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18時，正值下班回家吃飯的時間，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一棟“三合一”公寓，由于地下冷庫電線起火，導致二層公寓發生嚴重火災。
盡管救援人員及時趕到，救出73名被困租戶。這場火災最終還是導致19名租戶死亡，8人受傷。
按理說，這個時間點，并不是睡覺時間，況且樓房僅兩三層，再者說地下室起火，為什么二層的公寓會造成如此嚴重的事故？
如果你了解了這種兼具儲存、生產、居住為一體的建筑內部構造就會明白，雖然樓層很矮，一旦發生災難，簡直插翅難逃。
這種三合一建筑共3層，地下一層是冷庫區，地面一層為門面房，二層是出租公寓。
公寓內部是回字形結構，兩側被分隔成一間間獨立住房。共305間房，租住400余人。房間連續，中間沒有可供避難逃生的大廳。
公寓背街一側的房間都沒有窗戶，而公寓臨街一側的房間窗戶上又安裝有鐵護欄。這就堵死了從2樓跳樓逃生的可能。
按理來說，如果大樓沒有可燃物，房間的密閉性好，居民在屋內用濕毛巾捂住口鼻等可燃物燒完，也能逃過一難。
然而，整棟公寓房間內的隔墻都沒有封到頂，火災發生時，煙氣會通過上方的悶頂迅速擴散至每個房間。
更可怕的是樓頂的材料是易燃的聚苯彩鋼板，尤其是夾層泡沫一旦燃燒會產生大量有害黑煙。
整棟建筑如同一塊燃燒的蜂窩煤，到處都是可燃物，并且各個房間互相連通。如果不盡快逃出去，而是待在“蜂窩煤孔中”遲早都會遭難。
總之，這棟樓的結構和填充材料決定了，任何一層出現一點火星，都會釀成大禍。而如此擁擠的人口密度，也注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逃生。
大興火災事件發生后，北京采取了嚴厲措施整頓違章公寓，進行了為期40天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頓。
而為了逃避處罰，違規公寓房東紛紛將租戶們趕出，一時間很多人流落街頭，社會上因為此事吵得沸沸揚揚。
但至此之后，整治群租房，排查安全風險成為全國各地共識。
沒想到5年后的今天，群租房“災難”再度出現。這一次發生在上海。
今年6月，上海一小區出現了防疫“黑洞”，一套房里竟出現了十多例陽性。
后來調查發現，這套100多平的房子，卻被分出18個房間。18個房間住近30個人，平均一個房間住2人。
一名租客稱，疫情期間屋內租客近30人，其中有一半人是陽性。
變異病毒感染力如此強勁的情況下，這樣的居住條件，簡直就是為它量身打造的溫床。
而這樣的群租房，僅在該小區就有8戶。事情曝光后，還是一樣的程序，群租戶門口被貼上整改通知單，租客們被清退。然后，就是出政策。
11月23日，上海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46次會議表決通過《上海市住房租賃條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禁止群租。
并且上海的禁止群租，更為嚴厲。不僅是不讓搞隔斷，一間臥室變兩間。而且，連廚房、衛生間、陽臺、貯藏室以及其他原設計中的非居住空間，均不得單獨出租用于居住。
5年時間過去了，群租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而客觀上來說，只是靠“一刀切”的管理，并不能解決安全問題，甚至會滋生更多安全問題……
01
群租的誘惑
2017年11月大興群租房火災之后，北京全面開展了大排查、大整頓，本以為群租房市場會就此停息，沒想到地下群租房市場依舊熱火朝天。
2018年，我房租到期準備換房子，詢問中介是否有便宜單間出租，中介滿口答應，表示價格從1500-2500元都有。
中介帶我去看房，大白天，走進房間，要打開燈才能看清內部環境，原本的房間被隔斷隔成一個個方塊，每個方塊里面都是只能放下一只床外加一個柜子。陽臺被專門劃出來賣出高價，整個氛圍陰暗逼仄。
類似效果圖
一個大單間房東預計可以容納7、8個人，這么多人共用一個衛生間，并且，沒有廚房。
除了樓房，還有半地下室。一個地下室也被隔成三間，兩間臥室，一個客廳。客廳住的人只能用兩根繩子綁在兩個柜子兩頭，掛一個門簾保護隱私，而其他兩間，一間房四面圍墻，門一關，進去仿佛在監獄關禁閉。另一間帶個窗戶，價格相對高500元。
這些租房環境一旦發生災難，安全隱患自不必說。
