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沸沸揚揚的中山二院患癌事件，已有越鬧越大之勢。有網友發現，中山二院的院長之子在中學便已發表三篇SCI，引發學界嘩然。在當前就業形勢下，青年群體的情緒反應似乎更突出。如何破解青年的發展困境，成為全社會必須高度重視的重大問題。
本文認為，相比于歐美各國，我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到普及化僅用時17年，全球最快。在此期間，“擴招”不僅是推動高等教育普及的主要方式，也成為就業壓力后置的常規手段。然而，從“量”和“質”上，高校擴招對產業變革的預見性不足，導致高等教育很難培養出符合產業需求的人才，就業壓力被進一步“放大”。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焦慮和自我懷疑的情緒在青年學生中逐漸蔓延開來。
本文分析發現，因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青年內部也存在明顯分化。大量研究表明，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學二代”（即父母是第一代大學生）獲益現象。“學二代”有更大概率進入相對優質高校，并在擇業時獲得更多選擇：不僅可以復制上一代經歷，而且也有更好的家庭條件去觀望和嘗試，甚至通過“零工經濟”將興趣和事業發展緊密結合。
作者指出，青年就業焦慮已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通過圈層固化為價值體系。在“民生之本成為最大的政治”時，青年群體可能將自己視作“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言人，在相關話題上形成壓倒性的聲勢。作者建議，要重視青年群體提出的一些問題，將青年的心態和行為，作為觀察社會的窗口，提煉出解決青年問題的個性化方案。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5期，原標題為《談“職”色變：當代青年就業心態分析》，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談“職”色變：當代青年就業心態分析
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的成長歷來與國家的繁榮進步息息相關。青年就業心態高度反映社會生活的現實情境，是社會發展最為生動的寫照。深入剖析青年就業心態的形成動因，才可能走近青年、理解青年、掌握青年，也有助于我們觀察社會、反思社會、變革社會。
當代青年在面對困難時展現出的擔當和韌性讓全社會深受鼓舞、倍感欣慰，他們用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他們絕非“垮掉的一代”。同時，他們也將破解青年職業發展困境這一重大命題，坦誠剖白于全社會的面前。
他們一邊真誠地為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宏大敘事而深深觸及靈魂，一邊又在真正觸動自身利益時“寸步不讓”；他們一邊下定決心要在殺出“千軍萬馬”的重圍之后過輕松自在的大學生活，一邊又為個人職業前途竭力內卷、為績點分數的漲落“寸土必爭”；他們一邊懷有敢于挑戰一切的雄心壯志，一邊在就業時做出最為平妥的選擇；他們一邊表達著強烈的就業意愿，一邊充分用好延遲了的應屆生身份繼續“騎驢找馬”、采取總體緩慢的就業行動……凡此種種深刻的復雜性與悖論是當代青年就業心態中最為突出的特征，這其中既有青年心智發展不成熟的主觀因素，也包含不少社會性、制度性、結構性的客觀原因。
我們必須結合青年成長的時代背景，思考如何看待和應對當代青年群體在做出就業選擇時出現的新現象與新變化。我們嘗試從當代青年的思想行為動態中抽離出一條“職業發展”的共性線索，并沿著這條主線探討我國高等教育普及、教育資源分配、青年文化圈層中存在的客觀問題，剖析當代青年就業心態的形成動因。
▍高等教育普及與就業壓力后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學率達到50%以上）成為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共同趨勢。伴隨改革開放的步伐，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勢頭迅猛，毛入學率連年攀升。199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3.5%，2002年這一數值達到15%，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 51.6%，正式進入普及化階段。
