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鄒恒甫教授：減少財富不平等分配

《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鄒恒甫教授－“全球25位頂尖華人經濟學家系列”《21世紀經濟報道》

“全球25位頂尖華人經濟學家系列”

專訪鄒恒甫教授

《21世紀經濟報道》原文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70514/yj/200705160082.asp
PDF： 把握適度的財政分權，減少財富不平等分配
 

《21世紀經濟報道》（2007年5月14日）對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主任鄒恒甫教授進行了專訪，這是該報“全球25名頂尖華人經濟學家訪談系列”之一。

在訪談中，鄒恒甫教授圍繞財政分權、經濟增長、社會公正、收入分配以及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發表了獨到見解。在此，全文發表該訪談（完整版）。

他，是中國農民的兒子，是中華民族最忠實的“走狗”。
他，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為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濟改革的方方面面建言獻策，矢志不移。
他，旅美24年，世界銀行研究部工作18年，關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社會公平、收入分配和社會福祉，提出了無數的真知灼見。
他，是一個誨人不倦的經濟學教育家，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在中國推進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探路者”，率先用世界著名大學經濟系的課程表改寫了中國經濟學的課堂，培養和激勵了一批又一批新生代的經濟學人。林毅夫教授評價說：“鄒恒甫為中國經濟學教育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已經超過了其他任何人或機構”。
他，是一個嚴謹而謙卑的經濟學家，世界銀行認為“他對于推進中國學術研究和政策分析的現代化所作出的貢獻是罕有其匹的”。
他，還是一位激揚文字、豪情四溢的詩人，用詩文傳達著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歷史深深的摯愛，對后輩學人殷殷的期望。

把握適度的財政分權，減少財富不平等分配
——專訪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鄒恒甫

《21世紀》：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超過了11％，雖然十一五規劃提出僅僅是7.5％，這造成了一個問題，就是一方面我們總是在有些驚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另一方面也有些奇怪，為什么在宏觀調控不停加強的情況下，經濟數字越調越高。這里面實際上涉及到中國地方政府互相之間競爭的問題，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財政分權制度，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熱心于推動GDP的地方政府，那么您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什么呢？

鄒恒甫：的確，中國經濟過去20多年來的持續高增長是舉世矚目的。世界銀行恐怕是最早關注中國經濟崛起的國際機構，早在1983年，世界銀行曾派專家小組赴中國考察，撰寫洋洋數十萬言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一書，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朱镕基還進行了有效的組織和協調呢。

任何一個經濟學家都不可能不關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現象。投資、消費和外需三大需求共同拉動造成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同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或者競爭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重要因素。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中國經濟中資本產出比例在不斷上升，而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卻總是停滯不前。這也就是說，刺激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投資，而在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有10%到20%的比例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導。在現行體制下，尤其在現行的政績考核體系下，地方政府確實具有爭取項目、增加投資、吸引外資的內在動力。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財政分權必定會促進經濟增長。

我的看法則不同。發展中國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有一個良好適度的財政關系，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不易過大。在沒有良好的民主監督機制和建全的地方治理的條件下，地方財權過大容易造成地方政府濫用職權，進而產生大量腐敗。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政關系的核心問題是財政分權的程度問題。1950年代以來，提高財政分權程度、擴大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資源中的作用一直是公共經濟學領域的主旋律。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如布坎南、斯蒂格勒、蒂布特、奧茨深入研究了地方財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信息優勢，他們更接近當地民眾，對所管轄地區的居民偏好和公共品需求比較了解，因此他們可以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以滿足本地需要，而中央政府則無法滿足不同地區居民的多樣化需求。這樣，有經濟學家開始懷疑中央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有效性，他們提出，應該通過增強私人部門和地方政府的份額以減少中央政府支出的規模。財政分權被認為是控制中央政府支出、提高政府部門效率的重要措施。

