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沸騰始于今年的“滑檔”，根子則是幾十年來由現實而積蓄的情緒爆發。
先看這張圖，大學學歷人口占全省人口之比，河南省排名全國第27位：
根據去年出爐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河南省的大專學歷以上人口已經達到了1167萬，在全國排第4位，這樣的總數已接近省會鄭州的常住人口數量，和比利時、古巴、瑞典、葡萄牙等國家的人口相當。
但是，相比于河南全省超過一億的恐怖常住人口規模，河南高學歷人口只占總人口的11.81%，在全國屬于絕對倒數的水平。
然而，河南全省竟然一個985高校都沒有被劃列，211高校也只有一個（鄭州大學）。
作為對比，6600萬人口的湖南省有4所211（其中3個為985），5600萬人口的湖北省有7所211（其中2個為985），8070萬人口的江蘇省有11所211（其中2個為985）。
就連過去許多年在產業結構和人口規模上與河南十分相似的近鄰安徽省，都有3所211（其中1個為985）。
更不要提，最讓人憤懣到無以言說的：
1500萬人口的天津市有4所211（其中2個為985），2400萬人口的上海市有10所211（其中4個為985），2300萬人口的北京市有26所211（其中8個為985）……
可以這么說，這些省市的孩子從小立志要在家鄉“出人頭地”，而河南的孩子卻是從小立志離開河南、考入別人的家鄉……
而更讓人無法接受的事實是：縱使你我距離羅馬的距離已有差距，但你我通往羅馬的路徑居然也有分別……
我斗膽吐槽一句暴論：當今中國的「戶口」，某種程度上與印度的「種姓」難道真的有區別嗎？
我之前在評論“小鎮做題家”的文章里有說：如果可以，試問誰又愿意去當所謂的小鎮做題家呢？誰不想脫離“小鎮”呢，誰又喜歡“做題”呢？
更進一步的追問：所謂“誰不想脫離‘小鎮’呢”，事實上，“小鎮”本身是很美好的，在每個人的心中，家鄉都是最美麗、最令人眷戀、完全不需要謀求“脫離”的——但是，在私有制主導的城市化進程中，小鎮在貧富差距和階級鴻溝的現實面前，便成了被拋棄的邊緣地帶。
不論實際還是輿論，小鎮（和小鎮里的人）在大城市（和大城市里的人）的面前就成了低人一等的下階位。
所以探討“小鎮做題家”就要認識到：資本主義將“小鎮”和“做題”這兩個原本美好的東西（美麗家鄉和獲取知識）都異化、污化、奴隸化了。
一如恩格斯曾在談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指出：
資本打造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是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河南省的高等教育不比發達省市，作為一脈相承的基礎教育、乃至基礎素質教育，亦是同樣。
參加國際奧林匹克競賽獲獎最多的省份，首先是湖南，其次是湖北，然后就是北京與上海——河南擁有數量驚人的基礎教育人口，但歷年奧賽獎牌總數只能排在全國10位上下。
做題游戲式的奧林匹克比賽這東西有沒有卵用，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其關乎小鎮做題家的制度評析，此前已議），但可以看出的是：河南省從基礎教育開始就已經遠遠落后于教育發達省市，尤其在資源分配層面。
我可以把同一代的研究樣本追溯到歷史深處，拿2005年前后的河南省小學教育資源數據作為參考。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
2005年全國小學生人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北京市4811元，上海市7958元，河南省757元；
2005年全國小學生人均基建教育經費：北京市203.42元，上海市170.56元，河南省18.5元；
2005年全國小學生人均校舍建筑面積：北京市10.37㎡，上海市7.18㎡，河南省4.54㎡；
2005年全國小學生教職工師生比（理解為：平均一個教職工管幾個孩子）：北京市8.1人，上海市10.8人，河南省19.7人。
…………………………
學者科爾曼曾經在對教育不平等的各種表現的表述中有過這樣的總結：
教育機會均等應該等于教育資源投入均等+教育資源對學生成就產生的效力均等+教育產出的均等。完全的機會均等，只有當全部差別性校外影響消失時才能實現。由于存在著差別性校外影響，機會均等只能是一種接近，永遠也不可能完全實現……
格瑞賽伊更是有過一句看似平和、但極為辛辣的論點：
所謂“公平”概念，只有在服從于集中解釋時才有效。
說白了就是：對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搞多重標準，這注定與「公平」無緣。
建國之初在布局國民經濟戰略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56個重大工業項目中有八成都落在北方，其中僅東北三省就占了超過三分之一（54個），由于資源豐富又有大型重工業基礎，東北在改革開放之前（準確的說是在蘇聯解體之前，這個我之前分析過）占盡了時代風頭。
河南省當時看似也分到10個重大項目，但絕大多數都落戶于洛陽市，輻射全省效益幾乎為零，這使得河南始終未能如東北那般成為橋頭堡式的地域，“人多但工業基礎薄弱”的痛點一直未能解決。
這個痛點的另一面就是：河南人世世代代永遠在種地。
時至今日，河南全省耕地面積占比高達47.46%，僅次于山東（48.86%），但總面積（792.64億公頃）要多于山東（751.53億公頃），僅次于黑龍江。
作為全國夏糧第一大省，河南也是國家極為重要的糧食儲備中心，戰略意義重大，其主糧自給率（151%）遠高于山東（88%），是國內僅有的五個糧食凈輸出省之一（另四個是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安徽）。
這或許就是十年前央視頤指氣使又傲慢無禮地鞭笞河南“不該擴建大學城”的所謂理由吧。
