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了去年關于香港年輕人工作時間的調查研究，香港嶺南大學政策研究院、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與樂施會再次合作，聚焦年輕人的就業和消費狀況，發表了最新調研報告，引發各界關注與討論。本研究以18至29歲有工作經驗，且月收入在香港月平均收入20000元以下（本文皆指港元）的青年為調查對象，共收獲31個訪談對象與253份有效問卷。

　　研究發現

　　根據香港統計處2019/2020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及重訂消費物價指數基期調查，香港每人每月平均開支為10708元，其中住房占40.25%，食品開支占比27.4%。而本研究的問卷結果顯示：受訪青年月平均生活支出為16789元，占比最高為膳食支出，達40.7%，月均消費達6840.5元；交通、通訊以及休閑娛樂等其他開支占比為27%（月均3353.5元）。此外，由于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與父母同住，且其中超過三成父母租住在公屋，因此住房開支較少，僅占總開支的19.97%。

　　即便如此，要維持現有生活水平對年輕打工者來說并不容易。結合受訪青年月均生活費用，如果以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時的工作時長計算，估計維持目前基本生活水平，他們平均時薪需要達到80.72元。而現行香港法定最低時薪為40元，全港雇員時薪中位數為75.7元。即便是具有學士學位的20-24歲青年群體在2019年的月平均收入也僅有18000元，這意味著“月光”是大部分香港年輕人不得不面對的窘境。

　　在2022年10月至12月期間，本研究團隊對31名年輕人開展深入訪談，其中22位有全職工作，9位為學生但有兼職經歷。大部分受訪青年，即便兼職工作，如奶茶店和餐館服務員，他們所賺取的時薪已經遠超過法定最低時薪的40元，達到50-60元。受訪人阿美今年23歲，大學畢業，現在在做兼職溜冰教練。她直言：如果只提供40元/小時在兼職市場根本找不到雇員，“現在大部分兼職最少也是時薪60元，假設你一天工作8小時，一天是480元，兼職最多一周3天有工作，一個月12個工作日，也就賺5760元。假設不需要存錢和租房，現在一天飯錢加交通費就要200元，這一個月就需要花費6000元，根本不夠用。”

　　阿美的觀點在其他青年的訪談中反復出現，受訪者尖銳地指出目前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根本無法保障一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無法鼓勵人們投身工作，建立多勞多得的社會風氣。

　　東亞社會最低工資比較

　　經過一年多的社會討論，香港最低工資最終將于2023年5月1日從時薪37.5元上調至40元。即便如此，最低時薪也僅能兜底全港3.1%的勞動人口。回望2011年最低工資設立之初，覆蓋率卻達到6.4%的勞動人口，如今直接受惠的比例腰斬一半。

　　橫向比較，亞洲其他發達地區和國家的最低時薪政策惠及人群遠超香港最低工資的保障范圍。比如，中國臺灣地區的工資保障區分基本月薪以及基本時薪，2023年1月開始，雇員的每月基本工資增至2.64萬元新臺幣（以2月14日匯率計算，約等于6866港元）；而基本時薪調升至176元新臺幣（折合約45.8港元）。根據臺灣地區勞動部門估算，約有175萬名領取基本月薪的勞動工，以及約有57萬多人賺取基本時薪的勞工受惠，最低工資的覆蓋范圍約為20%。

　　韓國2023年的最低時薪增加至9620韓元（以2月14日匯率計算，基本時薪折合約59.5港元），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指出，將有多達340萬人因最低時薪調升而受惠，最低工資的覆蓋范圍約11.9%的勞動人口。與此同時，日本全國平均時薪從2022年10月起調整至961日元（折合為57.2港元），其中東京及大阪分別為1072日元以及1023日元。

　　在職香港青年如何看待最低工資

　　不難發現，無論受惠群體比例或是最低工資水平，香港都遠遠落后于亞洲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地區和國家。這一情況也多為在職青年所詬病。受訪人阿梅今年24歲，大學畢業，目前從事兩份兼職：“家里人做過最低層的工作，只有40元一小時，需要申請政府其他的津貼才夠生活開銷，比如免除書本費之類的。但事實上，現在香港40元都不能吃到一頓飯，何況還要照顧家庭，完全不可能依靠這個工作在香港生存下去。”

　　無獨有偶，從事物流行業的阿椒（27歲）質疑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之低究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40元的最低時薪根本是看不起人。一般餐飲業都要40-50元一個小時，如果最低工資那么低，為什么還需要這樣一條法令呢？”

