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解體勢不可擋
越來越多的單身、不婚同居、晚婚離婚，正成為人類生活中的常態。這些現象意味著全球性的家庭解體趨勢正在全面展開。
中國是這一趨勢發展最快的地區。1990年中國戶均人口尚有3.96人，但2020年已經下降到2.62人，其中“一人戶”家庭2000年比例為8.3%，2015年12.45%，到2020年占比超過25%。
同在東亞的日本情況一樣嚴重。2020年日本人口普查顯示，當年15歲以上人口中，處于未婚、離婚、喪偶狀態的單身人口約為4930萬。其中，2020年男性終身未婚率(到50歲時仍未結婚)為28.3%，女性為17.8%，均創下歷史新高。
另一方面，即便結婚，無孩家庭在飛速增長。2010年中國二代戶（最典型的就是一對夫妻帶孩子）的比重還達47.83%，2020年二代戶的比重已經縮水到36.72%；而同期，一代戶（無子女家庭）較2010年上升15.33個百分點，達到49.5%，差不多是家庭戶數的一半。而黑龍江、吉林和遼寧2010到2020年一代戶占比分別提升23.45個、21.49個和19.66個百分點，已經達到了59.65%、56.11%和57.18%。
據歐盟統計局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目前全球20億個家庭中約3億（15%）是單人戶。發達世界的情況更嚴重。瑞典單身家庭占總人口一半，而丹麥、挪威、芬蘭約45%，英國34%，德國42%，美國31%，韓國33.4%，日本35%（2015年）。
單身家庭快速增長，只是家庭坍塌的一部分，離婚率快速增長是家庭坍塌的另一部分。
在美國，15歲以上人口的粗離婚率從1950年的3.5‰上升至1985年的6.3‰；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同期的粗離婚率從0.9‰增至4‰。粗離婚率是每千人在當年發生離婚的數量。
上圖是於嘉、趙曉航、謝宇在《當代中國婚姻的形成與解體：趨勢與國際比較》（《人口研究》2020年第5期）中整理出的世界主要國家的數據：長期看除了美國，世界主要國家的粗離婚率都在上升，中國尤為峻急——2018年中國粗離婚率全球主要10國中僅低于俄羅斯；意大利與西班牙的粗離婚率在近40年也始終呈現上升的趨勢；日本與韓國的粗離婚率在20世紀80、90年代有著明顯的上升，但在2003年以后開始呈現略微下降的趨勢；德國與法國的粗離婚率較為穩定，僅有小幅度的波動；而英國的粗離婚率在2005年之后呈明顯的下降趨勢。而美國近40年粗離婚率下降的原因，不是美國的婚姻更穩定，而是美國的不婚群體和初婚年齡的推遲而導致的。而且，在東亞，中國離婚率已超過同年韓國和新加坡的2.1‰和1.3‰。
上圖為中國近年結婚離婚對數，下圖為中國粗結婚率和離婚率變化情況（引自楊菊華、孫超：《我國離婚率變動趨勢及離婚態人群特征分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二、從家庭解體到人口崩盤
家庭是人類文明出現以來，人口再生產的主要載體。但家庭崩塌最直接的后果，首先是非婚生新生兒的快速增加。
據國際社會保障協會(ISSA)的報告《家庭與性別：大趨勢與社會保障》中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OECD國家未婚、非婚生育率的平均值，從1960年的6%上升到了2016年的40.3%；而2016年OECD國家0-5歲兒童的家庭中，同居但未結婚和單親家庭的比重的平均值為34.85%。
從歷史趨勢來看，1960-2016年OECD國家未婚、非婚生育率的平均值呈上升趨勢：1960年的平均值為6%，1980年為11%，而在1980-2010年這30年增長較快(平均每10年增長8.53%)，2010-2016年則呈緩慢增長趨勢。
歐洲的非婚生育情況更為嚴重。在法國，2018年有60.4%的新生兒來自于未婚母親，其中絕大部分處于同居狀態，保加利亞和挪威等國，非婚生育水平僅略低于法國；即便在較為保守、具有更強家庭主義的南歐，意大利與西班牙新生兒婚外生育的比例也分別從2000年的9.7%和17.7%上升至2018年的34.0%和47.3%（Eurostat，2020）。在德國，從1970年到2017年間，非婚生子比例明顯遞增，2019年數據顯示，德國每三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是非婚生子。
最可怕的是拉美國家，比如智利、哥斯達黎加和墨西哥，非婚生子的比例已經超過了七成——可以說這些國家的家庭基本完成解體。相形之下，在儒家文化圈的東亞，非婚生子比例全球最低。
家庭解體，非婚生育普及，而養育子女和工作又難以兼顧，使養育孩子這一人類最主要的生存內容受到極大抑制，直接的后果就是生育意愿下降，隨之是人口坍塌。
上圖表明，即便非婚生子數量較少的中國和日本，女性的生育意愿也在快速下降。隨著就是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下圖表明，二戰以后全球生育率在1950-1970年之間基本穩定——雖然各國之間差距較大，但1970-1980年代之后，全球都經歷了普遍的出生率下降，而東亞、中亞南亞、大洋洲北非和西亞等，都經歷了峻急的生育率下降趨勢。在東亞內部，日本出生率下降較為和緩，中國和韓國都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生育率下滑。
如果我們在1970、1980、2020年這三個關鍵時點截面看，1970年全球絕大多數生育率都在人口可更替水平之上，但到2020年除了非洲，全球基本都到了可更替水平之下了，歐亞大陸核心區成了重災區。