相比于歐美各國，我國從高等教育大眾化到普及化用時17年，低于美國的用時30年和英、法、德等國家的用時25～27年，成為世界上最快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回顧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在高等教育入學人數穩步增長的同時，我國又先后四次實行了超出預期安排的大規模擴招計劃。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造成嚴重沖擊，我國面臨著國內需求疲軟和國內生產總值“保8”任務艱巨的雙重壓力。加之90年代末實施的國有企業“三年脫困”的結構性改革，我國就業市場陷入階段性低迷，失業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1998年12月，為提振經濟發展信心、緩解各學段畢業生就業壓力，教育部出臺《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到2010年，我國高等教育入學率要提升到適齡青年總數的15%左右，新中國成立以來高校首次大規模擴招工作就此展開。1999年，我國高校入學人數增長率達到驚人的47.4%，遠超過去8.5%左右的年均增長率。
2003年，“非典”（SARS）給我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穩定帶來不利影響。同時，1999年高校大規模擴招后的首屆畢業生涌入勞動力市場，本就遭受SARS沖擊的就業市場一時無法完全吸納數量龐大的高校畢業生，導致當年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僅為50%，較上一年下降15個百分點。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啟動“研究生教育創新工程”，擴大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陰霾之下，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大量企業破產倒閉，高校畢業生再度面臨就業難題。2009年，教育部決定在原定擴招數量的基礎上，再增加5萬個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招生計劃，并全部用于招收應屆畢業生。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發，當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環境面臨極大不確定性。2月28日，教育部決定當年研究生招生規模擴大18.9萬人，增幅達到20%。
由此可見，“擴招”不僅是推動高等教育普及的主要方式，而且已經成為國家通過教育政策調整應對經濟危機、疫情等突發性公共事件的“常規武器”。對經濟發展而言，擴招不僅能夠培養出經濟社會發展亟須的人才，緩解人才短缺局面，而且能夠極大帶動教育相關產業的發展，拉動國內需求增長，刺激消費市場復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對就業市場而言，擴招可在短時間內將更多學生留在校園，從而有效推遲畢業生首次就業時間，直接緩解就業壓力。但是，伴隨著一輪輪擴招的進行，教育產業布局已相對完備，擴招在重啟經濟引擎方面發揮的邊際效用呈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
由于我國高校擴招對產業變革的預見性不足，高等教育在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等方面普遍存在不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現象，從而導致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給與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相脫節，進一步加劇了就業市場的壓力。
一方面，從“量”上來看，隨著我國產業布局優化調整，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減少，其他產業釋放出的崗位需求不足，這與逐年增長的高等教育入學人數形成鮮明對比，導致沒有足夠的崗位吸納數量龐大的高校畢業生，從而使每年都成為新的“最難畢業季”；另一方面，從“質”上來看，我國高等教育格外強調對書本知識的傳授，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創新意識、動手能力的重視程度不夠，導致我國高等教育很難培養出符合如今產業需求的人才，就業壓力被進一步“放大”。
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等不可預見的外部因素，在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態勢的同時，也擾亂了青年群體的心理預期。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導致的日趨嚴峻的就業形勢，焦慮和自我懷疑的情緒在青年學生中逐漸蔓延開來，年輕人再也無法如2009～2011年的金融危機一代青年自嘲“X絲”、2014～2016年初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代青年自嘲“佛系”那樣，輕松詼諧地講出“畢業即失業”“史上最難畢業生”之類的玩笑。因為他們很清楚，風高浪急、驚濤駭浪可能真的在逼近，“內卷”“躺平”“擺爛”等時代“新梗”也真實反映了時代新人的遭際與焦慮。