但這樣的房間，在違規群租房大整頓背景下，卻趨之若鶩，手慢無，甚至比寬敞明亮的正常房子更受歡迎。
至于原因，很簡單，也很讓人心酸：因為要省錢。
北京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全市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69元。同期，據58同城和趕集網發布的報告，2017年北京人均月租金為2795元。
按照上述兩數據粗略計算，北京租房者的房租收入比，已達到驚人的58.6%。
這不是某一地、某一年的個例，直至2021年，一線城市房租收入比仍在45%左右。
這意味著，租戶有近一半的收入交了房租。
再加上水電、吃飯、交通等各項日常開支，辛苦到頭手里也沒剩多少錢。
而突然到來的大排查、大整頓更讓這種情形雪上加霜。
根據北京市規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個房間居住人數不超過2人。“如果按照100平方米來算，原來（有隔斷）能住20人，現在（三室）最多住6人。”
也就是說每清理一間套帶隔斷的違規群租房，被清理出來的租客，至少要另外再租兩套房。
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北京市共拆除相關違建5985萬平方米，按100平米一套群租房算，相當于拆了119.7萬套房。
也就是說，租房市場，突然增加了至少240萬套房的租房需求。
房源急劇“減少”的同時，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租房人數卻在不斷攀升。2017、2018年，北上廣深每年流入人口在700萬人以上。
這種供求失衡，房租價格自然水漲船高。
2018年，舊宮某長租公寓的中介稱：“周邊的房子，去年這個時候來，還能有1300元一月的，今年就都2000元往上了，靠近地鐵的2500元。”附近的房源價格都漲了將近五成。
月租一次漲500-1000元的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一年下來是6000-12000元。相當于普通人一年額外虧損了一兩月的工資。
這種情況，地下群租房不火才怪。
有需求就會有市場，總不能讓數百萬人露宿街頭吧？
尤其是對于小鎮青年、房奴、孩奴等經濟壓力大的務工群體，有時候，就是那一兩根稻草，讓駱駝難以支撐。
與此同時，由于房租上漲，原本的群租房價格水漲船高，這意味同樣的價格，居住環境變得更加惡劣。
而由于房租整體高漲，導致大城市生存門檻抬升，使得價格低廉的群租需求量更大。
02
大城小民
為了租戶的生命安全，違規群租房必須整治清除，可房租的高漲又讓很多人不得不寄生群租房，所以不斷陷入整治、地下群租房再現、再整治的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引發輿論場的爭鋒相對。北京大興火災后，很多人租不到房子，發出質疑“是不是在清理‘低端’人口？”
上海防疫“黑洞”后，有人問道：“為什么非得在這些大城市，大城市生活是有門檻的，在這搏命值得嗎？”
這種說法只看到了大城市的門檻，卻沒有看到小城市更硬核的門檻。
對普通人來說，賺錢無非是開源節流。大城市的門檻在節流難，而小城市的門檻卻連開源都無法做到，何談節流。正如“社會觀察家”周劼周公子所說，在小城市沒關系、沒有奔頭的人，才會選擇去大城市。
“漂族”們之所以沒有一進城就買房，而是租房，并不是認定了大城市不再回頭。恰恰相反，很多人在大城市拼命工作，就是為了能在老家體面生活。
以我國著名的騎手縣——臨泉縣為例。
臨泉縣是安徽第一人口大縣，共有230.7萬人，同時也是安徽最窮的縣，人均GDP在經濟落后的皖北也是墊底的。
本地賺不到錢的年輕人只能跑去大城市試試運氣，臨泉縣長年在外務工的人口有80到100萬，其中在大城市做過外賣騎手的就有6萬多。這也是“騎手縣”的來歷。
正是靠著在大城市打拼，這6萬騎手中有三成在臨泉縣城買了新房。
騎手縣是很多外來務工人員的縮影。
每一個選擇進城的小鎮青年，在出發前，應該都算過這樣一筆帳：
在一二線城市賺錢，過著十八線的生活，省吃儉用多少年買能在三四線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
以2018年的數據為例，三四線城市房價中位數的平均值約為9800元/平方米，一套房的價格算100萬左右。
