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像切那樣的人
2007年11月06日 《商務周刊》
埃內斯托·拉斐爾·格瓦拉·德·拉·塞爾納，一個通常被稱做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斗士，40年前的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維亞的熱帶叢林，被他終生反對的敵人殺害。
在古巴革命中聞名的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一個優裕的家庭，畢業于醫學院，在行醫中痛感人民苦難非藥可治，決心以解放整個拉丁美洲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結識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羅并與其結成密友，兩人一起組織游擊隊，推翻了親美的古巴獨裁政權。革命勝利后，他先后擔任過古巴中央銀行行長、國家計委主席、工業部長、古巴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等要職。
但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矛盾，讓他1965年拋棄高位，離別妻小，帶領包括四位古共中央委員在內的17名同志者，到遙遠的非洲剛果和毒蛇蚊蟲出沒的玻利維亞開展游擊戰。他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寫到：“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獻出我微薄的力量?！彼o父母的信中寫到：“我的腳跟再一次挨到了羅西南特的肋骨，我挽著盾牌，重上征途。許多人會稱我是冒險家，我是冒險家，一個為宣揚真理而不惜捐軀的冒險家。”他給孩子們的信中寫到：“你們的父親是這樣一個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動，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你們應該永遠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有最強烈的反感。”
這就是切·格瓦拉，一個超越國界、超越死亡甚至超越意識形態的格瓦拉。40年來，格瓦拉的影子從來沒有離開這個世界，他的肖像總是被高高舉起，他代表的精神被不同的人銘記和詮釋，那其中象征著對自由的追求，對不公平的抗爭，對權威的挑戰，對理想的堅守，英雄、責任、犧牲、愛，以及執著和義無反顧，即使在這個全球化的今天、商業化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輝——因為格瓦拉代表著每個人心中的一個夢想。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格瓦拉。
在格瓦拉犧牲40周年之際，《商務周刊》推出專題《做像切那樣的人》，講述胸懷夢想的中國各行業的前行者心中的格瓦拉。講述他們對格瓦拉的理解，他們的格瓦拉夢想和他們正在行走的“格瓦拉之路”。
本刊從眾多候選人物中選擇了三位作為代表。一位是退役大校王川生，和格瓦拉一樣，他在功成名就之后開始了新的征程，決心用20年的時間，通過下海經商的方式積累資本，實現自己參與公眾政治的夢想并回饋社會；一位是曾經在1980年代聞名全國的科學家和科技實業家李太航，他開啟了中國科技產業化的改革大門，然后又放棄國內的功名，改名隱姓到臺灣從事反臺獨活動13年，直到今天依然拖著病體戰斗在反臺獨第一線；最后一位是受過牢獄之災的河北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這位追求大同世界的民營企業家，歷盡滄桑和挫折，至今仍緊握鋼槍，堅守在理想的高地上。
實際上，上馬格瓦拉的專題策劃在本刊內部爭議良多。反對上馬這個選題的同仁認為，格瓦拉是個充滿意識形態符號的政治人物，而我們是一本商業周刊，兩者并不相符。在這樣一個媒體被“政治和經濟雙重封建化”的時代，拿出這么多賣廣告的版面來紀念一位“不合時宜”的逝者，到底值不值得？
是與本刊比較接近的幾位企業家身上發生的幾件事情，讓這個選題最終得以通過。
其中一位企業家，是前不久由于“中國制造”而上吊自殺的佛山利達玩具廠老板張樹鴻。有人說，是合作伙伴害死了他；也有人說，是那些平時與他稱兄道弟，患難時卻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的政府官員們害死了他；更有人說，是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友邦驚詫”害死了他。
一個企業家，辛辛苦苦一輩子，為什么以這樣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奮斗？在我們看來，這不是一個企業家如何擁有健康心理的老話題。真正讓張樹鴻自殺的原因，是他內心中的絕望。面對困境，張樹鴻亮劍了，但殺的是他自己。