▍“學二代”現象與青年群體分化
長期以來，教育事業被人們投射了破除階層固化、實現階層代際向上流動的美好期盼。相較于基礎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在個人成長發展道路上往往能獲得更高的回報率。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總體格局來看，目前在校的青年學生大部分仍然屬于各自家庭的“第一代大學生”，這意味著多數青年學生至少在學歷維度實現了代際向上流動，但這并不足以說明我國教育公平已經得到完全保障或者教育資源分配已經實現了均等化。
“二代”，意味著復制“初代”的人生，而不是創造自己獨特而不可復制的人生。2010年前后，“富二代”“官二代”等用來描述具有隱性階層歸屬的群體性詞語開始在互聯網中出現。伴隨著“我爸是李剛”等輿情事件的發生，“X二代”的說法迅速在大眾中間普及。而用以指代“父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子代群體”的“學二代”一詞則是近幾年才走進大眾的視野，無論是民間還是學界，對于“學二代”群體的探討和研究尚未達到其他“X二代”的高度。
但與其他“X二代”一樣，“學二代”的說法一經出現，人們便不由自主地關注起這一群體在現實生活中的獲益情況，并引發對于我國教育體系公平性的反思和討論。李祥云等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我國高等教育代際傳遞程度較高，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父代可以顯著提高其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即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存在明顯的“學二代”獲益現象。
具體而言，當前“學二代”的父輩多是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在接受高等教育后由國家統包分配進入體制內，大多數人都端上了“鐵飯碗”。在經歷上世紀90年代的“下海經商”浪潮后，一部分選擇留在體制內“旱澇保收”，另一部分則投身商海。但無論做出哪種選擇，這批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都在各自領域積累了超出平均水平的資源和信息。
當前，我國教育體制中仍然存在明顯的分層現象。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享有不同質量的教育資源可以直接影響人生的發展路徑。特別是對高等教育而言，在相對優質高校接受過優質高等教育往往意味著有更大的可能實現階層躍升。在這種背景下，“學二代”群體借助父輩積累的社會資本和在升學渠道上的“信息差”，往往能夠獲取到更為優質的教育資源和發展機會，從而有更大可能進入相對優質高校接受優質高等教育。因此，在當下我國的教育領域中，青年群體正在被“學二代”與“非學二代”區別開來。
當青年即將完成學業，面臨職業生涯的人生選擇時，“學二代”現象同樣在發揮著作用。
一是“學二代”享有的優質教育資源優勢在就業選擇時發生自然延伸。在我國，一流高校的應屆生在畢業季通常可以擁有更多選擇的機會和權利。“僅面向‘雙一流’高校”的招聘或“內推”，成為很多人無法逾越的鴻溝，招聘崗位整體拉高的學歷要求可以幫助他們阻擋住眾多求職者，即便這樣會使競爭對手的綜合實力與自己同處于一個層次。手持“入場券”的他們可以選擇與同水平的高學歷求職者進行“水平內卷”，也可以直接進入對學歷要求更低的崗位中進行“向下內卷”。但對于非重點院校的畢業生來說，就業時的學歷門檻則堵住了他們“向上內卷”的通路。因此，在我國當前的就業市場中，“學二代”群體享有的教育優勢、學歷優勢可以直接轉化為就業優勢。
二是“學二代”在“慢就業”中可以獲得更多形式的支持。“慢就業往往是針對大學生畢業后初職獲取時間而言的，指畢業生在畢業之后以游歷游學、繼續深造、反復備考、嘗試創業、等待就業等各種方式暫時不就業的情況。”當前，在畢業后沒有得到心儀的工作機會而去選擇繼續“考研考公”成為當代青年大學生“慢就業”最主要的形式，但“學二代”和“非學二代”在“慢就業”中獲得的支持程度有所差異，從而表現出不同的心理狀態。相對優渥的家庭條件讓“學二代”在“慢就業”的過程中可以獲得更多的物質條件支撐，從而得以保持舒緩平穩的心態，并且使他們有條件做出更加關注個人感受的職業選擇。
