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放開的一個月來，許多人都親身經歷了新冠的來勢洶洶，也都聽聞了許多重癥、死亡的消息。
這其中大家都知道，新冠的高風險人群是患有基礎疾病的人群。
而在各類基礎病中，波及3億多人的心腦血管疾病最普遍，也最為兇險，因為心臟和大腦兩個器官一旦失能，人的生命瞬間就岌岌可危。
在所有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見的病癥就是高血壓。
前幾天，四川建院32歲博士王騰因感染新冠病毒獨自隔離卻不幸去世，死因是高熱引發的昏厥。
有醫生分析認為，新冠引發的高燒中，人的血壓抬升，腦血管就會承受過高的壓力，從而引發昏厥。如果平時有心腦血管方面的疾病，就有更大的概率發病導致死亡。
甚至此前還有新冠轉陰后，突發腦溢血的案例。比如前兩年因新冠感染“面容變黑”的醫生胡衛鋒，經過治療后，已經轉陰，卻在后續的治療中突發腦溢血，最終死亡。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大家對高血壓的認知不足，甚至是帶有致命性錯誤。
在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高血壓一度被認為是長期“大魚大肉”所導致，并且在50歲之后發病率才會逐年提升，因此視為“老年病”、“富貴病”。
不過，由于當時高血壓患者整體規模不太大，大概只有9000萬，在疾病死因排名中還排不到前五名，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甚至，很多老人們說起自己得了“高血壓”，是在側面證明自己吃得“有營養”，“享福”了。
但是，近年來，高血壓越來越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
2018年，中國慢性病及危險因素監測（CCDRFS）研究顯示，我國18-39歲的青年群體患病率已經超過20%。
高血壓已經從過去的“老年病”、“富貴病”，變成了“窮病”。
如今，規模已經達到2.45億的高血壓患者，在當下的“陽”潮中，是最容易受到沖擊的人群。
更可怕的是，目前國內民眾的高血壓知曉率只有52%左右。也就是說，有一半已經患上高血壓的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是不知道的。
理論上說，醫療條件越差、收入越低的人群，知曉率越低，風險就越大。
因此，在當下階段，提高大家的重視度、自查意識，可以說是刻不容緩。
上月中旬，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等機構就發布了一份新制定的《中國高血壓臨床實踐指南》（下稱《指南》），就引起了各方高度重視。
這份《指南》將我國成人高血壓的診斷標準從原來的≥140/90mmHg，下調至≥130/80mmHg，可以大大提升全民健康危機意識。而在許多病癥的臨床診治中，醫生都會主張盡早干預，不要讓小毛病拖成難以治療的慢性病乃至絕癥。
按理說，提高大家的重視度是應該的。但是，根據這個《指南》，我國將一夜之間新增高血壓人群2.43億人，相當于在原有的2.45億人基礎上翻了一倍，達到驚人的4.88億人。
這種行為，很容易讓大家聯想到“龍王又換著花樣賣傘了”……
沒幾天，國家衛健委就發布公告，表示并不認可這份《指南》。
衛健委公告稱，“國家未對成人高血壓診斷標準進行調整”，并再次強調，“成人高血壓的診斷標準為非同日3次血壓超過140/90mmHg”。
在衛健委的公告發出后，這份《指南》在全網各個發布平臺迅速下架。
那么，高血壓改標準，是為了提升大家的健康意識，還是為了龍王的私利？
衛健委不認可新標準，又是否是一些人猜測的“要節約醫保支出”？
先說高血壓的“富貴”和“貧窮”問題。
過去，大家認為高血壓和大魚大肉的關系很大，這種印象其實也沒有錯。
一年到頭吃不了幾頓肉、還得下地、進廠干重活的普通人，每天粗茶淡飯，導致高血壓的概率并不高。能患上高血壓的，很多都是每天推杯換盞、山珍海味吃到吐的“老板”們。
此前，大家對高血壓的“羨慕”多于害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雖然在90年代，全國的高血壓患者已經達到9000萬，但“第一殺手”這個稱號，還沒輪到它。
醫學期刊《柳葉刀》發布的一項對國人死亡的調查研究顯示，90年代，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新生兒疾病等疾病造成的死亡排名靠前，均位列前五。
這些疾病對應的，是過重的體力勞動，生活與工作環境差、醫療衛生條件差，主要都是“窮病”。
