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學生,最慘的事情是什么?是不管怎么努力成績都無法提高,是平時成績很好結果發揮失常,還是坐到考場上突然想拉肚子?
這些狀況至少還是在考場上發生的,還有更慘的情況,那就是不管成績好壞,當考生歷經千辛萬苦想要給自己的努力一個交代時,班主任突然攔住他說:你這個樣子,就別考了吧。
6月18日,有網友爆料稱,江西南昌某中學的學生,疑似因為班主任要求其“棄考”,沒有參加剛剛結束的中考。
根據考生家長的說法,在中考前,孩子接到班主任的信息讓他不要參加中考:“不要報中考,我們照樣給你畢業證,你報了的話,考到290多分才發給你畢業證,如果沒考到的話,那就等下個學期再來考一次,考到290分為止,再給你們畢業證。”
因為孩子沒有及時跟家長溝通,所以家長在中考結束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孩子居然沒有參加考試。
這位家長表示,不只是自己的孩子接到了這種信息,“雖然成績不好,但參加中考是學生的權利,他們不能拿走這個權利”。
于是記者聯系到該學生的班主任,求證事情的真假,班主任的回應倒是很干脆:“沒有這個情況。”
這個回應,當天晚上就被打臉了。
6月18日晚上,南昌市教育局對報道進行了回應,稱“班主任暗示其棄考情況基本屬實”。在通報中,教育局稱要敦促當地教育部門和學校“積極與家長溝通,妥善處理此事,并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下一步,我局將舉一反三,引導全市中小學校樹立正確的教育觀,以對學生高度負責的態度,更加細致地做好各項工作”。
不過,在通報出現后,很多人在評論區表示,這樣的操作算不上新鮮事了:“我初中的班主任也這么干過。”“二十年前,就有這騷操作了。”“這種現象不是個別,多的是。”“還暗示都不錯了,我初中的時候班主任直言讓我放棄中考,我不肯我說我想參加我會盡力,看我不聽話,讓每一科的老師來語言上打擊我。”
看起來,該舉一反三的地方遠不止南昌。
2個月前,安徽合肥剛剛有家長反映過同樣的問題,多名學生的班主任引導未畢業學生到中職學校。合肥市教育局專門發布了《關于禁止將初中未畢業學生分流到中職學校的通知》,要求“任何學校、教師特別是班主任不得以任何理由、通過任何途徑動員、引導、介紹初中未畢業學生到中職學校(含技工學校、市外中職學校)就讀”。
這只是最近發生的兩起事件,實際上,只要愿意往前找,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找到許多同樣的事情。
2019年,山東菏澤東明縣一個班級里,50多個人有超過20人被班主任要求不能參加中考,并且在上課前給學生們講,附近的一所勞動技術學校有多么好,免收學費,畢了業還能找到好工作,要求成績差的學生趕緊去上那個技術學校,別繼續上課,“老師會根據學生的學習成績,(讓成績差的學生)去別的學校,技能類的學校,學一門技術。但他們就是強制性的”。
2018年,吉林松原市前郭縣一所中學直接通知家長,到學校參加“分流會”,而且態度非常強勢:“考高中沒有希望的學生家長必須參加。”
把時間再直接往前推10年。2008年,石家莊22中直接“勸退”了20多名馬上就要參加中考的學生,“當時,為給孩子爭取中考的機會,我多次找到班主任老師和學校有關領導,可班主任老師態度十分強硬,稱報名也沒用”。
其中一位班主任在面對記者時表示:“這種情況都是老黃歷了,也不算什么新鮮事,年年都是如此,沒什么必要再提它了。”
這位班主任恐怕沒有想到,之后的十幾年里,這個“老黃歷”每年都在不斷被人提起。而這些家長之所以憤怒,除了關心孩子的前途,還因為學校和班主任根本就沒有給他們選擇的余地。
2012年,山東聊城一中學勸退29名“差生”,按照學校的說法,家長和學生都是自愿的。
很顯然,學校對“自愿”兩個字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并且有各種方式讓家長和學生“自愿”。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跟這次南昌的班主任一樣,用畢業證來威脅學生,“中考考不好不發畢業證”。
當然,不是所有的老師都這么簡單粗暴,有些人會“曉之以理”,跟學生表示,放棄高考是更好的選擇,“他說給我找了個挺好的學校,軍事化管理,還讓我去了那里好好學,以我的成績在那里就是前幾名”。
結果聽信的學生去到這個被老師夸得天花亂墜的學校才發現,所謂的軍事化管理就是一天集合三次,然后需要在學校穿著迷彩服,至于學習氛圍就別提了。
如果這些手段用過之后,還有學生“執迷不悟”非要參加中考,那學校和班主任的招數就更加五花八門了。
最常見的手段,就是排擠這些想要參加中考的“差生”。
有些班主任會在班級里挖苦這些學生,指責他們拖慢了其他同學的學習進度、影響了其他同學的學習成績,“為此,她甚至不惜整節課都提問后十五名的學生,看著他們支支吾吾地站在那里出丑,故意拖著不往下講”。
時間久了,其他同學難免就會開始排擠這些學生,疑惑“他們怎么還不走”。一般到這一步,大部分初中生就頂不住了,他們畢竟只是十幾歲的孩子,“我覺得天天都是在煎熬,很難受,很不自在”。
如果到了這里還有人堅持,那就別怪學校翻臉不認人了。有的學校會直接把被勸退學生的課桌和椅子收走,讓他們只能站著上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種場面,恐怕很多成年人也受不了這樣赤裸裸的羞辱。
要是這樣還有狠人能堅持,那學校就直接把差生班的門給鎖了,你們自己在外面溜達著玩吧。很多家長是在大街上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閑逛,才知道學校居然把教室門給鎖了,“差生返校后,上課前班主任和老師總講返校差生的壞話,很難聽,說我們豬狗不如,有3個女同學當場被說哭,后來又回了家”。
面對有些不服氣的學生,有學校的班主任甚至提議,可以按照中考標準組織一場考試,“如果你們沒有過中考分數線,那就說明你們的確考不上高中”。
聽起來這個辦法確實公平很多,這所學校被勸退的學生,有很多也非常重視這場考試,于是非常努力地學習,想要證明自己。考試之后,2個學生經過老師辦公室,發現老師們都在開會,辦公室的門沒有鎖,“不知怎么的,就帶頭開門進去了”。
兩人在老師還沒有休眠的電腦屏幕上看到了成績統計表,驚喜地發現自己的成績比分數線高出了十幾分,心里的石頭終于落地。
結果成績單發放的時候,兩人發現自己的作文和文科主觀分都變低了,自己的總成績反而低于老師劃的分數線。到這一刻,兩人才明白,自己從一開始就沒有希望。
這些老師對付學生的手段,可以用喪心病狂來形容。
凡事總要講個動機,老師跟這些學生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搞成這樣也不愿意讓他們參加中考?
