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看到一則視頻，都江堰一位82歲高齡的、幾十年來靠賣咸菜為生的老婆婆，推著自行車找到社區志愿者，在志愿者的帶領下到慈善會捐出了10380元的抗疫捐款；有網友認出這位“咸菜婆婆”疑曾為武漢抗疫也捐過款。
慈善會的工作人員稱，錢款一部分會用于此次購買抗疫物資，另外一小部分會捐贈給婆婆認識的貧困戶。
看過這則視頻，筆者一方面為底層勞動人民的樸實、善良所感動，另一方面心里卻很不是滋味。
“10380元”——這筆有零有整的捐款應該是“咸菜婆婆”一元一元攢起來的；可以想象，為了拿出這樣“巨款”，“咸菜婆婆”該是多么節儉地生活。而這樣的“巨款”對于那些醫藥公司巨頭的老板們來講，可能還不如一頓飯錢。一方面，面對巨大的開支，2023年的新農合繳存標準再次上漲；另一方面，龐大的開支，帶來的卻是相關醫療公司“喜人”的利潤報表……
“咸菜婆婆”捐款的行為值得肯定，但這個錢真的不該收！筆者不清楚“咸菜婆婆”的家庭狀況，但應該也好不到哪里，否則也不需要82歲還出來賣咸菜了，這10380元很可能就是她的養老錢；將來“咸菜婆婆”生病了或者賣不動咸菜了，有沒有人給她捐款呢？
而這個捐款不僅被接收了，最后一部分成了醫藥公司的利潤，而且還成了媒體宣傳的典型。富人鼓勵窮人做“慈善”，這也算一大奇觀。
一個更普遍現實，像“咸菜婆婆”這樣的社會階層，現在還能夠拿出10380元現錢的，真的不多！
為了配合防疫政策，這些天來，筆者所在小區的居民除了每天的核酸檢測和必要的生活物資采購，幾乎都是足不出戶；而承擔起居民勸導、秩序維持、核酸掃碼各方面工作的，主要是小區的居民志愿者。志愿者們都是在無償為居民服務，唯一盼望的就是通過自己的行動，讓小區居民免于被感染，“社會面”早日清零，大家都可以早日回歸正常的工作生活。所以，無償的志愿服務既是為了大家，也是為了自己。
對于小區的很多居民而言，真正難受的不是一直關在家里，而是自己的銀行賬戶“余額清零”與病毒“社會面清零”的賽跑。從9月1日晚開始的“原則居家”至今這幾天，小區的社交群里很多人都在講述自己的狀況：
國有企事業單位以及一些大企業的職工情況算是比較好的，“原則居家”對他們來講，相當于一次帶薪休假。
而對于大多數的私企職工來講，盡管人社部的文件要求的是“未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應當按照正常工作時間支付工資，超過一個工資支付周期的，……應當按照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職工生活費”，但實際執行卻并不是這么一回事。“原則居家”只進行了“3+3+n”，還遠未到30天，但有些企業明確告知員工只發基本工資。
例如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多年好不容易混上基層管理崗的鄰居，平時月薪可以拿到將近一萬，而他從高溫限電、再到防疫，已經在家待了一個月，只能拿到三千元的基本工資；流水線上的工人如果被關在了小區，連基本工資都不可能有；筆者女兒同學的一位家長，被老板通知“無薪培訓”，就是不發工資、還要求在家學習……
而從事個體服務業的居民狀況就更糟了。一位鄰居剛剛盤下一個小門面，貸款十幾萬進行裝修，才營業沒多久就遇上了“原則居家”，裝修貸款、房貸這些要還，店鋪租金要交，小孩雖然延遲開學，但開學之后，幼兒園的學費照樣還得交……
