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當聽到謝司起義的消息時，托馬斯.杰斐遜說：“20年不發生一次叛亂是天理不容的……自由之樹必須不斷地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去澆灌。”
1973年，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尾聲的時候，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很好，過七、八年再來一次。”
1787年是美利堅合眾國獨立后的第五年，1973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二十五年，對于這兩個同樣經歷了殘酷的戰爭、同樣以激烈的暴力手段建立的嶄新的國家來說，爭取盡可能長時期的休養生息、致力于國家的和平建設是多么的理所當然、是多么的為人民所期盼。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杰斐遜和毛澤東――太平洋兩岸兩個偉大國家的開國元勛，當他們的國家剛剛從戰爭中擺脫出來，正需要安定團結、共建家園的時候，卻希望他們親手締造的國家陷入周期性的動蕩之中？
這真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們真的是這樣說了，那他們一定是從自己國家的肌體上發現了什么可怕的東西，發現了一種周期性發作的毒素，這種毒素緩慢但卻致命，它的生命力是如此的頑強、再生的能力是如此的巨大、對國家的破壞力是如此的慘烈以至于要經常性地動員一切健康的力量與之進行殊死的斗爭，甚至不惜使國家陷入暫時的劇痛、高燒、昏迷狀態以求得洗禮和新生。
這種毒素不是什么抽象的、空泛的諸如國民的劣根性等等精神性的東西，它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它通過某些人和某些集團表現出來，由這些人和這些集團結成的勢力，在杰斐遜的眼里，就是貪權的專制統治者；在毛澤東的眼里，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任何其他的時代，這些勢力也各有名目。今天，我們把它們統稱為“特殊利益集團”。
“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有著共同利益的人們結成團體試圖去影響公共政策以促進他們的利益，這就是利益集團。在有些國家例如美國，利益集團已經成為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形式。利益集團當然是狹隘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確立了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不僅嚴格的規范利益集團的行為并且在它們之間通過完全可控的斗爭、妥協、合作等過程使得各個利益集團的個別利益被整合進國家的整體利益之中，那么，利益集團就是可以接受的，在促進公民的政治參與方面，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必要的。
但是，特殊利益集團卻與此不同。它當然也是從一般的利益集團發展而來，但它已經極度膨脹，它因為已經攫取了太多的利益而必須千方百計不顧一切的去維護這種利益，哪怕因此給國家帶來災難；它已經失去控制，它的種種手段往往是霸道的、非法的因而嚴重損害了一個社會的正義、道德和基本的秩序；它熱衷于權錢交易從而腐蝕了政府；它分散了社會的凝聚力，使社會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它阻礙了技術進步和資源的合理流動因而降低了社會整體的效益；它使少數人獲取暴利而減少了多數人的福利；它總是致力于在社會現有財富的基礎上搶奪更大的份額而不是努力促進財富總量的提高。
特殊利益集團已經和正在困擾很多國家，它當然不會放過中國這個正處于大規模社會轉型時期的國家。事實上，特殊利益集團在當今中國的肆虐橫行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已經成了橫在中國社會前進道路上的最大的一塊絆腳石！
要指出活躍在中國的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之所在，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他們的面目和伎倆早已為公眾所識破，他們的種種劣跡已是陽光下公然的罪惡。現在，我們就來逐個地認識一下他們。
首先是官僚集團。
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候，美國學者費正清就曾預言：新的政權將很難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個母體社會已經延續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傳統。不幸的是，他言中了。新的官僚階層很快建立并鞏固起來，成為工農大眾頭上新的統治者。在建國后多次政治運動的打擊下，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史無前例的運動的清洗下，官僚集團仍然頑強的生存下來并且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再一次“大顯身手”。
