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周恩來來，談半小時而去。精神奕奕。”1949年9月11日，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經(jīng)理等職的張元濟在日記中寫道。其時，張元濟應邀由滬北上，出席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9月13日，周恩來主持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討論修改《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等，以備政協(xié)代表分組討論。當天下午，應周恩來、林伯渠之約，張元濟赴御河橋軍管會晚宴，并“居首座”，同席者包括陳明仁將軍、化學家侯德榜、橋梁專家茅以升等。據(jù)張元濟記述：“周君后至，一一握手入座”，“酒菜甚豐”，“過八時散”。停留北平期間，毛澤東也專程邀請張元濟同游天壇，陳毅、劉伯承等隨行，合影留念，禮遇頗高。1958年，周恩來到上海視察時，又抽時間探望了年屆九旬、患病在身的張元濟，“主席特托我來探望您”，盡顯禮賢下士之風。在漫長的革命、政治生涯中，周恩來與諸多新聞出版界人士因緣際會，他求真、務實、靈活的作風，對于時下開展輿論引導工作、對外講好中國故事仍有借鑒意義。
擔任范長江的入黨介紹人
范長江雖然參加過南昌起義，但當時他只是賀龍麾下一名“學生兵”，與領導起義的周恩來并無交集。1935年，年僅26歲的范長江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名義，由上海溯江而上，開始四川、甘肅、陜西等地的西北之行，他通過實地調(diào)研走訪，采寫了大量旅行通訊，后結(jié)集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該系列通訊，既有對中國西北風土民情的記述，也有對工農(nóng)紅軍長征情況的報道，并對日本覬覦中國西北的企圖作了論述，范長江由此名聲鵲起。據(jù)范長江回憶，1937年2月4日，他在西安楊虎城公館首次見到了周恩來。在范長江筆下，周恩來“有一雙精神樸質(zhì)的眼睛，黑而粗的須發(fā)，現(xiàn)在雖然已經(jīng)剃得很光，他的皮膚中所藏濃黑的發(fā)根，還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夾雜著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談話的口音推斷，很有點像江西人”。兩人相約翌日作“竟日之長談”。與周恩來會晤后，范長江驅(qū)車前往延安拜會毛澤東等人。
1938年3月，范長江等在漢口發(fā)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中國記協(xié)”前身），周恩來同他保持著頻繁往來。不久，范長江等記者奔赴津浦鐵路前線采訪，經(jīng)歷了臺兒莊大捷和徐州會戰(zhàn)的炮火洗禮。為慶祝范長江一行凱旋，新華日報社舉辦歡迎會，周恩來因事沒有出席，于是修書一封：“長江先生：聽到你飽載著前線上英勇的戰(zhàn)息，并帶著光榮的傷痕歸來，不僅使人興奮，而且使人感念。聞前線歸來的記者正在聚會，特馳函致慰問于你，并請代致敬意于風塵仆仆的諸位記者。”6月7日，周恩來又給范長江寫信，告知已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約好，擬于9日正午與戰(zhàn)地記者們會餐，“屆時當可靜聆諸先生對于二期抗戰(zhàn)的經(jīng)驗與教訓的高論”。
◆1938年5月27日，新華日報社歡迎戰(zhàn)地記者時的合影。前排右一為范長江。
隨著與周恩來等人交往的密切和了解的深入，范長江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意愿。1939年5月，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同意范長江秘密入黨，周恩來主動擔任其入黨介紹人。頗為“巧合”的是，鄧穎超為范長江妻子沈譜的入黨介紹人之一。范長江與沈譜結(jié)婚時，周恩來寫了“同心同德”四字為賀。此后多年，范長江協(xié)助周恩來開展新聞宣傳工作，堪稱左膀右臂，并歷任香港《華商報》社長、解放日報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社長等職。
與鄒韜奮一見如故
鄒韜奮因主編《生活》周刊知名，并主持生活書店經(jīng)營管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周恩來與鄒韜奮時有互動。在八路軍漢口辦事處，周恩來與鄒韜奮一見如故：“我們見面就是朋友了。當然我們沒見面的時候已經(jīng)是朋友，是好朋友了。”周恩來曾向《救亡日報》負責人夏衍表示，辦報要學習鄒韜奮辦《生活》周刊的作風，通俗易懂，精辟動人，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講國民黨不肯講的，講《新華日報》不便講的。
因為有共同的抗日訴求，鄒韜奮逐漸對周恩來等中共人士抱以好感。鄒韜奮等邀請中共領導人前往生活書店演講、座談。在生活書店茶話會上，周恩來就曾發(fā)表演講《第二期抗戰(zhàn)中的文化工作》，葉劍英作過報告《今后的戰(zhàn)局》，董必武、徐特立、博古、凱豐等中共人士則在生活書店談過“國共關系”。
