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百富榜告訴我們什么
科學時報 2007-11-19 作者：王中宇
 |
 |
 |
 |
 |
 |
 |
 |
 |
 |
 |
 |
 |
 |
| 表一：上榜群體財富變化 |
 |
| 表二：GDP與貨幣發行量的增幅 |
 |
| 表三：以上一年的GDP和貨幣供應量為尺度來衡量上榜者的財富 |
觀察國民中處于財富頂端的群體，胡潤榜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口，可幫助我們比較客觀、全面地了解這個群體的狀況。這是經濟—社會政策研究必要的視角與背景。
財富頂端群體的發展動態
圖一為2004年至2007年胡潤榜財富分布。圖中的橫坐標是各年的上榜者位次，縱坐標為上榜者擁有的財富，為展示財富分布的結構，采用了對數坐標系。
圖中顯示：每年同一位次的財富都較上一年顯著增加。這暗示我們，盡管具體的上榜者，其財富有增有減，整個財富頂端的群體，其擁有的財富增速可觀。不同年份胡潤榜的門檻不同。2004年是12.5億元，2005年是5億元，此后為8億元。因此，不同年份的胡潤榜缺乏直接比較的基礎。圖一提示我們，可以分別比較前100位、200位、300位、400位、500位總財富的變化。由此計算的結果見表一。
表一告訴我們，財富最多的前100位，2005年比2004年增加41.6%，2006年又比上年增加61.9%，2007年則比上年增加215.9%。增長明顯加速。在各個群體中，均顯示出這種加速。
這種增加是否由GDP或貨幣發行量的增加所導致？表二列出了近年來GDP與貨幣發行量的增幅。比較表一與表二，可見財富頂端群體擁有的財富，其增長幅度遠高于GDP與貨幣發行量的增幅。
上榜者擁有的財富與社會總財富相比，處于什么地位？由于統計工作時間的關系，每年公布的胡潤榜大體反映上一年的情況，故可以分別用上一年的GDP和貨幣供應量為尺度來衡量之，結果見表三。
數據顯示：2007年813位上榜者，其總財富為2006年GDP的16.48%，貨幣供應量的9.99%。而這813人占13億人的千萬分之6.25。
前100位上榜者擁有的財富，2004年為上年貨幣供應量的1.12%；到2007年，上升到5.17%；2004年為上年GDP的1.82%，到2007年上升到8.54%。可見頂級富裕群體在社會財富中所占份額增幅之快。
這意味著，社會財富正以極高的速度向這個群體聚集。與之相對應，必然是整個社會兩極分化的加速。如果維持這樣的年均增幅，5年后前100位擁有的財富將是當年GDP的1.58倍，貨幣供應量的92.5%。
觀察表一中2007年上榜群體各段的財富增速，會發現越是靠前的段，其財富增速越快。這意味著，即使在上榜群體內，也存在兩極分化的明顯趨勢。
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只要“利潤極大化”作為要素配置的主要機制，財富集中就不可避免。但是集中速度如此之快，其宏觀的經濟、政治后果是什么，值得深思。
上榜群體的行業分布
2007年榜有813位上榜者。為分析上榜者的分布狀況，筆者根據胡潤榜提供的公司業務內容，將其分解為若干個大行業。有許多行業只有很少的上榜者或很少的財富，筆者將其統歸為一類“其他”。不少公司涉及多個行業，由于缺乏資料，按榜中排列在先的業務歸類。
另外，胡潤榜只提供了公司總部所在的省級行政區名稱，為了更細致地觀察上榜者的地域分布，筆者逐一查出了他們的具體所在地，并按地級行政區歸并。省級行政區失之太粗，縣級行政區又失之太細，可能令讀者不知其所在，地級行政區是觀察地域分布的適中尺度。
筆者計算出各行業上榜者的人數比例與財富比例，取這兩個比例的均值為上榜群體在各行業中的份額。結果見圖二。
圖三從另一個角度顯示各行業上榜者的財富分布。其縱坐標為各行業人均財富與所有上榜者人均財富之差，橫坐標則是累計的上榜人數。
數據顯示，只有包裝、房地產、新能源、金融、零售批發、其他礦業這6個行業的人均財富超過上榜者人均財富。這6個行業的上榜者占總數的31%。這6個行業有3個屬第三產業(房地產、金融、零售批發)，而人均財富最低的行業中，除酒店餐飲業外，均為制造業。
包裝業人均財富如此之高，是因為張茵家族(玖龍紙業)擁有770億元財富，位居整個排行榜的第二。玖龍紙業為香港上市公司(2689)。
房地產業以上榜者之多、人均財富之高引人注目，與之相比，建材業與建筑業顯得微不足道。
房地產業：經濟學理論還是官商關系？
房地產業占到了平均份額的1/4，它占了上榜產業份額的18.9%、財富總額的31.2%。這意味著房地產業的上榜者，其平均財富(69.95億元)明顯高于所有上榜者的平均財富(42.45億元)。