最直白的原因,就是提高班級和學校的升學率。
這是一道簡單的數學題,分母越小,升學率自然就越高,“老師并不是需要一個固定的分數線去劃定標準,因為勸退的差生越多升學率越保險,重要的是通過幻滅讓差生失去信心,自愿退學”。
高中會宣傳自己的重點本科率,初中自然也會追逐重點高中的上線率,“從現實看,一些地方還存在以升學率評價學校辦學的問題。教師也就有動員學生先去上中職的動力”。
對于班主任來說,升學率也直接跟獎金掛鉤,“學校有升學率的要求,完不成會挨領導批評,完成之后老師有獎金”。
雖然并不是所有班主任都會采取前面提到的極端措施,但是面對考核的壓力和獎金的評定,不少人都會或多或少對成績不好的學生做思想工作,“我們一般不會勸退學生,會讓他們選擇別的道路,比如職高”。
至于很多民辦學校,那就更加直接了,“現在不少學校是集團化辦學,學校的升學率不行,就可能會被合并到其他學校的集團”。
當然,能讓學校和班主任做到這個份上,肯定不止一個升學率。
很多學校把動員家長和學生放棄中考的會,叫做“分流會”,這跟“普職分流”的規定密切相關,相信很多有孩子的家長都聽說過這個詞。
“普職分流”,簡單說就是初中畢業后,學生要分流進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普職分流”的概念:“根據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要求,我國廣大青少年一般應從中學階段開始分流”“力爭在5年左右,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數,扭轉目前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
1996年頒布實施的職業教育法規定,國家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實施以初中后為重點的不同階段的教育分流。
在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提到:“到2010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達到800萬人,與普通高中招生規模大體相當。”
對于大多數家長來說,孩子能繼續上普通高中自然是最好的,但對于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門和學校來說,分流的比例和要求又是確確實實存在的,于是雙方的矛盾就產生了。
很多縣城會把完成分流的任務分配給全縣的初中,每個學校都有非常具體的名額,“中職招生,完不成任務,校長會挨批評”。有的校長透露,當地縣教育部門曾經把沒有完成任務的校長叫去約談,告訴他們沒有完成工作會影響年度考核和評先選優工作。
盡管各地的教育部門一直強調,不能強迫學生放棄中考,要遵循自愿的原則,但是校長和老師面對升學率和分流的要求會怎么選擇,大家都看到了。
不過,“普職分流”從來沒有達到過真正的5:5,根據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據,大約65%的學生進入普高,35%進入中職。很多省份的普通高中錄取率都在60%以上,近些年,這個比例甚至開始往七三開發展。
但各種離譜操作確實經常會引起家長和學生的不滿,“一些老師在學生分流中,宣傳上存在一些話語上的不當,導致學生家長在認識上的誤解是存在的”。
顯然,這種做法不只是誤解。根據《義務教育法》第二十九條,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應當平等對待學生,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因材施教,促進學生的充分發展。“以談話勸退學生可能涉嫌違法,視其談話內容是否涉及歧視、侮辱人格尊嚴而定,如果存在強迫則涉嫌違法。若是故意冷落差生,可能涉嫌違法,但不好舉證”。
如果說“普職分流”的要求還算是事出有因,那另一些學校和老師的做法就完全是為了自己,因為他們勸退學生的目的是——賺錢。
2019年,某地教育部門發現有農村初中向某民辦中職輸送生源超過150人,“一所中職學校一屆可能就招三四百人,一所初中就輸送了幾十上百人,生源輸送高度集中,極不正常,我們懷疑是‘團隊作案’”。
“團伙作案”,指的是招生販子串通初三班主任買賣生源,“賣”給中職學校一個學生,班主任就能拿到一定回扣,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這些回扣相當可觀,“班主任只要推薦一人入學,就能拿到3000到5000元介紹費”。
而跟城市相比,農村學生更容易被賣,“這些農村孩子原本就是最弱勢的群體,他們的家庭還指望著他們好好學一門手藝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最后卻被忽悠到一些名不符實的學校,遭到層層盤剝”。
但不管是因為升學率、分流還是賣生源,面對這些行為,中學生們很難有反抗的手段。有些“大學夢”提前破滅的孩子,則選擇了最激烈的對抗方式,2013年,湖北黃岡一位中學生因成績不理想被強迫放棄中考,從樓上一躍而下。
而背后這些復雜的原因,孩子們理解不了。
跟那位得知老師篡改自己成績的學生一樣,很多孩子心里只有一個疑問:“我們的命運就那么便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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