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兩極分化問題的再探討
黃如桐
2006年元月25日我在《毛澤東旗幟網站》發表了《黨內、思想理論界若干問題的爭論(五)——關于兩極分化問題的爭論》一文。之后,隨著新材料、新觀點的出現。我有必要對兩極分化問題進行再探討。本文的主要內容如下:“兩極分化”概念的涵義及對鄧小平有關論述的理解;近年來兩極分化持續擴大的主要表現;近年來兩極分化持續擴大的原因;如何對待兩極分化持續擴大問題。
一、“兩極分化”概念的涵義及對鄧小平有關論述的理解
2006年第3期《中華魂》發表了學者周新城的文章《關于如何看待兩極分化的幾點思考》。文章說:“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在馬克思看來,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馬克思指出:“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分化乃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而只有因此入手分析,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有人擔心,承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兩極分化,會不會影響改革開放的形象?的確,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強,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我認為,這一論斷,第一,是就發展趨勢而言的;第二,是就社會整體而言的。鄧小平到了晚年,根據社會實際情況,又明確指出:“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的論斷只是告誡我們,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意不要使兩極分化現象普遍化、嚴重化。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那么在分取領域就可以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取方式相結合的原則,兩極分化就可以控制在允許的范圍內,從而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發展公有制經濟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根本措施。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現象并不可怕,怕只怕不重視發展公有制經濟,甚至對公有制實行私有化,讓私有經濟占了主體地位,從而使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以至成為全社會的主流現象,那樣我們的改革就真的走上了邪路了。我們絕不允許出現這種現象。
二、近年來兩極分化持續擴大的主要表現
1、2006年第2期《當代中國史研究》發表了學者楊圣明、郝梅瑞的文章《關于構建和諧分取關系問題》。文章認為,當前分取領域中兩極分化的主要表現,有如下幾種。
(一)基尼系數顯著超越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2001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4,并得出結論說:“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確實產生了有天壤之別的兩端:一端是人數不多且“富得冒油”的社會階層,另一端是少量生活非常貧困的底層百姓”。有的文章指出,從1992年起我國的基尼系數就已經連續突破0、4的警戒線,而如果考慮到偷稅漏稅、官員腐敗、集體消費轉化以及其他類非法、非正常收入影響,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1988—1997年間一直處于0、4以上,1995年甚至高達0、517,有的報告指出,我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為0、417,2001年為0、440,2002年達0、435。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聯合調查,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3。據2004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的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高達0、45—53,高于美國、法國、日本、歐蒙、印度的0、3—0、4,接近俄羅斯、伊朗的0、46—0、53,低于馬西和南非的0、59。以上資料證明,我國分取領域中的兩極分化相當嚴重。
(二)貧與富各20%或1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過高
“據世界銀行的資料,1998年最窮的10%的人口的收入與最富的1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中國是12、7倍,而印度為9、5倍;最窮的20%的人口的收入與最富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中國是8倍而印度5、7倍。顯然中國的差距大于印度。”
(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的趨勢
“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雖然從1978年的2、36降至1985年的1、85,但是從1986年至2004年則一直是擴大的,2004年達到3、2。這個時期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則由2、5倍擴大到3、6倍。有些文章指出。如果將城市職工工資之外的各種隱性收入計算在內,現階段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大概在5—6倍。正如有的人指出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
(四)各地區之間的兩極分化加劇、東西部差距有擴大的趨勢。”
2、大陸大學生中的貧富差距。