不過，三十年來，隨著基層生活環境和醫療水平提升，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病、新生兒疾病的死亡率都大幅下降了超過50%。
但，心腦血管疾病已逐漸成為超過癌癥、交通事故等各類原因，導致國人死亡的第一大“殺手”。在心血管疾病引發的平均壽命減少中，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造成的減壽，是肺癌和肝癌的2到3倍。
目前，中國的年死亡人口已經達到1000萬人以上，其中有約260萬人死于心腦血管疾病，相當于每四個人死亡，其中就有一人死于心腦血管疾病。
而且，心腦血管疾病的殺傷力也越來越強，在因病致死各類死因中占比以每年0.5%左右的速度爬升。
2.45億高血壓患者，就這樣在慢性摧殘中，一步步走向高風險。
當前，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是77.93歲，而人均健康壽命僅68.7歲。這意味著，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就有9年多時間處于“帶病生存”的狀態。
這其中，超過一半人都要忍受高血壓帶來的長期服藥等問題，如果已經發展成心腦血管疾病，還要面對生活不能自理、癡呆、腦中風、癱瘓等問題。
而對于廣大農村，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來說，風險程度更高。
最關鍵的原因在于近三十年來，中國人的膳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
由于經濟與科技的發展，國人比五千年歷史中任何時候都更容易享受到肉蛋奶。尤其是近幾年，許多人感慨過年時的山珍海味甚至都吃膩了。
《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21》分析，國人的脂肪等營養攝入已經過度：
一方面脂肪供能比的不斷上升，農村脂肪供能比已經首次突破了30%上限；另一方面，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的中、高強度體力活動也在逐年遞減，漫長的農耕歷史形成的重油重鹽的餐飲習慣卻被保留下來。
根據WHO推薦，健康人群每天的食鹽攝入量6克左右已經足夠。但中國營養學會調研，中國人平均每人每天食鹽攝入量是15克左右，比標準量翻了一倍還多。
高脂肪供給、高鹽分飲食都使得高血壓越來越成為普遍問題。
至于城市中打拼的年輕人，會成為高風險人群，除了前面提到的飲食習慣，更重要的是工作壓力。
雖然年輕人都知道認識到谷物、海產品、蔬菜等合理膳食的重要性，也知道要適當運動。
但年輕人哪有時間自己做飯，更缺少時間與精力運動、調理健康，而是越來越深陷熬夜、缺乏運動、工作壓力、重油重鹽的同質化外賣之中，這些因素導致中青年群體患上高血壓的概率逐年攀升。
下調高血壓標準，似乎能讓更多人重視起這個健康問題，消除患病風險，也不至于等新冠來了陷入基礎病的風險中，是維護國人健康的一大好事。
但是，重視健康問題，一定要通過下調標準來實現嗎？
或者說，下調了高血壓標準，就能讓大家重視健康問題嗎？
話雖難聽，道理卻是通的。對于得了“窮病”的“窮人”，不論你怎么改標準，“窮人”都是無感的，不論標準是啥，自己只會在“實在不行”的時候才去醫院診治。
不過，修改標準，對一些人來說，的確是可以直接獲益的。
早在2005年，《英國醫學雜志》編輯、醫藥學記者雷·莫伊尼漢就出版了一本作品《出賣疾病：世界上最大的制藥公司如何將我們所有人都變成病人》。
其中就揭露了在歐美等成熟的醫藥市場中，藥企通過資助醫學研究機構，修改醫學指南中的高血壓標準，來降低診斷閾值，使許多人“成為高血壓病人”，終身服用降壓藥，為藥企創造了巨大利潤。
2011年，綜合性學術期刊《PloS One》的一篇研究發現，在各種指南制定委員會成員中，有6%～80%接受了藥企咨詢費，4%～78%接受了藥企的研究資助，2%～17%持有藥企股份，與藥企有其他形式的相關利益的則占到了56%～87%。
除了這些直接的資助，指南制定者在發布后成為藥企高管的現象也不鮮見。
“修改健康標準也能成為一門生意”，這并不為大眾所熟知，但卻是醫療領域近乎公開的秘密。
《中國高血壓臨床實踐指南》下調高血壓標準，也遭到了類似的質疑。
畢竟，僅在2021年，我國各類醫療指南就達到了1300份以上，今年更是接近2000份，同一個領域，有好幾份指南都屬于正?，F象。而并無法律規定這些標準要說清楚，資助方有誰，都出了多少錢。
所以，衛健委的公告中也表示，國家并不承認這些標準的權威性，“國家對于高血壓等疾病診斷標準的制發有規范程序要求，由專業機構、行業學協會、個人等自行發布的指南、共識等，為專家的研究成果，不作為國家疾病診斷標準。”
雖然，參與編寫這份《指南》的一部分專家，對媒體明確否認，稱“沒有拿藥企一分錢”。