另外一些企業家，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偏離甚至放棄實業，轉向從火暴的股市淘金。他們解雇工人，擱置新買的生產線，將大量的資金，甚至從股市上增發獲得的資金，拿去打新股。當我們回過頭來總結2007年中國經濟時，我們也許會發出很多的嘆息。面對誘惑的時候，他們的屁股沒有坐穩。
記者的另外一位企業家朋友，坦克兵出身的他，在30歲生日那天收到朋友送的100元錢禮物，他羞愧難當，第二天就選擇了復員創業。經過10多年的打拼，他已經成為一個億萬富翁。他做得很辛苦，10多年里，他也想到過放棄，想把自己的企業賣給別人，然后舒舒服服的和老婆孩子過幾天清閑日子。但他最終還是堅持了下來，并且在今年7月將上市材料交到了證監會。
就在公司準備召開新聞發布會慶祝上市成功的前夕，他被通知上市失敗。在給記者的短信中，他用了“患難”兩個沉重的字眼形容自己的處境。他說，這次不是挫折，而是一次失??；不是簡單的推遲上市，而是他這個老兵需要從頭再來。
也許，在很多富豪們看來，這個曾經的坦克兵不是一名成功的企業家。的確，與伴隨著網絡、新能源等新經濟機遇發家的年輕富豪們相比，這位坦克兵朋友是企業家里的“土鱉”。
但他卻是一名真正的戰士。他在寫給下屬們的信中這樣說到：“公司雖然犯了很多錯誤，但人心沒散，隊伍未減，基礎未垮，改革問題總比重新建一個公司要快得多容易得多吧。如果大家相信我就堅定不移地跟著走；若大家有質疑，可以觀望和評論；如果沒有信心的，不管你是離開還是留下，明年這個時候讓事實給我們答案?！?
傅雷說：“不經過戰斗的舍棄是虛偽的，不經過劫難磨煉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悲切的；中庸、茍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
作為一柄社會公器，《商務周刊》一直主張“商業是值得尊敬的，商人也是值得尊敬的”，在此，我們有義務將格瓦拉的某些難能可貴的精神引入中國的商業界。格瓦拉身上所代表的東西可能很多，但其中至少有一點是當今這個商業社會所稀缺的：讓我們仰望星空，讓我們忠于理想。
就在運作格瓦拉選題的時候，本刊編輯部的讀書會還在討論《士兵突擊》里“不拋棄，不放棄”的鋼七連。許三多說，人活著就要做有意義的事。在記者謝鵬采訪退役大校王川生的時候，這位前炮兵副師長的一句話讓他印象深刻： “大多數男子漢都有自己的理想，且為此努力奮斗著，但是并不是每一位男子漢最終都能夠成功，很多人奮斗了一輩子依然是個小人物。”
其實，我們都是小人物，可小人物也有讓人仰止的東西，或者，我們需要不斷用那些讓人仰止的東西，在麻木、無助、怨艾的暗夜，重新點燃自己。
堅守理想，就像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博?！氨栒f，每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全人類最偉大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敝x鵬在內部論壇上的一張帖子中寫到，“我沒有保爾那么高尚的理想，也深知沒有格瓦拉的那種對理想的堅定追求。但，雖不能及，心向往之。23歲時的格瓦拉已經騎著摩托車游遍了大半個拉美大地。23歲的我，也會質疑那個像男人的海綿體一樣，在現實面前往往硬不了太久的新聞理想；在很多個夜晚，也會拷問自己，每天在這個小小的編輯部里忙忙碌碌，究竟為了什么？”
并不是每個痛苦的思考都能換來答案。在沒有答案之前，就繼續戰斗吧——像切那樣。(文/謝鵬)
王川生：退役大校重上征程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個格瓦拉。在王川生的心里，格瓦拉代表著轟轟烈烈，也代表著為平民謀福利，向不公正和不公平社會做挑戰的精神
□記者 謝鵬
本泛黃的《格瓦拉傳》擺在王川生的軍官宿舍那張辦公桌上，雖然有些破舊，但第一眼看到，仍能把人拉回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里。這本1974年內部發行的格瓦拉傳記是前蘇聯拉弗列茨基版本，跟隨王川生已經30多年了。
或者說，罹難于玻利維亞叢林的格瓦拉，是王川生崇敬了30多年的榜樣。
王川生的名片設計得很有個性，背景是他的照片，身穿軍裝，雙手叉腰而立，身后是黃土高坡上的一座墓地，那里埋葬著王川生的爺爺。名片上印著三個職務：陜北后裔、退役大校和公司顧問。
大校祖籍陜西，53年前出生在成都，故取名川生。2007年的夏天，副師長王川生剛剛脫下軍裝。
“黃土代表貧瘠的土地和貧瘠的人民，我希望通過它告訴人們我是一個具有平民意識的軍人。寫上退役大校是想告訴別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軍隊給的，我不是一個忘本的人。當公司顧問，是告訴大家退役對我來說只是轉換崗位而已，我仍然在參與公眾生活。”王川生嗓門洪亮。
1974年，王川生從部隊的內部圖書室得到這本前蘇聯版本的《格瓦拉傳》。格瓦拉的故事對王川生影響很大。不僅因為格瓦拉和自己的父母一樣有著傳奇的革命經歷，格瓦拉身上義無反顧的戰斗精神沖擊著還是個熱血青年的王川生。
