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19日，在深圳的港資致麗玩具廠發生特大火災事故，造成87名工人死亡、51人受傷。這場大火是八九十年代眾多珠三角工廠事故之一，標志著工人缺乏安全保護、企業缺乏工會監督。1990-1992年間，每年有超過兩萬人死于工業意外。約三十年后，中國的制造業及商貿事故大幅下降，但《中國社會統計年鑒2022》顯示，每年仍有超過2000人因此死亡，大型事故仍不時發生。比如2022年11月22日，河南安陽的凱信達商貿公司發生火災，造成42人死亡、2人受傷，傷亡人員均為服裝廠工人。兩起事故中，傷亡者多為女性農民工，1993年致麗大火中，有82名死者是打工妹，年紀最小的僅15歲。2022年的安陽大火中，死傷者多是附近村里的中老年女性。兩場大火中，除了有許多人失去生命，還有人失去了一條腿和健康的皮膚，有人失去至親，有人幸運沒有受傷，卻還是為了生計繼續去廠里工作。事故一宗也嫌多，中國工廠的安全生產問題仍需不斷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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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3年和2022年這兩起事故的官方調查報告可見，這兩起大型火災的成因有許多相似之處：使用無證技工作業，倉庫與車間擠在一起，缺乏防火分隔，缺乏消防設備，缺乏對員工的防火安全培訓，廠長未及時組織疏散，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而在安全生產管理上有諸多妥協，各部門不是沒檢查隱患就是沒跟進。
2022年的調查報告很詳盡地說明企業、地方黨委政府及六個監管部門的責任與問題。30年來，中國的安全生產體系確實有所進步。2002年開始實施的《安全生產法》，對企業、各級政府及各個監管部門的職責及法律責任作出詳細規定。不過，2022年的調查報告卻沒有說明企業有沒有工會、企業和各級工會有沒有履責。反而，1993年致麗大火調查報告的“教訓與建議”部分，其中一條是“要建立健全企業工會組織”。工會在安全生產有重要角色，監管部門無法時刻觀察一個企業的安全隱患，一線生產的工人卻可以，但個體的工人容易受壓而不愿指出企業的安全管理問題、要求改正，這時候便需要與工人緊密聯系的、代表工人的工會發聲、督促企業整改。
圖片來源： 致麗廠的女工
直接原因相似：無證作業、下庫上廠、缺乏防火建設與培訓、負責人未組織疏散
根據調查報告，1993年致麗大火的直接原因是，倉庫里的電線明線短路，引燃倉庫。致麗廠雇用無證電工，電線電器安裝不符合安全要求，長期超負荷用電。電線沒有套管絕緣，電源線下堆放大量可燃物品。總電閘用了25毫米粗的銅線代替保險絲，短路時無法熔斷。
倉庫引燃后，迅速蔓延至車間。致麗廠有三層，一樓是車間兼倉庫，用了木板（可燃物）間隔，二樓和三樓都是車間。起火初期，火勢不大，一樓的職工試圖使用消防栓和滅火器撲救，但因不懂操作而未能見效。一樓職工全部逃出。
火勢迅速蔓延到二三樓。在二樓的廠長黃某不組織工人滅火、疏散，自己打開窗戶逃命。二三樓近300名職工慌亂逃生。致麗的廠房設計有許多安全問題。全部窗戶都安裝了鐵欄桿加鐵絲網，職工無法跳窗逃生。四個出入口有三個封死，只有一個開放，而且進出必須通過一條用鐵柵圍成的長約8米、寬僅0.8米的打卡通道。加上車間人員密度過大，燃燒的化纖物散發出大量有毒氣體，許多滯留在廠房的職工吸入毒氣致死。最終這場大火導致84人死亡、45人受傷。
2022年安陽大火的直接原因與致麗大火有不少相似之處。根據事故調查報告，起火的兩層建筑是凱信達公司持有的，分隔出租給各個公司。布局也是倉庫與車間擠在一起，而且只用耐火等級低的單層鐵皮進行分隔。凱信達公司負責人未取得特種作業操作證，卻在一層倉庫內進行電焊作業，焊渣引燃貨架下的包裝紙箱，導致倉庫內大量可燃物品燃燒蔓延，并產生大量高溫有毒濃煙。
這次死亡的工人全是二樓尚鑫服裝廠（尚鑫公司）的工人。由于缺乏防火分隔，從倉庫著火到樓上尚鑫公司室內樓梯被濃煙封堵，只用時3分鐘。此前尚鑫公司的自動報警系統和自動噴水滅火系統被人為關停。尚鑫公司負責人沒有組織疏散員工，通過自己熟知的室外樓梯逃生，而許多員工平時未經演練，不知道室外樓梯可以逃生，被濃煙困住而死。
間接原因相似：地方政府放松審批、各部門整治不力