三、生育率崩塌的未來
2024年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的題為“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1950-2021年，及至2100年的預測：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21的綜合人口統計分析”（原題“Global fertility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1950-2021,with forecasts to 2100: a comprehensive demograph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中對人口形勢做了總結和預測：
過去 70 年來，全球總生育率下降超過 50%，從 1950 年每名女性生育大約 5 個孩子減少到 2021 年 2.2 個孩子。截止 2021 年，超過一半的國家和地區（110/204）的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即每名女性生育 2.1 個孩子）。對于韓國和塞爾維亞等地，這一趨勢尤其令人擔憂，這些國家的每名女性生育的子女數不到 1.1 個。全球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生育率仍較高，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2021 年每名女性生育 4 個孩子——而這正是全球資本主義最不充分的地區。
柳葉刀預計未來幾十年，全球生育率預計將進一步下降。到 2050 年，總生育率將為 1.8 左右，到 2100 年將為 1.6，遠低于更替水平。到 2100 年，全球除204 個國家和地區中除薩摩亞、索馬里、湯加、尼日爾、乍得、塔吉克斯坦等六國外，生育率都將低于正常人口替代。西歐的總生育率預計到 2050 年為 1.44，到 2100 年下降到 1.37。世界大部分地區正在走向人口下降。預計到 2100 年，只有 26 個國家的人口還在增長。
實際上，東亞的情況更加嚴峻：中國、日本和韓國，人口全部開始下降，即便全球人口第一大國印度，總和生育率也已低于正常人口可替代水平。
生育率下降是規律還是異常？
按照當今社會學和人口學的解釋，生育率下降大致被歸結到三個層面：
一是物質層面，包括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人口出生率下降，隨著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完善導致養兒防老的需求降低，隨著家庭收入提高則生育率提高等；
二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層面，生育率隨著男權降低、男女平權和對婦女的剝削降低而降低，隨著婦女權利提高，以及婦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下降。
三是文化及意識形態層面，包括人口出生率因女權主義、個人主義等意識形態的興起而下降，也因經濟理性主義的滲透而下降。比如按經濟學家貝克爾消費者選擇理論的視角，子女是耐用消費品，父母的生育決策是在收入約束條件下，權衡生育和其他消費的成本收益后決定。但按照西方經濟理論，養育孩子是有極高的外部性的行為，養育孩子的社會整體收益一定明顯高于家庭和個體收益，但成本以家庭為主承擔，因此理性決策必然是減少生育。
對生活在當代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人而言，這些解釋是符合常識的。因為1970-1980年代之后，人口形勢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歐洲北美工業化發達國家，到澳洲到東亞，到拉美到非洲，整體全面出現了快速的人口出生率下滑，這些歸因似乎是符合邏輯的。
但這些原因分析并經不起很細致的推敲。比如在中國，1970年代生育率迅速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政治干預。再比如，1990年代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是明顯下降的，與此伴隨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這顯然不符合一般理論所謂的生育率與勞動參與率負相關關系。還比如，一般認為家庭收入水平與生育意愿正相關。但我們如果把樣本擴大到全球范圍，則看到相反結論——高生育率國家都集中在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另外，比如在1970年代之后的東亞國家，伴隨著收入快速增加的則是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
這些理論解釋力最不足的是無法解釋據可查的1950-1970年代。這是資本主義黃金發展期，全球出現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但人口出生率卻呈現整體穩定狀態。比如北美歐洲總體生育率維持在約2.8上下，澳洲從3.2小幅提高到3.6上下，然后東亞中國日本韓國等也基本維持穩定（剔除1960年前后中國生育率的影響），其他拉美非洲等較不發達地區則維持在較高水平。總體上，各國生育率比較穩定，全部維持在2.1以上的人口可更替生育率。
