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綠色GDP，怎樣調整政績觀？
馬軍
在西方國家，其政府想要拋開環境保護，一味追求GDP增長，常常是困難的。我們應大力推動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使地方官員對能夠計算出需要扣除的環境成本的綠色GDP產生真正的需要。
隨著國家統計局明確表示無法將綠色GDP數據日前對外公布，綠色GDP項目技術組組長王金南也宣布“無限期推遲”發布報告。除了從技術角度認為綠色GDP的核算方法尚不成熟外，國家統計局還認為，國際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正式公布他們的綠色GDP價值量核算結果。（據昨日《新京報》）誠然，國際上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的分析常常是由非政府研究機構完成的，政府公布綠色GDP核算的情況確不多見。但我們也應看到，國際上很少有像我們的各級政府這樣，對達成發展和保護的平衡負有如此巨大的責任。正因為如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對綠色GDP核算體系的需求比許多國家要大得多。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良好政績，現代政府概莫能外。但如果某一地區盲目地拼環境、拼資源以求經濟發展，其引發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以及對人民健康福祉的損害，卻難以為GDP核算所反映。
那么為什么西方國家沒有廣泛開展綠色GDP核算呢？因為在實踐中，其政府想要拋開環境保護，一味追求GDP增長，常常是困難的。其政府行為除了受到議會和法院的制約外，更受到當地選民的直接制約。通常當地社區既不會支持只保護不發展，也絕不會支持為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一個為經濟發展而污染當地飲用水源、毒化當地空氣的地方政府是難以連任的。新當選的地方官員通常要順應民意調整政策，發展和保護又會走向相對平衡。
由于政績評價體系不同，我們的地方政府官員對平衡發展和保護承擔的責任要比西方政府大得多。在西方，各利益方的參與和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方針上只有有限的選項；由于我們環境保護工作中公眾參與還很有限，地方官員們主要依照既定的發展方針來制定自己的發展規劃。而在規劃管理中手握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力，也意味著我們的官員必須為發展和保護的平衡承擔全責。
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常常找不到這個艱難的平衡點。由于長期以來“發展是硬道理”被一些人誤讀為GDP增長是硬道理，GDP成為政績評價中最硬的指標。
一些地方官員因此在項目決策中任意降低環境門檻，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風險的企業；在環境管理中為污染大戶撐起保護傘，干擾當地環保部門的環境執法；環境污染了，而當地官員卻為高企的GDP發展數字而升遷。
今天，中央政府將貫徹科學發展觀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此，必須扭轉各級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長的政績觀；而要扭轉他們的政績觀，則必須改變現行的干部評價體系。對中央政府而言，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選擇在經濟核算中加入環境保護指標的綠色GDP體系，恐怕是干部評價體系改革中成本最低的一種可行變動了。
綠色GDP面臨的困境是現階段中國發展和保護的現實矛盾的集中反映，說明僅靠一套核算體系難以扭轉固有的發展觀和政績觀。對此環保部門早有清醒認識，正如綠色GDP項目的領導者所言：“科學的綠色GDP數據有助于科學決策，公眾參與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證每項決策能真正服務于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應大力推動公眾依法有序參與環境保護，相信當地方官員在決策和管理中真切感受到公眾對環境保護的強烈要求時，他們不但要調整自己的政績觀，也會對能夠計算出需要扣除的環境成本的綠色GDP產生真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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