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冰點周刊，是中國青年報旗下的深度報道品牌。
這個媒體的公眾號主頁簡介，寫著這樣一句話：
我們相信，新聞不止一天的生命力。
《一個陽性密接外賣員的一天》這篇文章，經@鳳凰網報道以后，外賣小哥張軍火了。
隨后，@冰點周刊發文，詳細的報道了張軍送65單外賣這一天的辛苦工作。
11月2日上午6:20分，張軍從家出發，到達定襄縣（山西省忻州市下轄縣）十字街進行美團外賣接單。
從6:45分開始接單送單，一直到晚上22:53分結束，長達16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里，只在上午9點多，吃了一頓早餐。
晚上下班準備吃晚飯的時候，因為被流調查出來是陽性密接人員，所以就被拉去隔離了。
新聞一出，絕大多數人，對于張軍的辛苦，表示的是同情和共情，是難受和尊重。
不明事理的人，開始對張軍橫加指責。
“害人，陽性了還到處跑送外賣。”
事實是，在這一天65單的高壓工作下，張軍的片刻休息里，只做了兩件事：
抽空吃一頓早餐，排隊做一次核酸。
他不是陽性，他只是陽性密接人員。
捫心自問一句，咱就是任何一個人，不分性別、年齡、工種、出行方式，咱出門在外，能知道身邊誰是陽性誰是陰性嗎？能知道咱是什么時候變成的密接人員嗎？
頤指氣使地謾罵斥責無辜之人的時候，我希望這些人能夠具備基本的共情能力。
如果缺失了這種基本能力，那也就失去了人性。
2
這么拼命的張軍，一天能賺多少錢呢？
200塊左右。
一單是3.5元，除去每天中午吃飯的錢，大概能賺200塊。
而這樣的長時間超負荷外賣工作，張軍已經持續干了好幾年。
在干這份外賣工作之前，張軍曾在深圳富士康廠區工作。
早上8點開始工作，去掉午休1個小時，要上12小時班。加班到深夜一兩點是常態。
張軍住在廠區里，每個月很少休息，算上加班費，一個月收入四五千元。
2016年，張軍訂過一次婚，加上各種金銀首飾，花去了10萬元彩禮錢，但這樁婚事最后“黃”了，對方還是嫌他窮。
也就是因為這一樁“黃了”的婚事，使得張軍一家人背負了外債。
2020年5月20日，因為送了一束玫瑰花，外賣小哥張軍和蜜雪冰城的員工張美慧，好上了。
兩人談起了戀愛。
如今，妻子張美慧懷孕了，預產期在明年1月，如今待在家里。
所以，張軍只能繼續努力掙“奶粉錢”。
一場疫情，全家停擺。等待這一家人的，還有十幾萬元外債。
但是張軍說，“相信祖國，生活，也還得繼續。”
3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也有一篇很火的帖子，叫《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打工人》。
是一位打工掙錢尋子的父親。
今天的《一個陽性密接外賣員的一天》主角，也是一位父親。
這不是一個張軍的“一天”，這是當下的中國，絕大多數普通父親、普通打工人，“努力、奮斗、拼搏”的一天。
他們不會煽情、也沒有埋怨，只有隱忍，帶著希望，去隱忍。
為了新婚的妻子、為了即將出生的孩子、為了父母的期盼、為了明天的生活。
日復一日，在隱忍著。
倘若不是這篇報道，像張軍這樣普通打工人心酸疲累的一天，即便大多數人都知道，但是輕易的，不會被大多數人看見。
尤其是，被生活條件優越的人，所看見，所感知。
4
11月6日晚，鄭州市疫情防控發布會。
鄭州市中原區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區書記劉紅英書記發言，講述所在社區抗擊疫情的做法和實踐，并且動情的分享了自己錯過女兒18歲生日的故事：
“我缺席了女兒成人禮”。
一言既出，罵聲四起。
挨罵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說了這句話，而是這句話說出來的時間、場合、身份，全都不對。
兩天前，央視新聞點名了鄭州的防疫工作有“瑕疵”，一天前，鄭州官方發布道歉聲明，副秘書長表情凝重的“誠懇道歉”。
網友們余怒未消，這邊社區書記劉紅英開始煽情自己的工作不易：
“我甚至錯過了女兒的18歲成人禮。”
必須要認清的一個現實是，多數普通人家的孩子，是沒有“成人禮”這個概念的。
必須要看清的一個問題是，在劉書記錯過女兒的成人禮時，因為防疫工作、因為抗疫大局，有人錯過了相愛十年等來的婚禮，“隔空成親”；有人錯過了摯愛一生親人的葬禮，“跪地朝拜”。