最后，如果超越資本主義做跨歷史觀察，在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中，人口變化的正常邏輯都是隨著經濟恢復和發展，人口出現快速膨脹的——這個規律在有比較充分歷史和人口記載的中國，比如漢唐明清等朝代，都是如此。
以上這些情況表明，生育率是極其復雜的社會行為，跨時代跨區域觀察，情況不同。同一時代不同國家和文化之間，因果也并不相同。
但是，在1970-1980年代之后，全球出現人口加速下滑趨勢，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們來重點討論。
1970年代后人口趨于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義
按照社會學人口學對影響家庭和人口問題的全部因素的分析，我們看看1970年代前后，世界發生了那些改變。
先看物質條件的改變。
1970-1980年代發生了石油危機和與之伴隨的經濟衰退。但是，這主要是歐美的情況，并不能代表全球的情況。與此同時，中國、日本和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總體還是向上的。
其次，我們看養老制度。美國的養老保障制度，是二戰前羅斯福新政期間建立的，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養老制度是在20世紀早期就建立的，因此，養老制度對1970-1980年代的人口趨勢變化不是新變量。
再次看工業化和城市化。按2023年聯合國人居署《釋放城市潛力：可持續城市發展的投資之道》數字，20世紀50年代開始，城市人口開始急速擴張。1950年，城市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30%，到2007年已超過50%，2023年達到56%。所以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不獨1970年代，這個因素也不是人口變化的新變量——當然，1960年代之后，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開始快于發達國家，這對人口而言也許是個變量。
最后看家庭收入與幼兒撫養成本的變化情況。這個條件在1970年代之后確實發生了趨勢下的巨大變化，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地區，維持家庭和人口生產的條件，1970年代之后是不斷惡化的。
2017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從1973年至2016年，如果剔除通貨脹因素，美國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率僅有0.2%，基本可以忽略，而這43年中美國工人人均工資整體只增長了8%，也可以忽略。而總體上，老百姓剔除通脹后，收入增長遠遠低于經濟增長。如下圖：
2000年到2022年各國人均工資漲幅與人均GDP增幅的差距
收入的停滯甚至下降的時期，為維持生活水平，越來越多女性必須越來越多地參加工作，從而大大改變了“女主內、男主外”全球家庭結構。
根據埃斯特班•奧爾蒂斯•奧斯皮納（Esteban Ortiz-Ospina）和桑德拉•茨維科娃（Sandra Tzvetkova）在“工作的女性：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的主要事實與傾向（Working Women: Key Facts and trend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一文的數據，美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從1960年代的30%穩步提升至1990年代的60%以上，勞動參與率翻了番；英國女性就業率從1961年的37%上升到1990年的53%，之后一直保持在55%左右；而在德國，女性就業率從1970年的39%上升至2016年的56%。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的急速攀升，導致其生育率進一步下降。
所以客觀地看，1970年代之后的資本主義大蕭條和19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以及與之伴隨著的產業轉移和就業的外移，嚴重摧毀了發達國家的傳統核心家庭。
不唯在發達世界。1980年代之后，隨著自由主義和市場化滲透越來越深，教育、住房、醫療等維持人口生存和再生產的費用不斷增長，維持人口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都在惡化。如下圖，全球主要國家中撫養孩子成本最高的地方，是韓國和中國，而這兩個國家正好就是全球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方。房價收入比最高的城市，比如中國北上廣深港，也恰恰是就是全球人口出生率洼地——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洼地。
物質性原因的最后一個點，是人類避孕手段的發展。在1970年代前后有明顯變化的是1960年代避孕藥物的發明和逐漸普及。考慮到人類避孕器具在二戰之前已有長足發展，并非新事物，其他避孕手段之前就普遍運用，因此這期間避孕技術不構成為影響生育的關鍵因素。
