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而立，在周圍的同學同事中聽到彩禮這個詞的機會漸漸多了起來，有因為彩禮男女雙方吵架鬧分手的，有男方雖然接受下來但還是暗暗抱怨的，還有一位師弟已經和女朋友關于彩禮的問題吵了幾架，問我應當怎么看待處理彩禮問題，我自己在結婚時也和對象在彩禮問題上吵了個昏天黑地。“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 中國農村的婚姻消費呈現增加的趨勢” [1]，農村彩禮復興，整個社會的彩禮數額自然也水漲船高，彩禮儼然已經成為了社會矛盾，尤其是家庭矛盾的集中爆發點。這些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在婚姻關系中，男方、女方、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的立場和思維方式不同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彩禮是什么？它是男方父母因為雙方的婚姻向女方父母給付的錢物，本質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將女方培養長大所花費的成本的報償。而這種報償存在的基礎則是在封建時代鄉村的父權制社會和對應的婚姻關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締結婚姻并不是當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們商量），而是他們的母親的事情。這樣，訂婚的往往是兩個彼此全不相識的人，只是到婚期臨近時，才告訴他們業已訂婚。在婚禮之前，新郎贈送禮物給新娘的同氏族親屬；這種禮物算是被出讓的女兒的贖金。” [2]
在這樣的婚姻關系當中，女方在婚姻后直接進入男方家族生活，沒有特殊情況很難再回娘家，女方生育下的孩子也歸男方家族所有。婚姻直接給男方家族提供了一個壯年勞動力和之后生育后代的能力，但對女方家庭來說，之前養大的女兒經過婚姻就成了別家的人，甚至在之后都很難相見了。在這種婚姻關系下，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用彩禮進行養育成本的補償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信奉保守主義的人經常會拿彩禮悠久的歷史來論證彩禮的合理性，卻未曾發現時代的改變。對于留在農村生活的人來說，由于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女性已經大量外出到城市務工，但是從夫居的習俗導致男性主要在本地生活和選擇婚姻關系，外地的女性也很少會來扎根農村。因此，男性大大多于女性，剩余男性的增加導致農村婚姻資源極其匱乏，締結婚姻的困難成為天價彩禮的社會基礎。這時的彩禮已不再單純是父權社會的體現，而更多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壟斷婚姻資源的女方家庭給出的壟斷價格。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原先定居在鄉村的人們大規模地來到城市定居。在2000年之前遷居路線主要是從鄉下到最近的縣城，在2000年之后則是從縣城到一二線的中心城市。原先由地理因素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父系家族被逐漸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由三四口人組成的核心家庭。在縣城居住的這些小家庭之間仍能有較為緊密的往來，但到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大量來到大城市定居后，家族成員間的聯系就越發寡淡了。路途遙遠、工作互不相通、利益沒有交集，對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輕人來說，作為經濟集體的家族早已名存實亡。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社會存在業已發生極大的變化。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可社會意識卻往往落后于社會存在，在社會存在飛速變化的工業化時期，社會意識往往需要十幾年到幾十年的光陰才能追上來。不相適應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往往會爆發出激烈的矛盾。鄉村父權社會的意識和傳統，依舊像夢魘一般糾纏著今人的頭腦。
