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1997年金融危機后印尼政局的走向
文／林錫星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已經10年，全球無論金融市場或國家對策調整都以此作為深刻的教訓談論并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背景和教訓在于，一些國家金融開放過度、過急，超越國情發展階段，較為盲目地借鑒發達國家模式改革開放，給投機帶來了機會與條件，最終造成國家經濟問題和金融安全的失控，導致經濟金融災難性的打擊。
眾所周知，“金融大鱷” 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線。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于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并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為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于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
這場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錯綜復雜。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尼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
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印尼開出的藥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
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沖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范危機的難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國。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為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于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蘇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1997年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風暴在印尼引發了一場民主化浪潮。在這一浪潮的沖擊下，經營32年的蘇哈托強權統治轟然崩塌。持續惡化的印尼金融危機與經濟形勢是導致蘇哈托辭職的最直接原因。蘇哈托的被迫辭職標志著印尼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民主轉型新時期的序幕已經拉開。
沒有人料到蘇哈托政權垮臺如此突然，同樣沒有人料到印尼民主轉型的速度如此之快。印尼的民主改革分兩個階段。鑒于蘇哈托的教訓，哈比比執政時期開始了第一階段的憲政改革。改革措施包括釋放政治犯；首次修改憲法，頒布新的政黨法，解除黨禁；恢復言論集會、游行自由等基本人權；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大大增加了立法機構內的選舉成員，同時也減少了軍隊代表的數目；總統的任期作了最多兩屆的限制等。在這些改革基礎上，印尼于1999年成功地進行了30多年來第一次自由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從機制和程序上說，這無疑是印尼在民主化道路上的一次飛躍。
第二階段的民主改革是在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出任總統時期醞釀并實施的。這次改革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先后3個憲法修正案和印尼國會2003年7月通過的一系列法律上。諸如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法、政黨法。根據這些新法律，今年4月，舉行了充分自由民主的國會和地方代表理事會成員的選舉；7月舉行了印尼歷史上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印尼憲政民主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印尼近幾年憲政改革的突出進步主要反映在五個方面：第一，人民大眾的政治參與程度大大提高了。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代，人民大眾在政治參與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第二，人民大眾的各項人權有了法律上的保障。新秩序時期，人民沒有充分的結社、集會、出版、言論、信仰等自由；種族歧視普遍存在，非當地民族居民的公民合法地位得不到保障；第三，法制化和程序化程度大大提高。新秩序時期，蘇哈托利用軍隊和它的御用政黨“專業集團”實行強人政治。作為總統，蘇哈托實際上控制著一切權力，政治動作過程往往是黑箱操作，一切法律程序都形同虛設?？偨y選舉方式不是通過秘密的無記名投票，而是采取鼓掌通過的方式；第四，軍警和官僚機構中立化，完善了政黨政治。根據西方民主憲政模式，英美等西方國家奉行文官至上原則，堅持軍隊職業化和非政治化，在政黨政治中軍隊和警察保持中立，不參與政黨政治和參加競選，不能擔任議員等公職；第五，突出了權力的分散和制衡。新秩序時期，印尼的政府制度奉行總統制，但是這種總統制同美國三權分立式的總統制大不相同。它的總統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權力高度集中于總統，總統的權力很難制約。
所有這些改革標志著印尼在法律層面的民主已經接近了西方的標準。難怪有人稱印尼為世界上“第三大民主國家”。
然而，印尼的民主的實踐如何呢？民主給印尼社會和人民帶來什么呢？民主化以來，印尼人真的自由多了，整個印尼社會呈現出自由、寬松、活躍的政治氛圍。民主化在印尼社會顯示了初步成效。這首先表現為人民大眾對政治的積極參與，新政黨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其次，民主的程序化和法制化初步得到了實踐。自蘇哈托垮臺以來，印尼政府經歷了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三屆政府的變動，這三次政權更迭雖然伴隨著街頭抗爭和社會動蕩，但總的說來權力轉移基本上沒有脫離法律程序和民主游戲規則的軌道；再次，人民大眾的人權得到了初步的落實，人們不必擔心政治迫害，可以隨便批評總統副總統以及其他政府官員，各種媒體可以自由發表政治言論。在人權方面，表現最為突出的是華人政治地位的變化。敵視和歧視華人的許多法律已被廢止，華人也可以放心大膽地弘揚自己的文化，發行報刊，開辦華校，甚至華人的春節也被確立為全國法定假日。
所有這些都表明民主改革給印尼社會帶來了許多積極的變化，然而為這種自由付出的代價也極其沉重：一是印尼經濟的長期低迷，回升乏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貧困問題有所惡化。民主化以來，印尼經濟增長率始終維持在3.5%左右，低于人口增長。通貨膨脹率平均在兩位數。失業人口連年上升，其中10-20%的人口處于絕對貧困狀態。雖然經濟狀況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7年的金融危機，不能全歸罪于民主化，但同馬來西亞的情況相比，顯然民主的印尼政府不如威權的馬來西亞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經濟；二是同“新秩序”時期相比，政治更加動蕩，社會更加不安定，人們更缺乏安全感。亞齊獨立運動鬧得如火如荼；安汝和馬魯古地區的伊斯蘭教同基督教沖突愈演愈烈；三是政治腐敗有增無減，金錢政治社會化?！靶轮刃颉睍r期蘇哈托通過權錢交易構筑了自己的商業帝國，形成了一個腐敗的權力階層，這毋庸置疑。民主政府上臺后都信誓旦旦要懲治腐敗，然而不僅原來腐敗沒有懲治，自身也被腐敗所俘虜。瓦希德上臺不久就被貪污丑聞弄得焦頭爛額，而且終究被國會彈劾。梅加瓦蒂的斗爭民主黨在腐敗問題上也備受指責。印尼被“透明國際”列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在經歷了幾年民主化之后，人們對民主的熱情減弱了。他們發現民主并沒有使他們的生活比以前更美好，相反更加貧困和不安定，于是懷舊情緒油然而生。他們懷念那個盡管獨裁和強權，但的確是安定和繁榮的時代。據一個民意調查，58%的受訪者認為，在蘇哈托時代他們的生活條件更好一些。
這種懷舊心理影響到2004年的總統大選。超過一半的印尼人愿意看到一個像蘇哈托一樣強有力的領導人，即使這樣可能要放棄一些自己的權利，印尼人對蘇哈托32年統治建立的“新秩序”有著懷舊之情。總統大選前的另一個民意調查顯示，45%的印尼人說他們喜歡的領導人的類型是一個“前任將軍”。
2004年的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印證了印尼人的心理和愿望。蘇西洛在總統選舉中遙遙領先這一事實進一步證明，印尼人決心拋棄軟弱的、民主的梅加瓦蒂，而選擇有軍人背景的強人蘇西洛。他們已經看到，印尼面臨的社會問題太多，軟弱的民主政府無能為力，只有一個強人領導的強勢政府才能解決這些難題。蘇西洛出身軍人世家，軍校畢業，曾留學美國。他原是蘇哈托時代的三星將軍，曾任印尼陸軍參謀長，退役后，在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兩屆內閣中擔任負責政治和安全的統籌部長。在印尼人看來，蘇西洛虛心誠實、為政清廉、平易近人、堅定果敢。他對恐怖主義態度強硬，主張改革軍隊，有反腐敗振興經濟的能力和決心，是一位大多數印尼人所希望的“不獨裁的強人”。
目前，雖然印尼在改善投資環境、落實投資政策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但國內宏觀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較好。由于國際收支保持高額盈余，印尼盾的匯率穩中有升，估計2006年經濟增長率達到5.3%的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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