對英雄的崇拜以及家庭的原因，王川生在1970年入伍，并先后擔任過司務長、干事、宣傳科長和團政委。1992年，喜歡挑戰自己的王川生主動請纓擔任當時成都軍區最大的公司——西南長城經濟開發公司總經理一職，開始了7年多的軍辦企業經歷，直到1999年軍隊全面退出商海。
“在一個規范的法治社會，軍隊的職能不能混亂。我舉雙手贊成軍隊停止生產經營。但就個人而言，我非常遺憾。相對于和平時期的軍隊后勤工作，我更喜歡挑戰性更強的生產經營工作。況且，我已經有了一個取得初步成功的陣地。”王川生說。
當時的王川生有兩個選擇：一是執行命令前往某軍分區擔任副司令；二是申請退役下海經商，涉足房地產開發。
父輩們的軍隊背景造就的戀軍情結，家人特別是妻子的強烈反對，以及自己當年依然沒有熄滅的戰爭夢，讓王川生放棄了下海的念頭?；叵?6年的軍旅生涯，王川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上過戰場。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他把手槍擦得锃亮，但最后還是錯過了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戰場的機會。
“我年輕時對戰爭的認識沒有現在這么深刻，那時很希望能夠參加戰爭。覺得人的一生要跟格瓦拉一樣，充滿傳奇和轟轟烈烈?！蓖醮ㄉf。
對于格瓦拉的喜愛，王川生已經到了癡迷的程度。他曾經托人給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帶去一封信，明確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將毫不猶豫地去古巴與卡斯特羅并肩作戰。
“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格瓦拉，但我崇敬格瓦拉。我一直在努力學習和實踐著格瓦拉的精神?！蓖醮ㄉf，“軍人的特殊職業讓我的很多想法沒有如愿以償。如今退伍了，我要開始用接下來的20年時光做些事情?！?
30多年后的今天，王川生對格瓦拉的崇敬，已經逐漸轉移到了格瓦拉身上的平民意識： 那種為平民謀福利，向不公平社會做挑戰的精神。他總是被格瓦拉臨行前給孩子們信中寫的一句話所打動：“你們的父親是這樣一個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動，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你們應該永遠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有最強烈的反感?！?
“在我們這個過度功利化和物質化，基本上由精英和富豪統治的時代，格瓦拉超然而純粹的精神信念，顯得難能可貴、卓爾不群、超凡脫俗?！北M管患有十幾年的高血壓，但一談起格瓦拉，王川生總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動。
當看到一些媚俗庸俗的人和事占據著媒體的大量版面，王川生會將這定義為“犯罪”。在他看來，中國目前出現了信仰的真空，中國人已經很少提倡獻身精神，社會責任感逐漸淡化，“今天的中國需要格瓦拉精神，不僅需要格瓦拉的戰斗精神，更需要犧牲精神和對信仰、理想的堅持的精神”。
“現在媒體關注的更多的是成功的人，如果我下海成功，我要辦份刊物，專門寫那些堅守在精神的高地上，奮斗了一生但卻最終沒有成功的小人物的故事?！蓖醮ㄉf，他自己也是個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退役后，王川生擔任了幾家大企業的公司顧問，充當起“牽線搭橋、出謀劃策和排憂解難”的角色。
他調侃地給自己制定了退休后的“三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以下海干事為主，其他事情為輔；第二個五年，以周游世界為主，國內干事為輔；第三個五年，以周游中國為主，國內干事為輔。
“三個五年計劃之后，我70歲了，到那時我才會退休。”王川生說。
在重慶采訪期間，記者接觸了一些王川生的朋友。他們不約而同地這樣評價王川生：此人有將才，但過于理想主義。
其實，在王川生的靈魂深處，真正感興趣的并非下海從商，而是下海從政或曰公眾政治，具體說就是“六位一體”：即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平民主義、英雄主義、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和理想主義。對于社會主義，王川生還給出了自己的全新理解：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不斷創造更多財富的同時創造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根本確保更廣大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公正。
他說： “我更想為民族干點事情。如果今天重慶人大代表能夠直選，我就不下海，去參選人大代表?！?