《生活》周刊后來遭到國民政府查封，生活書店分店陸續(xù)被關停，鄒韜奮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只得奔走香港等地。周恩來多次部署對鄒韜奮進行接應，務必確保其安全。誠如鄒韜奮所言：“從武漢到重慶, 直到我離開重慶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轉(zhuǎn)到解放區(qū)，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動都是在黨和周恩來同志指導下進行的”，“周恩來先生的確是我的良師益友”。為便于以非黨員身份開展工作，周恩來等曾婉拒鄒韜奮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請求。不想1944年7月，鄒韜奮因耳疾在上海病逝，時年50歲。得悉噩耗，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議：在延安為鄒韜奮開追悼會，《解放日報》發(fā)表悼文，中央致挽電。中共中央給鄒韜奮家屬發(fā)來唁電：“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并引此為吾黨的光榮。”周恩來另寫了專函寄給鄒韜奮遺孀沈粹縝，進行慰問。鄒韜奮逝世五周年之際，他又代表中共中央題詞：“鄒韜奮同志經(jīng)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在鄧穎超當年寄給周恩來的書刊目錄中，就有鄒韜奮的遺作《患難余生記》。
如今，以范長江、鄒韜奮命名的“長江韜奮獎”以及“韜奮出版獎”，在新聞出版界依然矚目。而由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合并組建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也成為中國出版界的一塊金字招牌。
點將馮雪峰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
與毛澤東類似，周恩來同樣喜愛魯迅的作品，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室的書架上，就有《魯迅全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魯迅著作編刊社在上海組建，主要負責整理、編校、出版魯迅的作品，馮雪峰擔任社長兼總編輯。不久，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成立。據(jù)時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回憶，有一次周恩來打來電話：“叫馮雪峰做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長高一點，工資要高一點，要給他一輛私人用的小汽車。”馮雪峰配有一輛詹姆牌小轎車，“那是副部長一級的高干才有的專車”。王小平在《馮雪峰伯伯漫憶》一文中寫道：“周總理指示配給他一輛專用小汽車，他卻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開會等重要活動，才偶爾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頂大草帽，雇一輛三輪車，坐到社里；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車回家，在胡同口就會下車，步行回家，怕車輪濺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因負責出版全國的文學類圖書，有“皇家出版社”之稱。馮雪峰與魯迅淵源頗深，這可能是他被周恩來“點將”委以重任的緣由之一。參加過長征、被關入過“上饒集中營”的馮雪峰，早年以詩文創(chuàng)作、文藝評論知名，與魯迅等合作編輯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刊物《前哨》（后改名《文學導報》）雜志，編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20世紀30年代，馮雪峰受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委派從陜北前往上海，開展統(tǒng)戰(zhàn)、聯(lián)絡、情報搜集相關工作，一度住在魯迅家里。目前普遍認為，魯迅生前委托馮雪峰安排轉(zhuǎn)送金華火腿到陜北，以便分贈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馮雪峰走馬上任后，除了主持日常社務，還花費大量心力征集魯迅佚稿，增加注釋，這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世紀50年代陸續(xù)推出“十卷本”《魯迅全集》奠定了基礎。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與出席重慶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九周年大會的文化界人士在一起。左起：葉圣陶、馮雪峰、舒舍予、周恩來、馮玉祥、郭沫若、邵力子、柳亞子、胡風。
《魯迅全集》“十卷本”出版之后，新的整理、增補、修訂工作仍在繼續(xù)。魯迅之子周海嬰曾上書毛澤東，提議編輯出版一部包括書信和日記在內(nèi)的新注本《魯迅全集》。毛澤東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fā)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1968年3月，魯迅遺孀許廣平去世，周恩來參加了遺體告別活動。周海嬰將許廣平要求查尋魯迅書信手稿的遺書交給周恩來。原來，魯迅《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手稿曾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拿走，下落不明。為此，周恩來向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讀了許廣平的遺書，并提出要查清戚本禹“盜信事件”，立即追回魯迅書信手稿。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破冰”訪華期間，周恩來特地派人挑選一套《魯迅全集》作為禮物贈給來賓。毛澤東、周恩來對魯迅作品的重視，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后續(xù)出版“十六卷本”《魯迅全集》提供了保障。
