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好的政策，如果群眾不認可，也會變成惡政。
某些地區在推行殯葬改革過程中，采取了一刀切的措施，不允許例外、不照顧實際，從而引起了群眾的反感和反抗。
一個民生的政策，硬生生造成民心喪失。
這種經驗教訓，在全國各地已經有足夠的教訓。前些年，江西一些地方在殯葬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搶棺材”的鬧劇。河南周口出現了平墳運動，也引起嘩然。最近，中部某地區又出現了類似問題。
這些政策無一例外都極大損害了地方黨委政府的威信。
“一刀切”政策往往意味著高政策要求和低政策資源之間的矛盾。要實現高目標，地方政府往往采取運動式治理的方式推行，主要領導高位推動，縣、鄉、村三級全面動員。
但是，一個地方的政策資源畢竟有限，如財政保障不足，會加大工作難度；時間緊張，會出現時間壓力，倉促應付。
殯葬改革是典型的移風易俗工作，其主要工作方法是思想工作，需要潤物細無聲，需要時間，慢慢做說服的工作。有關方面完全不去研究移風易俗工作的特性，不顧及基層實際，可謂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
在鄉村治理歷史上，一個民生政策長期反復折騰群眾、折騰基層，被執行成天怒人怨的結果，且還死不悔改，可謂是罕見。
人們不僅要問：火化、入公墓等殯葬改革措施，到底是一個有多急迫的任務，讓有些地方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強力推行？
二
一刀切的殯葬改革，其錯誤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
一是行政強制代替群眾工作。有關政策總喜歡用行政思維來推行殯葬改革，通過制定各種規劃和指標，來要求地方政府達到政策目標。
雖然各種文件充斥著移風易俗的俗語，卻全然不顧及移風易俗的特性，用行政強制的辦法來代替群眾工作，用壓服來代替說服。在面對群眾訴求和基層實際，行政力量顯得極其任性，讓人嘆為觀止。
二是用庸俗標準消解意義世界。有關政策用節約土地、環保等標準來論證火葬和進公墓的理由，不僅庸俗，且沒有道理。對待死亡，群眾要的是“入土為安”“死者為大”，死人也是活人的家人，他們都是人生意義的依托。但有關方面卻生生制造死人和活人的對立，說死人和活人搶地。
但是，大多數地方，尤其是山區丘陵地帶，死人隱入青山，和自然渾然一體，構成了活人心安的來源。死人在各自的祖墳園里安放，不僅是死人生前的愿望，構成了人們的死亡想象，也是普通人的樸素心愿，安頓了人們的心靈。
對很多人來說，祖墳是這個紛擾世俗社會的最大精神家園。沒有了精神家園，讓所有人都成為俗人，沒有禁忌、想象和文化，這個世界會好么？
三是工具理性代替了目的理性。任何一項政策，尤其是關涉群眾切身需求（不僅是利益）的政策，“民心”都應該是最大的考量因素。
很可惜的是，很多政策恰恰是因為關涉民生，故而牽扯各方利益比較多，政策的利益考量很容易代替掉民心考量。
政策的執行者都在算計政策的成本-收益，以為一些具體方案夠考慮群眾利益了，卻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意義世界的再生產并不能完全用經濟利益來衡量，民心是不能計算的。
三
客觀上，各地在執行政策時，不可謂不盡心，不可謂考慮不周到，其政策初衷也從沒有要和群眾對立的意思。但最后的結果，卻還是碰了一鼻子灰。為何如此？主要是一些政策喪失了“將心比心”的能力。
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似乎習慣于從抽象和宏大的正確無比的目標理念出發，卻從不考慮普通群眾的切身訴求。他們懂得抽象的環保和文明的理念，卻不知道群眾關于環保和文明的理解。
群眾的樸素認知非常簡單：入土為安，占的是荒地，那是祖宗安息之地，他們沒有違背自然規律；反而是，公墓都是鋼筋水泥，年年要管護費，反而是反環保的。
在祖墳園安息的逝者，那是他們的家，無需擔心哪天會被挖走。但在公墓埋葬的死者，哪一天后代不續費了，真可能死無葬生之地。
高高在上的人，不會去理解，夫妻合葬對很多老人而言意味著什么，一方埋在祖墳園，一方入公墓，那是人生不圓滿。在北方一些地區，親屬甚至還想方設法為沒有配偶的逝者配冥婚，僅僅是為了其能在地下安生。
很多所謂的文明人，也不會去理解，“死無葬身之地”可謂是一種最為惡毒詛咒。一個需要付費的公墓，哪怕是低價的，也有這種無處安放的風險。
一個毫無敬畏的人，也不會去理解，把已經入土為安的尸體挖出來火化，對于死者親屬而言可謂是不共戴天之仇。
而這些高高在上的人、所謂的文明人、毫無敬畏的人，往往是政策執行者。群眾對具體執行者恨之入骨，對地方黨委政府的負面評價，即便不公開說，也在心里罵了一萬遍。
這筆民心賬，遲早到要由始作俑者買單的。
四
一些地方在一刀切執行政策過程中，出現了人倫悲劇。極少數老人為了避免最壞結局，趕在政策執行之前自我了斷。
更為普遍的情況下，在華北一些地區，“偷埋”已經成了一個默認的習慣。逝者斷氣，親屬在最快時間內將其埋掉。以至于，當地的逝者幾乎都是“秘不發喪”的。
村莊內總是流傳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段子。某個老人生病多時，在家養病，多有時日沒出現在公共場合。當他病愈出現時，村民總會調侃一句：原來你沒死啊？
生、老、病、死是一個社會再生產的幾個關鍵環節，尤其是死亡，不僅是個人的生命終結，還是親屬的大事，是村莊社會的大事，是“禮”的核心組成部分。
可以說，圍繞著死亡，社會形成了倫理，變得有秩序。
而今，人們想要把死亡去倫理化，去神圣化，把逝者當作一件垃圾來處理，總是考慮放哪里最環保、哪種處理方式最省事，這是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真難說。
死亡歷來是家庭再生產的大事，也是村莊共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在喪葬禮儀過程中，進行人際往來，生產社會資本，強化社會鏈接。
而今，政策導向卻要將這僅有的互惠活動導入市場，是逝者和逝者家屬購買服務的私事。殯葬成了一個產業，且是一個特殊的產業，是制造眾生不平等的產業。
政策宣傳不斷說火葬的好處，節省環保，卻從不說群眾不買棺材，得買骨灰盒；群眾不大操大辦，但還是購買殯儀館的一套“服務”，花銷一點都不少。
一個逝者，用什么樣的工具火化、骨灰用什么盒子裝、埋在多貴的墓地，處處彰顯了市場的庸俗之味。一個以文明之名建立的產業，卻處處顯出銅臭味，遠不如鄉間吹拉彈唱、祭文悼詞、經文香火有文化。
民生政策關系到民心政治。一個喪失了民心的民生政策，該反思的不是群眾“覺悟”，甚至不是政策的執行者，而是政策本身。
在制定民生政策時，“將心比心”是常識。別把群眾當傻子，也別把群眾當學生。
如果連群眾怎么想，對政策會有什么反應都不知道，政策就不要太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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