可是，人們沒有充分注意的問題是，財政分權的效應取決于非常嚴格的前提，例如：人們可以在地區間完全自由地流動，其收入不受遷移的影響；地方政府是完全透明的、有效率的，人們對其提供的公共服務具有充分信息；地方政府的行為不存在外部性，即不會影響到其它地區；公共服務不存在跨地區的規模經濟等等。這些前提在發達國家這些條件是否得到滿足尚存在爭論，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更是與之相差更遠。

因此，我們覺得想當然地鼓勵財政分權不夠嚴謹。某個國家、某個時期財政分權到底有何影響，需要進行具體分析。我和我的合作者對財政分權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實證研究，我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在1998年，我們用18個發達國家和28個發展中國家1970年至1989年的數據，以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作為衡量財政分權的指標，發現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在發展中國家呈負相關關系，而在發達國家兩者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在1999年，我們運用美國在1948年至1994年間的數據，發現美國目前的財政分權是比較適度的，進一步的財政分權有害于美國的經濟增長。我們在1998年還專門對中國的財政分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據1978年至1992年的數據，我們發現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份額的擴大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負面影響；我們在2001年基于1987年至1993年的中國各省數據的研究再一次證明財政分權程度的擴大不利于經濟增長。

《21世紀》：在經過了30年左右的發展后，今天的中國國力有了明顯的提高，財政分權和地方競爭帶來了一定的效果，但其負面因素也日益顯現，例如在各地，往往看到地方政府熱衷于提高GDP，卻對社保和環保這樣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務不熱心，甚至是不惜違規引入那些高耗能高污染和不遵守勞動法的企業，有點惡性競爭的味道，您覺得從財政的角度來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

鄒恒甫：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無非是兩個方面。第一點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標準本身就決定了地方政府的興趣點是在“抓經濟”，“搞GDP”。另外一方面，在當前的政府間的財政分配制度下，上一級政府通過掠奪式的行為，將支出責任轉移給下一級政府，而不給下一級政府提供充足的財政收入資源，這加大了縱向的財政差異，并增大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導致了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提供核心公共服務。

我們要看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與中央政府的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在許多國家中，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在選舉（換屆）前后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產生于地方政府換屆的“擴張--收縮”循環與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背道而馳。例如在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地方政府積累了較高的財政盈余，完全不理會聯邦政府擴大公共開支的意愿。在1980年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這種不協調也使得英國中央政府削減公共支出的政策不能如愿。

在發展中國家，因過度財政分權而導致宏觀經濟失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阿根廷是一個財政分權程度較高的國家。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預算約束不強，導致地方政府赤字巨大，地方政府向中央銀行和其控制的地方銀行大量舉債。中央和地方的這種財政關系是一種不穩定的或者準赤字財政，它使阿根廷維持價格穩定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努力付諸東流。 巴西1988年的擴大地方財政權力的憲法改革也顯著地減少了中央政府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這是造成其近年來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前南斯拉夫過度財政分權的后果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所以，財政分權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明確的權責，對地方政府應該形成強有力的預算約束。各級政府之間必須建立合理透明的責任分配制度。根據各級政府的財政能力，重新合理的分配責任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政府要逐漸把它們的注意力從經濟發展轉移到公共服務的提供及社會事務。同時，應該重新收回一些已經下放的責任，例如，將由村，鎮或者縣政府負責的一些公共  如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會保障等基礎公共服務的融資任務收回到高一級政府——這樣從效率，管理能力以及促進公平的角度來看，能夠加強公共服務的提供。同時，縣級及其下級政府對基本的公共服務的提供也能解決公平與發展的問題。

此外，為了激勵地方政府更好的履行它們的責任，在明確分配責任的同時，還應該采用更嚴格的政績和責任監管措施。中央政府可以考慮修正其用于評估地方政府政績的對象和參數；要求各級地方政府公開化、透明化其決策過程，并加強對它們的監管和審計力度。由于相關信息的適時可用性及信息的可靠性構成了責任的基礎，因此，應該進一步努力建立適當的政府財政管理體系，這種體系能夠幫助政府監控財政政策的結果及改進相應的政策，這其中自然包括公共服務的提供。