在為社會提供建筑物的相關行業鏈中，建材業提供原材料，而建筑業實際蓋房子。在2007年榜上，建材業占到上榜者的1.4%、財富的1%、平均份額為1.2%；建筑業占到上榜者的1.5%、財富的0.7%、平均份額為1.1%。由此可見，在這個產業鏈中房地產業的地位。
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長年以來，房地產業的就業人數僅為建筑業的3%左右。就業分布與財富分布如此尖銳的反差，有助于我們理解所謂“黑包工頭”的由來，理解就業困境的由來，理解勞動者極端軟弱的談判地位。
為社會提供建筑物無論如何算不上“高科技”行業，論理不存在所謂技術上的進入門檻。根據市場經濟的理論，一旦其利潤明顯高于其他行業，將吸引大量企業進入，導致利潤回歸社會平均利潤率。事實顯然與理論相左，問題出在哪里？
對此想不通的人中有位叫于凌罡的人，他發起了合作建房，希望能擠掉在他看來不合理的成本。當時就有一位房地產商評論道：“北京的土地是很難拿的，這里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暗示房地產業的高利潤與“拿地”的能力相關。仿佛要證實這個評論，2007年3月20日，《北京商報》以《于凌罡五走麥城背后》為題告訴讀者，他們那群合作建房者幾年后仍未拿到土地。而土地資源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2005年3月16日新華社曾報道，某省一重量級房地產老板爆料土地競價的內幕。有個城市為了抬高出讓土地的價格，特意請他們這家公司來當“托兒”，與外地投標企業競價。這位老板十分擔心價格抬得太高了，砸在自己手里吃不消。“你只管往高里抬價就行了，如果砸在手里，由政府兜底，大不了再還給政府”，政府的一位官員這樣“開導”他。吃了政府官員的“定心丸”，這位老板競起價來底氣十足，果然使地價迅速飆升，再創這個城市土地出讓價的新高。
早在2004年12月9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房地產專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建設部副部長劉志峰就指出：“目前在土地開發、房地產開發和房屋拆遷中間，包括城市規劃建設中間，有大量腐敗問題，有些問題還是比較嚴重的。”
顯然，官商關系比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更能解釋房地產業的興旺。
從地域角度看，房地產業的上榜者高度集中于特大型城市。由上榜人數和財富綜合評估的份額分布見圖四。
其中可見，上海、北京、廣州三市就占了46.5%的份額。佛山的位置如此靠前，有些出人意料。那是因為位于佛山市順德區北滘鎮碧江大橋側的碧桂園集團，它貢獻了2007年胡潤榜的首富——坐擁1300億元的楊惠妍。
IT、通信、網絡：“高科技”造就的上榜者
位居上榜者第二位的行業是IT、通信、網絡，它造就了7.6%的上榜者，聚集了5.4%的財富，平均份額為6.5%。
與房地產業相反，這個行業的上榜者，其平均財富為30.1億元，不及房地產業的一半，甚至低于所有上榜者的平均財富(42.45億元)。
這個行業有技術門檻，除了“通訊”，沒有準入門檻。許多企業依據自己的資源和判斷，在這個領域里競爭以求生存。競爭的結果，排序前5位的，有4位涉及“游戲”與“娛樂”，他們是：史玉柱(巨人集團)、馬化騰(騰訊)、陳天橋(盛大網絡)、丁磊(網易)。只有排名第二的李彥宏(百度)與“游戲”和“娛樂”無關。
從我們國家的人均水平看，經濟還相當落后。論理，提升整體經濟實力，提高各行業的裝備水平才是“高科技”企業、“信息化”企業的正事。而“自由競爭”的結果，卻讓“游戲”與“娛樂”高居榜首。以開發通訊設備為業，以“狼文化”著稱的任正非(華為)，則敬陪末座。
從地域角度看，IT、通信、網絡業的上榜者比房地產業更集中。由上榜人數和財富綜合評估的份額分布見圖五。
圖中出現了“美國”，是因為戴偉麗的“神奇科技”注冊在美國。有報道稱：戴偉麗是美國Marvell科技集團公司的創始人，因涉及人為修改大量期權的授予日期，受到Marvell特別委員會的內部調查和聯邦主管機構的調查。戴偉麗已同意廢棄公司已授予他們的數百萬股期權(《Marvell公布期權調查結果CFO辭職》，2007年5月7日，新浪財經)。此外，筆者未能找到有關戴偉麗和“神奇科技”的其他信息。戴偉麗為何上了胡潤榜，不得而知。
這個行業的上榜者如此高度集中，意味著什么值得思考。我國通信業的主體由國有企業壟斷。國企之外的參與者高度集中于北京、深圳、上海、廣州這4個特大城市，是否在暗示：除了通信業，這個行業與國家整體經濟聯系薄弱。上榜者中能做到首位的大多依賴“游戲”與“娛樂”，似乎提供了一個旁證。