再分析結構性原因。
1970年代前后，從婦女權利、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婦女勞動參與率角度，世界的確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全球性婦女解放的過程，主要發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因為這期間第三世界發生了左翼的全球性民族解放運動、國家獨立運動，發達世界則發生了轟轟烈烈的左翼平權運動，其社會效果都指向了男女平等和婦女權力的提高及婦女解放。這一因素對生育率的影響超越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宗教、不同社會制度和文化，是影響1970年代之后人口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看文化及意識形態原因。
1970年代前后，與家庭和生育有關的意識形態領域最重要的變化，就是隨著左翼運動而興起的男女平等思潮、女權主義思潮、性解放思潮和LGBTQ+等意識形態與社會運動的興起，女性解放出現了突飛猛進。這些思潮當時是左翼階級意識覺醒和平等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人的普遍解放在女性身上的具體實現，客觀上一定會降低出生率——在19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也普遍出現了出生率的下降，但未發展到低于人口可更替水平的程度。
但是，1980年代之后，當女性解放思潮遇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興起，與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價值觀結合，衍生出普遍的極端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潮后和消費主義價值觀后，情況出現了巨大改變。這些觀念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報紙、電視、網絡等大眾傳播手段對主流意識形態無所不在的滲透，從根本上消解了家庭在人類核心價值體系中的基礎地位，讓個體生存的價值從家庭等共同體的存在和延續，變成了純粹一次性個體生命的肉體享樂。于是，生育便對越來越多人變成了負價值的行為，不生育或者少生育便成了越來越主流的選擇。
作為反證，為什么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伊斯蘭區域，仍能維持全球最高出生率呢？雖然一般情況下他們的生存條件較差，城市化或者工業化程度也不高，但他們的信仰和文化傳統，比較有力地抵制了婦女解放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融合，對家庭和生育的毀滅性影響。因此，他們仍然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生育率。
最后總結下，在1970年代后之所以出現趨勢性的全球性人口轉折，最關鍵的是三大核心原因：
一是育兒物質條件的惡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資本主義核心區產業外溢，普通人的實際生存條件長期惡化——美歐是典型，越來越不利于人口繁衍；與之對應則是第三世界人口大部分被卷入資本主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新剝削體系，都導致了人口再生產成本的大幅度提高——中印韓等都是典型；
第二是家庭結構的改變：全面資本主義及其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大大提高了剝削率降低了實際工資，讓婦女不得不走出家庭參與工作以維持基本生存，徹底改變了原本有利于維持人口生產的“男主內、女主外”的家庭結構，但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國家和社會又無法提供對沖家庭結構變化的社會化生育支持條件，比如低廉住房、免費托兒所、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導致人口生育條件惡化；
第三價值觀上的變化：婦女解放與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結合，誕生了“即時行樂”不顧未來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價值觀，從根本上釜底抽薪，對家庭和生育造成毀滅性影響。
家庭人口危機就是資本主義危機的一個表征
有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人類文明是包含互為關聯和支撐的三個方面的復雜系統，一是生產、交換、分配的等物質基礎，二是以組織為核心的人類組織決策和利益協調機制，三是作為社會黏合劑和潤滑劑的意識形態和三觀。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經典教科書的語言來說，就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三個方面。一般來說，任何時代，這三個方面都會呈現出復雜交互影響，有時他們既需要相互映照，甚至是相互加固，但有時他們也常常互有矛盾，需要相互推動改變。