盡管這些年來，在逐步形成和不斷實踐“六位一體”的過程中，王川生經歷過不少非議與曲折，自己也為此失去一些功利的東西，包括升遷。他有過困惑，有過動搖，卻從來沒有后悔，更沒有放棄。
“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即使做不到為真理而斗爭，也應當為真理而堅持。假如有朝一日改革到位，我一定會去競選人大代表，也包括其他可行的參與公眾政治的形式。”王川生說。
現實中的王川生只哈選擇退而求其次，在市場經濟的舞臺上做點什么。
“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談何社會地位？談何社會活動？談何競選人大代表？即使那一天到來，你不望洋興嘆也得滿頭大汗四處找船?！?王川生無奈的說。
目前，王川生打算利用重慶成為國家統籌城鄉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機遇，從土地流轉、房地產開發、基本建設工程、信息系統集成服務等方面切入，在招商引資、整合資源、搭建平臺、進入合作上做文章。也有一些大項目進入實際運作階段，但王川生畢竟綜合力度不夠，尤其是為融資瓶頸所限，只能艱難地運轉騰挪。
“我現在如果有5000萬元人民幣在握，我堅信5年左右會打出一個上甘嶺來?！蓖醮ㄉf。
對下海從商，王川生的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對于政治的眷戀之情，經常讓王川生心猿意馬乃至神散力分。他說，如何保持目標專一、拒絕任何誘惑，這是自己當前必須認真解決的重大個人問題。否則，縱然“我曾經豪情萬丈”，卻注定“歸來時空空的行囊”。
談起往事，王川生不無感慨。他說，到他這個年紀，本應該干成更大的事情，但是最終卻沒有成功，除了機遇外，最重要的是性格使然。作為一個格瓦拉的崇敬者，王川生自嘆沒有格瓦拉那種破釜沉舟的魄力和隨性而為的激情，所以才最終成為一個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王川生說，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應該是一個有尊嚴、有思想、有責任意識和有追求的人?！按蠖鄶的凶訚h都是想干一番事業的，他們也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著，但最終能夠達到自己理想高度的卻永遠是少數。”他說，“很多人奮斗了一生依然是一個小人物。但正是這些跟我們一樣的小人物，總能在暗夜里將我們點燃，讓我們獲得繼續前行的動力?！?
“我的腳跟再一次挨到了羅西南特的肋骨，我挽著盾牌，重上征途?！边@是1966年格瓦拉辭去在古巴的黨政軍職，帶著十幾名老兵和聶魯達的詩集進入玻利維亞打游擊時寫下的一句話。
40年后，格瓦拉成為了一種精神的標志。10月9日，是格瓦拉罹難40周年的日子，王川生寫了一首詩，以紀念格瓦拉：“弱冠軍營幸識君，三十六載長相伴。曠世俠才驚乾坤，傳奇人生譜絕篇。壯志未酬泣蒼天，精神純粹雄人寰。普天傳誦格瓦拉，于無聲處涌浩然。”
李太航：從“科技上將”到反臺獨戰士
曾經是一位耀眼的科學家，卻走進拉美的熱帶叢林追尋格瓦拉的足跡，并在此后放棄一切，成為一名反臺獨斗士。“他的名字無人知曉，他的事業永衛家國”，李太航的傳奇經歷背后，是一種格瓦拉精神的延續
□記者 謝鵬
42年前，從國外返回古巴的格瓦拉徑直前往卡斯特羅的辦公室，他們在一起深談了十幾個小時。沒人知道他們談了什么，只知道談話后格瓦拉依然沒有回家，而是前往剛果組織游擊隊。2年后，格瓦拉辭去在古巴的黨政軍職，帶著十幾名老兵和聶魯達的詩集重上征程，進入玻利維亞熱帶叢林打游擊，并最終戰死叢林。
16年后，中國大陸一位44歲的著名科學家，來到玻利維亞那片格瓦拉戰斗過的熱帶叢林?？茖W家穿梭在毒蛇蚊蟲出沒的茂密叢林中，沒有人知道他當時想了些什么。又過了16年，當他幾乎被所有人遺忘，2007年夏天，這位已經60歲的斗士再次回到故鄉上海，住進了郊區的一所療養院。
這16年里，他經由美國去了臺灣，從被汪道涵評價為“科技上將”的科學家，變成了一位改名隱姓的反臺獨斗士。
“暫時，我還不便公開我在臺灣的名字，免得陷于被動，而且民進黨當局也已經有所注意。”這位斗士在大陸有一個曾經響亮的身份——科學家李太航。上個世紀80年代是李太航最風光的時候，他走在馬路上或者去郵局寄信，都會被陌生人認出。