但是，這份《指南》中高血壓標準的下調，對相關醫藥企業仍然形成了一次“重大利好”。
華創證券研報顯示，在我國，高血壓用藥已經形成了一個每年千億級的市場：2021年中國高血壓用藥市場規模達到1035億元，同比增長8%，預計2022年將達到1110億元。
而且，按照新發布的這份《指南》中的標準計算，在中國35歲及以上成人中，按“新標準”新增的高血壓人群中，有22.7%需要進行降壓藥物治療，算下來就是新增總數為3990萬人，要長期服用降壓藥。
這一規模龐大的群體，能為這片市場帶來的新增收益，資本市場十分看好：在《指南》發布后的11月14日，連做血壓計的公司都迎來了一波大漲。
當天A股家用醫療器械板塊大幅拉升，樂心醫療收漲8.48%、可孚醫療收漲14%，近幾天被指責趁著新冠血氧儀價格暴漲的魚躍醫療，則直接漲停。
再者說，高血壓標準下調之后，對很多潛在患者不一定意味著是好事。
在《指南》發布后，許多備戰公務員考試的人在網上表達了擔憂：一旦下調標準，許多備戰公務員考試的人，有可能在體檢中被定義為“高血壓患者”，而擋在門外，使得幾個月甚至一兩年的備考成為一場空。
這種門檻，絕不僅僅存在于國考這一個領域。
因為當下根本“顧不上”的健康風險，而失去了“很在乎”的生存機會，你會怎么選？
而且，對下調標準到底能不能控制高血壓，許多高血壓病專家也提出了質疑。
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上海市高血壓研究所所長王繼光表示，“對血壓130-139/80-89mmHg的非高危者進行藥物治療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健康危害。”
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張新華也表示，對中國人群降壓治療預防心腦血管疾病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研究表明，沒有發生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腎病的人，即便處于臨界值，也不會從降壓藥物治療中獲益。
從國際上醫學界看，只有美國心臟協會與美國心臟病學會在2017年聯合發布的高血壓防控指南將標準下調到了130/80mmHg。這次下調在美國的醫學界反對聲音不斷，美國家庭醫生協會直接表示不承認這個標準。
之后，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2021年版《成人高血壓藥物治療指南》、2020年版《國際高血壓協會國際高血壓實踐指南》，均維持了原有的140/90mmHg標準。
德國、英國、日本等其后修訂的標準中，也均未跟進美國的標準。
在全世界，只有中國臺灣地區的心臟病學會和高血壓學會聯合發表的《2022年臺灣高血壓指南》，對美國心臟協會的這次下調進行了跟進。
這些都說明，國際醫療醫學界對130/80mmHg這個美國國內都充滿爭議的“新標準”并不認可。
站在商業角度，新標準的確可以牟利。站在健康角度，“患者”并不會獲益。
尾聲
美國曾有一份醫學研究顯示，美國的精神疾病問題十分嚴重，有超過30%的人患有抑郁等各類精神問題。
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精神病學專家威廉·納羅教授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美國所患精神病的患者遠不如調查說的有30%那么多，真正有精神病的，其實連5%不到。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納羅教授分析，寫這些報告和調查所需要的資金，都是醫藥公司提供的贊助，報告的撰寫者也要拿醫藥公司的薪水，自然有動力降低精神疾病的標準，把更多人納入進來。
在許多描述未來的反烏托邦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會有這樣的情節：
為了在資源有限的未來保障人類的種族延續，孩童一出生就要接受各類醫學檢查，不健康的嬰兒將被直接拋棄，到了資源進一步匱乏的階段，連不夠聰明的嬰兒也會被視為不健康。
而在資本主導的社會里，醫療機構、研究單位、甚至是像美國國家食品與藥物管理局之類的政府部門，在舉辦醫療學術會議、進行醫學研究中，大到借助藥企的投資，小到藥代給醫生買咖啡，每一筆投入，都意味著對“健康”的定義在一點點被挪動。
挪動的方向，自然不是節約資源或是守護健康，而是符合資本的原初動力：無限制地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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