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七八月份這時候，各地中學都會陸續迎來一波摸底考試，根據學生成績進行分班，這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分班考。
有些地區為了重點培養優質生源，可能還會根據成績，將學生劃分為快班和普通班，進行分層次教學。
因此，為了能讓孩子獲得更好的師資和學習環境，有不少學生家長擠破頭也要讓孩子進快班。
正是洞悉和拿捏了家長們的這種心理，有些學校開始在分班上動起了搞錢的歪心思。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區第四中學，分班不用考試，也不看學生成績，想進快班，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買一套學校的平板電腦和配套服務，一套下來5800。
付了這筆錢，孩子就能進所謂的“智慧班”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快班，否則就只能進普通班。
也就是說，5800的平板電腦，是普洱市思茅區第四中學進快班的唯一門檻，那么這個價格，在當地有多少人買得起呢？
根據年初普洱日報發布的消息，2021年普洱市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110元，其中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664元，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82元。
也就是說，5800元一套的平板，對一般的普洱當地人來說，相當于3個月的收入。
5800的平板價格顯然不是普洱市普通家長能負擔得起的，但是從2020年秋季學期開始，思茅區第四中學就開始這么分班了。
直到前段時間，有人通過國務院的“互聯網+督查”平臺上把這件事給舉報了。
截至督查時，719名智慧班的學生已每人繳納3400元（包括平板電腦、配套設備及第一學年資源服務費），收費總額為244.46萬元。
事發后，普洱市已責令停止違規行為，清退全部收費。
其實結合過往案例來看，要求學生購買平板電腦的學校，思茅區第四中學并不是第一個。
而把教育當成生意，把學生當成待宰羔羊，更不僅僅是這一家中學的問題。
1
學校要求學生購買平板電腦的案例，這不是首例。
之前在浙江嘉興、安徽蚌埠等地，也都出現過類似的問題。
尤其是在嘉興，被要求購買平板電腦的學生人數更多，人數上萬，涉案金額上億。
2020年，也是根據群眾舉報后調查發現，嘉興市實驗初級中學、秀洲現代實驗學校等多所初中學校也是通過以是否購買平板電腦定分班的方式，變相強制學生購買指定品牌的平板電腦，捆綁搭售教輔軟件，違規收取軟件服務費。
最終嘉興市有2.2萬余名初中生購買平板電腦，以人均支付費用5000元估算，花費超過1億元，金額巨大。
緊接著2021年，安徽蚌埠市也有人在網上舉報，五河縣育英中學要每個學生花5800元買平板電腦，說布置作業和學習要用。
具體的定價內容為：平板電腦每臺2200元，平臺使用費1200元/年，3年須繳使用費3600元，軟硬件合計須繳費5800元。
這已經不僅僅是以分班作為條件只要求快班的學生家長交錢了，而是無差別地把手伸進了所有家長的口袋。
五河縣并不富裕，五河縣育英中學的生源更是80%以上來自于周邊農村，5800的平板價格對學生和家長而言怎么說都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去年最終的調查結果顯示：蚌埠市五河縣育英中學擅自同意涉事企業進入學校七年級部分班級推銷平板電腦，涉事企業共向育英中學七年級4個班級的234名學生發放了平板電腦，其中，142人已繳費（每人繳費2800元，合計已繳費39.76萬元），92人暫未交費。
涉案金額數目不大，但是其中很多地方卻值得推敲。
學校允許企業進入學校推銷高價平板已是怪事，甚至還變相強制學生購買平板，其中有何蹊蹺？
另外全國各地屢屢發生此類事件，中間又有著什么樣的聯系？
巧的是，根據相關業內人士透露，給安徽蚌埠育英中學供貨平板的企業，與給云南普洱思茅區第四中學供貨的是同一家平板供貨商。
涉事企業叫“金太陽”，全稱為江西金太陽教育研究有限公司。
該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業務范圍很廣，是一家集基礎教育咨詢培訓、基礎教育研究、圖書報刊策劃發行、數字出版網絡教育于一體，橫跨文化和教育兩大行業的企業，注冊資本1億元人民幣。