兩起事故的間接原因也很相似。1993年致麗大火的調查報告指出，深圳葵沖鎮政府為吸引外資，不敢嚴格要求外商做好安全生產管理，“甚至向消防整治小組行賄說情”。根據中國勞動關系專家常凱的文章，1993年上半年（致麗大火之前），消防檢查小組判定當地一半工廠（近50家）為消防不合格單位，其中致麗廠為火災隱患嚴重的單位，對其作出13條整改意見。鎮長卻提高了檢查小組的“伙食補貼”3000-4000元，換取了消防檢查小組給50家工廠發合格證。鎮政府此舉的原因除了“支持葵沖的經濟發展”、擔心“港商將會集體上訪，直接向市政府投訴”，也是因為鎮政府貪污。鎮政府在上報的協議中，規定致麗廠老板月租2500港元，在另一未上報的補充協議中，則規定港方實際月租24000港元。兩者租金相差近10倍，1988年致麗廠投產至火災發生的五年以來，隱瞞的廠房租金達140余萬港元。
2022年安陽大火的調查報告未指出有貪污問題，但也提到地方黨委政府“項目審批安全紅線意識缺乏，把關不嚴，引進項目有‘挖到籃子里都是菜’的盲目發展沖動”。凱信達公司從2010年入駐安陽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的12年來，“按規定需要的土地、規劃、建設等許可證一個都沒有，也沒有辦理消防設計審查和驗收備案，卻能照常經營。” 另外，各部門不是檢查不力，就是查到隱患后又沒跟進。安陽市僅在大火后幾天才排查類似凱信達這樣倉儲危險和可燃物品、“下庫上廠”的企業，關停整治了275家，證明此前便有諸多隱患。當地應急管理局曾委托第三方機構在2021-2022年對對凱信達公司、尚鑫公司等企業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指出多項問題。不過應急管理局沒有進一步核查、推進整改到位，也沒有將火災隱患等問題移交其他部門處理。
工會應在安全生產發揮更大角色
在安全生產的問題上，一線工人最受影響、也最為重視。企業可能為了節省成本、方便管理而漠視生產安全，地方政府部門有可能為了招商引資而放松把關。地方監管部門有心排查、整治有隱患的企業，也未必能時刻觀察每一家企業。一線生產的工人卻可以，但個體的工人容易受壓而不愿指出企業的安全管理問題、要求改正，這時候便需要與工人緊密聯系的、代表工人的工會發聲、督促企業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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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常凱的文章，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在關于1993年致麗大火的指示中，提出“在深圳特別在外資企業中，(應)加強工會工作，保護工人權利。” 致麗大火的事故調查報告也指出“必須在企業建立工會組織，維護工人權益，依靠工廠員工，加強對企業安全生產的監督。”
常凱指出，當年在深圳的“三資”、“三來一補”企業中，工會組件率僅約20%，會員人數僅占工人約10%。即便是有工會的外資企業，工會主席多由廠長或經理擔任，不會敢開罪老板。致麗廠沒有工會，廠長卻“兼職工會主席”。“許多工人不知工會是干什么的，在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不知去找工會或者找不到工會或者找到工會也解決不了問題。” 建立工會只是第一步，還要令工會為工人服務、為工人的安全負責。
2002年實施的《安全生產法》，第七條指出“生產經營單位的工會依法組織職工參加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職工在安全生產方面的合法權益。” 第六十條指出“工會對生產經營單位違反安全生產法律、法規，侵犯從業人員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要求糾正；發現生產經營單位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或者發現事故隱患時，有權提出解決的建議，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及時研究答復；發現危及從業人員生命安全的情況時，有權向生產經營單位建議組織從業人員撤離危險場所，生產經營單位必須立即作出處理。” 不過近年的事故調查報告以及官方關于生產安全的指示，鮮少提及工會的角色和責任。中國的安全生產體系在30年來有所進步，在工會代表職工參與安全生產方面，卻似乎在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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