整整一個年代，李太航是中國科技界的一個標桿。他的故事被搬上銀幕，由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大型紀錄片《莫讓年華付水流》，獲得了電影金雞獎。
1946年生于上海的李太航，于1972年進入上海計算技術研究所。作為科學家，他的研究范圍相當廣闊，從計算技術到冶煉再到醫療化工，在模糊數學、機器人學、計量中醫學、電機學等多個方面，他也都卓有建樹。最重要的成果是軟聯想存儲技術和高爐爐溫預測技術。其中，軟聯想存儲技術為我國人工智能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并與中國發射洲際火箭一起被科技年表列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科技事件。僅過兩年，他又解決了國際冶金界一直延宕的難題——高爐冶煉的爐溫和含硅量的預測問題。
如果格瓦拉沒有那幾千公里的拉美摩托之旅，世界上可能多了一位造福鄉里的醫生，少了一名國際戰士。與格瓦拉一樣，李太航如果繼續在科研領域做研究，他會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科學家，而不是中國科技體制改革號角的吹響者與反臺獨的堅定戰士。
“我和格瓦拉比較相似的一點是，我也是個不為既有成就與既得利益所羈絆的人。我們的科技成果被敲鑼打鼓地宣傳，但沒有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真正的促進作用，往往被束之高閣。這些苦惱促使我登高一呼，投身科技體制改革的戰場?！崩钐交貞浾f。
1983年，經過良久思考的李太航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號召科技人員到科技產業化的主戰場去。為了爭取政府和政策支持，同年秋，李太航找到了時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黨組書記丁公量，希望將科技所變成“小、快、靈”的實體，資金上可以斷奶，但要允許其直接面對市場，科研成功后直接轉化為經濟效益。
在當時上海市副市長劉振元的支持下，李太航成立了一個直接面向國民經濟、面向市場需求、面向生產力發展的科技實體——上海時代信息技術公司。不要編制、不要經費、自找課題、自負盈虧，徹底甩掉大鍋飯，打破鐵飯碗，這在當時是曠無前人的勇敢舉動。
該公司后來改成了現代信息技術總公司，下轄12個子公司。那個年代，還沒有董事長的概念，分公司的負責人被稱為經理，而李太航則稱為總經理。有同行開玩笑說，李太航是中國第一總。
1984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大幅報道了李太航的創舉，風靡全國各地的興辦公司熱潮由此蜂起，四通、聯想、方正等相繼成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李太航的現代公司與四通并稱“北四通，南現代”。
在1980年代末作為科學家和科學實業家最耀眼的時候，李太航曾擔任中國人工智能學會副理事長、全國新型科研機構聯誼會會長、中國科技實業家協會副理事長、中國知識產業聯合會理事長等職，1987年，李太航全票當選首屆全國十大科技實業家金獎，并受到萬里委員長在中南海的接見。應邀于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期間，他也是NASA智能糾錯控制領域的首席專家。
1991年，李太航應邀到美國硅谷作短期訪問，有當地華僑和臺胞憂心忡忡地告訴他，接替蔣經國執掌臺灣的李登輝狼子野心，有明顯的臺獨意識。
于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帶著玻利維亞第二大城市圣克魯斯市市長秘書給他取的玻利維亞名字，李太航將公司交給別人打理，只身前往臺灣。
“我這一生做了兩個讓我自豪的決定，一是從科學家變成科技公司老總，二是從老總變成反臺獨戰士。”李太航說，在許多個暗夜里，孤獨的他常會夢里回到那個無限風光的過去。但他說，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是敢于像格瓦拉一樣，拋卻一切功名利祿，再續征途。