《21世紀》：您覺得從財政上看，應該如何引導地方政府走上良性競爭的軌道，讓他們更加重視環保和社保呢？

鄒恒甫：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來講，近年來，更多地強調可持續發展、強調經濟結構轉變，注重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經濟。這都是非常好的方向。這種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的轉變將會產生持久的影響。經濟結構的這種變化將解決很多問題。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口的遷移受到多種限制，地方財權的擴大還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與長期經濟增長的目標是不一致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對本地居民抽取很高的稅、名目繁多的費，以擴大自己控制的財力。另一方面，過度的財政分權導致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腐敗。因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財政分權的擴大往往與低效率和低發展速度相伴隨。

我一向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還應該保持適度的“財政集權”，要讓中央集中掌握相當的財政能力，以便推進各項公共事業。對于中國而言，中央政府應集中更多的財力保證全體公民在教育、衛生、公共環境、社會保障和一些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達到國際最低標準。比如九年制全民義務教育，必須由中央財政加以保證，從而真正提高全體中國公民的福利。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央政府還應適當集中財力加大對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戰略發展的重大建設項目和行業的投入。只有這樣，才能更有利于國家的長遠發展。

另外，政府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國內消費，降低儲蓄，以及刺激服務業的發展：政府支出從投資向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轉移。依據國際上收入水平中等偏下國家的狀況，目前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應該占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按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30%計算（這是在近期比較適當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應該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應該占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補助和養老金等基本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也應該占到總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同時，還應該有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機制保證政府福利能夠順利地進入那些急需幫助的人們的手中。另外，要規范地方借貸制度以支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將地方借款的權限分散到那些具有一定財政能力的地方政府，中央對地方借款執行控制。

我想，從某種意義上看，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需要實行適度的“財政集權”，權且稱之為“財政集權定理”怎樣？

《21世紀》：有人提出現有的官員政績考察制度是地方政府走向惡性競爭的重要原因，例如地方財稅和GDP指標占的比例太大，就業、社保和環保等指標太輕，于是主張更多的權力要收歸中央政府，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并且縮小財政分權，有人又認為財政分權是激勵地方政府奮斗的主要動力，不能完全放棄，您也提到過美國的財政分權比較合理，那您覺得中國的財政分權的度在什么地方呢？

鄒恒甫：適當把握財政分權的度事實上也就是在權衡激勵與效率。目前中國政府實行的五級行政規劃（中央、省、地級市、縣和鄉鎮），各級政府由其上一級政府直接領導。分稅制改革以后，省級和省級以下行政單位在調整地方政策和管理財稅資源方面被賦予了相當大的權力。2004年全國大約70%的公共開支是由省級政府支出，而超過55%的公共開支是由地級市支出。

實際上，中國的財政分權程度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高。中央政府通過政府間的財政體制、強制性公共支出法規、行政命令以及政治手段等措施等對地方政府施加控制。1994年財稅改革使得省級和省級以下政府財政更加依賴于它們與中央的稅收共享和配套資金。到2003年，這部分財政資金占到了省級財政支出的67%，市級財政支出的57%，縣鄉級財政支出的66%。