為王云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正名
隨著“文革”的發(fā)展，許多書刊資料文獻常被當作“封資修”而遭焚毀或雪藏，社會“書荒”現(xiàn)象極為普遍。1970年9月，周恩來接見國務院文化組、科教組和文化出版等部門負責人，商討如何解決“多出書，出好書，解決青年一代著急沒有書看的問題”。比如，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王云五曾擔任過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等職，后被大陸方面視為“戰(zhàn)犯”。周恩來為此明確指出，“王云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一個人有問題，書就不能用了？它總有可取之處嘛！要懂得水有源樹有根。《新華字典》也是從《康熙字典》發(fā)展來的嘛！編字典可以有創(chuàng)造，但創(chuàng)造也要有基礎。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周恩來會上指定科教組負責組織修訂《新華字典》，爭取早日出版發(fā)行。王云五后來從“棄文從政”角度追憶了他對周恩來的感懷。在一次“政協(xié)最后破裂之會”上，周恩來指責國民黨無合作誠意，“并朝著我說：‘像云五先生的參加政府，我深信他現(xiàn)在的內(nèi)心也感著不好過。’這句話，無論是善意的忠告，或是惡意的諷刺，總使我內(nèi)心大為感動。”兩人最后互道“再會”、握別，從此天各一方。
1971年4月，周恩來又接見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領導小組成員，批判出版界的極“左”思潮，提出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分為二地看待問題。“不出歷史、地理書籍，是個大缺點。”周恩來批駁了封存《魯迅全集》《紅樓夢》《水滸傳》等作品的做法：“一面說青年沒書讀，一面又不給他們書讀，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斷。無怪現(xiàn)在沒有書讀了，這完全是思想壟斷，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周恩來著意“糾偏”，無疑有助于統(tǒng)一認識，促進出版界恢復正常業(yè)務。周恩來同時要求出版工作“要有長遠規(guī)劃”，若干年后，全國“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將有2000萬，“出版工作要為這些下鄉(xiāng)知識青年考慮”。
吳慶彤曾任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等職，長期協(xié)助周恩來開展工作，據(jù)他回憶，“文革”期間，周恩來力主“扣壓”部分選題計劃。“例如有一個省編了一本畫冊，名為《井岡山的斗爭》，第一張畫是林彪帶南昌起義部隊上井岡山與毛主席會師。要求列入出版計劃，在全國發(fā)行。我報告了總理，總理指示：‘這是歪曲歷史，壓下來，不答復。’”吳慶彤依據(jù)周恩來指示精神，還“壓下”了一名高級干部寫的、大肆吹捧林彪的書稿，“壓了一段時間，發(fā)生‘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此事不了了之”。
重啟《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提名顧頡剛“總其成”
“文革”爆發(fā)后，大陸出版界受到嚴重干擾，業(yè)務普遍停擺，素以古籍整理知名的中華書局也淪為“必須”被砸爛的“修正主義的黑窩子”，很多專家、員工被集體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1971年4月，周恩來作出批示，要求恢復《二十四史》出版工作：《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標點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顧頡剛先生總其成。年近八旬高齡的顧頡剛之前點校過《史記》等典籍，當他得知消息后表示，十分感謝周總理的信任、重托，一定竭盡全力完成任務。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就曾指示歷史學家吳晗、范文瀾標點《史記》《漢書》等“前四史”，這一規(guī)劃后拓展為“二十四史”點校工程，但隨著“文革”開展一度中斷。周恩來的批示，可謂正當其時。
周恩來歷來關注中華古籍的整理和保護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他便主持政務院頒布了《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防止古籍流失海外。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隨后組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并把“古籍辦”設在中華書局。在生命最后，周恩來還責成國家文物局、北京圖書館等機構(gòu)，盡快編出全國古籍善本總目。經(jīng)周恩來等人提議、支持，“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得以重新啟動。顧頡剛因年事已高，具體工作主要由白壽彝、趙守儼等人組織協(xié)調(diào)，王仲犖、唐長孺、鄭天挺、鄧廣銘、羅爾綱、啟功、周振甫等80多位專家學者襄助，點校整理工作在北京、上海同時進行。“文革”后期，“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完畢、陸續(xù)出版。1978年，中華書局全部出齊點校本，共計3758卷、3800萬余字，單行本分訂299冊，“二十四史”這項前后歷時近20年的出版工程終于暫告一段落。借由點校“二十四史”，諸多學人在歷史的動蕩時局中有了一個“避風港”，學術生涯得以延續(xù)，善莫大焉。2007年，中華書局又啟動了對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程，可謂薪火相傳。
