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們常常習慣于將家庭置于倫理學的范疇內來對待，將家庭看作是一個倫理有機體。保守觀念下的家庭就是對血緣關系和夫妻關系的再生產，家庭的意義在與血緣關系而非空間，空間只是家庭的一個外部性結構框架。倫理學，是橫貫家庭空間的一個主軸和杠桿，家政就圍繞這根主軸而展開，并將一切家庭事務置于它的審視之下。
但是，這樣的家庭倫理，在現在隨著房地產的飛速發展而被大規模的空間生產吞噬。
地產資本的復活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允許在完成計劃的前提下企業自銷部分產品，其價格由市場決定。這樣就產生了國家指令性計劃的產品按國家規定價格統一調撥，企業自行銷售的產品的價格根據市場所決定的“價格雙軌制”。在把市場機制引入國企生產與交換中時，由于供求矛盾尖銳、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之間高低懸殊，一些人抓住了套利的機會，倒買倒賣，牟取價差。
所以，到了1988年，政府提出“價格闖關”，一步到位全面放開物價，實現價格并軌。由于多年來的價格控制政策，放開價格自然與漲價的傳言聯系在一起。領導層缺乏經驗，把價格闖關的計劃整個公開。于是，許多人開始從銀行取出存款，搶購任何能夠保值的商品。在供不應求之下，商品價格開始上漲，傳言變成了現實，刺激更多的人提款搶購，最后演變成了全國性搶購風潮，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為了遏制通脹，國家決定“以出售公有住房為突破口”，回籠增發的貨幣。在這之前，國家分別進行了三次住房改革，但隨著價格闖關的失敗，市場經濟改革脫軌，住房改革也隨之失敗。這一失敗指向了一個共同的問題——福利分房是房地產發展的最大絆腳石。
到了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確立，改革春風吹滿地，不完善的市場和殘存的計劃，擴大了資本投機的空間。特別是在“房地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之一”的信號下，全國各地呈現建筑高潮，房地產業急劇升溫。大量的資本跟隨政策指引，涌入房地產市場。
但是，城鎮職工仍然享受著福利分房，使得商品房的購買群體局限在上層階層中。由此，1998年，全國城鎮停止住房實物分配。一些沒有分到房的人急需買房，所以金融機構全面放開個人房貸，生息資本與地產資本深度捆綁。
在這里，我們必須要考慮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才能理解為什么我們選擇了房地產。
商品如果沒有人購買，就會形成商品堆積。一旦滯銷商品堆積多了，就出現了生產相對過剩，爆發經濟危機。1998年前后的中國，經濟就出現了這一過剩，很多企業都處于破產邊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外貿進一步下降，更多的商品賣不出去。到了1998年，商品庫存已經占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50%，按這個趨勢下去，一定會爆發經濟危機。
怎么辦？商品賣不出去就賣給以前不買的人——開拓市場，古典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經典方法。這個方法有兩個方向：深挖國內市場與開拓海外市場。
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快速城鎮化無疑是深挖國內市場的好辦法。1998年前后，我國重化工業大量產生過剩，包括鋼鐵、水泥、玻璃、化纖等。而房地產建設正好可以消化這些產能。這也正是為什么國家終止了福利分房，因為快速城鎮化必然伴隨著房地產的快速發展，而房地產還能極大拉動其他產業的經濟，包括冶金、化工、建筑、建材、金融、水電煤、保險、物業等眾多行業。
不僅如此，城鎮化需要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成為廉價勞動力（農民工），而由于房地產帶動重化工業的發展，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也就需要擴建廠房，擴建廠房又需要鋼鐵水泥，再進一步拉動重化工業。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環，而這，不僅是中央政府想看到了，也是地方政府所苦苦尋求的。
在之前我們介紹了中央與地方的“錦標賽體制”——地方官員的晉升與當地經濟績效緊密掛鉤。所以，只要中央采取積極的甚至激進的經濟政策，全國各地就會隨即出現投資規模擴大、經濟飛速增長的現象。但是，在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而地方的支出壓力沒有減輕反而上升了。所以，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急迫的問題就是如何尋求新的、可以自主支配的財政收入來緩解支出的壓力。
我國土地的所有權有兩種形式：全民所有制（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制（農村集體土地）。而在城市化過程中，如果需要進行建設而使用土地，其產權性質必須是“國有土地”而非“集體土地”。所以，如果需要使用原有的集體土地，必須通過征地改變集體土地原有的產權性質。首先將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然后才可以在土地市場上通過各種形式轉讓給土地使用者。這一過程通常由地方政府完成。而土地使用方并非無償獲得土地使用權，需要向政府繳納“土地出讓金”，而這加上其他土地稅費，構成了完全由地方政府自己掌控的、以土地收入為中心的財政收支體系——“土地財政”。