根據同期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236元，全部用來買房就得13年。這個數字，是很值得期待的。
但是，如果房租占去收入一半，各項生活開支再大些，買房就變得遙遙無期。
在賺錢本就不多的情況下，節流就顯得很重要。
按照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36元來算，沒有隔斷的房子，單間房租少說也要2500塊錢，一個月房租就占開支的40%，一天伙食費算50塊錢，周六日也不額外改善生活，一個月光在吃上的開支也占了收入的24%。
光這二者就占了月開支的64%。
而廉價的群租房，不僅可以降低房租，也能降低生活費，簡直是雙贏。
群租房一般地段不好，不僅租金減半，蒼蠅館、流動攤點多，同樣飯在這兒會便宜一半左右。要是自己買個小鍋，煮青菜面條，成本更低。
并且由于偏僻沒商場、影院等娛樂消費場合，眼不見心不亂反倒省了消費。
即使住在稍微繁華的地段，與3000元起步的房租相比，群租省出來的錢也非常可觀。
除了外來務工人員，群租房的“擁躉”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剛畢業的大學生。
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逐年增長，教育部數據顯示，2022屆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千萬大關,達1076萬人。
而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仍是畢業生就業的重點“拼搏”城市。
這群剛畢業的年輕人由于缺乏原始財富積累，群租房就成為他們的臨時甚至長期歸宿。
說到底，群租房無法根除的原因，恰恰是它的價值難以替代。是一二線城市能讓人看到希望。而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掙錢和安全，就成為了難以兼顧的矛盾。
03
誰來取代群租房？
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見不得別人好。
我們從北京土井村的故事說起。
2010年左右，隨著進城人員增多，土井村到處是違章搭建。一套房的租金是七八百元左右，主要租給大學剛畢業剛來北京的大學生。為了盡可能利用土地，“家里4分地（大約267平米）能建出260多平方米的住房”。
主要原因，該村離上地、中關村海龍大廈、城鐵西二旗都只有十多公里的距離，而且租金便宜。以至于村里的常住人口1200人，外來人口卻有2萬人之多。
這樣的住房，安全狀況可想而知。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國家早在10年前就開始試點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
2011年，土井村成為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宅的試點開始改建，到2018年，共建成租賃房677套房，統一以55元每平方米出租給海淀區住房保障辦公室。
海淀區住保辦再將房子出租給城鎮中低收入家庭，周邊外來務工人員等，有效緩解了這些人的住房壓力。
按照這樣的處理方法大力發展下去，本可以解決住房供應問題，但過程中卻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戰。
2017年7月，住建部、國家發改委等9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明確提出，要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開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工作。
但沒想到國家隊在做公益，民企卻突然殺出來“搶劫”。北京保障房中心在2017年政策出臺時，想參與集體土地租賃項目，卻發現自己連門檻都夠不著，“好比一畝地我們可以給8萬，他們能給到30萬。”
民企這么搶房，用來出租自然賺不到錢，但他們的目的并不是出租，而是打算“以租代售”，發展小產權房，一次性回本。還是搞房地產那一套。
不得已的情況下，國家出臺《意見》，明確限定租期、禁止出售。