那些承受著莫大委屈和痛苦的人，是沒有機會在公眾面前，訴說自己的苦難的。
他們只能隱忍著。
而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在更多人還陷在某些痛苦之中時，劉紅英書記的“錯過成人禮”煽情言論，就顯得格外諷刺。
“她想了那么多，最終想到自己最難受的一件事，就是錯過了女兒的成人禮。”
在劉紅英書記的這一番感慨煽情言論發布之后，不少人將劉書記的這一段悲情視頻，發到了群里，紛紛點贊“最美書記”，表示聽哭了。
看得見的，都是高處的“最美風景”，聽不見的，都是低處的“遠方哭聲”。
世界是折疊的，我們身在其中，無處可逃。
夢想是黑色的，光明深埋地下，身不由己。
5
4個月前，@隴南武都發布了一則緊急尋找密接風險人員的公告：
尋找流調的的“饅頭打工人”。
密接者3號“饅頭工人”的活動軌跡，刺痛了無數普通打工人的心：
7月18日9:00，工地卸貨，12:00買饅頭吃飯，17:00返回出租屋再無外出；
7月19日7:00，騎車前往臨時勞務市場，9:00打零工給別人搬家，12:00買饅頭吃飯，17:00返回出租屋，18:00前往區一院給母親提飯，18:30左右返回租住屋；
7月20日7:00，騎車前往臨時勞務市場，12:00買饅頭吃飯，后前往臨時勞務市場，18:00左右返回出租屋；
7月21日7:00，騎車前往臨時勞務市場，7:30左右前往某院子干活，9:00左右回到臨時勞務市場，12:00左右買饅頭吃飯，后返回
臨時勞務市場，18:00左右返回出租屋，22:00被轉運到集中隔離點。
流調中的打工人，有人每天都在吃饅頭，有人一天跑腿16個小時，送65個外賣單。
防疫下的基層工作人員，有人帶病堅持在一線，有人三過家門而不入，有人不能見父親最后一面，向著老家方向，跪地磕頭。
勞苦大眾和基層工作人員，沒有心思煽情，沒有矯情造作，沒有自我感動。
“生活得繼續，這就是工作”。這是多數人的，無奈隱忍和堅持。
而那些自以為感動了自己，還要將自我感動的東西，試圖拿出來希望感動別人的，多半都是些幼稚可笑的荒唐鬧劇。
一個成年人，之所以言行幼稚。
無外乎是兩種原因，要么就是腦子真的不太靈光，要么就是，脫離現實、脫離普通人的生活，太遠太久了。
幸運的是，我們曾在同一片天空下， 同呼吸共命運。
遺憾的是，有些飄上了云端的人，似乎從來不愿意和我們同行。
文章寫盡太平事，也要俯首見蒼生。
6
年初，是“北京最心酸流調者”岳宗顯。
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時間里，岳宗顯輾轉了28個不同的地點打零工，大多數是在凌晨時間，有時一個晚上要換4、5個工作地方、行程超過二三百公里。
他是一位父親，尋子兩年半，一邊輾轉各地打工。
住在出租屋里，就是一間極為簡陋的農民房，8平方米，月租金700元。
父母臥床看病，妻子在家照顧小兒子，還要花錢找大兒子。
岳宗顯說，“找孩子到現在已經花了好幾萬。打工都是打零工，賺了錢就找孩子，沒錢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為了把孩子找回來；我辛苦一點，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來。”
可惜最終，孩子死了。
隴南的饅頭工人，連續4天中午吃饅頭。
定襄縣的外賣小哥，一天工作16個小時，送外賣65單。
上海的外賣小哥，為了防止被封控不能外出，只能搭帳篷睡在公園里，或者干脆睡在橋洞里，以天為被，以地為床。
他們是沒有心思和精力，去給女兒準備什么18歲成人禮的，所以，他們也就無法感知劉紅英書記的悲情言論背后的煽情委屈。
同樣的道理，因為遺憾不能給女兒準備成人禮的劉紅英書記，也是無法感知饅頭工人、65單外賣小哥的辛苦和心酸的。
有些人，僅僅只是為了活著，就已經花光了所有的力氣。
能說出口的委屈，都不算委屈。
隱忍在肚子里，啞口不言的，才是真的委屈。
掌聲和鮮花獻給滿堂貴胄的時候，希望同情和關懷也能體面地給到每一個普通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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