鋼鐵與紡織、服裝
在被稱為“傳統產業”的領域中，出現上榜者最多的是“鋼鐵”和“紡織、服裝”兩個行業。其中鋼鐵的平均份額為4.7%；紡織、服裝的平均份額為6%。鋼鐵富豪的平均資產為40.67億元，略高于IT行業；而紡織、服裝富豪的平均資產僅29.88億元。
鋼鐵行業上榜者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區，出人意外的是：名列第一的卻是蘇州(見圖六)。
蘇州有4位鋼鐵富豪上榜，共擁有215億元財富。事實上，整個長三角共有11位鋼鐵富豪上榜，共擁有350億元財富，平均份額占到25.1%。
而鋼鐵富豪的大本營在京津冀，這里共有16位鋼鐵富豪上榜，共擁有730億元財富，平均份額占到43.5%。而京津冀地區人口密集，水資源嚴重匱乏，環境污染極為嚴重。
圖六中出現“香港”是因為呂慧、陳寧寧母女的“嘉鑫控股”，它1995年注冊于香港。呂慧是原冶金工業部部長呂東的女兒，陳寧寧是呂東的外孫女，在業內有“鋼鐵公主”之稱。胡潤榜中，對“嘉鑫控股”的業務是這樣描述的：“鋼鐵、鐵礦石進出口、房地產、金融”。從媒體報道看，“嘉鑫控股”在國內的主要業務據點是河北省遷西縣津西鋼鐵。這一部分顯然也在京津冀地區，由此可見京津冀地區鋼鐵富豪之集中。
紡織、服裝業的上榜者則高度集中于長三角(見圖七)。
長三角地區出現了32位紡織、服裝業上榜者，共擁有953億元財富，平均份額占到46%。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紡織、服裝業在長三角的廣泛分布。上榜者順次分布在蘇州、紹興、溫州、杭州、寧波、無錫、上海、金華、嘉興9個地級以上的行政區內。
圖七中出現了“香港”是因為有4位上榜者的公司注冊于香港，他們是：楊釗家族(旭日集團)、葉炳棪(互太紡織)、李國棟(永嘉集團)、蔡建中家族(互太紡織)。
楊釗是廣東惠州人，1967年到香港，從打工起步創建旭日集團。香港旭日集團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0393)。其在內地的業務主要是真維斯服飾的銷售，在京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西北、山東、東北、華中、廣東均設有辦事處，在全國約1100多間零售店。另在河北、廣東設有生產基地。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提供了葉炳棪和蔡建中家族兩位上榜者，其總部在香港，注冊于開曼群島，上市于香港聯交所(1382)，其生產基地設于番禺。
永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注冊于開曼群島，在香港上市(3322)。其總部位于香港，在內地的工廠分布于廣東的東莞、惠州、開平、河源、云浮和浙江海寧。
區域分布
從地級行政區看，胡潤榜的上榜者分布在127個地級市中(見圖八)。
北京、上海是上榜者最集中的地方。北京有87位上榜者，聚集了4230億元財富；上海有78位上榜者，聚集了4406億元財富。兩個城市共占綜合份額的22.7%。
深圳、廣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為第二梯隊，共有192位上榜者，聚集了11234億元財富。香港出現在表中，是因為有23位上榜者，其公司總部在香港。
圖八中標出的前26個城市集中了上榜者的81.3%，總財富的77.2%，而這些城市除了成都、長沙、重慶外，均位于東部沿海省份。
從省級行政區的角度看，上榜者的分布見圖九。
從上榜者集中的程度看，上海、浙江、江蘇相鄰而集中度高，長三角是一個上榜者集中的地區；廣東與香港合成的珠三角則是另一個上榜者集中區。至于京津冀，只有北京獨占鰲頭，河北、天津與之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因此，不存在一個上榜者集中的京津冀地區。
另外，次一級的上榜者集中地分布在福建、山東、四川。
圖十至圖十二分別為長三角、珠三角、北京市上榜者的行業構成。
比較這3個地區，發現他們的共性是：房地產業綜合份額最高。其中又以珠三角為甚，居然高達四成。
從“多樣性”的角度看，長三角產業結構最平衡，提供上榜者的行業最多，而北京最少。一方面，北京是一個以行政功能為主的特大城市，許多行業不適于在此發展，前4個行業就占了75.7%的份額。其上榜者之集中與產業結構之單調形成鮮明的對比。
另一方面，聚集了巨量資源的北京未能像上海、香港、廣州、深圳那樣帶動周邊的廣大地區。于是，河北、天津提供的上榜者遠不如浙江、江蘇、廣東，甚至比不上福建、山東、四川。