企查查招標信息顯示，該公司曾中標60多家學校、教體局等智慧e實驗、高三復習資料、教師培訓服務等項目。
該企業還曾先后獲得“全國版權示范單位” “中國版權年度最具影響力企業” “江西省文化產業示范基地”等榮譽稱號。
多項榮譽稱號加身、中標60多家學校教體局項目，學校不光允許這家企業入校推銷產品，甚至強制學生購買其產品，這家企業到底有著什么樣的魔力？
普洱市思茅區第四中學5800元平板的事情曝光后，有記者以某學校教研處負責人的身份聯系到了金太陽教育售前咨詢人員，談到關于其平板電腦所涉及的智慧課堂，對方提供了一個名為《SunClass智慧精益課堂方案(初中版)》的文件。
文件中顯示，SunClass智慧課堂提供的是一套整體解決方案，包括：教室硬件、學生硬件、系統軟件、教學資源、運營培訓、教研服務，而學生硬件中就包含了學習平板電腦。
費用方面，方案顯示，學生學習平板售價1850元，三年資源服務費為3600元，再加上售價為420元的智能藍牙筆，智能本，全套方案為每套5870元。
記者詢問對方大量采購是否有優惠價格，該負責人表示，可以按每套5800元計算，以七八折的折扣出售。
也就是校方購買時，按學生人數計算，每個學生三年期的價格為4524元。
另外，對方還表示可以將價格調整后出具報價單，同時還詢問是否需要修改報價單上的價格，可以改為4524元或更高。
如此貼心地揣摩客戶需求，這些問題問起來駕輕就熟，可想而知這樣的操作對他們來說已是常態。
在記者的要求下，最終該負責人將報價單的價格修改為5800元，與涉事學校將平板賣給學生的價格相同。
也就是說，學生購買平板的價格是實打實的5800，而學校以折扣價采購的價格只需4524元，甚至更低，中間一經手，校方可以凈賺每個學生至少1200多塊錢。
再回到我們剛開始的問題：為何學校允許企業進入學校推銷高價平板，又為何變相強制學生購買平板，并且在各地都時有發生，一切答案都迎刃而解了。
2
一旦學校動起了割學生韭菜的壞心思，那花招可就多了去了。
這次的平板事件，說明有些學校和企業近些年來也在“與時俱進”，開始打著智慧課堂和科技的名義，用新花樣來想法兒掏空學生家長的腰包。
但實際上除了我們說的平板事件，近些年來學校和企業聯起手來割學生家長韭菜的例子還有很多。
比如說曾經在各個學校使用都非常普遍的一個東西：校信通/校訊通。
校信通，顧名思義就是校方和家長溝通學生的學習生活情況的一種短信服務。
烏鴉上中學那會兒微信這個東西尚未普及，平時老師布置作業，通報學生在校情況，或者發布學校通知等等，都是通過校信通來傳達給家長。
這類短信服務出現在2007年前后，90后群體應該多少會有一些記憶。
最早是由中國移動公司推出，之后聯通、電信也推出了類似的服務，但都是收費的。校信通每個月都會自動扣家長3塊錢的話費。
三大運營商都有類似的服務，但是具體用誰家的服務，校方說了算。
比如有些學校規定，只能用某個運營商的校信通。
比如說只有移動公司的手機卡能用，如果你用的是電信的手機卡，就收不到校信通的短信，很多家長為了養校信通，就得再辦一個移動的卡。
而辦一個新的手機卡，要養著這個號，最起碼也得辦一個最低消費套餐，基本上都要一二十塊錢。
那我不用校信通行嗎？學校雖然沒有說強制使用校信通，但是如果不開通，你是收不到老師的一些信息的，就比如說老師有時候會通知一下，什么時候接孩子，或者什么時候布置的什么作業，還有家長會的通知，都會通過校信通來發送。
不辦校信通差不多相當于跟學校失聯，但凡稍微關心點孩子的家長，不想辦也得辦。
但即便近些年微信應用已經如此普遍了，拉個群就能通知家長相關事宜，但有些學校還是堅持使用校信通。
而學校和運營商之間的合作，一般來說并不透明，這一灰色地帶從校信通普及至今一直受到家長的廣泛質疑。
2019年，有關部門要求清理整頓家校溝通類的短信類業務，多地已經叫停了校信通業務。
但叫停了一個校信通，卻還有更多“隱形校信通”存在于學校的各個角落。
在教育問題上，家長們一向不吝于支出，所以各行各業都盯著這塊大肥肉，各種各樣的企業和學校的合作也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
比如說，近年來有些學校明目張膽強制學生購買指定保險。
是，學校里學生眾多，學生年幼好動，說笑打鬧磕了碰了很普遍，學校為了避免擔責，讓學生購買保險尚可理解，但有些學校卻把學生當成了發財的工具，強制學生在校內購買指定保險，并且要價不菲，儼然是公開搶錢。
還有強行要求學生一次性購買四套校服的，四種顏色換著穿，非但不穿不讓進校，而且校服費還不開票，甚至直接在家長群里讓家長掃碼付款。
一旦有家長敢提出質疑和意見，就直接把家長踢出群聊，讓家長們敢怒不敢言。
校服一次買那么多，質量過得去能穿個幾年就也不說啥了。但有家長反映，校服還得年年買，一套700多，質量還不如自己買的100多的好。買完夏季的買冬季的，沒完沒了。