2006年4月15日臺灣《經濟日報》發表了《闊學生擁三機上K房》文章。文章說:“上海物價貴,大學學費也貴。上海大學生貧富兩極,有錢的學生在外租房,日日上KTV,還有錢買‘新三大件’;貧困大學生在上海連繳學費都有困難,除了爭取公家獎學金外,還必須在課余打工,兼家教、端盤才能湊足學費。上海幾所大學的收費其實并沒有比港臺的大學便宜到哪里去。剛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蔡小姐說,人民幣5000元與10000元是外界熟知的上海大學一般收費,但蔡小姐說,上海各大學另立名目收費的情況十分嚴重,‘實收’大學學費還要高得多。蔡小姐舉上海某家知名大學的收費標準,就讀微電子學每人每年收費為人民幣1、2萬元;就讀軟件工程的學費更高,每年要人民幣1、6萬元。還有某些大學打著與國外知名大學合作的旗號,每年的學費近2萬元。上海各大學的收費情況其實已經快趕上港臺大學的收費。大陸大學生眼中的‘新三大件’是‘三機’:手機、計算機(指電腦)與CD播放機。蔡小姐說,她的大學同學中,有超過半數都擁有“新三大件”,手上零用錢多的大學生,更是“多機在手”,既有桌上型電腦,筆記本型電腦也不可少;CD播放機不夠,還要有MP3隨身聽;手機更是年年更換。在上海交通大學念碩士班的小李說,在上海大學會感受到的貧富差距,比在街頭上更明顯。小李說,沒錢的大陸學生住在學校宿舍里,每年人民幣1200元的宿舍費都繳得很辛苦。多金的大學生,卻可以在學校外頭租房,下課后上高爾夫球場與KTV包房,日子過得愜意得很。
3、億萬富翁對貧富差距的調查
2006年第12期《了望東方周刊》發表了林楚方、沈亮的文章《億萬富翁與中國農民的“零差距接觸”》。文章說,“億萬富翁羅川2006年2月到陜西寶雞市文家坡鄉曹家源村作實地調查。羅川的報告說:曹家源村的人均年收入為2600元,一般家庭人口數量是六口人。村民支出中,子女教育占12%,日常生活占24%,改善住房占31%,日常生產占23%,家庭醫療占10%。收入最低的一戶四口之家現金收入僅為8100元,其中生產性支出(包括購買飼料,化肥、種子)占了3900元。在負債2300元的情況下,平均每人的年生活費僅有1625元。羅川對當前的教育和醫療問題感到擔心:孩子們沒有好的師資;一遇大病,就會返貧,而這就是西部絕大多數農村的現實。”
另一名億萬富翁梁浩去河南滑縣桑村鄉西胡莊村調查。梁浩稱:“即使有心理準備,2月28日中午,梁浩出現在西胡莊村張婆婆的面前時仍被震驚:已是午飯時候,但張婆婆的碗里除了米飯,只有幾根清淡的羅卜條,連根肉絲兒也沒有。梁采訪了一位20歲左右的女人。女人說著說著就哭開了:田被淹了,老公就要離家打工,他們才新婚不久。類似的夫妻分離,在這個村子里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河南省公布的數字是有1500萬農民工外出打工,號稱‘中原突圍’,而實際數字可能會更多,這么多人出去打工,留下的問題怎么解決?梁浩每次見到不同的人,都會說起他的擔心。”
億萬富翁實地調查的結論是什么呢?文章說:“北京炎黃健康傳媒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趙松青感受到,現在的中國,貧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在金字塔尖上,一部分人在金字塔的底層,應該讓他們了解彼此。”
三、近年來兩極分化持續擴大的原因
1、主觀原因及客觀原因
2006年3月第2期《當代中國史研究》發表了楊圣明、郝海瑞的文章《關于構建和諧分取關系問題》。文章認為價值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及資本積累規律等,市場經濟規律是兩極分化的客觀原因,其中資本積累規律發揮的作用最大。文章說:“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積累有兩種表述:一是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二是由于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加而加快,并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前者表明,隨著資本家的資本積累不斷擴大,無產階級日益絕對貧困化;而后者表明,隨著資本積累而相對貧困化。
“我們在這里關心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資本積累規律是不是存在?它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文章認為,我國當前的私人資本和外資資本存在著兩極分化。文章說:“私人資本、外資資本的積累在本質上必然出現兩極分化問題即資本規模越來越大,而勞動者獲得的部分則相對減少。這在不少東部地區已經出現。更為重要的是,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規律(或者說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規律)不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而且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存在,它是人類社會中經濟運行的共同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用于?勞動的資本在資本總量中的比重相對下降,同樣也會出現相對貧困化問題。”
文章認為,認識的偏頗與政策的不到位是兩極分化的主觀原因。(從略)
2、當前私營經濟中兩極分化的根源
2006年第3期《中華魂》發表了周新城的文章《關于如何看待兩極分化的幾點思考》。文章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公有制的主體的政治經濟條件下,這些私營經濟受到社會主義‘普照之光’的影響,其經營的外部環境,經濟運行的具體條件顯然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決定其性質的內部經濟關系,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在這些經濟成分中,生產資料,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企業主雇傭工人進行勞動,并無償地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在這種經濟關系內,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其作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作用的形式有很大變化),因而在這些經濟成分的范圍內,兩極分化是難以避免的。”
四、如何對待兩極分化持續擴大問題?
周新城的文章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兩極分化呢?
