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天的小鎮做題家
最近飛天的桂海潮教授，似乎重燃了中國人對于階層躍升通道的信心。
隨著神舟16號飛上空間站的桂海潮教授的確是小鎮做題家的典范。從邊遠的施甸山村，考入縣城，考入北京，一路逆襲發光發熱，最后成為第一位非軍人的宇航員，的確各種勵志。
桂教授飛天，他老家施甸縣政府激動的連發九條微博慶祝，還在政府官網上把桂教授從小學到高中的畢業照貼出來，可謂光耀門楣至極。
不可否認，桂教授的飛天，的確是中國夢的體現。但桂教授的成功，真的能代表階級躍升通道的暢通嗎？
實際上，如果你看一下西方各國的宇航員，不論美國還是蘇聯，大都是中產階級甚至貧困階層出身。比如美國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就是出生在俄亥俄邊遠小鎮沃帕科內塔的普通小鎮青年。蘇聯太空第一人加加林，是集體農莊農民子弟，中學就輟學回家幫工。
原因很簡單，宇航員這種萬里挑一又有一定危險性的工作，是極端的唯才主義的場景，各社會階層產生精英的比例其實差不多，該階層的人數就是決定性因素，因此人數壓倒性優勢的中低階層，產生宇航員這種萬里挑一的精英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但這種情景，在多大程度上能表征社會的階層躍遷的容易程度呢？
實際上，中國階層躍遷的大門雖然并未關閉，但是那道縫隙變得越來越窄了。
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一個農村家庭出身的孩子，通過自身努力，高考考上一個名牌大學。當時上大學學費不貴、還有補貼，他上大學之時，就是家庭減負之日。大學畢業后，他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例如國企、外企或者政府機關，自身完成了從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躍遷，甚至能帶動弟弟妹妹完成一個家族的升級。
然而2010年之后，這樣的故事似乎難以重復。
且不說寒門學子在頂尖大學里的比例持續降低，即使能夠考入這樣的學校，一線二線城市高昂的房價，也讓躍遷的新鯉魚們，難以就地化龍。即使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房價壓力之下，這些躍遷新人們面臨的，也是無邊無盡的階層滑落噩夢。隨著勞動報酬在整個GDP中的占比越來越低，依靠工資致富已經越來越不現實。
80后的桂教授那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勞動，就能在一線城市扎根立足的一代人了。在一線城市，如果不是驚人的運氣或者萬中挑一的能力，普通人已經越來越難依靠“努力”跨越階層。
當階級躍遷的故事，從身邊的老張老李家閨女兒子的事情，變成遙遠而高大上的第一個宇航員或者著名演員王寶強，階級躍升的通路可能已經變得十分狹窄。
中國社會流動性已經落入世界中流水平
可以說，房價和教育，已經把階層躍升的梯子，砍掉了一條腿。
香積寺之戰
階級固化這事，可大可小。畢竟大規模階級躍升這事，本來就是人類歷史上的非常態，中外莫不如此。只是已經聽慣了階級躍升故事的新一代人撞上玻璃天花板的時候，心態容易崩壞。
公元759年9月，長安城南二十公里的香積寺發生了一場大戰。
唐玄宗的太子李亨，以不那么合禮法的方式自立唐肅宗，想要通過收復被安史之亂叛軍占領的長安洛陽兩京來給自己的帝位正名。于是，天下兵馬元帥廣平王李俶為正帥，郭子儀為副帥，帶領大唐最后的精銳，安西軍和北庭軍11萬人，再加上吐火羅、于闐、回鶻等處借得的番兵4萬人，總計15萬人，進攻安守忠帶領的河北山東叛軍精銳11萬人。
這26萬人的大會戰，看上去似乎比80萬人的赤壁之戰少，但那些百萬人大戰實際上都是壯聲勢的虛數，26萬人于一處大戰，實際上已經是古代戰爭的極限。香積寺打的如同絞肉機一般，對陣雙方死戰不退，幾乎拼盡了最后一人。像著名的唐軍陌刀隊，一刀下去人馬俱碎的李嗣業，就是在此戰成名。八個小時之內，十三萬人命喪于此，創下了可考的中國古代史的陣斬記錄。
一戰之下，唐朝最后的精銳安西軍和北庭軍傷亡殆盡，以至于戰后漢族軍隊只能坐視回鶻和阿拉伯雇傭兵五千人在長安屠城劫掠而不能制。在古代軍隊作戰的年代，一般傷亡超過20%，部隊就會崩潰。哪怕是近代現代軍隊，傷亡超過40%之后也難以維持戰斗力。香積寺大戰雙方傷亡超過50%還力戰不息，這背后得是多大的仇恨呢。
經此一戰唐朝河東和西北的精銳一戰耗盡。原本縱橫兩萬里的“天可汗”的神軍，變成連吐蕃回鶻都無力抵擋的紙老虎。此戰之后，原本難攻不落的長安城八次被叛軍或外族軍隊攻破洗劫，唐朝武功可謂香積寺一戰散盡。
正統史觀，安史之亂當然是武裝叛亂。但是細讀歷史，這事又遠不是這么簡單。