由此，地產資本、金融資本與土地財政三位一體，緊緊地結合了在一起。
凱恩斯的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城鎮化加速發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住宅成為第一批真正剛需。各路資本涌入樓市，房價快速上漲，并迅速脫離了老百姓的購買力。但是，在凱恩斯主義的指導下，產能要防止過剩、房地產要發展必須要增加投資，包括居民債務與非居民債務（政府投資）。
政府投資的基建資本多是銀行貸款，但這些錢卻還不上，因為很多基建項目根本不能創造收益。因此，城投公司只能不斷的借新債還舊債，債務規模越滾越大。不僅如此，負債還會從地方政府傳導到一般的私營企業。在基建項目周期內，重化工業訂單增多，但是一時間沒有資金擴大產能，所以會向銀行借錢來擴大再生產。但是任何基建項目都是有周期的，如果城鎮化進程慢下來，各個基建項目完結，鋼鐵水泥就會喪失市場，產生產能過剩，進而導致鋼鐵水泥價格下跌，收入不能全額覆蓋銀行本息，于是也開始繼續貸款借新還舊。
同時，由于產能過剩等原因，導致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滑，于是銀行的貸款更傾向于流入虛擬經濟，走向“脫實向虛”。比如房地產市場，由于制造業大規模過剩，同時得益于城鎮化的推進，得益于高杠桿購房的優惠政策，房地產利潤豐厚。銀行不愿意貸款給制造業，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資金不再支持實體經濟，而是炒房炒地。
金融放水，一定會造成“資產價格普漲”的局面，結果必然是工薪階層的工資上漲遠低于資產漲幅。資本主義再通過“信貸”刺激需求、開動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宣揚消費主義，讓中低階層超額消費。而當債務周期的下半場到來，市場被動去杠桿，信用緊縮，泡沫經濟崩潰。特別是房地產行業，破滅后對整個經濟的波及將非常難以處理。
不僅如此，我國的購房機制還有特殊的“預售制度”，因為這可以提高資本周轉率以提高利潤率，而這一暗含著買方付了錢但商品房不能按時如約交付的可能性。
所以，房地產開發商高周轉高杠桿的模式，也就由此放大了危機爆發的影響的同時將大量損失轉嫁到了購房人的身上。
房地產泡沫一定會破，于是，如何“軟著陸”變成了問題。
家庭的空間生產
說了這么多經濟問題，也該談一些意識形態的問題了。
居住空間突然被拋向了市場，變成了個人能夠占有的商品，此刻，空間的生產政治得以迅速啟動，人們對空間的理解瞬間發生了變化?？臻g由國家的緊密控制走向了市場的自由競爭，這樣，空間從一個安逸的寂靜狀態走向了動蕩的戰場。就家庭內部而言，空間不再是家庭的外殼，而變成了它的目標?？臻g成為了家的重心意義，外人對家庭的首次探詢總是從空間的大小著手，幸福只和住房面積有關。
空間，此時還成為了增值的財產，可以被無休止地追逐和投資。人們在臥室里悄悄地點著鈔票的數額，實際上他在飛快地換算未來居室的面積又增加了幾平方米。一旦人們千辛萬苦賺取一個居住空間，總是要炫耀性地示人參觀。婚姻更是如此，人們在培育一個家庭，不如說是培育和擴充一個寬敞的居所。家庭的使命，緊緊地纏繞著居住空間而展開。
所以，在現在的人們的觀念中，家庭首先浮現的是一個空間形象，其次它才讓一種倫理關系盤踞其中。
對一個集體宿舍中的學生來說，宿舍不過是一個過渡之物，因為它是無隱私的、心理上擁擠的、敞開在他人目光之下的局促，抑或是集體的溫暖、嬉戲的激情以及欲望的夜晚低語。集體宿舍，作為一種空間形式，從來不會受到細致呵護，也從不激發經濟沖動。對于學生而言，宿舍總是即將脫去的外套，既不會激發其空間情感（認同），也不會激發起空間欲望（“開疆拓土”）。
對一個年輕的獨居者，也不怎么卷入空間競賽中。對于他們來說，住房面積的大小，不會有家庭那樣的重要意義，而更強調整體的實用價值。在這里，他們是自由的，所以他們也沒有理由參與日常的空間戰爭。
盡管所有家庭都在奮力地爭奪居住空間，但是他們所占有的空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即形形色色的社區。不同的社會階層會有不同的社區，這樣，家庭所在的空間社區已經取代了最初的工作單位，發揮著社會分層的功能，而這種場所的分化同時鞏固了社會分化。家庭空間在反復而固執地鍛造著個體，也在反復而固執地強化著社會等級。
總之，住房問題，無論從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都無疑指向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房地產問題當然是要關注的重點，但不能陷入一種資本主義家庭的思考模式，住房是剛需，但大居室絕對不是。在這里，也許我們更應該去尋找一個新的、跨越多個學科的、具有張力的思考模式。如果我們不能理解舊世界如何運轉，我們就無法理解新世界該如何建立，正如齊澤克所說的那樣：
“改變世界當然是最終的目的，但是在眼下，解釋世界的問題變得尤為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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