在臺灣“行政院”一位高官的協助與安排下，李太航先應邀在美國某著名研究機構當了一年半客座教授，然后用另一中文名，通過海外學者引進的合法方式進入臺灣。
一開始，李太航只是想搞清楚臺獨為何在臺灣還會有市場，該如何加以引導與制約。但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在臺灣一呆13年。
“大陸人比臺灣人現實，更關心自己的生活改善，對國家的走向和社會的發展比較麻木，覺得反正有人當家。而臺灣民眾的政治熱情則很高?！崩钐秸f，臺灣的政治氣氛很濃，就像一張網絡一樣，只要你踏入進去，很容易成為狂熱者。
在臺灣，李太航支持的都是堅持兩岸統一的陣營，主張兩岸在統一問題上不要設置條件和前提，應該互相諒解和逐步融合。為了促進兩岸的交流，他多次組織和協助臺胞臺商到大陸旅游探親或投資，并在當地報紙發表文章，駁斥臺獨理念，力主早日三通。
2002年，因父親意外故世，李太航回到國內侍奉年邁的母親。有關部門聞訊，力邀李太航任職上海某著名大學，全面負責分校的規劃建設、與國際接軌以及國內外教授學者的引進等工作。
但在2004年，陳水扁憑借兩顆子彈的詐術保住總統職位，李太航不得不拿起長矛重上征程，再次返抵臺灣，并應邀加入反臺獨立場最為鮮明的親民黨。
“本來覺得游離在外面更好，說話更客觀，更有說服力。新的身份也給我帶來很多掙扎和痛苦。但這也許是必須的忍辱負重，或者說是代價。”李太航說。實際上，李太航在大陸已經是中共黨員。
就在2007年這個更加需要李太航堅持戰斗的時候，老兵的內心也是非常兩難。要想忠于自己的理想，他就應該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自己的身體卻不允許他這樣做，家人對他的事業也由最初的理解變成不理解。
常年的勞累工作，已經拖垮了他的身體。即使是返回上海療養期間，李太航依然不忘臺灣局勢和選舉走向。就在接受記者采訪的當天，他還與臺北縣的一個議員代表團見面，分析選況和民調，研究應對突發事件的方案。
“上次陳水扁靠兩顆子彈騙過了臺灣人民，這次不能再讓他們得逞。”在藍色陣營里，李太航已經是一個智多星，每次都能夠提出切中問題要害的建議。
李太航這次回大陸，除了養病外，暫時躲避臺灣當局的注意是另外一個原因。有朋友對他透露消息，綠營當局已經在調查他的身份。
“內部人對一個人的傷害，常常比外部人更厲害?？赡軘橙舜虿坏轿?，身邊的人在旁邊來一槍或者一刀，我就倒下了。格瓦拉就是被內部人出賣的?！崩钐秸f。
格瓦拉的輸出革命以失敗告終，但李太航對自己促成兩岸統一的事業前景十分樂觀。在他看來，今年臺灣當局在“雙十節”展示各種武器，正是色厲內荏的表現。他認為，不管是哪個黨派最終當選，隨著中國一天天強大，臺灣獨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自己功成身退的機會越來越大。
“對于我的最后歸宿是在大陸還是臺灣，我的家人也跟我探討過，我最終會落葉歸根，大陸是我出生的地方，這里有我的根?！崩钐秸f，他希望統一的日子早日到來。因為他此生已無大憾，唯余陸放翁之嘆。
孫大午：信念的堅守者
在拉美革命英雄格瓦拉與中國農民企業家孫大午身上，都體現了對信念和理想的頑強追求，對社會公平的不懈探索
□記者 王強
40年來，革命者格瓦拉作為一種特定的符號和精神標志，始終在全世界流行。但當一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坐在他的辦公室里談他對格瓦拉的理解時，你還是會發現，格瓦拉的影響力還是超乎想象。
孫大午，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企業家，4年前的那場“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讓他一夜成為名人。在被羈押了158天后，地方法院判處他3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他清楚記得，2003年11月1日，他回到自己的家。
2007年11月1日，對于孫大午來說，正是4年緩刑期滿的日子。談到刑滿，這個河北漢子臉上并沒有流露多少興奮，更多的是經過歲月磨礪后的平淡和堅毅。