　　雖然不少學者和政府人士指出，最低工資要兜的“底”，不是兜生活質量的“底”，而是兜出售勞動力所得到時薪的“底”。換言之，就是一個勞動者出賣一小時勞動時間，最少應該得到多少報酬？大部分受訪青年認為一小時勞動至少應該能賺取一頓飯錢。現時香港外食一頓飯至少需要50-60元，尚且不論居高不下的住房開支。受最低工資覆蓋的勞動者一般從事清潔和保安工作，阿帕（27歲，中學畢業，物流行業）觀察到在疫情期間，清潔前線人員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卻只能收取一個“最低下”的價格作為薪酬，無論是在公平還是道德上都讓人難以接受：“最低工資實在太低，其實越高風險的工作就應該更高報酬。現在受最高風險的人，連衣食住行都要擔心，實在沒有理由這樣對待他們。”

　　什么才是理想中的體面生活

　　回看自身，受訪的在職青年大多擁有大學學位，并不會從事最低工資所覆蓋的工種，但他們也需要面臨不一樣的生活“窘困”。

　　與基層勞動者及父輩相比，溫飽對年輕人而言已不成問題，但基本“月光”意味著他們無法為將來做任何打算，包括對不喜歡或沒有發展空間的工作說“不”的自由。

　　阿雅今年24歲，大學畢業兩年，目前在一家公益組織擔任工作人員，每月收入14000元。經濟獨立，但她并不滿意當下的收入情況，認為離理想的體面生活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因為我存不到錢，也無法孝敬父母，連參加跑步興趣班的費用都要思前想后，更別談旅行了。”在維持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阿雅發現自己發展不了興趣愛好，不能為父母分擔家庭的經濟壓力。

　　除了存不下錢，不少青年談及了精神和心靈上的“寬裕”和“自由”。在外人看來，阿峰的生活應該算得上無憂。擁有大學學歷的他現在在一家銀行做出納。他認為擁有良好的精神和身體狀態才是“體面”。曾經的他因為工作時間長和壓力大，選擇暴飲暴食來緩解壓力，導致體重激增30公斤。在他看來，即使三餐保證，物質條件充裕也不意味著人們擺脫了“困窘”。更何況，大部分香港青年根本達不到有車有房的物質水平。

　　眾所周知，香港的居住空間狹小，房價收入比更在全球大城市中占據榜首，超過了紐約、東京、首爾等大都市。除了價格昂貴外，根據2021年香港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港人均居住面積僅有171平方英尺（約等于15.9平方米），僅有上海家庭戶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2.28平方米（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一半。

　　香港高昂的房屋和租房價格導致年輕人不得不與父母同住。2022年香港政府發布的《青年發展藍圖》顯示：2021年，93.5%的25歲以下年輕人與父母同住，而25-3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同住的比率從2016年48.8%增至2021年的52.7%。

　　在訪談中，受訪年輕人雖然與家人共住能夠節省一大筆租金，但家庭居住空間窄小，不少青年渴望獨立的生活空間，但因收入有限而無法實現。阿娟與姐姐共用一個房間，睡上下鋪，屋里唯一一張書桌是姐姐的辦公處，自己只能在客廳辦公，父母經常在旁看電視，家人之間因為空間逼仄平添許多爭吵和糾紛。

　　對未來的擔憂普遍存在，因為年輕人不知道可以依賴原生家庭的資源多久，畢竟以后需要談戀愛和組建新家庭。但他們每月收入只是剛剛夠維持日常的花銷，根本沒有足夠的存款來租房，更別談購房。阿椒在談及未來的打算時希望：“將來能夠和女朋友一起租房子，住房問題絕對是年輕人要應對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希望有私人空間，不可能一輩子與家人同住的。”

　　結語

　　近年來，香港政府對青年發展議題越來越重視，并制定了青年發展藍圖，試圖在學業、就業、創業及置業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出路。但本研究認為，青年政策與勞動政策不可拆分來看，比如最低工資和各種福利政策與青年人息息相關。本文年輕人所袒露的“窘境”也絕非他們獨有的問題——收入增速放緩，房租和消費支出卻節節升高，這是大部分打工者面對的共同問題。在解決了“溫飽”之后，年輕人還需要有“未來”，但目前微薄的收入使得他們無法規劃和進入下一步人生階段，存不下錢使得他們在諸如婚戀、生育、醫療、養老等重大問題上無法自足。這種“窘迫”才是絕大多數年輕人的生活日常。如何幫助年輕人“破局”不僅有賴于他們個體的努力與奮斗，還需要有力的社會政策給予他們更多支持和保障。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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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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