與“咸菜婆婆”社會階層近似的是小區里這位70多歲的老大爺。他的兒子早年患病離世，兒媳婦跑了，留下了一個孫女現在還在念初中，老伴兒身體不好，一家三口的生計全靠這位老大爺了。然而，70多歲的老人打工沒企業愿意要，平時只能做些雜役還有流動擺攤，少不得被城管驅趕。（在街頭推著自行車賣了幾十年咸菜的“咸菜婆婆”應該也少不了這種“待遇”吧？唯一的差別可能就是“咸菜婆婆”家庭狀況不至于此。）
“原則居家”的第三天，老人又準備出小區“找錢”，在小區的門口與志愿者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志愿者們都知道老人的狀況（筆者的愛人還曾給老人捐過款），但老人這樣出去，不管是對他自己還是對別人來講，都是不安全的，所以一開始也是好言相勸；但老人完全聽不進去，對志愿者破口大罵，甚至要動手……最終引來了巡邏的片警才作罷。類似狀況的發生并不是一兩起，一位志愿者在勸導小區居民戴口罩、不聚集的時候，遭到一位業主的謾罵、甚至人身威脅……
這樣的沖突，是誰的錯呢？
網絡上的充斥著對防疫志愿者的各種妖魔化。別的城市筆者不了解、不予置評；但筆者小區的這些志愿者都是在無償義務付出，他們也是希望這個社會能夠盡快好起來，他們錯了嗎？
那些與志愿者發生沖突的居民錯了嗎？疫情之下，底層失業、中產虧本、小業主破產，房貸、車貸、養育子女和老人、家庭的日常開銷……都在等著要錢，大家的怨氣和戾氣都越來越重；氣不敢在外面撒，也就在小區里面撒到了這些同為“打工人”的志愿者身上，甚至通過故意在公共場合聚集、不戴口罩這樣的方式來宣泄自己的不滿。
正是因為疫情之下的眾生之苦，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認為“疫情根本不存在”，或者認為病毒變異至今已經成了一個普通流感，所以完全沒必要去防疫、去“動態清零”。
然而，一個普通流感會導致這么多人同時感染？會造成1%的病死率？筆者也不想再去說什么“美國死了一百萬”，就算經過了這一百萬的多輪“死亡篩選”，美國近幾個月仍舊保持了1~2萬的單月新冠死亡人數，日本近期的單日死亡人數已經攀升到三百多……
而考慮到我們與美國、日本在人口基數、醫療條件以及人均醫療資源等方面的巨大差異，誰又能保證自己或自己家里的老人在醫療資源緊張的時候，能夠排到床位呢？要知道，在美國和日本，死掉的絕大多數是窮人、是老人。
這個道理很多人并不是不明白，但在染疫是死，防疫失業、破產也得死的兩難局面下，很多人也只能“賭”自己和家人就是可以免于感染或免于發病死亡的“幸運兒”，進而選擇讓自己相信“疫情根本不存在”。
所以筆者認為，防疫中出現的“一刀切”、好大喜功或表面功夫的“官僚主義”以及那些借機“發國難財”的行為當然是錯誤的，但積極防疫本身并沒有錯；問題恰恰出現在，防疫政策對社會流動的哪怕只是短期限制，為什么會造成民生的艱難甚至很多人活不下去？這才是值得所有人去思考的。
一面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社會財富的涌流，而另一面卻是很多勞動者處在“一日不勞動一日不得食”的“緊平衡”狀態下？為什么無論是歐美式的“躺平”，還是我們的“動態清零”，首先受到沖擊的都是最底層勞動者？疫情不過就是一個“放大器”，在疫情出現之前，經濟下行、失業、通脹……已經困擾著底層的勞動者，“緊平衡”已經打破；疫情出現之后，“緊平衡”的打破不過被加速了而已。
看到小區居民和志愿者之間的沖突，筆者心里很難受，階級之間的鴻溝帶來的卻是底層與底層之間的裂痕。“咸菜婆婆”的出現恐怕非但不能治愈這樣的裂痕，反而讓裂痕變得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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