思 考：財富聚斂速度驚人
在中國歷史上，財富聚斂歷來都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它曾將一個個如日中天的王朝帶入動亂與毀滅。財富聚斂一方面使追逐利潤的資金高速增加，一方面使社會多數的人口相對貧困。而真實的利潤，其主要來源只能是多數人口的購買力。當追逐利潤的資金與購買商品并提供利潤的資金失衡，社會將出現體制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危及經濟機器的正常運行。
比較4個年頭的胡潤榜，我們從微觀層面看到財富頂端群體驚人的膨脹速度。央行統計數據則從資金層面告訴了我們它的宏觀后果。以GDP為尺度衡量貨幣發行量的構成，可以發現主要用于購買商品的“流通中貨幣”基本穩定，而主要追逐利潤的“準貨幣”則大幅攀升(見圖十三)。
在這樣的背景下，追逐利潤的資金，其胃口大大超過購買商品的資金的供應能力；社會生產力大大超過有效需求。開工不足、就業不足成了普遍現象，勞動者只能接受饑餓紀律，在所謂高端行業，“女生當做男生用，男生當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業，勞動者就只能服從棍棒紀律——山西黑窯事件就是明證。長此以往，其社會后果是什么？
財富聚斂源于工商文明的基本機制——“利潤極大化”原則
不少文章將財富的聚斂解釋為個人的惡行，這不完全符合事實。其實在胡潤榜的813位上榜者中，有不少白手起家、勤勞致富者。
例如貴陽的“老干媽”，創業者陶碧華是位農村婦女，靠賣小吃為業。她自制的調味品本來是免費提供給客人的，直到有客人要求帶些回去，她才意識到這自制調味品的價值，并轉而以此為業。
由于能力、勤奮和機遇的差異，在經濟學家們描述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財富聚斂和兩極分化必然發生。在經濟學家們要求中國人“補課”的20多年中，我們親身體驗到了這聚斂和分化的速度。體驗到了這“利潤極大化”原則的宏觀效果。
當然，個人的惡行并非不存在。只要去翻翻財經、證券類報刊，爾虞我詐、弄虛作假導致對簿公堂的案例幾乎無日無之。2007年胡潤榜的兩位上榜者，陳寧寧與韓敬遠的爭斗就火爆異常。這些年來，以“改革”之名，將名義上的“全民”財產變為法律上的私人財產，由此造出大量的富豪，更是盡人皆知。當然，這就不能用“自由競爭”解釋了。
地方政府“保駕護航”
將“全民財產”變為法律上的私人財產，沒有這“全民財產”的委托代理人——相關官員的參與，是絕對做不到的。
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檢索“親商”一詞，得出167000條信息，其中90%以上是各地方政府的宣示：“親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惠商”、“富商”。而我國省級政府31個，地市級政府332個，縣級政府2860個，即使鄉鎮級政府也才44850個。
“商”的原則就是利潤極大化，各級政府的上述政策取向，其實就是為利潤極大化保駕護航。
細觀當今各地方政府的“親商政策”，大體可分兩類：一類包括依法行政、公開行政、提高辦事效率、廢除亂收費、減少無謂干擾等，這是任何一個責任政府、有效政府都應該做的，而且不僅是對“商”，對任何社會成員都應如此。它是政府走向現代化的標志，談不上什么“親商”。而另一類則只能稱為“諛商”。如，有的政府制定了“領導干部幫包企業制度”，甚至干部到企業“掛職”，這政商關系還能說清楚嗎？有的政府選定“重點保護企業”，這等于對不同的企業實行不公平待遇。有的政府提出要“牢固樹立投資者是‘上帝’的意識”，無怪乎有的地方出現了“商人領導官員，官員控制群眾”的現象。有的政府擅自減免企業使用公共資源應繳納的費用，這等于拿公共財產私相授受。更有的政府提出要“政企攜手”、“政企依存”，確立“利益共同體”意識，簡直把官商勾結當做“政績”，無怪乎出現了那么多以地方政府為后臺的強制拆遷案件、經濟詐騙案件；無怪乎工傷、礦難比比皆是。
房地產業在胡潤榜中的份額，可以作為政商關系的一個指標。以此觀察各地的政商關系，能得出有趣的結果。
財富聚斂引發值得關注的區域關系問題
財富聚斂不僅在社會分層上值得關注，在區域間關系上亦造成難于處理的問題。
胡潤榜的上榜者高度集中于沿海特大城市。僅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溫州、蘇州、寧波、紹興這12個地級以上的城市就集中了59.7%的份額，而我國有地級以上的城市287個，還有一批非城市的地級行政區。