城市的社會存在相較于過去的鄉村變化更大，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也更不相適應。在婚禮現場男方和女方父母時常表現為兩個極端，男方父母往往興高采烈，女方父母常常號啕大哭，這樣的心境和彩禮一樣是農村父權社會的遺留。在父權社會的婚禮中，男方家庭覺得自己家里添丁添口，為之而喜；女方父母感覺自己女兒一朝離自己而去，為之痛哭。可是細細想來，這兩種行為背后的邏輯其實經不起推敲。在如今社會中，婚后的女性又有多少在逢年過節時不能回家看看的？這和女性封建時代婚后被綱常約束在男方家族中差距甚遠。對年輕男性來說，父系家族都已經不再存在，對核心家庭而言，又哪里還有添丁這種說法呢？
這樣的例子完全可以說明，在城市定居的男女雙方以及男女雙方的父母對社會存在變遷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對父權社會遺留的社會意識也有著不同的看法。當下年輕夫婦的父輩們生活在中小城市的居多，家族成員之間依舊有很多日常往來，其生活方式依舊和鄉村生活有很多相似性，家族對他們而言還是一個近在眼前的東西。他們或許隱隱意識到了許多父權社會遺留的傳統和現在的生活有矛盾沖突之處，但不愿接受這些傳統已經喪失了存在的經濟基礎，成為了懸在空中的樓閣的現實。所以在婚禮上，公婆依舊笑逐顏開，岳父母依舊痛哭流涕，彩禮也仍是父輩們廣泛接受的東西。傳統是這樣，現在大家也還這樣做，那這事還有什么問題？我們不做是不是會在親戚朋友當中失了面子？這樣的想法成為了我們父輩們普遍的想法。
可父輩們還是有人察覺到了經濟基礎的變革，于是，原有的彩禮制度被打上了重重補丁，改頭換面推了出來。在相對開明的家庭，彩禮被解釋成了男方父母對新婚夫婦的投入，在男方家庭交給女方家庭后立馬就被轉給新婚夫婦進行支配。原來由女方父母給到女方，作為女方在丈夫家庭生活保障的嫁妝重要性和價值都急劇提升，提升到了和彩禮同等的水平，因為需要它來扮演“女方父母對新婚家庭的投入”這一角色。這些對彩禮制度的補丁倒是確實緩和了彩禮制度和現實的矛盾，在客觀上延長了彩禮制度的生命。
對于婚姻中的女方來說，即便她隨著這些年的大趨勢來到中心城市，她的生活軌跡和父權社會時的婚姻過程仍能找出相似處，就是同樣是離開自己的家去到陌生的地方生活。即便自己不再受封建制度的約束而不能經常回家，但地理上的區隔還是讓回家變成了一件起碼是有一定困難的事情。所以，她對于自己父母在婚姻中的悲傷是能夠共情的。在彩禮方面，因為自己無論怎樣都不吃虧，女方很少會去思考彩禮制度和現實矛盾之處；和父母在分離上的情緒共情更讓她們堅定了彩禮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可對于年輕男性來說，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現在無論在網絡還是在現實當中，對彩禮制度的反對聲音大多是由婚姻中的男方發出的，甚至超過了實際付出彩禮成本的男方父母。因為他們的生活狀態和封建時代差距最遠，最先察覺了彩禮制度本質上是封建時代的遺留，在現代社會沒有存在的經濟基礎。對于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輕男性來說，家族早已不存在了，他們和女性一樣都是離開父母在陌生的地方生活，又如何談得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到底是哪家的人？在日后的生活中，所有的困難都需要小家庭以及雙方的父母共同承擔，也看不出男方家族的突出作用。失去家族支撐獨立謀生的落差讓他們很快看出了彩禮制度是基于父權家族社會的，和現在的社會關系存在深刻的矛盾。
對于父輩們給彩禮打上的補丁，大部分男性對之還算能夠接受，可依舊嫌它太過別扭繁瑣，既然是父輩對小家庭的投入，為啥還要在岳父母那邊過一手？這些補丁的存在更提醒了他們彩禮是個脫胎于舊時代的而不適應于新時代的東西。
理想主義青年面對彩禮的情緒往往更深一層，不再是無奈，而是憤怒。這種憤怒并不出自利益考慮，也不因對彩禮打的補丁有所緩解，因為憤怒是針對彩禮這一名號本身。他們憤怒于自己在這么長時間內一直在批判彩禮這一封建遺留，在自己自由戀愛邁向婚姻之后，也不得不從理想的天空墜至現實的地面，被迫在一些程度上和彩禮制度妥協。
關于彩禮的矛盾并不止于此。在社會生活飛速變化的時代，因為各個地方發展速度不同，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矛盾會更加多樣。
首先對于已經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來說，即便是在現在的城市，男性和女性之間的不平等依舊存在。首先是生理上的不平等，生育子女必然給女性造成身心的痛苦，給身體造成負擔；其次則是由生理上的不平等延伸出的就業歧視，很多企業和單位在招聘時會詢問女性的婚姻和生育情況，女性的生育過程也往往是自己職業提升的絆腳石。
照理來說，男女生理不平等的方面是小家庭內部需要解決的，而就業歧視的方面是社會需要解決的，都與彩禮問題無涉。可它仍舊被拿來論證彩禮制度的合理性，越發使問題變得復雜了。
