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市商家招牌“變色”事件,業已塵埃落定,但留給人們的思考卻是無窮無盡的。如此荒唐的行政命令,一定是在沒有調查研究、集體決策、反復論證的基礎上,草率出臺的政令。故而,政令一出,民怨沸騰,輿論嘩然,結果自己出盡了洋相。
實際上,從人性和人情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哪一個當官的,不想讓自己的命令得以迅速而徹底的貫徹?號令既出,百姓聞風而動,眨眼間商家招牌舊貌變新顏,這該是多么好的一個結局啊。只可惜,三河市領導沒有看到這個景象,卻等來了頂頭上司的撤職決定。
說白了,官員的荒唐之所在,并非自己能力有問題,也并非不知道自己該咋做,只不過他們缺乏為百姓服務的真心和耐心,加之私欲作祟,利欲驅動,故而做起事來,總想擺一下當官的架子。所以,執行行政命令的時候,都是一紙通知,或者口頭告知,簡單又粗暴,根本不會理會群眾有什么意見和需求。
他們整天坐在辦公室里,夏天吹著空調,冬天通著暖氣,四季如春。透過明亮的玻璃窗,看到外面車水馬龍的街道,總有一股“君臨天下”的豪邁。
他們的心目中,老百姓愚昧無知,跟你們商量事情有什么用?所以,每當和百姓打交道,總是要耍一耍官威的。前些年,豫北地區一個小城市,一個市長上任,大街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路上實行交通管制,百姓只能站在路旁觀看新市長大駕光臨的盛況了。
看電視劇,那些古代的官員升堂時,驚堂木“啪”得一拍,舉座皆驚,大老爺在堂上正襟危坐,堂下三班衙役齊聲吆喝“威武——”
這就是古代的官威。這種情形和氛圍下,一個長年累月和泥土打交道的百姓,進了衙門,早已骨酥肉麻,雙膝發軟,匍匐在威嚴的堂下。不信你不招供,后面老爺還有更厲害的東西對付你,不相信我一件一件拿出來,給你挨個兒試試。于是,在古代的衙門里,屈打成招的冤案層出不窮。
古代官老爺外出,一定要擺出官員的排場,八抬大轎,前呼后擁,鳴鑼開道,“肅靜”牌打著,衙役揮舞著棍棒,驅趕著路上的行人。這是何等的威風啊,不然的話,讀書人為什么也要擠破腦袋考取功名,因為只有官威在身,才能真正體現自己“人上人”自豪和優越感。
可是,古代也有不少清官,他們面對百姓不擺譜,不耍官威,而是放低身段,深入民間,了解民間疾苦,給百姓解決一些實際困難。清官于成龍是山西人氏,曾被康熙樹為“今時天下廉吏第一”包拯式的人物。他從知縣做到兩江總督。他不耍官威,不畏強權、捉拿強盜,為民除害,在老百姓那里很有威望,被百姓稱為“青天”。
真正的官威是百姓的真心擁戴,而不是對百姓的威嚇。中國歷史上,官員和百姓關系最為融洽的時代,就是新中國七十年。早期共產黨人,胸懷天下,一心為民,一個“為人民服務”,道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當官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為了給百姓做事!
心里裝著天下人,裝著百姓的柴米油鹽,裝著百姓的雞毛蒜皮,經常和群眾攪在一起,融洽得像一家人,百姓豈能不把你當自家人?
這幾十年來,一些文化人一直在為自己曾經在“五七干校”的經歷鳴冤叫屈,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懂得共產黨的干部,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時候,無形中拉進了干部和群眾的關系,體驗到了民間的疾苦,回到工作崗位上,才會出臺真正為百姓做實事的政策。
他們這些人,心里總覺得自己是讀書人,讀書人總不能和百姓攪合在一起,否則就顯示不出來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或者當官的在百姓面前顯示不出來官威,讓他們心理上有一種巨大的失落感。
延安時期,黨中央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到后方修整的三五九旅,在王震將軍的帶領下,扛起鋤頭開發南泥灣。在熱情高漲的勞動中,分不清誰是官,誰是兵,大家擼胳膊綰袖,干勁兒沖天,終于把荒草連天的南泥灣變成了延安的大糧倉。
大生產運動中,黨中央領導機關,也開展了各種形式的生產活動,朱德元帥,周恩來副主席,他們都有自己紡車,只要一有空閑時間,他們都會坐在紡車前,搖起紡車,認真紡棉。上下一心,匯聚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毛主席從延安到河北西柏坡,剛到自己的住處,發現工人正在給自己的房子做粉刷。他放下手中行李,不由分說,拿起鐵鍬就干起活來。工人們看見一個干部模樣的人在幫助他們干活兒,心里很激動。當得知這位就是大家無比崇敬的毛主席時,大家更是精神振奮。
焦裕祿在河南蘭考帶領群眾治沙防沙,重病住院,心里還想著群眾的事情。彌留之際,他交代身邊的人,死后要把自己埋在沙丘里,活著的時候沒有治好沙丘,死后要看著大家治理沙丘。
焦裕祿去世后,靈柩運往蘭考,從火車站到墓園,只有幾里地的路程,而靈柩卻走了整整八個小時。數萬群眾,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匍匐在地,哭聲震天!
這應該是,中國有史以來,官員最大、最震撼的官威!
這次三河事件,不僅僅是三河的問題,它折射出來的是整個中國官場的問題。脫離群眾,高高在上,欽差大臣滿天飛,換不來真正的官威,只能換來群眾的反對和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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