另一方面，“慢就業”實際上是一個持續觀望、不斷嘗試的過程，“學二代”的父輩可以為他們的子女提供更加全面、直觀的職業發展鏡鑒。囿于學歷層次的差異，大多數當代青年無法從學歷層次較低的父代身上獲取到更為直觀的職業發展經驗。“學二代”群體則不同，他們在“慢就業”的過程中可以直截了當地將自己的父輩作為職業選擇的參照系，無論是考研考公的專業和崗位選擇，還是體制內外的生存法則，“學二代”要比“非學二代”群體有著更加真切的理解和感受，從而幫助他們做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三是以“學二代”為代表的城鎮青年對“零工經濟”有著更為前衛的認知。我國“零工經濟”市場龐大，業態門類齊全，入職門檻和離職成本較低，因而受到越來越多未落實就業的年輕人的關注和青睞。有調研數據顯示，“目前全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達2億人，其中青年占四成”。但是，大多數青年對“零工經濟”的態度是曖昧的，更多人將其作為短期謀生的手段，給其打上“不可持續”的標簽。
對于父輩已經完成城市化轉型的“學二代”群體而言，他們從小接受著城市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因此在代表城鎮青年時有著更為鮮明的特點，他們的觀點更能體現城鄉青年對“零工經濟”差異化的態度。具體而言，以“學二代”為代表的城鎮青年對“零工經濟”有著更為前衛大膽的認知和從容不迫的節奏，他們敢于將“零工經濟”作為一項事業，而不僅僅是一份職業。他們的家庭和個人普遍對新鮮事物有著更為迅捷的接納過程，從而敢于借助互聯網平臺從事新媒體、在線教育、網絡插圖師等新興職業，調用個人專業知識和興趣愛好在“零工經濟”中探索“變現”途徑。
而對于農村青年來說，他們對“零工經濟”的態度更加謹慎，傾向于將其視作工廠的替代，他們選擇做外賣員、快遞員等藍領崗位，在“零工經濟”的浪潮中打零工、謀生計。城鄉青年在“零工經濟”中的態度分化，反映的是城市和農村在經濟、教育、文化等資源分配和獲取機會上的差異，導致城市青年和農村青年在就業心態、擇業視野、風險偏好上的不同，這說明我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仍在區分和揀選著青年。
▍文化圈層與“談‘職’色變”
青年作為互聯網空間中思維最為活躍、數量最為龐大的群體，他們在塑造專屬于各自文化空間的過程中，也在被彼此的價值觀念所固化。互聯網中的青年被大量基于興趣愛好的圈層“分割”出來，形成一個個具有明顯邊界和壁壘的文化圈層。通覽青年群體中先后出現的“青春傷痛文學”“發瘋文學”“孔乙己文學”的傳播過程，能夠看到屬于不同網絡文化圈層的情緒流溢出。
當就業態勢漸趨嚴峻，民生之本成為最大的政治后，人們驀然發現，當下青年人焦慮與敏感的范圍，已經由近年來的性別（女權）、婚戀（獨身）、親子（丁克）等主要集中于生活方式的領域，進一步擴大化至職業選擇這一近乎生產方式的領域了。分析和解碼青年網絡文化圈層的形成機制、運行規則和訴求表達方式，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青年在互聯網空間中對職業發展話題的探討，從而找到一條更加適合當代青年群體特點的疏導路徑。
一是以“趣緣關系”作為網絡文化圈層的結成紐帶，創造出富有圈層特色的話語表達。“年輕人最易受到同輩群體的情緒感染”，對青年而言，相對固定地存在于某個特定的網絡文化圈層，更容易獲取情緒價值和情感認同。文化圈層作為一種特殊的交往關系，它的形成不同于依賴地緣、業緣、親緣而結成的傳統社會關系，而是將可以有效降低發生觀點碰撞幾率、獲取更大情緒價值的“趣緣關系”（指人與人之間因相同的興趣、志趣而結成的一種社會交往關系）作為核心紐帶。同時，當代青年高度關注個人生存和發展的現實境遇，當“就業難題”無差別地呈現在全體青年面前時，他們在觀點表達的過程中自覺地將自己納入特定的文化圈層，創造出一套符合圈層共同觀點、精辟又富有趣味的異質性話語表達。
二是以“封閉排他”作為潛在運行規則，圈層內部的信息流來源高度同質。“圈層文化本質上是基于群體的認同”，處于網絡文化圈層中的青年在堅持彼此認同的觀點的過程中互相鼓勵、共同吐槽，肆意表達個人見地。在這種情境下，任何與圈層共識相悖的觀點都被排除在外。即便有人持有相左的意見，也無力在圈層內部“舌戰群儒”，只能謀求找到符合自己觀點的圈層，從而“用魔法打敗魔法”，用圈層對抗圈層。這樣一來，不同圈層之間的界限就更加清晰了。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年職業發展”“婚戀生子意向”等涉及個人生活狀況的話題下形成的各個網絡文化圈層，往往不依靠固定的、組織化的社交群組把成員聚合起來，任何一個帖子的評論區或彈幕區都可能將他們集聚在一起，引發熱烈的討論，而“點贊”則成為認同圈層觀點、表達圈層歸屬的最顯著的符號行為。網絡圈層具有封閉排他性，被排除在外的不僅是觀點相悖的個體用戶，還有不符合圈層共識的信息來源，這致使圈層內部依賴高度同質化的信息流，從而加劇了圈層觀點的固化程度，也更加容易引發群體觀點走向極端化。