“這4年對我沒有什么影響，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一場誤會或者一場玩笑。”牢獄之災并沒有給他什么打擊，雖然因為感冒略有些疲憊，但一談到格瓦拉、理想和信念這些話題，孫大午顯得中氣十足。
“格瓦拉是個理想主義者，也是個完美主義者。我也是理想主義者，但與格瓦拉的區別是我還是個現實主義者?！睂O大午直言不諱，“今天我們紀念格瓦拉，是紀念他對理想的堅守和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永不屈服。
河北省徐水縣郎五莊村，華北平原上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鄉村。1954年，孫大午出生在村里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兒時的貧困讓他很早就開始有了發家致富的想法。八九歲時就開始學做一些小買賣，十三四歲就倒騰自行車賣，那個時代，這些可都屬于“投機倒把”?，F在回憶起來，他認為，雖然有風險，但重要的是童年時代的經歷讓他很早就明白了靠辛勤勞動、靠良心做事是可以賺到錢的。
就像那個年代很多男孩一樣，孫大午也崇拜英雄，也曾幻想著當個英雄。1970年，孫大午初中畢業參軍入伍，在山西當了一名工程兵，英雄主義的理想在他心里一直澎湃，憧憬自己也能成為一名將軍。
孫大午沒有機會成為將軍，卻成了一名農民企業家。在大午集團的公園里，一直擺放著一輛退役坦克和3門大炮，這是他當年的部隊贈送給他的。
孫大午認為，自己的直性子和棱角分明使他不可能成為將軍，這些性格在他日后做企業的過程中就表現為不屈從于社會的潛規則?！坝欣聿慌乱姵ⅰ?，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從當年的幾百塊錢起家到今天的上億資產，從一個小養雞場發展到集飼料、化肥、養殖、種植、教育、食品旅游為一體的農牧業集團，其間，地方上的稅務、土地、工商、金融等部門多次上門，想從大午集團“揩油”。最典型的是地稅。1997年10月28日，當地地稅局在沒有查賬結論和稅務處理決定書的情況下，向集團下達了138萬元的偷稅漏稅通知書，限三天內交齊，孫大午不服，向上級反映，最后138萬降到了17萬，孫大午仍然不服，官司一打5年，最后打到了國家稅務總局和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前后花費100多萬元。
“我自認為自己做事很規范，所以我不會去靠茍茍且且發財，我相信靠自己的良心可以活得很好。我一直堅守著自己的信念，不會走另外一條路?！睂O大午堅信自己走的道路沒有錯，但是他的“不開竅”得罪了地方很多權勢部門，也就有了2003年轟動海內外的“大午集團非法集資案”和這位民營企業家的鋃鐺入獄。
長期以來，融資問題一直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大瓶頸，大午集團也不例外，尤其是孫大午不愿意走旁門左道、通過不正當途徑獲得銀行貸款，融資難更是大午集團面臨的大難題。大午集團從1985年兩萬元起步，除了得到過兩筆總計430萬元的貸款外，再沒有得到當地金融機構任何一筆貸款。孫大午多次向金融機構遞交貸款申請，但均石沉大海。為了保證企業的持續發展，大午集團不得不走了一條民間借貸的融資之路，累計吸收周圍村民存款上千萬元，支撐企業發展到總資產上億元的規模。
這樣的融資方式具有很大的風險性，因為從國家金融政策看，這就把企業置于非法集資的危險道路上，這也給了當地有關部門借此“修理”孫大午和大午集團的口實和把柄。
2003年5月27日，孫大午被當地有關部門騙捕，集團相關領導也被抓，整個集團陷入停頓狀態。但令當地政府沒有想到的是，孫大午事件引起了國內外多家媒體的關注，紛紛到中國這個小鄉村來采訪，一時間舉世矚目。2003年年底，中國法學和經濟學界的專家學者還在北京召開了關于孫大午事件的專題座談會，學術界開始從多個渠道拯救孫大午。
被關押了158天后，2003年10月30日，河北省徐水縣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孫大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開庭前，當地縣委領導和公檢法一把手先后到監獄和孫大午談話十幾次，但經過158天牢獄之災的孫大午并沒有屈服，他的態度是：“我無罪，但我服法?！?
