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具有毛澤東那樣認錯的勇氣嗎？
楚 揚
《西行漫記》中記載：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毛澤東所有的財物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服。就是這位除了主席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的延安窯洞的主人，在闡述“愛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我見時遭到人家的質疑——盡管他舉出湖南又舉出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說法，還是在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愛吃紅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反駁后，“笑著認輸”。
建國后的1958年，當時武漢大學的校長李達，因看到“寧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兩句口號而認為后一句是“唯心主義”就“找潤之”理論——不料，李達一見毛澤東就發起火來：“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通不通？”毛澤東辯解：“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李達聽得不耐煩，打斷毛的話，又氣沖沖地舌戰一通；當時與李達同行的一位教授示意李不要再講，毛澤東卻說：“你讓他說，不劃右派。”李達便說：“你腦子發熱，達到了39。C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C、41。C……你承認不承認？”毛澤東在挽留李吃飯不成后對那位教授說：“你送老校長回家。今天他火氣很大，我火氣也不小。”送走李達后，毛澤東即對教授說：“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并希轉告李達，有時間再談。李達聽后感慨道：“還是潤之的氣量大！”（法律出版社：《毛澤東逸聞錄》216-217頁）
而當鄧小平認為當年的“頭腦發熱”并非毛澤東“一個人錯”時（“‘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講話。”（《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06頁），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又在七千人大會上就之前的決策失誤作檢查并承擔主要責任。
讀史使人明智。就我所知道的毛澤東這三次“認錯”，應該說一次比一次“負面”影響大——由一般同事，到直面下屬，再上萬人大會……錯了，毛澤東就認了。不找借口，不打棍子。
至此，有人定會微辭：錯了檢查，應該。有什么可大驚小怪？話不可不這么說，然而說得容易做起來未必不難！想想看：一位至高無上一呼百應的領導人，他們的面子有多重？有幾人能放得下的？別說毛澤東那“地位”，就是下十八層的，你指出他臉“黑”能“乖乖的”就不多見——你看：國企“改制”曾出現過大量國資流失、工人成批下崗失業的系列問題，在一片批評聲里，有哪一位“改制”理論的創導者認過一句錯？造成諸多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公共領域市場化改革”專家，在一片批評聲里，有哪一位認過一句錯？推動房價猛漲 鼓勵開發商建豪宅的呼和浩特市政府沒有人就違背“國六條”和九部委“意見”道個“歉”卻急不可耐地宣稱“呼和浩特房價不存在泡沫”；耗資超7個億狀似“白宮”的鄭州市惠濟區政府更是無錯可“認”，人家是為了“富民”、“與時俱進”；至于被英國《星期日郵報》直斥為血汗工廠的深圳富士康公司會不會在“高看一眼放膽支持全力服務”中更加血腥天知道……！? 難道，我們——包括那些頻頻發生礦難、老板一再拖欠工資的某些掌門人的工作，比毛澤東還做得好——？？
有同志戲稱，錯了馬上認錯的是職員，錯了保持沉默的是科長，錯了能找到理由的是處長，錯了堅決不承認的是局長，錯了眾人還一再強調說沒錯的是首長。果真如此，錯與不錯，都以權多權少、官大官小去定奪，我們還能有“是非”可言嗎？還能有“科學”可言嗎？還能指望從“源頭上”遏制腐敗？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這是常識，也是客觀事實。錯了，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認錯，不反思，以各種時髦的口號掩過飾非，甚至還要對批評錯誤揭露“家丑”的同志進行打擊報復——這決不是一貫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優良作風的共產黨人身上所應該出現的怪事。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由此來看，牢記毛澤東的這個教導、學習毛澤東勇于認錯的勇氣，對于我們今天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原本就是一項不可或缺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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