三是以“全網造勢”作為圈層意見的輸出方式，用壓倒性的聲勢代替“沉默的大多數”。在網絡文化圈層中，很多青年并不滿足于僅在內部發聲，而是要將圈層觀點傳播得更遠。一方面，這些年輕人渴望通過在互聯網空間中的公開表達讓更多人關注他們的心境和訴求，尤其是期望借機博得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幫助他們共同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他們也在表達圈層觀點的過程中無意識地夾雜個人情緒，將個體的生活遭遇通過圈層觀點傳遞出去，從而在客觀上起到疏解內心的作用。于是，這些青年廣泛活躍于微博、公眾號、抖音、B站等一系列社交軟件，通過寫帖子、發彈幕、做視頻等各種方式在全網掀起一陣表達熱潮。相比于一些新聞報道動輒以億計算的閱讀量，雖然公開發聲表達圈層觀點的是絕對少數，但是“萬籟俱寂”時這少數人的聲音便是壓倒性的聲勢，并且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視作“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言人。
從家庭文化到校園文化，再到社會文化，想要真正成為贏得青年、影響青年、塑造青年的先進文化，就必須優化話語表達，貼近年輕人的心。毛澤東同志早在新中國初期同團中央領導班子談話時就深諳此道，他深刻指出：“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跳跳蹦蹦，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后還要戀愛、結婚……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顧這些特點，就會脫離群眾。”習近平總書記也一再告誡從事青年工作的同志們：“青年人接受新事物快，如果我們自己的知識水平、見識程度跟不上廣大青年，說科技說不上，說文藝說不通，說工作說不來，說生活說不對路，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句官話、老話、套話，同廣大青年沒有共同語言、沒有共同愛好，那當然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
▍結語：我們終究不能失去任何一代青年
我們以當代青年進行職業抉擇時出現的心理狀態為線索，對當代青年就業心態的成因作了分析和討論。我們認為，當前我國針對青年的教育供給和文化供給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失衡傾向，如不加以重視，可能會加劇青年就業心態中的矛盾和沖突，進而引發系統性社會風險。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青年展現出的充滿復雜性與悖論的就業心態，恰是當下總體社會心態的現實寫照，更是現今社會環境的直觀映射。特別是最近一波持續四十余年的全球化進程中逐浪弄潮、騰涌激蕩的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在塑造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之后，也形塑了一個全新的、與之對應的中國特色的中產社會形態。
“為什么必須重視新興中產群體提出的新問題？”這是《文化縱橫》2022年10月號在討論“全球危機時代的中產階級”這一主題時拋出的時代之問。實際上，這樣一個母題也衍生出諸多子課題，包括今日我們面對的相當數量的輿論問題、社會焦慮、社會心態，大抵也都與這一社會形態的劇烈轉型相關。我們應對的傳統套路，往往仍然是訴諸“國家隊”的親自下場。對于國家而言，扶貧攻堅、鄉村振興這類“集中力量辦”的宏大事項，的確是其強項。但面對中產社會這些物質和心理交錯的問題域，這些需要極具個性化的、點對點、一對一去建立具象社會中差異性個體之間的人格化聯結的細枝末節，卻并非國家干預的長項。
回到我們所討論的主題，欲引導當代青年就業心態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既要立足于中國特色，答好成因分析的解釋性命題；更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答好路徑選擇的操作性命題。具言之，在當下青年就業問題的輿論場上，年輕人不惜與全社會交鋒，如何在控制事態彌散的同時捍衛青年群體的主體性？在紓解青年就業困境和引導青年就業心理的實施方案中，如何平衡效率和效果，更好地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作用？應對不斷變幻演繹的實踐難題，需要有更多關心青年成長的人們共同研究和探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困惑。對于青年問題的研究和思考應當永不停歇，我們要在了解青年心理特征和認知規律的過程中把握青年研究的共性思路，在分析青年社會現象和時代背景的進程中提煉青年研究的個性方案。始終將青年心態作為我們觀察社會心態的窗口，始終將青年行為作為我們預見社會行為的門戶，我們終究不能失去任何一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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