安史之亂，足足打了八年，安祿山開戰第二年就掛了，兩年之后他兒子安慶緒也掛了，換了史思明父子，也很快接連喪命，甚至史思明兒子史朝義死了之后，仗還打了不少時間。
區區河朔三鎮，對抗大唐全天下的兵馬，竟然能硬頂這么久。更夸張的是，在安祿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死去多年之后，河北一代還為我們常常認為是“反賊”的這四人立祠祭祀，并稱為“安史四圣”
如同香積寺大戰一樣，平叛的軍隊，許多是胡人外族，而叛亂的軍隊，除了少數將領，卻全是漢族。到底是什么樣的仇恨，能讓河北的叛軍，如此死戰不退？
無他，階級上升的大門被封死，總有人用命搏一個未來。
唐朝雖然繼承隋朝，開了科舉，但實際上就是個擺設。唐太祖武德五年（622）開始科舉，昭帝天祐四年（904）中止，共開科273次，總取士8455人，其中進士6692人，相當于唐朝平均每年科舉當官的人數約23人左右。
為了壟斷官僚體系，唐朝甚至搞出了很多神奇的花樣。比如唐玄宗曾經想擴大科舉的規模，結果著名奸相李林甫就來了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搞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素質教育”。既然科舉考試，那就不光考一門，而是詩、詞、歌、賦、書、數，“德智體”全面考察，如果大唐有高爾夫的話，估計也會加進去，這么個玩法，寒門士子如何考得中？
結果最后連一個進士都沒有考中，落榜的甚至包括“詩圣”杜甫。唐朝以詩詞取人，結果連詩圣都沒考上，這科舉不是搞笑的嗎？詩圣他師兄，詩仙李白比杜甫瀟灑得多，人家早就看破這一切，雖然熱衷于出仕當官（“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但一輩子沒參加過科舉，想通過當網紅搞隱居的方式出仕做官，最終也沒如愿。
他們那一代人，只有王維算是中了進士，科舉成功，然而王維這個進士也是靠自己玩音樂，靠琵琶搞定玉真公主和岐王，才復讀中進士的。
被逼無奈的寒門士子，只能紛紛跑到邊關，希望在上升通道更通暢的節度使的幕府中，找到上升通道。比如王昌齡就在那個變成魚的哥舒翰河西節度使幕府。這幫詩人為了升遷，背井離鄉跑到邊塞去，憋出來不少名詩。后世叫他們邊塞詩人，如果不是被逼的沒辦法，誰要去寫“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可以說，正是河朔三鎮的這些安祿山、史思明，給了這幫被排擠的寒門一條出路。如果你是唐朝河北的一介草民，屁股會在李林甫那邊還是安祿山這邊？安祿山死了之后，你是繼續跟關中的貴族老爺們磕頭，還是跟著跟著他后人繼續搏一個未來？香積寺的陣前，面對皇帝貴族借來的蠻胡軍隊，你是乖乖投降還是死戰不退？
留一條縫
客觀說，階級上升的通道，各國都是不通的。全世界都在“印度化”是不爭的事實。
著名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克拉克提出。橫軸是以各國基尼系數表示的社會不公平程度，其中基尼系數越大，表示社會越不公平；縱軸為“代際收入彈性”，即父輩的收入水平對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響，該數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際流動性越低，子女處于父輩的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就越高。它說明了這樣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具有較低的代際流動性—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 子女處于父輩的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就越高。
但是，美國的階級固化，已經發生了幾十年，而中國的固化，卻剛剛開始。翻動一下互聯網的回憶，不過在六七年之前，中國互聯網上還充滿著“斜杠青年”（搞副業），“新四大發明”、“造富神話”，到處都是“搞錢”的熱火朝天。而如今，到處都是“躺平”、“佛系”、“不要創業”、“考編上岸”，仿佛整個社會的心氣一夕之間磨平。
迎面撞上蓋茨比曲線的我們，顯然比已經被蓋茨比曲線拍了幾十年的美國，更難以接受階層流動大門的緩慢關閉。
需要承認，階級躍升大門敞開是人類社會的“非正常狀態”。讓這個大門長時間的敞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香積寺在前，也許我們該更努力的去留一條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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