第一,應該按照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原理來理解和對待兩極分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因而我們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是允許存在的。我們對兩極分化的政策,不能從道德觀念、思想感情出發,而應該立足于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這一價值判斷。在目前條件下,我們還不能提出徹底消除兩極分化的要求。
第二,應該采取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雖然在目前條件下,兩極分化現象如果聽任其發展是會激化社會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甚至導致政局動蕩的。因此,我們在允許存在兩極分化的同時,應該采取措施,一方面把兩極分化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這主要靠積極發展公有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實現;另一方面限制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緩和社會矛盾。在初次分取領域,應該嚴格貫徹《勞動法》,并在非公有制企業里建立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切實保障工人的權益,保證工人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價值出賣勞動力,不僅保證滿足再生產勞動力必不可少的生理要求(即勞動力價值的最低標準),而且力爭實現再生產勞動力的社會歷史因素的要求(即勞動力價值的最高標準)。借口“改善投資環境”而人為地壓低工人工資,從而擴大兩極分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同樣,初次分配片面強調效率而忽視公平的要求,也是不妥的。在再分取領域,除了嚴厲打擊偷稅漏稅、侵吞國有資產、行賄等違法行為(對這些違法行為的任何“赦免”、“淡化”的主張,只會激起民憤,絕不可取)外,還需要通過征收個人收入的累進所得稅、擴大社會保障等辦法縮小貧富差距。在第三次分取領域,我們大力提倡和鼓勵富有群體捐資慈善事業。總之,我們要在分配各個領土完整領域采取有力措施,盡可能縮小兩極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盡可能緩和社會矛盾。
第三,應該明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私有制基礎上徹底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現象。但是,這一目的需要隨著條件的成熟逐步實現。目前允許剝削、兩極分化在一定范圍的存在,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在分配領域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也不是共產黨所追求的公平的標志。我們是利用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發展生產力,為將來最終消除剝削、兩極分化創造條件。當然,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忘記了黨的最終奮斗目標,不把當前的一切工作看作是朝最終目標前進的一步,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最后,要把理論與政策、宣傳區分開來,我們對干部、黨員和大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是把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傳授給他們,使他們掌握認識社會現象的主場、觀點、方法正確地理解我國社會現狀和前進方向,懂得目前黨的政策的理論依據。在剝削、兩極分化等問題上,理論教育的任務是講清楚馬克思主義關于剝削、兩極分化的基本原理,使他們了解剝削、兩極分化現象的來龍去脈以及將來的發展趨勢。政策和宣傳則有所不同。政策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當前實際制定出來的,宣傳工作應該圍繞中心工作開展,因而政策和宣傳在不同時期應該有不同的側重點。在當前條件下,為了大力吸引外資和國內民間投資,調動外高和私營企業的積極性,政策的重點可以放在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上,宣傳工作也應側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正面作用上,無需渲染剝削、兩極分化問題。理論是穩定的,因為它反映的是一般規律;政策是靈活的,因為它是一般規律在當前具體條件下的實現形式;宣傳是有重點的,因為它要服務于完成當前任務的需要。然而我們硬要看到它們的區別,還要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系,不要由于政策的調整、宣傳的需要而否定一般規律,否定理論。在兩極分化問題上,更應注意這一點。
簡短的結束語
我同意以上學者的觀點與論據。以下談談我的看法。
1、我國大陸大學生貧富差距比街頭上更明顯,沒錢的大學生連繳學費和學校宿舍費都很困難,而有錢的大學生則在外租房,上高爾夫球場與KTV包房。雖然這種差距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不過,校方除在經濟上盡可能對窮大學生給予幫助外,應該疏導、說服富大學生少鋪張浪費、以緩解窮富大學生之間的隔閡和矛盾。
2、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國兩極分化貧富差距的程度不僅比美國、法國、日本等許多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及印度、波蘭等發展中國家大,而且比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我國臺灣地區也大。這是因為,從總體上說,大陸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如臺灣,臺灣的社會結構屬于中間階層比重大的橄欖型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差距的程度比大陸少。而大陸則是大量窮人處于金字塔底層的金字塔型社會。
據媒體報道,臺灣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自夸說,臺灣是民主、自由、均富的社會,國民黨要“民主、自由、均富”統一中國,大陸只有在“民主、自由、均富”的情況有所改善后才能談統一。黨和政府除對馬英九之說對大陸政治制度的污蔑要加以駁斥外,應下大力氣扭轉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局面,以縮小兩極分化、貧富差距的程度,以安定民心,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3、我國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岌岌可危、及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資本主義經濟的無限制發展。當務之急,黨和政府應該采取正確的政策與措施,竭盡全力來發展公有制經濟,消除私有化危害,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對此老百姓正拭目以待,寄予厚望焉!
200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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