財政上的依賴性，加上分級的政黨結構和國家選舉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上級政府的行為更具有掠奪性。這導致了地方財政壓力擴大，財政狀況不斷惡化。由此而產生的各地方公共服務差距的不斷擴大已經引起了廣泛地關注。所以在目前情況下，我們適量加大財政分權的力度，以減小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但加大分權力度也不能盲目，因為過度的財政分權可能導致宏觀經濟調控更難實施，可能增加不平等以及加大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還可能損害效率，甚至會導致地方政府官員更多的腐敗。把握適度的財政分權，關鍵在于轉變政府角色，將政府公共支出的流向從生產性支出向非生產性支出轉變，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同時，通過修改稅收分配制度來提高地方財政能力。國際經驗表明：當地方政府負責為其支出融資的時候，會使得公共服務的提供更加有效率。大多數聯邦政府給予地方政府在其收入來源內，自主決定稅率或者改變其它構成稅收結構的元素的權利。對于一些在許多國家都是由地方負責管理的稅收，如財產稅，使用費，商業執照稅，許可證，消費稅，車輛稅，收入稅，以及銷售稅等，在全國范圍內，可以嘗試著交給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在中國，也許可以給予地方政府在規定范圍內調整其稅率的權力。第二，在主要城市和其它一些發達的地方政府，嘗試給予這些政府自主決定收入稅以及其它形式的地方稅收的權力。第三，對于構成地方主要收入來源的稅收項目如增值稅和收入稅（2004年約占五分之四），提高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另一種可行的方案是停止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的分成，而允許省及地方政府實行追加可變稅率的稅收制度。加大稅收制度改革的力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的目的是要給各級政府建立穩定的稅基和主體稅。對于稅制設計來說，現在的增值稅和企業收入稅需要特別引起注意。例如，企業收入稅是面向企業法人征收的。將企業收入稅作為一種主要的稅收來源并且根據附加值、雇傭量以及銷售額等來制定相應的收入分配原則是十分合理的。通過扣除新增的企業收入稅收入，對減小西部地區間的財政收入差異是非常有用的。
 
《21世紀》：我們看到這幾年社會和政府對于收入差距的問題日益重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地區差異，例如東部和西部。根據經濟學理論，東部的成本更高，資本應當流入西部，但我們也看到了一些相反的情況，例如浙江等地已經出現了億元村，但西部地區仍然是無法吸引到足夠的投資，貧窮和富裕陷入了馬太效應，有人認為這是由于東部地區已經逐漸走上了提高公共服務以吸引投資的路線，西部由于缺乏投資，地方政府往往容易產生掠奪的傾向，所以反而無法吸引到投資，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您覺得這在財政上有沒有什么解決的辦法呢？

鄒恒甫：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不平衡現象越來越嚴重，而且各個地區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劇。地區不平等程度的快速加劇伴隨著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導致東中西部地區發展差異的原因無非是以下方面：一是地理因素，這是導致地區差異最大的一個因素，也是我們難以回避的一個因素。但是，最近的研究發現，地理因素對地區差異所產生的影響正在逐步減小。其次就是你剛才提到的投資和農村工業化的影響。目前，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對地區差異的加劇有很大的影響。最后教育和人力資本作為地區不平等的一個決定因素，其作用越來越重要。

    針對中國地區差異的這些特點，我們必須依靠政府財政的力量來協調地區間的發展失衡。第一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應該集中在整個地區，而不僅僅是單個地方。隨著相鄰地區產業結構變得越來越同質，如果在政策設計過程中沒有相應的補充措施，政策導向和其他的沖擊都可能使兩極分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二是盡管在內陸地區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很有必要，但是政府更應該注重貧困地區居民住戶的資本積累。在不遠的將來，資本積累可能成為影響地區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發展農村資本市場，特別是提高對貧困人口的貸款，應該放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高議程上來。三是應該對貧困地區人力資本積累提供更多的便利。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教育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并不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教育對于地區不平等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要求政府必須加大對內陸地區的教育投入。四是提高貧困地區居民的非農業收入將會很大程度上縮小地區不平等。從縮小收入差異的角度考慮，財政和預算政策應該對內陸地區農村工業的創辦和增長提供補貼。第五，比取消農業稅更重要的是對糧食生產提供補貼。這項政策不僅可以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而且能夠有效地防止中國的地區收入不平等程度進一步惡化。

《21世紀》：根據最近世界銀行的調查，中國最窮的10％的人在過去幾年中收入下降了1.5％，這與我們過去熟悉的經濟整體發展之后，所有的人都會受益的觀點不一致，您對此怎么看呢？