與教育問題連帶的就是地域產業升級問題。
至2018年，全國共有國家級開發區552家，省級1991家，其中河南省分別有19家和131家，相比起江蘇（71家和103家）、山東（37家和136家），河南的經濟開發區在數量上看似不少，但級別卻遠遠不夠。
河南各地在招商引資時，能吸引到的國家或民間資本、技術密集型高端項目相對較少，這又反過來導致當地的產業升級遲滯、城鎮規劃落后、人才流入乏力、人才出走難阻等一系列弊病。
以著名代工廠富士康為例，很長一段時間它都是號稱省會鄭州“最好的企業”，但富士康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企業嚴重阻礙了鄭州的產業升級，產值雖然很大、效益也不錯，卻全靠堆人。
富士康發展得越好，對鄭州的不利影響就越深。
然而，鄭州卻又離不開富士康在貢獻稅收和吸納就業兩個維度的“脫困”。客觀來說，如果沒有富士康，鄭州絕對不可能在前兩年跨入“萬億俱樂部”。
這就是死循環。
種地也好，給私企當一個流水線螺絲釘也罷，在時代的大背景下都不可能改變命運、更遑論改變家鄉。
小鎮做題家制度的弊病我已寫過太多，但是在本身很難扭正船頭航向的環境中，做題家與做題家之間卻也境遇如云泥之別，這就異常讓人絕望。
同是省會和人口大市，鄭州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可能還比不上武漢一個東湖高新區；往下看，安徽省會合肥這兩年又在科技賽道快馬加鞭（特別是合肥的高鐵大動脈，近年來直接對沖了鄭州曾經的中原交通樞紐優勢），可謂形勢催人緊。
省會如此，整個河南呢？無需多言。
2018年，某國內知名教育機構公布了對當時全國近十年來的40位高考狀元的家庭背景調查。
結果顯示：高考狀元85%出自城市家庭。
根據清華大學招生辦公布的相關信息，2019年內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農村以及貧困地區的學生占總人數的19.3%——也就是說農村以及貧困地區今年只有656人被清華錄取。
這些農村生源中，還包括大部分“特殊照顧的學生”，比如國家專項、自強計劃、專項領域特長生等。
據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布的相關信息，2019年內地普通本科新生共2872人，其中農村以及貧困地區的學生占總人數的16.3%，這些生源中同樣包括大量國家政策照顧的學生。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學公布了對北京市高校的一輪“首都大學生追蹤調查”，初步發現：教育的社會分層機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經啟動。
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者對于家庭背景在這一分層過程中的影響展開了詳細的分析，其受訪者為在北京讀大學的 06、08 級共4771位本科生，他們的學校被劃分為精英大學（北大、清華和人大）、211大學（除上述三所）和非211大學三類。
為期五年的調查（2009-2013）包含了詳細的學生家庭情況與入學前后經歷。
從數據本身就已能夠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響，比如精英大學的學生中，30%自評來由中上或上等經濟地位的家庭，而該比例在211大學和非211大學分別只有18.6%和14.6%。
但精英大學里來自農村或鄉鎮的學生比例僅為19.2%，而在另外兩種類型的大學里該比例則分別為31%和32.8%。
高中類型上的分野更明顯，精英大學里近80%的學生來自省級或全國重點中學，16%來自市縣級重點中學；而在非211大學里，來自上述兩種重點中學的比例分別只有39.4%和38.5%。
數據還進一步顯示，來自省級或全國重點中學的學生比非重點中學的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幾率高10.1倍、進入211大學的幾率高5.7倍；縣市級重點中學學生進入兩類大學的幾率則比非重點中學學生分別高2.4倍和2.1倍。
同時，加分優惠政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享受了優惠政策的學生進入精英大學和211大學的幾率比沒有優惠的學生分別高7倍和1.5倍。
至于家庭背景對于高考分數和優惠政策的獲得有沒有影響，這個答案顯然無需多議，來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學生高考成績明顯高于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學生，前者獲得優惠政策的幾率也比后者高47.2%。
另外，「家庭居住地」在縣級市、地級市、省會城市和北京的學生，獲得優惠政策的幾率相比農村或小城鎮的學生分別要高出35.8%、123.4%和151.6%。
即便是在（改革開放背景下）相對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正如布迪厄的經典分析所言：
家庭背景仍然發揮著「階級再生產」的作用。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云杉也曾有統計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結果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2010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2010級王斯敏等幾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也有顯示：農村生源只占總人數的17%（那年的高考考場里，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美國管理學家彼得曾提出過一個“木桶原理”，認為：