另一個問題更為嚴重，文章前面的分析是針對逐漸遷移到城市居住的人來說的，這也確實是年輕一輩的主流。可仍舊有一部分年輕人留在鄉鎮生活，他們要面對的環境和城市完全不同。對他們而言，父權制的家族不是一個歷史名詞而是身邊的現實。婚姻除了放松了對女方的人身控制，其余在諸如勞動力分配、傳宗接代等方面的表現相比過去一點沒變。另外在農村因為近20年計劃生育和B超普及導致的女性胎兒大量流產，農村年輕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彩禮的數額也因此膨脹起來，形成了“天價彩禮”的現象。“天價彩禮”本質上依舊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養育成本的補償，但因為女方部分的壟斷地位，彩禮的價格也水漲船高了。
“天價彩禮”現象一方面讓年輕男性更清晰地認識到了彩禮的本質。在另一方面，它也悄然推高了所有地方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對彩禮的心理預期，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這更加劇了城市婚姻中家庭內部的矛盾。
不同地域發展程度的差異也使得彩禮有了地域性的差異。如江西就因其天價彩禮而聞名。在廣東，因為外來人口的大量流入，外地男性往往不會留下，本地男性卻可以選擇外地女性構建家庭，這緩和了婚禮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形成了在廣東輕彩禮也輕嫁妝的現象。在北京、上海和東北地區的城市，因為這些地方工業化城市化較早，過去社會意識的影響終于快要消亡，在本地人之間的婚姻關系往往是不收彩禮的。當然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間的婚姻關系，因為仍涉及到戶口等社會資源的分配，那就又另當別論了。
總結而言，彩禮已經成為了當代城市青年婚姻關系中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它如足底的砂礫一般時不時地刺激人們的神經，激起家庭內部的糾紛。即便現在官方開始遏制天價彩禮現象，但只要農村的男女比例依舊失衡，天價彩禮就不會消失，彩禮更不會輕易消失。一方面它的經濟基礎仍在廣大農村存在著，另一方面作為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即便它落后也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
回頭去看那個火紅的年代，人民政府不遺余力地提倡自由戀愛、男女平等、自由結離婚、簡樸婚禮。在男女平等方面，社會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生產關系上的男女平等帶來了家庭關系上的平等。婚姻流程也為之一新，如取貼算命、拜天地、看日子等和宗教迷信關聯較為緊密的婚姻環節紛紛取消 [3]。可根深蒂固的社會意識還是會產生強大的阻力，離婚在農村依舊被普遍看成丟臉的事情，結婚從看家產變成了看出身、看單位，在很多地方婚禮的酒席和彩禮嫁妝依舊在明里或暗里廣泛存在著 [4]。這足可見社會意識是多么有韌性的東西，社會意識要轉過彎來，非社會存在根本轉變數十年不可。可惜那個年代太過短暫，終究還是沒能讓這些習俗永久埋葬于黃土之中，讓我們在現在這個時代不得不再次直面它們。
那么對于現在的理想主義青年而言，應該如何在自己的戀愛和婚姻關系中處理彩禮問題呢？首先，必須要認識到想讓對象和父輩接受甚至單純是理解自己關于彩禮的觀點都會有相當困難。這是因為我們恰處一個社會存在已經發生改變而社會意識還未轉彎的時代，男性和女性之間，年輕一輩和父輩之間的立場和思維均有深刻的矛盾。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依舊要堅持初心，即便要退讓和妥協，也必須是在斗爭之后。因為每一次無原則的退讓都會讓我們越發失去和現實說不的勇氣。或許在當下的社會意識下，完全在婚姻關系中擺脫彩禮非常困難，但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爭取讓加在自己婚姻關系中的彩禮名存實亡。
我見過彩禮問題處理得最好的一對情侶是在他們內部先統一了意見，男女雙方各掏了彩禮的一半，彩禮在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手里過了一道，轉手又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口袋。只是這兩位三觀一致，內部統一意見比較容易，其他人想必連這一步都不會那么容易罷。
參考文獻：
[1] 趙代博，程令偉，鄢盛明：《農村高彩禮婚姻中資金轉移路徑分析》，載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132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頁。
[3] 薛妮.二十年以來國內關于“文革”時期婚姻的研究綜述[J].黨史博采(下),2021(08):44-47.
[4] 李飛龍. 社會變遷中的中國農村婚姻與家庭研究（1950-1985）[D].中共中央黨校,2010.第76-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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