“文革”時期，周恩來還對范文瀾、章士釗等人的著作出版給予支持。如他就范文瀾所著《中國近代史》《中國通史簡編》的修訂出版請示報告作出批示：“這件事是主席交下來的，很重要。”章士釗研究柳宗元文集的《柳文指要》一書，周恩來同樣批示：“同意，即行付印出版。”毛澤東對出版該書也作過類似批示。《柳文指要》一書最后以16開本、豎排繁體、線裝三函出版，印制3000部。在當時“稿酬”已幾乎不被論及的情況下，周恩來特意指示出版社以“贈予”或“生活補助”名義，向章士釗支付一萬元稿酬。會見到訪的尼克松時，周恩來向?qū)Ψ浇榻B翻譯章含之，并稱贊其父章士釗耄耋之年完成了百萬字巨著《柳文指要》，尼克松對此表示欽佩。
與吳冷西等探討新華社業(yè)務
毛澤東曾要求新華社“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周恩來與時任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的徐冰、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的吳冷西等人談話時囑托，要幫助新華社熟悉各黨派民主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情況，訂出名單排列的先后次序，這是處理中共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關系相當重要的政治問題。對于新華社駐外分社布局，周恩來則認為可以按先蘇聯(lián)東歐，其次亞非地區(qū)，再次歐美的主次展開。
◆1966年4月10日,周恩來總理接見從印度尼西亞歸來的新華社雅加達分社一行。前排右五為周恩來總理，前排右三為新華社社長吳冷西。
新華社品牌《參考消息》《參考資料》以刊載外媒國際熱點問題報道、涉華言論等為主，這對于把握世界局勢和動態(tài)非常有益。據(jù)在新華社參編部任職的張辛民回憶，周恩來曾對外事系統(tǒng)干部表示：“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參考資料》，實在太忙了，也要看《參考消息》”；一度要求新華社參編部要把收到的重要外國電訊及時譯出，打成清樣，送到他手中；有時周恩來從《參考資料》中挑選出文章，指定刊于《參考消息》第幾版，成了實際的總編輯?！秴⒖假Y料》曾轉(zhuǎn)載日本友人敬仰周恩來的文章，周恩來看后說：“吹我的，讀了討厭”，要求今后切實改正。對于報道中出現(xiàn)的問題，周恩來往往及時拎出來分析，如他指示新華總社：《參考消息》報喜不報憂；敵人罵我們的話還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罵我們的東西，群眾、造反派就不能知道多方面的情況；不要“怕”字當頭。
在同新華社記者徐熊等談話時，周恩來認為：要當好記者，就要干一行，學一行，精一行，外事記者必須透徹通曉時勢；要采訪什么學什么，遇到復雜問題要經(jīng)常與行家切磋琢磨；搞時事采訪，也是做外交工作，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藝術，并且為外交工作做出貢獻。周恩來多次接見過新華社工作人員，不時提醒：新華社的稿子還是老一套，不敢創(chuàng)新，不能打破舊框框；你們寫的消息不生動活潑，沒有人愿意看；西方記者寫的東西就很活潑，你們可以學習一下；當記者就是要打聽，了解情況，自己創(chuàng)造，不要等現(xiàn)成的。
外國人名、地名統(tǒng)一問題在翻譯界、外交界、新聞出版界經(jīng)常遇到。為此，周恩來指示新華社譯名室負責整理、統(tǒng)一工作，新華社曾編著《常見日本人名、地名手冊》分發(fā)。經(jīng)周恩來具體指辦，新華社譯名室先后將非洲的“怯尼亞”改成“肯尼亞”，“莫三鼻給”修訂為“莫桑比克”，“塞拉勒窩內(nèi)”改為“塞拉利昂”。外國人名、地名等翻譯歸口新華社此后成為常規(guī)。
接見新華社、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等單位有關人員時，周恩來就新聞攝影工作指示說：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廣播電臺要注意協(xié)作，互相通氣。“文革”時期，新華社軍管小組有人提出，在新華社報道的一條消息中沒有提到寫信向毛主席致敬，不妥。周恩來駁斥：現(xiàn)在什么大小事都給毛主席寫致敬電，這種風氣不好，要剎住。
編輯、記者“出身”的周恩來，既陪同毛澤東接見過《晉綏日報》編輯人員，又多次修改《人民日報》社論，還為《光明日報》題詞“光明之路”……在同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鄧衍林會談時，周恩來談到：“除編印全國性的總書目外，還要根據(jù)科學家的需要，進一步把歷史文獻中的科學技術等重要資料，用最新最科學的方法，系統(tǒng)而迅速地整理出來，為國民經(jīng)濟建設服務”，還“要編印國內(nèi)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資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資料和文獻，一索即得”。“文革”時期，周恩來因勢而變，力挽狂瀾，不斷推動了諸多出版文化工程的開展，同時及時批準《考古學報》《文物》《考古》復刊。周恩來的諸多言行事跡和思想理念，足以知往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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