整個社會中最脆弱的環節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弱勢群體，他們的經濟狀況處于溫飽的邊緣，如果階層流動受限使得這個群體通過正常渠道改變生活現狀的希望破滅，他們可能會萌生從根本上顛覆整個社會的想法，屆時經濟社會將不能夠正常運行，發展也將陷入停滯或倒退。
在“洋蔥頭”一般的社會階層結構下，階層固化潛滋暗長，使各階層之間流動緩慢甚至停滯，呈現“出碎片化、斷裂化、層理化的特征。
碎片化，是指分化了的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再扭結，以無序狀態促成原本凝聚為一體的族群主體產生思想和形體的割裂；斷裂化，指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兩極化的群體不再有共同利益；層理化，指社會群體橫向流動的通道相對暢通，但上下流動的通道阻滯，階層之間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難以實現利益交流和身位置換。
羅爾斯曾鄙斥過某些捍衛“現存秩序”的人：
我們應當反對這樣一種論點：“制度的安排總是有缺陷的，因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會環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這種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轉移到人類的制度安排之中。”
這種思想有時候被用來作為對不公正熟視無睹的借口，仿佛拒絕默認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樣。
我認為，自然的分配無所謂公正不公正，人們降生于社會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說不上不公正。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實。
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以及「制度」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記者YiqinFu曾有統計中國大陸各地考生考人清華北大幾率的差異：
2015年，北京考生被清華北大錄取的概率是廣東考生的30倍(10000人中分別取106.62 和3.65)；北京之后是上海(32.16)、天津(25.81)；倒數五名則是廣東、云南(3.79)和貴州(3.93)、河南和福建。
“考卷不同”是一個抹不掉的輿論議題，五年前，復旦大學城市數據團曾冒天下之大不韙、假定了“全國統一錄取率”，用“統一錄取率下的各省211錄取人數”減去“實際各省被211錄取人數”，得到了一個“各省由于錄取率不同而辜負的考生數量”，結果令人驚嘆：
1975年，第11期《紅旗》雜志曾刊文章揭露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教育現狀，在那四年之前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員中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師、教授等學位學銜的，就占到了46%——這正表明：高等學校已經變成了進入特權階層和攫取更高權力的階梯，“知識”，變成了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
這一點，連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國《蘇聯教育中的政治》一書就指出：
這種設立特權階級的學校，是蘇聯特殊階級明顯地企圖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眾孩子分開，把有特權目的的學校轉變為社會分化的學校。
《紅旗》雜志的批文，文末摘取做尾：
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
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么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
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么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么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么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
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面前，還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鉆進了高等學校。
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實，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列寧曾說過：“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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