鄒恒甫：經濟學家對中國近來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在短短二十幾年里，中國從收入分配十分平等的國家轉變為很不平等的國家，貧富差距如此短時期內拉開，在全世界實屬罕見。

根據世行的估計，1980年代初期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26，到1995年是0.38，到1990年代末為0.46。當然要作出準確估計是困難的，考慮到高收入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有些民間調查機構甚至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9。值得注意的是，數據顯示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是以絕大多數居民收入都有較大增長為前提的，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十分明顯，導致中國在這幾年收入分配不平等呈現出極為罕見的加速度。

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之所以值得特別關注，是因為它不僅與經濟增長存在相互關系，而且收入分配的格局主要是由一些制度因素決定的，在正常環境下，收入分配格局相當穩定。比如在1951至1992這40年間印度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幾乎未變。一些國家收入分配的格局在短期內大幅度變化主要是制度急劇變遷造成的，一旦制度框架穩定下來，腐敗與經濟嚴重不平等的局面很難改變。

世行的研究表明，腐敗與社會、經濟嚴重不平等之間確實存在著因果聯系。特權階層掌握著基礎資源的配置權，他們憑此可以在瞬間積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財富，這在完善的市場制度下是無法做到的。如果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到制度或者道德的約束，而任由私欲泛濫，整個社會將陷入極度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極少數人掌握社會極大部分財富，絕大多數人處于赤貧狀態。這種現象在非洲國家并不少見。

不僅如此，如果經濟不平等主要是由于腐敗造成的，情況會更加嚴重。在腐敗盛行的環境下，人們積累財富和獲得收入的機會極其不均等，貧窮階層很難接受困苦的現實，富人收入的合理性會受到質疑。例如，如果人們都覺得只有越軌腐敗或者心黑膽大才能富起來，面對一個突然冒出的富人，人們心底里會懷疑其純潔性，而不是視其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對財產的掠奪會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會使搶劫上升30至35%。在這樣的環境下，擁有財產的人對產權會缺乏安全感。有保障的產權能夠在耕耘與收獲間建立穩定的聯系，保證企業和投資者的努力得到應有回報，否則人們工作、投資和創業的積極性會受到損害。最近世行對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和烏克蘭的研究表明，對產權有安全感的企業家比缺乏安全感的企業家利潤再投資的比重高出14%至40%之間。在拉丁美洲，超過50%的接受調查企業認為犯罪是他們正常經營的最嚴重障礙。這種狀況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世行2000年估計，哥倫比亞和薩爾瓦多因犯罪而損失了四分之三的GDP。

我想，這些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21世紀》：您多次倡導政府加大對教育和衛生等領域的投資，我們看到這幾年也確實在加大，我們也看到另外的事情是這幾年政府的稅收有了很大的增長，去年達到了4萬億人民幣，但我們看到增長的更快的是固定資產投資，那么您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呢？

鄒恒甫：我剛才說過了。在目前的財政管理體制和地方政府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爭”是造成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必須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公共服務的提供及社會事務上。各地區基礎公共服務提供中出現的巨大的不平等現象以及某些地區公共服務提供的不足，對于一個努力建設和諧社會的國家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以下核心公共服務應該建立最低國家標準：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衛生醫療設施，基本失業補助金和養老保險，以及農村地區基本的公共設施服務。

另外必須強調的是，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夠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核心公共服務項目是中央政府的職責。省級轉移支付的使用應主要考慮地方公共服務提供的公平性。一旦制定了國家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發放水平以后，未達到該標準要求的公共服務可以由專門的轉移支付來融資。