長三角、珠三角與北京市成了3個極為特殊的地區，這3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氛圍與主流價值標準與國家的廣大腹地差距甚大。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查研究中心主任陸學藝曾指出：“全國的私營企業家黨員比例三十幾”，其中頂層的33人中，黨員占48%，僅次于公務員、部隊。(《南方周末》“中國頂級富豪精神世界調查”)
在這3個上榜者高度集中的地區，它們的富裕群體在各級人大、政協中的比重遠高于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甚至在“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其成員的比重也遠超過在總人口中的比重。而這3個地區對國家的公共事務決策影響巨大。這種影響勢將拉大區域間的差距。
土地、孫中山、天之道
孫中山先生被稱為“資產階級革命家”，而他的政策主張卻是“節制資本”、“扶助農工”。
辛亥革命后不久，他批評歐美等國的政治：
“操之大資本家之手”，“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
在《民報發刊詞》中，他指出：
“近時志士，舌敝唇枯，唯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吾國縱能媲跡于歐美，猶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
看到了利潤極大化原則造成的國民困頓，和由此潛伏的“第二次革命”危機，他沒有天真地要求“與國際接軌”，而是指出中國革命決不能“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軌”——別人覆轍在前，就別“前覆后繼”了。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他寫道：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
在土地成為培育富豪首要源泉的今天，讀一下當年孫中山的《國民黨一大宣言》，或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征稅，并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
地價由你報，國家就價征稅。一旦經濟建設需要，國家可按你當初的報價收買，土地增值的收益歸社會所有，剝奪土地所有者靠壟斷土地暴富的機會。
與被稱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孫中山相比，在早就實現了土地國有化的今天，我們那些高舉“親商”大旗，培育如此大量房地產富豪的人們，是哪個“階級”的什么“家”呢？
當時的反對者稱孫中山為“孫大炮”，指他的主張不切實際。今天更有時賢以貶損孫中山為能事。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評價孫中山“節制資本”、“扶助農工”的政策傾向呢？
《老子》云：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
“利潤極大化”原則的整體社會效果就是“損不足以奉有余”，是典型的“人之道”。用《圣經》的話說，是“馬太效應”；用時髦的市場營銷術語說，是“贏家通吃”；用系統動力學的術語說，就是正反饋機制。而一個只有正反饋機制的系統肯定是不可持續的。
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扶助農工”，用系統動力學的術語說，就是制衡“利潤極大化”原則的負反饋機制。使之不至于走到極端。這就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之道”。
一個社會要能持續生存，“天之道”必須管住“人之道”。然而，“天之道”制約的是有權有勢、能說會道的精英階級，直接妨礙了他們邁向心目中的“盛世”，因而無不面對強大的對手；無不遭到悲慘的結局；無不被后世文人們描摹得一塌糊涂。孫中山是這樣，王安石是這樣，王莽是這樣。不但中國如此，古羅馬的提比留·格拉古兄弟也這樣。但凡阻礙兼并勢力者莫不如此。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heji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