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回鄉，在村里核酸采樣的時候又碰上了遠房三叔。
三叔是我們村80年代為數不多的高中畢業生之一，是筆者兒時崇拜的偶像，也是他讓筆者在兒時燃起了對機器的興趣。
1987年初夏，三叔正讀高三、處于高考的沖刺階段。三叔的成績在縣城高中的班里算名列前茅的，這對于三叔這樣一個農民子弟而言是很不容易的。
盡管我們縣直到新世紀還背著國家貧困縣的帽子，但憑著三叔當時的成績，考取一所本科大學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好巧不巧，當時趕上了電視劇《紅樓夢》的播出，在縣城新華書店“蹭”讀過四大名著的三叔得知了這一消息，便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在那一段時間頻繁地跑到縣城的小商店門口去追劇。可想而知，最終三叔因為耽誤了復習，在競爭激烈的高考中落榜了。
后來每每回憶起這段往事，三叔言語之間是無盡的悔恨，卻又不全是悔恨，甚至夾雜著一絲美好——筆者清楚地記得，三叔一個人干活的時候，還會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葬花吟》；筆者上高中之后，三叔甚至還如數家珍般跟筆者討論過《紅樓夢》小說中的一些情節和詩詞。
高考落榜后，三叔回村里當了農民。即便如此，三叔也是有“學歷”的農民，木工無師自通、打制簡單的木制農具不在話下，就連機械修理也能通過看說明書自己琢磨出來。
90年代初，大伯買了一臺農用手扶拖拉機，在集體經濟早已解體、農科站早已荒廢、下鄉知青早已撤離的村里，高中畢業的三叔成了村里唯一可以依靠的“技術員”。拖拉機第一次“罷工”之后，三叔就被請到大伯家。
事實上這還是三叔第一次接觸拖拉機，以前生產隊里的拖拉機、柴油機、脫粒機在分田單干的時候就被拆解當廢鐵賣了，而那時三叔還在上學。
三叔拿著說明書琢磨了兩三天，最終硬著頭皮按照說明書上的零件圖和裝配圖，硬著頭皮將拖拉機的變速箱一一拆解，最終解決問題后又一一裝了回去。三叔還從工地借來焊機幫大伯焊制了一副鐵車輪，原本只能在旱地耕作的拖拉機，也就可以下到水田作業了。
后來，三叔就成了聞名村里的“技術員”。村里有人買了小型榨油機、剝殼機（用來打米），遇到問題首先就去找三叔幫忙，不僅是因為三叔的幫忙都是無償的，根本原因還是三叔的確能夠鉆研問題、解決問題。
每次三叔干這種活，筆者總要湊到旁邊瞪著大眼睛一邊盯著三叔那雙神采奕奕的眼睛，一邊盯著各種各樣的小零件，無比地欽佩三叔，甚至還給三叔打過“下手”（幫他遞工具和零件）。耳濡目染之下，讓筆者對機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三叔也會有意地做些講解。后來到縣里上中學需要騎自行車，補胎、接鏈條、換輻條這些簡單的日常修理，筆者都是自己完成的。三叔還總是拿他高考前“追劇”的悲劇來教訓筆者，一定要努力讀書考上大學。
其實，憑著三叔的聰明和鉆研勁頭，三叔年輕的時候如果能到外地打工，或許能夠混成一個技術員甚至工程師，徹底擺脫農民身份。不幸的是，三叔的兒子在很小的時候就因為鏈霉素過敏致聾，成了一個聾啞兒。三叔帶著兒子到處求醫無果，三嬸一個人在家既要種地、又要帶著一個無法上學的殘疾兒顯然是不現實的，三叔只能留在家種地，順便找些零工掙錢養家。三叔這一待，就是一輩子。
但是，三叔沒有抱怨過命運的不公，依舊是勤勤懇懇、樂于助人，也很疼愛三嬸和自己的兒子，自己在閑時教兒子認字。
再后來，農村的青壯年紛紛外出打工，種田成了副業，由留守的老人和婦女來完成，再沒有誰家愿意添置農機具，三叔的“技術員”身份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每到農忙時節，外省的小型插秧機、履帶式收割機便來到村里，替代了人力、更替代了本土的農業機械化，但同時也意味著種田成本的進一步攀升……種田從農民生計上來講成了可有可無的事，只有老一輩不愿背負撂荒的罪惡感，還在將種田當作一種“習慣”來堅持。
上大學、參加工作后，筆者每次回鄉還會去看三叔，他的眼里漸漸失去了年輕時神采，在四十多歲時就被生活的重擔壓彎了腰、時時操心兒子的婚事和家庭，仿佛六十多歲的老農民般蒼老……
回顧三叔這一生，筆者是嚴重懷疑“勤勞致富”、“好人好報”之類的說法的。
三叔是真正的才子：只有高中學歷的他僅憑一份說明書就可以自己修理機器，這樣的聰明才智和鉆研精神是今天大多數大學生都無法獨力完成的；他對《紅樓夢》的熱愛，則體現出了最底層的人民身上那些難于被人發現的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他們的生活并不是只有表面的“粗鄙”，他們同樣會有對藝術與文學的熱愛甚至是追求。
三叔是真正的好人：誠如他一輩子都是與人為善、樂于助人，他沒有在命運的不公和生活的重擔面前灰心、抱怨，反而一直深愛著自己的家人、不幸殘疾的兒子。
然而，這樣的人，他的聰明才智沒有施展的天地，他靈魂深處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以及其間所迸發出的閃光點，沒有人去發掘與欣賞……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天盡頭，何處有香丘？
花落人亡兩不知……
這首《葬花吟》引申開去，又何嘗不是三叔這一生的真實寫照、正在“死掉的農村”的真實寫照呢？
搜尋筆者兒時的記憶，三叔這樣的“有才能的好人”其實并不止一兩個，這還是能夠被筆者發現到閃光點的個體；放眼億萬勞動人民，三叔這樣的人恐怕更是不計其數的。反過來講，三叔不正是智慧、勤勞、樸實的億萬勞動人民的代表嗎？他們是沉默、卑微的一群，他們身上的美好不曾被人發現。
如果三叔能夠早生二十年，三叔這樣的人未必不會成為梁生寶、孫少安（路遙筆下的孫少安其實只屬于70年代）式的人物，在農業合作化、農民辦工業的時代大放異彩。
盡管三叔也曾因為義務幫人修機器而受到過尊敬，但這樣的人生光輝因為趕上毛澤東時代的遺跡而綻放，卻又是那么的微弱、那么的短暫，很快隨著農村的死亡而徹底湮滅。
被市場大潮裹挾的億萬工人農民，在資本主導的工業化浪潮中被拋出了現代化進程，異化為廉價勞動力，徹底喪失了人的自我實現的可能，這是整整一代勞動人民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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