面對這個從未認罪的“罪犯”，本來要“從嚴從重從速處理”的孫大午案，最終變為“從寬從輕從緩”，帶著4年的緩刑，孫大午回到了念斯在斯的村莊。
孫大午清楚地記得，他回家那天，田里的冬小麥剛剛發芽，頂出地面，柔嫩而翠綠，在深秋的風中，格外有生命力。
4年服刑期間，一家媒體曾這樣形容孫大午：“緩刑滋味比秋涼”。孫大午對此并不認同，3年前，當記者第一次采訪他的時候，也注意到，這個樸實真誠的漢子并沒有被遭受的苦難打倒，而是繼續堅持他的信念和做人做事的風格。在一篇文章里他寫到：“經過這次風浪，我的信念更堅定了，意志更堅強了。”
經過這次事件，孫大午也在反思。他認為，自己所遭受的打擊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但為什么“潛規則”失敗不了呢？“那是幾千年以來已經成熟的一種丑陋惡習。”他說，普羅大眾都在自覺不自覺地遵從于某種“潛規則”，很多企業家也在通過某種“灰色”道路攫取財富，“我不想同流合污，這個社會總要有人站出來與‘潛規則’斗爭，我的性格讓我站了出來”。
4年緩刑期間，孫大午趁此機會更多的外出、交游，更多地活躍在國內的各種學術會議和企業界的會議上，一如既往地發表他對“三農”問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共同富裕問題的看法。他的足跡遍布中國的東南西北。
4年過去了，站在人們面前的，仍然是個胸懷坦蕩的農民，是個永不向“潛規則”妥協屈服的企業家。
孫大午的很多做企業的風格和方式在今天很多人看來似乎還不可理解，有人也批評他不是個合格的企業家。
“合格的企業家是什么標準呢？我不知道。”孫大午反問，“我光明正大做事，靠自己的辛苦也能賺錢，我為什么要妥協屈服于潛規則去發財呢？我守著自己的良心底線，可以干干凈凈成為億萬富翁，為什么非要帶著一身污泥不可呢？”
哥本哈根大學教授、北歐亞洲研究所所長約恩·德爾曼博士曾與中國的一位學者聯合撰寫過一篇以大午集團為案例的論文，分析中國個體化趨勢下私營企業主的身份重構問題，文章中重點提到了孫大午挑戰潛規則問題。兩位學者寫到：“孫大午愿意按章繳納稅費，但對于法規之外的額外開支表示抗拒，這一立場與主流的企業主表現出很大的不同。因為在中國，‘潛規則’是被很多企業主默認和接受的?！?
“如果遵循潛規則來和官員打交道是許多企業主維護自己企業穩定的行為依據的話，孫大午表現出了對這個規則的叛逆性。”文章并沒有對孫大午的行為做出是非判斷，但對孫的企業身份構建還是有所建議，尤其是官司之后，當事人的身份校準還是很重要的。
“經過人生的苦難，我雖然也有些世故了，但我身上本性的東西變不了?！睂O大午認為，自己永遠不會變圓滑，“在前進的道路上能夠直行我就不會走彎路，我也知道，直行很困難，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氣。”
4年過去了，孫大午一直在宣揚他的“社會共和”思想，他的“桃花源式實驗”也一直繼續著，他希望進一步把“大午城”辦成一個和諧的大社區——在這個鄉村社區里，實現有差別的共同富裕，生活在這里的人，在收入待遇、生產資料不平等的客觀條件下，實現生活資料的大致平等；大家不是整齊劃一，而是和諧多元，充滿真、善、美。
“我們今天紀念格瓦拉，也是為了紀念他的精神和勇氣，他希望通過革命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睂O大午認為，40多年前，格瓦拉放棄了優越的生活和高官厚祿，淡薄于物質追求，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義無反顧投身于火熱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去，“不論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情境下，還是在物欲橫流、缺乏理想和信念的今天，都值得我們記住他”。
“富人為窮人而活著才是有價值的?！睂O大午記得格瓦拉的一句話：在這個不合理的世界，痛苦征服了所有人。孫大午認為，格瓦拉的可貴之處正在于他完全可以不遭受痛苦，卻放棄優裕生活，放棄高官厚祿，為理想和信念而堅持?！岸@也遠比只擁有理想和信念更很重要?！彼f。
“雖然暴力革命的方式在今天已經不適合了，但公平和正義永遠是社會的追求?！睂O大午注意到，中國高層決策者提出了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口號，“如果真正按照這樣的口號來發展，社會也就不需要格瓦拉式的革命了”。
孫大午最喜歡的動物是馬，在他眼里，馬不但勤勞，而且勇敢。在大午集團的大門口，矗立的就是一匹昂首東向的駿馬。他說，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像馬一樣不用揚鞭自奮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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