體育課要用跳繩，買根普通的跳繩還不行，必須統一買138指定款的。想問問什么跳繩需要138？國家運動員用的跳繩都未必有這么貴吧。
更為可嘆的是，花了錢當了冤大頭，孩子和家長還不敢說個不字，更不敢對外說學校的不是，怕的就是被學校針對。
有些學校把事情都做到了這份兒上，敢問你們這是辦教育，還是在強買強賣做生意？
還有各種貴得離譜的夏令營，合同和協議上寫的是自愿，但往往是由不得學生和家長自己做主。
為何？因為夏令營的表現直接計入開學后學生分班考試的分數，直接和孩子將來的前途掛鉤，不參加后果自負，用各種辦法拿捏家長。
很多家長抱著“錢花了還可以再掙，孩子的前途不可耽誤”的想法，只能被迫乖乖交錢。
但所謂的夏令營，對很多學生來說不過是打著另一個新鮮名頭繼續補課而已。
對學校來說，則是輕松進賬的另一筆巨額收入。
那么問題來了，這些所謂的校企合作，中間到底有多少文章可做？滋生了多少利益輸送和腐??？其中牽扯到的利益都被輸送到了哪里？
3
以教輔為例，從2016年的廣西教輔地震中可以略窺一二。
從教育廳、物價局，到新華書店、出版社，十余名官員和出版精英落馬，被調查者近30人，腐敗歷史跨十幾年，震驚全國，但其中的利益關系幾乎是廣西教育界人盡皆知的秘密。
教輔，就是學生練習冊，我們每一個從學生時代過來的人都用過。
這些練習冊其實并不起眼，但由于我國學生人數眾多，教輔算是一個不小的產業。據行業估計，教輔的年銷售不下400億元。
一個400億元的大蛋糕，自然有很多人惦記。
在我國的整個教輔市場，一般有三種選購模式：一是教育主管部門推薦選購，二是學校推薦選購，三是學生、家長自主選購。
教育主管部門推薦選購，又稱系統征訂或大征訂。
顧名思義，依靠教育系統推薦銷售，征訂量大。它通常上教育廳推薦目錄，由新華書店統一發行。因為教育主管部門是學校的上級，很少有學校敢不征訂。
這類教輔的好處是有政府限價，價格較低。
但問題是：一是地方保護嚴重，各地主要推薦當地出版機構和教育系統的產品；二是權力集中，有權力就有尋租，容易滋生腐敗。
二是學校推薦選購，又稱小征訂。
征訂量相對小些，由學校各級領導和老師推薦購買。
它的好處是更適合學校需求。但問題是：高碼低折普遍，一些教輔定價偏高，學校以較低折扣購買，而以較高折扣向學生收錢，跟前面我們說的平板性質類似。
學生、家長自主選購，又稱市場零售，是學生與家長在書店自主選購。這里完全市場競爭，沒有強制購買和教育腐敗，可以在市場中優勝劣汰。
多年來，三種模式形成一種相對的均衡。據多名資深行業人士估計，它們的市場份額之比大約是4：4：2。
也就是說，約80%的教輔由教育主管或學校推薦統一選購，約20%是學生家長自主選購。
省級教育部門掌管推薦，地市教育部門和學校掌管選用，這就卡住了教輔80%的采購市場，對于各個教輔出版商來說，如果能被選入教輔，就踏上了統一采購的黃金大道。
而如果教輔不能被選用，則無異于置他們于死地。
為此，出版發行商不惜代價。
每年到了選定教輔的時候，大大小小教輔書業老板們傾巢而出，到公關各省教育主管部門活動關系。
有的老板中午還在這個省請人吃飯，另一個省的代理商打電話，說約到了教育部門某領導，趕緊乘飛機過去請人吃晚飯。
而在教輔行業，公關有權力主導選用的機構和個人，對公對私給予回扣、返點，是行業公開的秘密。
出于競爭，出版和發行商們僅僅給機構回扣往往是不夠的，還需要打點關鍵負責人。
通常來說，教育局、出版社、新華書店等各個單位收到回扣，有的集體按貢獻發獎金，有的領導私下瓜分。
而一旦出事，前者屬于單位行賄，后者則導致官員涉嫌受賄落馬。而這樣的例子在教育系統內比比皆是。
為了壟斷經營和利益輸送，2016年廣西教輔案中，官商甚至相互勾結先后成立了十多家公司搞教輔。
而2016年廣西教輔地震并不是個案，因為教輔問題受查處的，許多地方都不鮮見。正如圈內人所說：“這是行業習慣性的弊端，做事的、管事的，都很難不涉足其中。”
教輔甚至教育圖書，都是教育采購腐敗很小的一部分。
翻閱和查詢各地法院判例，因為基建、招生、教學設備采購、營養餐、校服、保險等等，查處的人不計其數。
有些地方更是流傳著一個真實的笑話，一個校長被抓后，一家校服廠都直接倒閉了。
在他們眼里，學生變成了一座座金礦，學校更成了謀私利的一個個生意場。
可不正之風一旦侵入校風學風，不僅敗壞當前，更將貽害長遠。如果連教育采購這方凈土我們都無法守護，那就更遑論教育公平這個更為宏大和長遠的目標了。
想要清除教育戰線的腐敗，就必須織密制度的籠子，加強監管，堅決徹查和打擊腐敗問題，學生和家長的錢包，不能就這樣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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