的時候，反映先進理念的勞動法來了。在舊的有關的保護勞動者的法律沒有得到很好貫徹的實時，在憲法中勞動者權利都沒有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的時候，更先進的勞動法又來了。顯然，現有的有關勞動法，只是為國有企業，政府部門，公營事業部門勞動者制定的，為高級白領們制定的，他們得到了包括休假和福利等勞動權利的保障。但黑搖工，非法童工，農民工的工資都經常被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強者拖欠，更何談其休息、安全和福利保障權利。即使是非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勞動者，舊有法律條文上給定的權利，在現行制度下都不能得到實現。筆者所在小城市一較大國有工業企業，仍然是一周六天工作，且經常加班，法定節假日都得不到保障。對此，政府官員、勞動部門看不見，司法部門看不見，而且這些企業的勞動者也反對這些保護他們權利的的法律被執行（因為政府部門若真正貫徹執行，他們會很快被農民工替代，因此會失業）。也因此，對前段時間主流媒體對新節假日制度的宣傳，網絡世界中修改節假日制定的熱鬧的討論，我只感到好笑和悲哀！

盛世而有非法童工、黑搖工，有欠薪，就已經荒唐了。更先進的新勞動法，確實可以給盛世或新正一些點綴，但會是勞動者和社會的福音嗎？也許，只是一件不會給歷史留下什么的平凡的荒唐事而已。雖如此，麻子仍然在想那些人，能不能做一點切實有用的事情呢？

……………………

嘻嘻。

這樣的說辭，前年我在參加有關勞動合同法的公開場合就說過了（網上可以查詢為證）。

那時，我對與會者發問說，你們好像都是體制內的，誰曾經有過打勞動爭議官司的經歷？誰有過在這種官司當中作為原告和被克扣勞動報酬者卻莫名其妙在勞動仲裁和法院審理當中全部敗訴的經歷？在場包括勞動合同法立法專家小組組長常凱，以及秋風、曹林、馬立誠、童大煥等仁人志士都默不作聲。

本來嘛，讓一群連勞動關系是怎么回事的主兒來決定勞動者權益保護，很有些扯淡吧。

我說，勞動合同法注定又是個看上去挺美的貨色。那個廣告怎么說來著？“女人挺美”？廢話，當然是挺著才美，男人不也是挺起來才美嗎。

奶奶的，先別跟我說勞動合同法是在立法技術上是怎么先進，對勞動者保護是如何竭盡全力。先還是別讓比如電視臺克扣我的勞動報酬吧，還是別讓我在勞動報酬訴訟中因為官商勾結而敗訴吧，還是先讓已經實施十多年的勞動法得到貫徹執行吧，還是讓節假日加班的咱們得到法定的加班費吧，還是別讓那個已經暫行了50多年的有關暑天勞動保護的暫行條例也與時俱進吧……

勞資關系嚴重偏差，這是家喻戶曉的事情。試圖通過一個勞動合同法，就能夠一攬子改變如此格局，也太癡人說夢了吧。

而勞動合同法最令人匪夷所思之處，就在于將原本應該有國家（委府）承擔的比如失業保障等責任，通過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款轉嫁給了企業，從而完全了利用立法助紂為虐成全委府攬權卸責的局面。

從更大的層面上看，類似左派張宏良認為去年是左派政治力量取得輝煌勝利的年份，這本身就有些洋洋自得的意味。

在如此氛圍里，勞動合同法可以看做是左派的杰作。但是，從反應上看，引起了資本家群體性竭盡全力的攻擊和抵抗，也折射出，在岌岌可危的中國，勞動合同法或許就成為行將就木之前的挽歌和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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