回顧一下官僚集團推動改革、從改革中獲益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一開始，他們似乎還沒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們追求的只是政治上的榮譽和好處。但很快，他們就回過神兒來，發現了其中蘊藏著的巨大的經濟機會和利益。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對此描述道：“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即官僚集團）是改革的推動者，但卻處于政治與社會經濟地位不一致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在改革的后十年，他們仍是改革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并且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較大獲益者之一”。的確，一旦看清了自己可望可及的利益，他們便猛撲過去，迫不及待的享受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盛宴。他們的手段就是由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主導的“改革”。然而，此時的改革已經不再像早期那樣使全民受益因而所有的社會階層都皆大歡喜，由官僚們主導的改革首先要使官僚自身得到利益，假如為了這一利益而必須使其他階層的利益受損，那他們也在所不惜。越到后來，事情便越是如此。
毫無疑問，由官僚集團主導的改革與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已經背道而馳，這種所謂的“改革”正受到廣泛的質疑。
其次，是電力、電信、交通、能源等行業中的國有壟斷企業。
也許，國民經濟中的某些部門確實適宜于壟斷性企業的存在，并且因此才會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這些企業必須受到有效的監督和規范，否則它發揮的將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作用，它將憑借自己的壟斷地位獲取不正當的利益，將降低而不是提高社會經濟效益。很遺憾，目前中國的大多數國有壟斷企業扮演的正是這樣的角色。這些企業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而不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長期獲取超額利潤，把本應由全民共享的財富化為己有，它們的生產經營往往效率低下但員工卻享受著驚人的高薪，從而拉大了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加劇了社會不公。
第三個引人注目的特殊利益集團就是近年來隨著住房、教育、醫療體制的改革而形成的涉及眾多利益主體的暴利－腐敗同盟。房地產商、地方政府、媒體、大學、醫院、藥品生產商和經銷商成為人民大眾血汗的榨取者。巨額的資金涌向房地產業，而對一個國家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制造業和信息產業、高技術產業卻因資金的被擠占而陷入貧血狀態，而房地產業的過度發展只會帶來能源和土地的巨大浪費。高得嚇人的教育費用掏干了無數家庭的積蓄，使貧家子弟無法接受教育，使國家喪失了人才資源、喪失了在國際競爭中最可寶貴的東西。教育產業化使貧窮世襲化、固定化，社會流動遭到嚴重阻礙，社會分裂日益無法彌補，國家這座大廈勢必因此而搖搖欲墜。醫療改革使本來就陷入不幸的病人及其家庭雪上加霜，使他們成為醫院和藥品經銷商大發其財的“取款機”。
跨國壟斷資本勢力是另一個讓人生畏的特殊利益集團。有一種理論認為，允許跨國公司到國內投資和生產，將有助于增加該國市場的競爭性，瓦解各種可能的壟斷并為消費者帶來福利。這在開放市場的初期也許是有效的，但是跨國資本一旦在一個國家站穩了腳跟，它很快就會利用各種手段維護自己越來越龐大的既得利益和爭取新的利益。在中國，利用外資引進資金和技術的正面作用正在逐漸消失，跨國資本不但對中國的民族產業具備了壓倒性的力量，他們還力圖延續政府在開放初期制定的種種優惠的政策，反對任何促使內外資平等競爭的改變。
特殊利益集團的危害有目共睹，特殊利益集團的問題必須解決。但是，在現實中，這個問題是否一定能夠得到解決呢？對特殊利益集團問題頗有研究的美國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在考察了各個國家各個歷史時期的特殊利益集團后悲觀的說：“特殊利益集團在斗爭中往往是勝利者”。
解決特殊利益集團的問題不外乎三種途徑。這也決定了中國特殊利益集團未來可能的命運。
一是該集團為了自身的長遠利益主動讓步。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說：“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上帝若想讓一個人滅亡，一定會先讓他瘋狂，特殊利益集團寧可瘋狂而死，也決不會主動繳槍。
二是政府采取堅定而有力的公共政策，分化、打擊特殊利益集團，使之就范。一年前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了特殊利益集團的問題，把它視為建設和諧社會的大敵。然而知易行難，政府本身就是特殊利益集團收買腐蝕的主要對象，其內部的官僚集團更是把大量初衷良好的公共政策扭曲成擾民害民的工具。近幾年的宏觀調控毫無效果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三是組織具有廣泛性利益的集團與特殊利益集團相抗衡。因為廣泛性的利益集團與那些僅代表社會上很小一部分人利益的集團完全不同，它一般傾向于使其所在的社會更加繁榮昌盛。在中國當下的現實中，工人的組織、農民的組織、中小企業的組織、消費者的組織等都屬于此類。但是這類組織的發展及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必須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使之成為打擊特殊利益集團的有生力量，從而可以在現有秩序的框架內采用相對和平的方法解決特殊利益集團的問題。
假如以上三種途徑，特別是后兩種途徑由于種種原因竟然沒有走通，而國家的發展又不能因此停滯不前，那么也許，重溫杰斐遜和毛澤東的名言就成為所有愛國者的責任。那時，現今猖狂得意的中國特殊利益集團的命運將會是最悲慘的，正所謂：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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