資本主義文明是個什么樣的文明呢？資本主義以私有制市場經濟為基礎組織起來的物質生產體系，但這個物質生產體系要良好運轉，卻需要政治、社會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對物質基礎的抵制和超越來實現。
資本主義的國家和社會治理，就必須通過各種大小共同體模式來組織，克服超越私有制的局限。在絕大多數國家，政權就是由政治共同體公共選舉組織起來的，很少有國王個人所有的王國政權架構（當然不是絕對沒有），以通過稅收等二次分配，來實現社會發展平衡并提供公共產品。而宗教，也是由教職人員選舉建立的公共組織。所有這些公共組織之所以最后不約而同選擇了共同體模式來組織，最簡單的原因是大范圍人群的信息傳遞表達、組織和利益協調，本身就是超越個體的事情，只有在組織方式上超越了個體，共同體才能良好運轉。有了這個基礎，公共產品的提供才有可能，私有制的局限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矯正。
意識形態上也是如此。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的意識心態，都是超越原子化個人和短暫的現世享樂的，這些意識形態大大對沖了私有制條件下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原子化、短期化惡果，是一種有力的社會保護機制。而東方社會的家庭觀念，也是超越個人的小集體價值觀，對個人主義的私利膨脹和即時享樂主義，也是一種超越和社會保護。
幾千年來，作為一切人類文明基礎公共品的人口再生產，是一個不得不依托大小共同體才能完成的社會領域——因為人口再生產是涉及到復雜的社會權力體系、社會分工協作、財產關系、文化和教育傳承、醫療提醒等在內的高度復雜的人類社會行為。其過程本身就是生物化自然人個體社會化的過程。
正因為如此，自從人類社會產生以來，人口再生產——也就是教養孩子，都是共同體集體完成的。在氏族部落時代，孩子是公共財富，氏族或部落共同撫養長大。隨著共有制解體和私有制家庭產生后，在家庭內部仍然維持財產共有和分工協助，以包括夫妻、長輩和親人的集體力量，來完成孩子的撫育成長。
但是，1970年代資本主義大蕭條危機之后，由于失去社會主義制度和左翼社會運動的壓力，新自由主義卻把經濟領域的私有制和市場化全面提升到文明各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領域——政治上金錢選舉制讓政客越來越淪為資本的代言人，包括社會領域，醫療、教育私有化和住房私有化，意識形態領域上則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統天下和家庭、宗教的全面衰落。
而當資本主義私有制失去社會和意識形態抵抗，把資本主義原則貫徹到家庭后，結果是毀滅性的：結婚與別人共享自己的財產是有風險并可能吃虧的——除非夫妻之間簽署各種婚前協議約定離婚后的財產分配。極端情況下，夫妻生活和家務都得相互付費并精確計算得失，夫妻也得就孩子未來收益權達成一系列協議安排。于是，家庭就解體了。于是，生育就愚不可及了。
正是這樣的變化，我們在各國尤其是中國的現實中能看到海量類似這樣的婚姻和愛情哲學：“找對象就要找勢均力敵的”，“找對象就要門當戶對的”，“我是找對象，不是扶貧”、“嫁人不嫁鳳凰男”“娶女不娶扶弟魔”等等。這都還是好的，只把婚姻當生意。更可怕的是全面滲透到各階層的市
儈主義、享樂主義和金錢至上價值觀指導的婚姻和愛情毒雞湯：“舍得給你花錢的男人不一定愛你，但不舍得花錢的一定不愛你”、“彩禮是男人對婚姻的尊重”、“女人要的錢嗎？女人要的是安全感”、“懂浪漫有儀式感的男人才是懂愛的好男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美國學者威廉•A•多諾休在《新自由——美國社會生活中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中，批判了個人主義導致的社會問題，如家庭結構的解體、社區聯系的喪失以及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淡化。他認為個人主義已讓美國陷入困境，現在需要對永恒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問題作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多諾休建議，應當把家庭而不是個人作為社會政策的核心，要檢視法律對核心家庭的相關影響，要加強性約束，使性行為成為負責任的行為。
但是，這都是幻想。1970年代以來的家庭和人口毀滅趨勢基本沒有被扭轉過，幾乎所有國家、民族，都無例外。而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以及金錢至上，則已經侵入人類骨髓甚至基因。
1970年代之前，資本主義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還能抵制資本主義時，它還能勉強維持運轉，包括人口再生產。但1970年代之后，當資本主義被徹底貫徹到人類一切方面時，我們就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末日——哪怕我們躺平不做任何事情，隨著人口毀滅，資本主義也要自然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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