《21世紀》：最近Jeffery Sachs在接受FT采訪的時候認為俄羅斯改革的失敗，“是政治學對經濟學的勝利”，而且他提出一個觀點——只有在政治不干預的前提下，好的經濟學解決方案才能奏效。但我們看到，中國的改革恰恰是在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展開的，不知道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鄒恒甫：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鼓勵每個人盡可能地“吃喝玩樂”，鼓勵企業獲得最大化的利潤。但是它最后又歸結到了去關心全社會所有人的福利。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就曾說過經濟家學家應該有“熱情的心靈，冷靜的大腦”。面對孩子們渴望求學的眼睛，我們不能回避自己的責任；面對無助地呻吟在街頭的病人、面對寒夜里無家可歸的老人，誰又能保持內心的平靜？“政治學”和“經濟學”孰勝孰負的爭論又有多大的意義呢？經濟學家應該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不！我們看到太多的悲慘，卻發現太少的眼淚，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麻木不仁？經濟學家有責任呼喚社會良知，有義務為社會公正吶喊。有人認為經濟學可以回避價值判斷和公正問題，這是對現代經濟學的極大誤解。經濟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人類的效用和福利，怎么可能對這些重大問題置之不理呢？縱觀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我們會看到所有偉大的經濟學家都始終熱切地關注著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的發展。一些經濟學大師在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領域的經濟分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上世紀30年代，伯格森和薩繆爾森突破了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的概念，為在標準的經濟分析框架中研究公共選擇和社會福利問題開辟了道路；在上世紀40年代，杜森貝里提出了相對消費理論，為對同情、攀比、嫉妒等人類行為進行系統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經典的分析框架；在上世紀50、60年代，阿羅深入考慮了社會福利函數存在的條件；貝克爾對性別、種族歧視和生育、教育決策等人類行為進行了系統的經濟分析；在上世紀70年代，羅爾斯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極大極小”社會福利函數，認為社會決策的目標應該是極大化處境最差、最為不幸的那些人的福利，這使得對倫理、道德和社會公正問題的研究成為主流經濟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上世紀70至80年代，阿馬蒂亞·森綜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分析工具，在諸如不平等、貧困等重大經濟領域的分析中回歸了倫理的要素。阿馬蒂亞·森在社會選擇理論和福利經濟學領域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研究了個人自由與社會最優的關系，深入考察了饑荒、倫理等方面的問題，設計了諸如人類發展指數等度量社會福利、貧困的影響深遠的指標，徹底改變了現代政府抗擊饑荒等重大社會問題的方式。

所以說，經濟學決不可以回避價值判斷和公正問題。世界銀行在過去10年間多數“世界發展報告”都把主題確定為探討公平、平等、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這也體現了經濟發展的真義。

《21世紀》：你怎樣看待中國經濟學家的使命和責任？

鄒恒甫：我一直認為，經濟學家的使命不僅在于勤勉治學、為國家經濟發展獻計獻策，而且還在于兢兢業業為國家培養經濟學人才，讓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俊才學習到國際最前沿的經濟學、金融學理論，他們是國家經濟建設的未來中堅。

正是因此，我從1992年開始，就在中國專心辦教育。1994年成立武漢大學經濟科學高級研究中心，1996年開始面向全國招收“數理經濟與數理金融試驗班”。到目前為止，這個“試驗班”已經招收11屆次，累計招收600余人。我們采用國際規范的培養方案、教學方式，大量聘請國際著名經濟學家前來授課，使學生不僅具有良好的國際經濟學理論基礎，熟練掌握數理經濟學和金融學研究方法，而且能夠熟練地應用經濟學理論和工具分析現實經濟問題。

目前，“數理經濟與數理金融試驗班”的培養模式已經產生了許多成效。“試驗班”的學生累計有100多名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紐約大學、康奈爾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等著名高校攻讀博士學位，僅2006年度，從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數理經濟與數理金融試驗班”走出的38名同學獲得了美國、法國高校的博士生全額獎學金。“試驗班”每年的應屆本科生成為國內各大高校接受推免研究生的熱門選擇。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其他高校（例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也相繼推出了類似的試驗班項目。

我曾經講過：“用別人的錢辦學很好，用自己的錢辦學最好”。我愿意用自己畢生精力，更投入地去辦學，辦好學。這是我最大的責任，也是我最大的快樂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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