這邊房子增量受阻，那邊房租猛漲上，背后還有一些地產利益集團的推波助瀾。
在房源本就緊缺的情況下，聞到肉味的租賃機構巨頭又沖了進來。它們不計成本，哄抬房價，用令房主都瞠目結舌的價格接盤。
他們這么攪亂市場能賺錢嗎？
這里面涉及到長租公寓背后的賺錢模式。這些長租公寓要賺的不是中介費那點差價，而是吞掉租客的錢去搞金融。
具體手法就是中介先和房東包租房子，按季度支付。拿到房后，中介靠押一付0等優惠策略吸引租客，只需要租客每月多付一點服務費。
但和租客簽合同時，中介卻讓租客去和金融公司簽署租金貸。租客按月給金融機構還錢，同時支付所謂的“服務費”。
合同簽署后，金融公司再一次性把租客12個月的租金打給中介。
這樣短時間內，中介手中就握有巨額資金可以隨意支配，房越多，錢就越多，因此它們不惜一切代價搶房。
這種惡劣做法不僅抬高房租價格，更可能損害數以百萬計的租客利益。
2018年，原我愛我家副總裁胡景暉炮轟自如、蛋殼等長租公寓運營商以高出市場價20%-40%的價格爭搶房源，他說：“我說了長租公寓爆倉，一定比P2P暴雷更厲害，這個一點也沒錯。”
2018年8月，北京住建委就住房租賃企業哄抬租金搶占房源問題，約談自如、相寓、蛋殼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賃企業負責人。
其中就提到
“不得利用銀行貸款等融資渠道獲取的資金惡性競爭搶占房源;不得以高于市場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搶占房源;不得通過提高租金誘導房東提前解除租賃合同等方式搶占房源。同時嚴查哄抬租金擾亂市場的行為。”
這才迫使這些中介承諾北京新增投放市場房源租金不漲，全國九城續約房源漲幅不超5%。
結合過去房源供給和租房市場的教訓，2020年，國務院提出“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概念。
保障性租賃住房針對的就是這些大城市的外來租房人群，在限制房子用途的情況下，租賃房不僅要多供應，而且租金要低。
如今，這一措施正慢慢步入正軌。
根據住建部的數據，“十四五”期間，上海計劃新增保障性租賃住房47萬套、廣州計劃新增60萬套、深圳計劃新增40萬套，均占新增住房供應總量的45%左右。
今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住房保障司司長曹金彪在接受采訪時就說：“目前40個重點城市，平均下來，保障性租賃住房，占到住房供應總量的比例要達到26%”
26%的占比可以說不低了。
這些租賃房，自己本身可以給低收入群體保障，給剛參與工作的學生過渡，住房數量的大幅增加，也能緩解市場的供需矛盾，把整個市場的租金價格拉下來。
為了抑制房租過快增長，近期，各地政府又出臺了一系列動作。
不過，只要保障性租賃住房的供應速度，趕不上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租金就還會再漲。
只要租金再漲，就有數不清的發財機會，暗處的一雙雙眼睛就會閃閃發光。
尾聲
其實，對于異地漂泊而來的廣大打工者來說，要求的并不多。只想安安穩穩在城市中打工，努力多攢點錢。
為了這個目標，甚至可以舍棄生活的尊嚴。甚至，很多人在面對更高的安全性和更低的生活成本時，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群租房的確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群租房都必須要大整改。再者說，摸排、重改一套容納多人的群租房，使之合規，所耗費的成本，或許并不高于建設兩套保障性租賃住房。租客的成本，或許也不高于保障性租賃住房。
任何一次群租房事故發生，地方政府都可以由此出臺強有力的措施進行整頓。不可否認，這是正確的，也是應當的，更是對各方都負責的妥善之舉。
但是，有時候，人情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在大城市生活的人，都會主動選擇住進明亮的大房子。他們中不少人只是想用自己可燃的青春，在身處的城市中，最大可能的變現。
尤其是在當下的環境下，任何一根稻草，都蘊含著遠超出以往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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